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松之为三国志所作注有什么特点

裴松之为三国志所作注有什么特点

裴注注重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活化描写，为此裴松之对历史场景和历史人物进行了生动细致的刻画，并采用了多种文学艺术手法以突出人物的个体特征，展示历史人物在生活中的真实表现和社会舞台上的独特风采，将原本扁平的人物变得更加丰满、生动、形象、真实、栩栩如生。

裴松之字世期文言文

1. 裴松之是哪个朝代的历史人物 裴松之生活的朝代使：南朝·宋，当时正是南北朝。

裴松之（372—451），字世期，汉族，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后移居江南。南朝宋著名史学家，为《三国志》作注。与儿子裴骃、曾孙裴子野被称为史学三裴。

裴松之一生最大的贡献，在于注释《三国志》。晋代陈寿撰修的《三国志》，内容精洁，然宋文帝认为太过简略，故诏令松之作注。松之收集各家史料，弥补《三国志》记载之不足，他的注释方法有四大原则：“一曰补阙、二曰备异、三曰惩妄，四曰辩论。”清代《四库提要》将其所用方法，分析为六类：“一是引诸家之论，以辩是非；二是参诸家之说，以核伪异；三是传所有之事，详其委屈；四是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五是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六是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裴松之作注所根据的史料，可考者多达一百四十余种，较《三国志》原书多出三倍。宋文帝惊叹为“不朽”之业。从唐代开始，有学者对裴松之《三国志注》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主要针对裴注资料庞杂繁芜和体例不纯。刘知几说裴松之“才短力微，不能自达”，章学诚也说：“裴松之依光于陈寿，非缘附骥，其力不足自存也。”

2. 礼俗得失一依周典,每各为书还具条奏的翻译 ◎ 裴松之松之字世期，河东闻喜人，晋太元中拜殿中将军，除新野太守。

不行，拜员外散骑侍郎。义熙初为故鄣令，入为尚书祠部郎，武帝领司州，以为州主簿，转治中从事史，召为世子洗马，除零陵内史，征国子博士。

元嘉初为冗从仆射，转中书侍郎、司冀二州大中正，出为永嘉太守，入补通直常侍，复出为南琅邪太守，致仕，拜中散大夫，寻领国子博士，进太中大夫，封西乡侯，卒年八十。有《三国志》注六十五卷，集二十一卷。

◇ 请禁私碑表碑铭之作，以明示后昆，自非殊功异德，无以允应兹典。大者道动光远，世所宗推，其次节行高妙，遗烈可纪。

若乃亮采登庸，绩用显著，敷化所莅，惠训融远，述咏所寄，有赖镌勒，非斯族也，则几乎僭黩矣。俗敝伪兴，华烦已久。

是以孔悝之铭，行是人非；蔡邕制文，每有愧色。而自时厥后，其流弥多，预有臣吏，必为建立，勒铭寡取信之实，刊石成虚伪之常，真假相蒙，殆使合美者不贵，但论其功费，又不可称。

不加禁裁，其敝无已。以为诸欲立碑者，宜悉令言上，为朝议所许，然后听之，庶可以防遏无征，显彰茂实，使百世之下，知其不虚，则义信於仰止，道孚於来叶。

（《宋书·裴松之传》，又《礼志》二，义熙中，尚书祠部郎裴松之又议禁断。）◇ 上三国志注表臣松之言，臣闻智周则万理自宾，鉴远则物无遗照。

虽尽性穷微，深不可识，至於绪馀所寄，则必接乎粗迹。是以体备之量，犹曰好察迩言。

畜德之厚，在於多识往行。伏惟陛下，道该渊极，神超妙物，晖光日新，郁哉弥盛。

虽一贯坟典，怡心玄赜，犹复降怀近代，博观兴废。将以总括前踪，贻诲来世，臣前被诏，使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国志》。

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

然失在於略，时有所脱漏，臣奉诏寻详，务在周悉。上搜旧闻，旁摭遗逸，案三国虽历年不远，而事阔汉晋。

首尾所涉，出入百载。注记分错，每多舛互。

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钞内以备异闻。

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

自就撰集，已垂期月。写校始讫，谨对上呈。

窃惟缋事以众色成文，蜜蜂以兼采味，故能使绚素有章，甘逾本质。臣实顽乏，顾惭二物。

虽自罄厉，分绝藻缋，既谢淮南食时之敏，又微狂简斐然之作。淹留无成，秽翰墨，不足以上酬圣旨，少塞愆责。

愧惧之深，若坠渊谷。谨拜表以闻，随用流汗。

臣松之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谨言，元嘉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中书侍郎西乡侯臣裴松之上。（明监本三国志。）

