全面禁烟立法拟“松口”,被指“开倒车”

2015年6月1日，铁路卫生监督工作人员在北京西站一咖啡厅内检查是否有禁烟标识。新京报记者王贵彬摄

昨日是第二十九个世界无烟日。在世卫组织驻华代表施贺德和全国人大常委、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陇德等控烟倡导者看来，这个无烟日“山雨欲来”。

《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下称条例）征求意见稿曾明确“在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室内全面禁烟”。但昨日，据王陇德等参与条例起草讨论的专家介绍，条例草案的最新版本，已将“全面禁烟”修改为“选择性禁烟”，出现了“餐厅、酒吧、咖啡厅、茶楼、歌舞厅、棋牌室等娱乐场所可以设吸烟区”等条款。

据了解，国家层面的控烟立法已列入今年力争完成的立法项目，目前控烟立法已进入最后阶段。“我们对此非常失望”，王陇德对新京报记者说，从“全面禁烟”到“选择性禁烟”的变化，相当于国家控烟立法开了“倒车”，“没想到倒退这么厉害。”

施贺德、王陇德等控烟倡导者都认为，是全面禁烟还是选择性禁烟，这关乎中国控烟成败，“现在正是紧急关头，让无辜和受害群体暴露在致命的二手烟环境中是不被接受的，必须停止这一切。中国需要一部严厉的100%全面禁烟的控烟立法——仅此而已。”施贺德说。

焦点1

室内设吸烟区是否会让立法落空？

“全面禁烟”改为“选择性禁烟”是否合理、可行？对此，施贺德持反对观点。他表示，全球经验表明，带有漏洞和例外的（室内公共场所）无烟立法会使执法难上加难。

中国一些城市的控烟实践也证实了这一观点。

深圳慢病中心科长熊静帆表示，由于深圳控烟条例允许酒吧、桑拿等娱乐场所设立吸烟区，导致控烟效果非常差，“下一步工作重点就是取消这一类场所的缓冲期，做到深圳室内工作场所和公共场所全面无烟”。

哈尔滨市控烟办主任张敬东也表示，只有全面无烟立法，才能有效开展执法，“国家在制定控烟法律的时候不能放水，不能开口子”。他举例说，由于首都机场率先取消了吸烟室，哈尔滨机场取缔吸烟室的过程变得异常顺利，只用了不到一个月，“我们感觉只有全面实施公共场所禁烟，才能真正使人民健康受益，对开展有效执法工作也是重要的保障”。

同时，公共卫生研究证明，“在室内公共场所设立吸烟区，如同在游泳池里设置便溺区一样”，即便室内安装了新风系统，也难以完全避免烟霾四处扩散。施贺德和世界卫生组织都坚持：有效的控烟立法既能够保护非吸烟者，也有益于经济发展，比如减少与烟草使用和二手烟暴露有关的医疗卫生成本。

焦点2

烟草业能否参与制定控烟立法？

据王陇德等参与了条例起草讨论的专家介绍，除了上述从“全面禁烟”修改为“选择性禁烟”，征求意见稿中关于烟盒设图形健康警示和全面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的条款也都被删除。

“烟草行业在立法过程中，提出了看似非常有说服力但与事实相悖的说辞”，施贺德称，烟草行业提出了三个反驳“全面禁烟”的理由：严格的控烟立法会影响中国的经济；严格的控烟立法在中国部分地区很难实施，不如制定一部宽松的条例；其他许多国家允许在机场、餐厅和工作场所设置吸烟区，所以中国也可以这样做。

施贺德说，这三个理由根本站不住脚，“中国烟草行业削弱和破坏中国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的行为令人沮丧，也令人失望”。

施贺德称，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中明确指出，无论是国企还是其他企业，烟草业追求利润的诉求，与公共健康减少烟草使用的诉求在本质上是互相冲突的，不得插手控烟政策的讨论。而王陇德表示，早在2005年，全国人大就批准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依据公约规定，烟草企业不能参与制定控烟政策，“甚至制定控烟法律时，也不该听取烟草企业的意见”。

