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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孔子的理想

时间: 2023-04-08 19:17:53

简述孔子的理想

孔子的理想是:

1、修君子之身,齐德行之家,以仁政治国,平战乱天下;

2、克己复礼,恢复西周的分封制,宗法制,礼乐制;

3、把仁者爱人发扬光大;

4、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5、孔子想要把皇帝像神一样坚固在百姓心中。

孔子的思想主要包括哪几个方面?

孔子的哲学思想主要表现为:
一是“礼”。
这是孔子思想的一个重要范畴。“礼”作为一种社会行为规范,由来已久。在孔子看来,“礼”是从天子到庶人,人人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孔子所谓的“礼”,包含内在精神和外在形式两方面。其内在精神是维护当时的宗法等级制度及相应的各种伦理关系。他认为讲“礼”,更重要的不在于形式,而在贯彻其内在精神。“礼”所讲的行为准则,也具有教化性质,要义是要求人们通过加强修养,自觉地约束自己,达到人际关系的协调,因而在精神上与“仁”、“德”互相渗透贯通,所以孔子明确地把二者结合起来,认为“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二是“仁”。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孔子丰富了“仁”的内涵,升华了“仁”的意义,明确提出“仁”即“爱人”,并进一步阐明“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为“仁”,应该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一种深刻的人本主义哲学思想,这种思想贯穿于孔子思想学说的各个方面。孔子特别强调“仁”的价值和作用,认为"仁"既是每个人必备的修养,又是治国平天下必须遵循的原则。他在倡导“仁”、“德”的基础上,进而提出了一种“大同”的社会理想,这实际上就是“仁”的精神得到充分而全面体现的社会。“大同”的理想难以实现,孔子退而提出“小康”社会的理想,这是初步贯彻“仁”精神的社会。
三是“中庸”。
孔子的“中庸”思想,既具有哲学方法论的意义,又具有品德修养的意义。就方法论来说,其要点有二:一是“中”,二是“和”。孔子所谓“中”,是指在认识和处理客观事物时,要做到“适度”、“恰如其分”,而其基础就是从实际出发。孔子主张“君子和而不同”,即不同事物之间,两方在地位和伦理关系上、责任和义务上各有不同,甚至在对待事物的观点方法上也有所不同,但通过彼此间的谅解与协调,可以达到关系的和谐与统一。孔子还提出了"和为贵"的观点,强调差别之间、不同等级之间关系的协调与和谐。这种强调协调与和谐的观点,在处理人际关系上,乃是一种有社会普遍意义的原则。
四是“教”与“学”。
孔子“教”与“学”的思想是儒家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提倡“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孔子创办私学,提出“有教无类”,开平民也能接受教育的先河。对于学习目的,孔子提出“学而优则仕”,支持平民出身的学生从政施展才能。他强调学与见闻结合,学与思结合。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一方面要求把思考分析建立在学习探求基础上,另一方面又要求把学到、听到和见到的东西加以分析研究,变成自己的知识。他还强调学与行结合。他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孔子的教育实践与经验,为中国传统教育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由于孔子思想具有如此深厚的历史文化根源,由于孔子思想积极入世的实践精神,由于孔子思想所具有的深厚历史感、文化感、道德感,由于孔子思想在传承历史文化上的自觉努力,它的价值观逐渐成为中国社会价值观的主流。孔子思想“德治爱民”的政治文化,“孝悌和新”的伦理文化,“文质彬彬”的礼乐文化,“远神近人”的人本取向,渗透到中国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孔子哲学强调阴阳互补、和谐与永恒变易以及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成为中国古典哲学的重要基础。这些都深深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哲学、宗教、伦理、文学、艺术、科技、医药以至政治、经济诸多方面,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特别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极具现实价值,前者已被《世界人类责任宣言》确定为全球治理的“黄金规则”,后者对于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和多元世界具有重要的启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和而不同”这一两千多年前的古老观念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活力,仍然可以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目标,是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法则。

孔子的人生理想是什么?

人生志向是个总的概念,实际上包含着政治上的追求和道德上的修养两个方面。 《论语·先进》里子路、冉有、公西华所谈的理想虽不尽相同,但都侧重于政治方面。而《论语·公冶长篇》所记孔子与弟子们论志则是偏重于伦理的。 子路是个急性人,孔子话音刚落,他就抢先发言。“率尔”两字,很准确地表现出子路直率而又粗疏鲁莽的性格。子路所说的“千乘之国”,在当时大约是中等偏小的国家,万乘之国如晋、楚、齐、秦等才是大国。子路认为:凭自己的才能去治理一个中等规模的国家是绰绰有余的。即使是这个国家处在外有侵侮,内有饥荒的危急情况下,他也能使之转危为安;用不了几年功夫,就可使这个国家强盛起来,使那里的百姓都懂得礼义。 冉有、公西华则是在孔子点了名以后,才发表自己见解的。他们两人所说的都是诸侯邦国之事,本质上和子路所说的没有什么差别,只是态度要谦虚谨慎得多,语气要委婉得多。他们认为自己只能在“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这样一个小诸侯国或大夫封地里做点具体工作;或使百姓富足,或可折衷樽俎。至于礼乐方面的熏陶和教育,那是只能另请贤明了。冉有说“如其礼乐,以俟君子”;公西华说“愿为小相”。显得那样平易、谦和,称得上是孔门弟子中的彬彬君子了。曾皙所说与子路等三人完全不同。他既不讲从政,即治理国家;也不讲出使会盟,而是刻画一个场面,描写一个情景:“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从富有诗意的情景描写中,曲折地表达出曾皙的理想;显得那样从容不迫,逍遥自在,甚至有点狂放不羁,但却引起了孔子的无限赞叹;孔子说:“吾与点也!”明确表示了他的思想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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