◇ 奉使巡行反奏事臣闻天道以下济光明，君德以广运为极，古先哲后，因心溥被，是以文思在躬，则时雍自洽，礼行江汉，而美化斯远。故能垂大哉之休咏，廓造周之盛则。

伏惟陛下，神睿玄通，道契旷代，冕旋华堂，垂心八表。咨敬敷之未绝，虑明扬之靡畅。

清问下民，哀此鳏寡，涣焉大号，周爰四达。远猷形於《雅诰》，惠训播乎遐陬。

是故率土仰咏，重译咸说，莫不讴吟踊跃，式铭皇风。或有扶老携幼，称欢路左，诚由亭毒既流，故忘其自至，千载一时，於是乎在。

臣谬蒙铨任，忝厕显列，猥以短乏，思纯八表，无以宣畅圣旨，肃明风化，黜陟无序，搜扬寡闻，惭惧屏营，不知所措。奉二十四条，谨随事为牒。

伏见癸卯诏书，礼俗得失，一依周典，每各为书，还具条奏。依事为书，以系之后。

（《宋书·裴松之传》。）◇ 庾炳之府公礼敬议（炳之，《南史》作「仲文」。）

案《春秋》桓八年，祭公逆王后于纪。《公羊传》曰：「女在国称女，此其称王后何？王者无外，其辞成矣。

」推此而言，则炳之为吏之道，定於受命之日矣。其辞已成在无外，名器既正，则礼亦从之。

且今宰牧之官，拜不之职，未接之民，必有其敬者。以既受王命，则成君民之义故也。

吏之被敕，犹除者受拜，民不以未见，阙其被礼，吏安可以未到，废其节乎。愚怀所见，宜执吏礼。

（《宋书·庾炳之传》。）◇ 答江氏问大功嫁妹江氏问裴松之曰：「从兄女先克此六月，与庾长史弟婚，其姊蔡氏先三月亡，葬送已毕，从兄无嗣，兄子简为后。

今与从妹同服大功，大功末可以嫁子，不知无父而兄有大功服，可复嫁妹不？」答曰：「意谓父有大功，尚可嫁子，兄在大功，理无不可。今所未了者，未知女身大功，亦可得嫁不？又降而在大功，得与本服九月者同不？见宗涛答范超伯问，娶妇之与嫁子，轻重有一等之差。

己身小功，可以娶妻。女身大功，何为不可以嫁。

谓此言为是，但其论降在大功者，如为不尽，吾以为聘纳礼重，故探其本情，适人差轻，故以见服为断。《礼》无降在大功不可嫁子之文，不应於外生疑，且有小功下殇之丧，过五月便可以娶，降在九月者，过三月而后嫁，计其日月，亦一等之谓也。

」（《通典》六十。）◇ 答何承天书论次孙持重礼：嫡不传重，传重非嫡，皆不加服，明嫡不可二也，范宣所云：「次孙本无三年之道」，若应为服后，次孙宜为丧主终竟三年，而不得服三年之服也。

（《通典》八十八。）◇ 难郭冲条诸葛亮五事王隐《蜀记》云，晋初扶风王骏镇关中，司。

3. 裴松之 & 陈寿是同一朝代吗﹖ 裴松之和陈寿不是同一朝代。

裴松之（372—451），字世期，汉族，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后移居江南。南朝宋著名史学家，为《三国志》作注。与儿子裴骃、曾孙裴子野被称为史学三裴。

陈寿（233年-297年），字承祚。巴西郡安汉县（今四川南充）人。三国时蜀汉及西晋时著名史学家。少时好学，师事同郡学者谯周，在蜀汉时曾任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观阁令史、散骑黄门侍郎等职。当时，宦官黄皓专权，大臣都曲意附从。陈寿因为不肯屈从黄皓，所以屡遭遣黜。蜀降晋后，历任著作郎、长广太守、治书待御史、太子中庶子等职。晚年多次被贬，屡次受人非议。元康七年（297年）病逝，享年六十五岁。

4.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列各题 小题1:C、昧爽：天将明，黎明。

小题1:B、A项，前一个是代词，“他的”，后一个是副词，表示猜测。B项，均为代词，相当于“之”，可译为“他”。

C项，前 个是代词，“他”，后一个是助词，“的”。D项，前一个是介词，“用”，后一个是介词，“因为”。

小题1:.D、该项对“遗命俭约，务在节制”的理解有误，裴子野并不是提醒君王及同僚要节俭，而是说自己死后丧事要一切从简。小题1:(1)他守丧时充分尽到了礼节，每次到墓地，他哭泣的地方连草木都为之枯萎了。