国家控烟办主任：公共场所禁烟须通过立法保护

拒吸二手烟须通过立法保护

【数说】

2000年，中国有100万人死于与烟草使用相关的疾病，大大超过了艾滋病、结核、交通事故以及自杀死亡人数的总和，占全国死亡人口总数比重的12.2%.预计到2025年，中国每年与烟草使用相关的死亡会达到200万人，占全国死亡人口总数（1264万人）比重的15.8%；其中1/2与烟草使用相关死亡者是在35-69岁之间死去，吸烟者的人均期望寿命要比总人群的期望寿命平均缩短15年。

本报讯 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全面推行公共场所禁烟”，被视为中国从“消极控烟国”走向“积极控烟国”的一个标志性转折点。昨天，清华大学联合中国疾控中心召开研讨会，解读控烟首次写入国家发展规划纲要的背后，保护公众健康是国家的应有责任。

“国家须立法保护每位公民免受二手烟危害。”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国家控烟办公室主任杨功焕认为，“全面推行公共场所禁烟”的表述中，“推行”的关键，就是由全国人大尽快制定国家层面的烟草控制法案。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则表示，烟草已成为威胁中国人群健康的杀手，如不立即有效控烟，将与中国政府提出的到2020年建成健康型社会、明显提高国民人均期望寿命等国家策略严重相悖。

作为国家“十二五”发展规划专家组成员，胡鞍钢认为，烟草业是典型的健康危害型产业，它带来的税收已经不抵其造成的危害以及对社会造成的沉重经济负担。

如何限制烟草产业？胡鞍钢认为，在需求方面，应通过公共场所全面禁烟、建立“价税联动”机制等措施抑制烟草消费需求，迫使烟草产业全面转型；供给方面，政府须采用补贴、转产、贸易等多种政策组合，促使烟农转产、企业专营、产业转型。

在推动控烟国家立法的大背景下，杨功焕和胡鞍钢进一步提出，中国政府应将控烟作为履行保护人民健康的最有价值的公共服务，在国家和各省（区、直辖市）政府的公共财政下，设立烟草控制专项经费，提高烟草控制的活动能力；制定国家层面和地方政府层面的具体控烟规划，公开征求社会意见，使“全面推行公共场所禁烟”达成广泛的民意共识。

- 解字

10字目标包括四大关键词

国家控烟办公室主任杨功焕认为，“全面推行公共场所禁烟”虽然只有简单的10个字，却包括四个关键词，这也是《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要求签约国履约五年后达到的目标。

“全面”

指全国各部门和各行业都要开展这项工作，不是在少数地区的试点。“全面”也意味着政府各部门都不容置疑地要包容到这项工作中来，是政府的责任。

“推行”

要推动控烟进程，就必须有措施、有活动、有时间表和路线图，要有支持保障措施，包括财政投入、执行及监管队伍等；而推行中最关键的策略是立法。

“公共”

此处的“公共场所”，不是最早提到的医院、学校、影剧院等少数局限的公共场所，而是所有的室内公共场所，包括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还包括饭店、餐厅、网吧等各类经营性的公共场所。

“禁烟”

不再是简单的“禁止吸烟”。按照《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要求，十二五规划中的“禁烟”，不仅包括室内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也应该包括禁止任何形式的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杜绝向青少年出售烟草。

- 幕后

学界推动控烟纳入十二五

作为“十二五”规划专家组成员，胡鞍钢回忆，去年12月8日，专家委员会第一次对“十二五”规划草案进行讨论时，其中并没有关于控烟的表述。“我当时就建议加入一句对政府控烟态度的表述”。

今年1月5日，一个研究课题的发布引发全社会关注。

这一天，清华大学和中国疾控中心联合发布“中外专家中国烟草使用与烟草控制联合评估报告”，指出从2006年到2010年，政府履约（指世卫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五年间，控烟效果甚微，烟草流行水平居高不下，总吸烟人数超3.5亿，7.4亿非吸烟者遭受二手烟雾。中国控烟履约的得分仅为37.3分。

