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堂吉柯德是一个非常复杂而矛盾的人物。他的显著特点是脱离实际,耽于幻想。他满脑子都是骑士小说里描写的那套古怪的东西,到处都有魔法,巨人和妖怪。同时他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所向往的理想和他所奉行的原则并不全是骑士制度的产物。
2、他性格的另一个特点是他的行动的盲动性。堂吉柯德的行动也说明他不事空想,不安于平凡闲暇的生活。
3、堂吉柯德的形象具有他的复杂性。他耽于幻想、行动盲目,是一个喜剧型的人物。同时他又是理想与现实脱节,动机高尚而行动错误的悲剧型人物。他是可笑的,可悲的,又是可爱的,可敬的。堂吉柯德形象的巨大概括力,使他成为世界文学中不朽的典型之一。
双重人格下的堂吉诃德小说中的吉哈那因读骑士小说入迷,因此出现了双重性格(又叫精神分裂):大多数糊涂的时候他把自己想象成伟大的骑士堂吉诃德,清醒时他就变成了老好人吉哈那,而且还是个思路清晰、品德高尚的绅士。双重人格下的堂吉诃德,实质是代表了作者所要通过主人公表达的两点主要思想:对骑士小说的批判和对人文主义的颂扬。作者塑造这样一个人物形象正是有感于当时西班牙文坛骑士小说的泛滥和蕴含其中的整个社会的荒淫和腐朽。骑士制度肇始于中世纪的欧洲,最初的骑士文学对文学的发展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但是到了塞万提斯的时代,骑士精神作为封建专制和宗教压迫的残余,已经成为禁锢社会发展的枷锁,在这种形势下,堂吉诃德的出现就被赋予了打碎封建枷锁,摧毁黑暗时代精神的时代使命。小说中,作者不止一次的借他人之口,指出骑士文学内容千篇一律,情节荒谬,应该全被烧掉。堂吉诃德的三次出游更是尖锐的讽刺了骑士制度的不合时宜,暴露了西班牙封建贵族的荒淫无度、暴戾淫逸的生活,对他们残酷压榨剥削下层民众,作威作福的丑陋嘴脸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从这层意义上说,占据全书大部分篇幅的 “骑士”堂吉诃德正是作者对以封建骑士小说为代表的腐朽势力的批判对象,借这一人物形象,作者对封建旧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和嘲讽,成为当之无愧的反封建文学。另一方面,作者对主人公又不完全是批判的。正如美国文学批评大师纳博科夫所言:“《堂吉诃德》描述那位著名的瘦骨如柴的骑士经历一系列残酷事件,却仍保有荣誉和天真”。这正是作者对于堂吉诃德所反映出的人文精神的赞扬的一面。堂吉诃德在一系列的冒险过程中虽然干出了各种荒唐事,然而他最大的优点就是对于自己认定的事情勇敢追求永不言弃,对于正义的信仰坚定不移。《堂吉诃德》所反映的人文精神体现在两个方面:伟大骑士堂吉诃德和清醒乡绅吉哈那。荒唐的骑士堂吉诃德反映了封建旧制度下贵族和绅士阶层人格的极度扭曲而伟大的骑士堂吉诃德则是扭曲过后重生的人文主义战士。堂吉诃德一心希望成为一个完美的骑士,所以他时时以骑士道精神约束自己。他具有见义勇为嫉恶如仇的气概,对恶势力虽尽受皮肉之苦也决不妥协,总是坚持正义,锄强扶弱。同时他富于挑战精神,敢于行动。无论面对“巨人”、“妖魔”还是“强盗”、“敌军”,他总是二话不说拿起武器就去战斗,这种作为并非只是莽夫的行动,其实也源于他对真理的坚定信仰和甚至于内心的正义之光。“他对信念的忠诚是无与伦比的。”(屠格涅夫),所以对于英雄骑士堂吉诃德而言,行动是对于他价值的最大肯定,而非成败。这种坚持理想信仰与正义、勇于行动的精神正是英雄骑士堂吉诃德最闪光的地方。乡绅吉哈那则是人文者“堂吉诃德”的现实肉身。按照作者自己的说法,只要不谈骑士,吉哈那还是相当清醒、谈吐不凡的智者,远胜周围的凡夫俗子。