（关键词：尽礼，之）（2）子野的曾祖松之接受皇帝诏书续修《宋史》，没等到完成就死了，子野常想接着完成曾祖的事业。（关键词：受诏，卒，继成）（3）当天夜里接到命令，子野认为可以等到天亮后再回奏，就没有写这篇文书。

（关键词：谓，侍） 译文：裴子野，字几原，河东郡闻喜县人。子野刚生下来母亲就去世了，被祖母抚养。

他九岁时，祖母去世了。子野出仕后，做了齐武陵王封国的左常侍，因父丧离职。

他守丧时充分尽到了礼节，每次到墓地，他哭泣的地方连草木都为之枯萎了。天监初年，尚书仆射范云很欣赏子野的品行，要上表向皇帝启奏，恰逢范云死了，没有结果。

当时中书令范缜听说了子野的德行和业绩，认为他很好。不久，范缜升任国子博士，于是上表推让说：“河东裴子野，自幼学习圣人的品行，常严格遵守国中才能突出的人的风范。

并且家传儒学，世代学习儒史。滞留在下层位置，身份低贱，名声微薄，却不贪求名利，没有急切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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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谁给我解释一下裴松之此人 裴松之 （372-451年），字世期，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他出身于士族官僚家庭，祖父裴昧官居光禄大夫，父裴珪曾任正员外郎。裴松之从小喜爱读书，8岁时已熟知 《论语》、《诗经》诸书。后博览典籍，学识日进。晋孝武帝太元十六年（391年），裴松之任殿中将军，时年20岁。义熙初，裴松之先后担任员外散骑侍

郎，吴兴故鄣县县令等职，后升调回朝廷，改任尚书郎。东晋时历仕零陵内史、国子博士等。入宋后任中书侍郎。 宋文帝以陈寿所著《三国志》记事过简，命令裴松之广采三国各类史籍为陈书作注。裴松之受诏后，上搜旧闻，傍摭遗逸，经过3年的精心撰作，终于在元嘉六年（429年）七月写成《三国志注》。裴注之前注史一般注释文意，大都专门注意文辞训诂，而裴注的重点则放在事实的增补和考订上，对於原文的音切和解释不多辞费。在《三国志注》中他完全贯彻了自己“补阙、备异、惩妄、论辩”四种作注的指导思想。所以裴注不仅解释地理名物等牞更主要的在于补充原书史实的遗漏和纠正错误。同一事几家记述不同的，他都收录进来，以备参考。对于史事和人物，裴注有所评论；对于陈寿议论的不当，裴注也加以驳正。裴注搜罗广博，引书首尾完整，不加剪裁割裂。为了注释《三国志》，他收集了三国时期的史著达150多种，博引各家著作的原文，注文字数约超过陈志的3倍。

针对当时史书 “疏略寡要”、“时有脱漏”的缺陷，裴氏将“补阙”列为第一项，作为注史的重点。凡陈志所不载，而又有保存价值的史料，注书全部予以补充。对于陈志中记载过于简略的地方，裴松之广征博引，悉心增补，使读者得知比陈志更多的史实。如曹操始兴屯田为三国时期重要的政治、经济措施。而《三国志·武帝纪》只在建安元年条下仅书“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如此一代大事，只有寥寥数字。裴松之则引王沈《魏书》进行补充，联系后面《任峻传》注引的《魏武故事》，共增补有关记载近330字。这样就把屯田的前因后果、具体措施大体描述清楚了。

“备异”是针对同说一事，而各书记载却“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之情况而言的，裴注“并皆抄内、以备异闻”。在裴松之所能见及的各家史著中，有很多互不相同，甚至矛盾的记载。裴注加以比较鉴别，能够作出较客观的判断，但对那些不易辩明是非的材料，则一并收录，留待读者或后人去分辨。此外，裴注还把可以认同却又把握不大的论说归入备异类。如《武帝纪》注引《山阳公载记》的记载与陈书不同，裴松之判断说：“案《吴志》刘备先破（曹）公军，然后（孙）权攻合肥。前此纪云权先攻合肥，后有赤壁之事，二者不同，《吴志》为是。” 针对陈志中明显错误的地方，裴注引举事实进行纠谬，是谓“惩妄”。“惩妄”，有两种表述形式。其一是举陈志前后乖舛之处，自证其误。如《武帝纪》载官渡之战前曹军“兵不满万”，裴注曰：“未应如此之少。”复在《荀传》中找出“十万之众”的矛盾记载，进一步辨明“官渡之役不得云兵不满万也”。其二是引用其他史家的著述辨别陈寿记载的错误。如《朱然传》记载朱然于赤乌五年战败魏将事，裴注引孙盛《异同评》的考证，认为“陈寿误以吴嘉禾六年为赤乌五年耳。”