作为该研究的主持者和发布者，胡鞍钢说，“短短的一两天里，几乎全中国所有新闻媒体都报道或转载了这份评估报告的内容。”一时间，中国控烟履约状况，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也因此引起了政府重视。

2月8日，国家“十二五”规划再次交专家组讨论时，胡鞍钢清楚地看到，“全面推进公共场所禁烟”加入在规划纲要第三十四章第一节“加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的表述中。

虽然只有10个字但“重千斤”，背后是“大量的专业化研究和公众的参与和支持”。胡鞍钢认为，“全面推行公共场所禁烟”纳入国家十二五规划，是公众决策民主化的一次良好实践，既是政治共识，也是社会共识。

代表建议公共场所室内全面禁烟是何原因？

近日，戒烟新表情包登上了热搜，引发网友讨论。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肺移植中心主任陈静瑜更加感受到戒烟工作刻不容缓。他表示：“只要是在室内，有屋顶的地方都应该禁烟。”

据悉，在调研中，陈静瑜发现，很多场所的室内都专门开辟了吸烟场所，比如机场有设置吸烟室。“这不合理，相当于变相鼓励抽烟。”对于这个建议，不少人还是支持的：“吸烟不是一个人的事情，需要对其他同处一室的人负责。”

扩展资料

全国性的立法控烟势在必行：

从烟草的发展历史来看，吸烟和禁烟就像孪生兄弟。因为在现实中，烟草消费几乎遍布每一个角落，而且烟草行业几乎在每个国家的经济活动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具体到我国，政府部门一方面肩负立法和敦促禁烟工作的重任，另一方面又承担促进烟草产业发展的职责。从这个角度讲，全国性的立法控烟势在必行。

当然，推动立法只是一方面，也应当考虑其“惯性”。若不考虑现实情况和实施层面，缺乏可行性和针对性，缺乏配套执行制度，使控烟条例成为一种“景观”，中看不中用，难以转变成“行动中的法律”，难以发挥预期效果，反而损害了法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中国什么时候能作到全面禁烟呢？危害太大了！

报告称中国控烟5年平均仅得37分 排名世界倒数 戒烟难，控烟亦难。重要的是决心和执行力。图CFP 6日发布的《控烟与中国未来——中外专家中国烟草使用与烟草控制联合评估报告》指出，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五年来，我国控烟政策履约得分仅为37.3分（百分制），离及格线相差甚远。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履约情况处在100多个公约缔约国的最末几名。