虽然乡绅是介于贵族和平民之间的阶层,然而在现实历史中去卧室反封建斗争最得力的干将之一。吉哈那讲究法律,遵守道德,对文艺也不乏独到的见解;他热爱自由,反对压迫,同情弱者,热爱国家。从这些方面来看,开明的绅士吉哈那本身就具有着人文主义者的早期形象,这种形象恰是对堂吉诃德的一种补充。疯狂而执着的吉哈那和骑士堂吉诃德这两个形象共同组成了双重人格的主人公堂吉诃德,也恰到好处的阐述了作者写作的两条主线——对以骑士文学为代表的封建思想的批判和对新兴人文主义者的讴歌。堂吉诃德的世俗化投射——桑丘·潘沙如果说开明绅士吉哈那是人文主义者堂吉诃德的“肉身”,那么桑丘也可以看成堂吉诃德世俗化的投射。与吉哈那不同的是,桑丘的身上更多的体现着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也可以看做事人文主义者堂吉诃德自身成长的过程,没有人天生就是高尚的,堂吉诃德的成长空白最终由他的影子桑丘来进行补充。桑丘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他家里很穷,老婆孩子都要经常饿肚子,这个没本事的男人,想必在家里也受了驼背老婆的不少奚落,得到主人许诺的财富填饱肚子过上好日子是桑丘肯上“贼船”的最初原因。在这个时候的桑丘是很讲求实际的,他跟主人一样,都有自己清晰的人生目的——一个要做骑士,另一个要做做总督。在这个过程中,对于主人一次次疯狂的举动,理智的桑丘却每每劝阻失败,还要跟主人一起倒霉。然而,即便是在最困难的时刻,桑丘也没有抛弃他走火入魔的主人,其忠诚固然令人感动,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在于他在与堂吉诃德的交往中,思想受到了“堂吉诃德”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其中最好的例证就是桑丘出任“海岛总督”。当他终于如愿成为“总督”时,本来可以实现他做官致富的最初梦想,从此让一家人都过上好日子。可是这是他却放弃了自己原来的想法。他为官清正决断公平,为百姓做了许多好事。最后,他也没有贪恋权位,毅然辞职,尤其他最后的话语更是掷地有声,让人简直不敢相信这出于一个农民之口:“请告诉公爵夫人,我光着身子出事,如今还是个光身,我没吃亏,也没占便宜。换句话说,我上任没带来一文钱,卸任也没带走一文钱。”在堂吉诃德的临终之际,桑丘失声痛哭,既是因为他失去了一位主人、朋友,更是因为觉醒的桑丘从此失去了精神上的导师。桑丘的成长历程正是人文主义者堂吉诃德成长历程的补充写照。作者通过吉哈那临终的悔悟,桑丘最后的蜕变有力地阐明了写作的意图,将一个“英雄堂吉诃德”的形象高举了起来。总之,无论是堂吉诃德、吉哈那还是桑丘,作品主人公如今早已是鼎鼎大名的国际人物,与塞万提斯一起名垂史册。正如有的书所言,如果说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也必定有一千个堂吉诃德。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正如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一起缔造了文艺复兴的辉煌。在这里,我们撇开作品的具体艺术特色和写作手法,仅仅是通过一些篇章段落管中窥豹式的对人物形象进行了简单的探讨,对这部皇皇巨著做一点粗浅的分析而已,欲求其中味,仍需多体会。
一、堂吉诃德是一个脱离现实、耽于幻想、行动盲目的这样一个人。他因读骑士小说入了迷而想入非非,丧失了基本的理性。他把骑士小说的描写当成现实生活,无视已经发生了变化的时代