“论辩”包括评史事与评史书两个方面，即对某些史实、陈寿的《三国志》及诸家史的考辨和评论。裴注于补充史实的同时，常有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论。如《关羽传》中有关羽投奔刘备，曹操禁部下追杀的记载。裴松之评论说：“松之以为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以成其义，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此乎？”裴松之对张昭劝孙权降曹一事的评论，也与一般学者看法不同。他认为：“若使昭议获从，则六合为一，岂有兵连祸结，遂为战国之梦哉！虽无功于孙氏，有大当于天下矣。”这也体现出他的别具慧眼，具有反对分裂、渴望统一的进步史观。 在中国史学史上，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占有特殊的地位。该书为三国时期的历史保存了大量珍贵生动的史实，具有独特的价值，他开创的这种更加完备的史注新法体例，为后世的史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新典范。

勇猛？忠义？莽撞？裴松之在《三国志》中如何描写的关羽？

裴松之在任中部侍郎时，宋文帝以陈寿撰写的正史《三国志》过于简略为由，要求他为《三国志》作注，以丰富原本过于简洁的史事与资料。于是，裴松之广泛收集原始材料一百五十多种，增加了原书中没有的内容，使字数变成了原本的三倍，成为了后世以三国故事为题材的文艺作品的主要创作来源。

《裴松之注<三国志>》一书中除卷三十六外，还有15处提及了关羽，它们分散于不同人物的传记之中。有一些是为了衬托传主而进行简单地提及，但仍能从细枝末节中突出关羽性格的变化，增强人物个性。使关羽的形象更为丰富。

忠义品质的发展

“义，己之威仪也”。在现代社会中，义气多指“由于私人关系而甘于承担风险或牺牲自己利益的气概。”关羽形象在历史长河中是不断变化的。关羽形象中“义”的特点在《三国志》裴松之注中为人们所关注。《三国志》裴松之注曾引证《蜀记》中的记载：关羽和徐晃是好朋友，经常在一起畅聊人生，但因为两人属于不同阵营，从不谈军事。有一天，徐晃在与关羽聊天时，突然对士兵下令:得到关云长头颅的人赏千金。关羽听了大吃一惊，他完全没想到徐晃会下这样的命令。在关羽心中这份友情是纯粹的。即使是两军交战之际，关羽出于对徐晃的义气与信任，仍不顾个人安危前去会面，足以展现关羽重“义”的品质。

而在这一时期，关羽的忠诚形象也出现了新的发展。《三国志》裴松之注认同“忠义”是关羽性格的本质，并将这一品质不断强化。如裴松之根据《蜀记》的记载丰富了原本“权遣将逆击羽，斩羽及子平于临沮”的情节，详细叙述了孙权在活捉关羽后，想让关羽归顺于自己，成为抵御刘备、曹操的得力干将。但忠义的关羽怎么可能归顺于孙权?回想当初，曹操为关羽封官爵、赐锦袍、赏黄金与美女，依然没能收买关羽的心。孙权手下的谋士担心此类事件重演，怕关羽再次成为东吴的敌人，劝孙权杀掉关羽，以绝后患。在其他人眼中，关羽是一个极其忠诚与固执的人。他的意志不会被任何事情改变。裴松之补充了《三国志》中的记载。通过深入分析他人的对话，我们可以发现关羽对刘备乃至汉室都是忠心耿耿的。关羽即便是被敌人活捉，也不会动摇自己的坚定信念，突出表现了他为人的忠诚、信义。

在《三国志》裴松之注卷三十六中，曹操在关羽化解白马之围后，一直担心关羽会离开。于是，他让张辽去试探关羽的真心。裴松之引注《傅子》中的话语，记载了张辽在谈话后告曹操时的矛盾心情，并说“羽受公恩，必立效报公而后去也。”这句话表现了关羽形象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关羽深知曹操对他的尊重与重视，出于义气，想要报答曹操的恩情后再离开;另一方面，曹操给了关羽诸多好处，但关羽仍然对汉室忠心耿耿，想要离开曹营，与刘备一起为兴复汉室而努力。这种“忠义”是让人感动的。曹操作为一代奸雄，也被关羽的忠心所触动。裴松之认为“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以成其义”，这从侧面展现了其对关羽“忠义”品格的认可，使关羽的“忠义”品质更为突出，有利于强化关羽的“忠义”形象。