昨天上午，由中国疾控中心控烟办牵头形成的《控烟与中国未来》报告正式发布。该报告的主编之一、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控烟办主任杨功焕教授称，报告使用10项指标，对烟草控制的5个关键政策的执行情况进行评价。结果表明，我国控烟履约执行十分不力，控烟五年效果微弱。对此，2011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将再次就控烟问题递交提案。政企分开、促进立法仍然是呼吁主题。控烟立法全面告败利益集团阻力太大报告指出，政企不分是我国控烟不力的根本原因，履约进程遭到了烟草行业的大力阻挠。在我国，国家烟草专卖局和中国烟草总公司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而工信部一方面是履约主导部门，同时又管理着国家烟草专卖局，集两个对立的角色于一身。“利益集团的阻挠作用远远大过我们的推动作用”，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解志勇表示，推动国家立法禁烟的工作举步维艰。他提到，《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是一部国际性公约，不能直接约束地方政府，只有单独立法，将其转换为国内法，才能成为法律依据，具有约束力。但《公约》生效以来，控烟法律法规的制定始终没有列入国家立法规划，2010年，60多位法律工作者、法学界学者专门组成控烟法律工作者联盟，推动这一进程。解志勇称，以《公约》生效5年为时间节点，控烟立法工作全面告败。关键词·二手烟六成受访者 工作场所有人吸烟报告表明，超过六成的人称工作场所有人吸烟；即使在那些完全不准吸烟的场所，依然有25.5%的被调查者发现有人吸烟。报告还通过问卷询问过去30天内到过政府机构、医院、学校、公共交通工具和餐厅等公共场所的被调查者，“是否注意到有人在室内吸烟”。结果显示，到过上述公共场所的人，有超过七成的人都注意到有人吸烟。关键词·戒烟帮助尝试戒烟者 大多未获任何援助对所有过去12个月看过医生的吸烟者和过去12个月内戒烟者，询问他们“看病时，医生是否询问他们的吸烟行为，并是否劝告他们戒烟”。结果六成的吸烟者就诊时，医生没有询问他们是否吸烟，将近七成的人没有得到戒烟建议。这表明医务人员并没有把劝诫患者戒烟作为医生必须承担的职责。超过九成的戒烟者和尝试戒烟者称自己戒烟时没有得到任何援助，也未采用过任何戒烟方法，因此复吸的比例非常高。关键词·警示危害健康警示语 不能起到警示作用调查结果表明，过去30天，近六成的人在媒体或公共场所注意到宣传吸烟危害或者鼓励戒烟的信息。虽然超过八成的吸烟者在中国烟盒包装上看到了“吸烟有害健康”的健康警示，但其中超过六成的人并不会考虑戒烟，目前烟盒包装上健康警示语基本不能起到警示和教育作用。关键词·烟草广告近半受访者 看到烟草电视广告关于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的途径和手段，调查显示，过去30天，有近两成的调查对象看到了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活动。 在烟草广告促销赞助手段上，直接广告的比例最大，有近八成，其次为促销和赞助广告。注意到直接广告的人中，有近五成人称注意到通过电视传播的烟草广告，其次为路边的广告牌和商店的广告。年轻男性主要通过互联网注意到烟草广告。关键词·烟草价格五成受访者 每盒香烟五元以下调查结果显示，花钱购买卷烟的人占现在吸烟者的92.7%。计算每位吸烟者过去30天购买一盒卷烟的平均价，结果发现中国吸烟人群买每盒卷烟的价格呈偏态分布，最低为1元一盒，最高为200元一盒，但五成的人购买5元/盒或更低价位的卷烟。杨功焕教授介绍，五成吸烟者购买每盒卷烟的价格为5元及以下，每百盒卷烟的花费占2009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2% ，进一步证明了中国卷烟价格的调价空间还很大。中国控烟办主任：烟草对国家已是负效益就中国控烟不力现状，记者采访了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控烟办主任杨功焕。中国禁烟不力 曾获“烟灰缸奖”记者：有媒体提出了“中国失约”这一观点。在您看来，如果无法兑现履约承诺，对我国有什么影响？杨功焕：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如果没有完成承诺的事情，必然影响其在国际社会的形象。3年前，在南非德班的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上，中国代表团被与会非政府组织团体授予代表控烟不积极的“烟灰缸奖”。这已经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应该有紧迫感。烟草对国家的净效益已是负值记者：有一种观点认为，烟草行业是利税大户，控烟不利于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您如何看待控烟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杨功焕：整个烟草行业除了每年上交巨额利税外，还能解决相当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但由吸烟产生的医疗费用和吸烟导致的生产力损失正在逐年增加，而且增加幅度持续扩大。综合效益分析表明，烟草行业带来的净效益已是负值。如果只看到“纳税大户”和就业人员众多这些暂时的“好处”，看不到长远的、更大的危害，无异于饮鸩止渴。我国烟民有三亿 占全球三分之一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烟草生产、消费国，现在烟民3亿以上，占全世界吸烟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其中，男性吸烟者人数为2.9亿，女性为1046万。5.4亿人受到二手烟的危害，每年死于吸烟相关疾病的人数高达120万，比艾滋病、甲流等各种传染病加在一起的死亡人数还要多7倍。2003年5月WHO第56届大会192个成员国一致通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我国于2003年11月正式签署该公约，经十届人大第17次会议批准，2006年在我国正式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