裴松之在为《三国志》作注时还引用了《吴书》中的一段话：肃欲与羽会语，诸将疑恐有变，议不可往。肃日:“今日之事，宜相开譬。刘备负国，是非未决，羽亦何敢重欲干命!”乃趋就羽。羽日:“鸟林之役，左将军身在行间，寝不脱介，戮力破魏，岂得徒劳，无一块壤，而足下来欲收地邪?”这段对话是从鲁肃的角度进行记叙的。根据《吴书》记载：刘备在平定益州后，孙权便命令鲁肃讨回长沙、零、桂三郡，但刘备不想归还，便派关羽驻守三郡，与东吴军队对峙。在剑拔弩张之时，鲁肃与关羽就三郡问题进行了谈话。在双方的对话中，关羽处处为蜀国利益着想，用铿锵有力的语言表明不想归还三郡的决心。关羽在危急时刻仍能处处维护国家的利益，这一事迹使关羽忠于国家的品质得以彰显，也促使忠义成为关羽性格中的重要特点。

勇敢直率的增加

裴松之对《三国志》中的情节进行了适当地补充，使关羽的勇敢直率性格表现得更为明显，内容也更加详实。关羽作为五虎上将之首，一生都在疆场驰骋，英勇杀敌，战功无数。关羽的勇敢不仅表现在战场上，还可以通过其他细节表现出来。如关羽“刮骨去毒”一节就是关羽勇敢的最佳例证。众所周知，刮骨是疼痛难忍的，但关羽却能勇敢地忍住，丝毫没有惧色。这种敢于承受苦难的忍耐力，是关羽勇敢的众多表现之一。裴松之在塑造关羽形象时，用言简意赅的语言蕴含了无尽的意蕴。如“当破臂作创，刮骨去毒……时羽遍请诸将饮食相对，臂血流离，盈放盘器。”几句简单的话语，使关羽的勇敢形象呼之欲出。作为一代名将，关羽勇于征战沙场，敢于直面困难，具有无限魅力。在《三国志》裴松之注卷三十二中，裴松之直接引用了《傅子》中“张飞、关羽勇而有义”的评价。

可见，裴松之是赞同这种说法的。“勇敢”是关羽性格中不可忽视的特点。《三国志》裴松之注为罗贯中塑造《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关羽形象提供素材。

其实，关羽的性格中也有直率、敢于发表自己观点的一面。这也是《三国志》裴松之注中新增加的部分，让人耳目一新。据《裴松之注<三国志>》中《蜀记》记载：初，刘备在许，与曹公共猎。猎中，众散，羽劝备杀公，备不从。及在夏口，飘飘江诸，羽怒日:“往日猎中，若从羽言，可无今日之困。”备日:“是时亦为国家惜之耳;若天道辅正，安知此不为福邪!”

根据《蜀记》记载:刘备在许都与曹操一起狩猎时，关羽曾劝刘备趁机杀死曹操，刘备没有听从。于是，关羽不顾刘备与自己的君臣之别在回夏口的船上指责刘备，直接阐述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勇敢地向主公进言，这是关羽勇敢直率性格的表现。在书中裴松之认为这件事是“故托为雅言耳”，并对此事件进行了分析:当时曹操和刘备一起狩猎，关羽如果想要杀害曹操，那势必会伤害到刘备，因此刘备没有采用关羽的意见。裴松之认为这段记载是陈寿对关羽形象的“美化”，让读者可以清楚地了解事情的真相。其实不然。

关羽一心为汉室着想的勇敢直率性格，以及他与刘备情同手足的交情，促使他完全可能做出敢于进谏的事情，这也是符合关羽形象的。裴松之通过引用其他著作中的事件，对关羽形象进行补充，增加了关羽的勇敢直率性情，为后人了解这一阶段的关羽形象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莽撞性格的点染

遇事稳重是每一个优秀的政治家或军事家都希望具备的素质，然而不能人人如愿。关羽尽管在很多方面拥有优秀的才能，但他并不是一个“完人”，在一些方面存在不足。性格莽撞就是关羽的缺点之一。关羽性格直率坦荡，很多事情一旦发生，没有经过深入的思考，便急忙做出判断，由此促使他性格莽撞，办事缺少深谋远虑。当然，这样的性格特点势必会对他造成不利的影响。如在《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三十六中，裴松之引用《山阳公载记》中的内容描述了关羽对马超的态度：超因见备待之厚，与备言，常呼备字，关羽怒，请杀之。备日:“人穷来归我， 卿等怒，以呼我字故而杀之，何以示于天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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