二、堂吉诃德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他痛恨专制残暴,同情被压迫的劳苦大众,向往自由,把保护人的正当权利与尊严,锄强扶弱,清除人世间的不平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或许这就是他那理想化的骑士道,但他对此是如此的迷恋和执着,如此的不可思议,已完全变成偏执
三、堂吉诃德是一个永不妥协的斗士,他为实现理想而奋不顾身的精神令我们折服。堂吉诃德敢于为主持正义、清除罪恶而忘我斗争,不管碰到什么样的敌人,他都毫不怯懦,永不退缩。他把磨坊的风车当作巨人,毫不犹豫地挺枪拍马冲过去
总结以上几点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堂吉诃德是一个性格复杂而矛盾的人物。他身上既有滑稽可笑的特点,又有严肃认真的思考; 既荒谬绝伦,又崇高伟大; 既有喜剧性,又有悲剧性,是一个可笑又可悲、可乐又可敬的具有双重性格组合的人物形象。 堂吉诃德敢用自己的行动、甚至生命来捍卫道德、正义和信仰,即使大多数情况下都以失败而告终,但他这种不屈不挠、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实在是足可令人敬佩的。
《堂吉诃德》(读音tánɡ jí hē dé)原名《奇情异想的绅士堂吉诃德·台·拉·曼》,作者在序言中申明:“这部书只不过是对于骑士文学[3]的一种讽刺”,目的在于“把骑士文学地盘完全摧毁”。但实际上,这部作品的社会意义超过了作者的主观意图。在这将近一百万言的作品中,出现了西班牙在16世纪和17世纪初的整个社会,公爵、公爵夫人、封建地主、僧侣、牧师、兵士、手艺工人、牧羊人、农民,不同阶级的男男女女约七百个人物,尖锐地、全面地批判了这一时期封建西班牙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文学、艺术以及私有财产制度,使它成为一部“行将灭亡的骑士阶级的史诗”,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名著。
作品主人公堂吉诃德是一个不朽的典型人物。书中写道,这个瘦削的、面带愁容的小贵族,由于爱读骑士文学,入了迷,竟然骑上一匹瘦弱的老马洛稷南提,找到了一柄生了锈的长矛,戴着破了洞的头盔,要去游侠,锄强扶弱,为人民打抱不平。他雇了附近的农民桑丘·潘沙做侍从,骑了驴儿跟在后面。堂吉诃德又把邻村的一个挤奶姑娘想像为他的女恩主,给她取了名字叫托波索之达辛尼娅。于是他以一个未受正式封号的骑士身份出去找寻冒险事业,他完全失掉对现实的感觉而沉入了漫无边际的幻想中,唯心地对待一切,处理一切,因此一路闯了许多祸,吃了许多亏,闹了许多笑话,然而一直执迷不悟。他把乡村客店当做城堡,把老板当做寨主,硬要老板封他为骑士。店老板乐得捉弄他一番,拿记马料账的本子当《圣经》,用堂吉诃德的刀背在他肩膀上着实打了两下,然后叫一个补鞋匠的女儿替他挂刀。受了封的骑士堂·吉诃德走出客店把旋转的风车当做巨人,冲上去和它大战一场,弄得遍体鳞伤。他把羊群当做军队,冲上去厮杀,被牧童用石子打肿了脸面,打落了牙齿。桑丘·潘沙一再纠正他,他总不信。他又把一个理发匠当做武士,给予迎头痛击,把胜利取得的铜盆当做有名的曼布里诺头盔。他把一群罪犯当做受迫害的绅士,杀散了押役救了他们,要他们到村子里找女恩主去道谢,结果反被他们打成重伤。他的朋友想了许多办法才把他弄回家去。在第二卷中,他继续去冒险,又吃了许多苦头,弄得一身病。他的一位朋友参孙·卡拉斯科假装成武士把他打翻了,罚他停止游侠一年。堂吉诃德到死前才悔悟。
这个人物的性格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他是神智不清的,疯狂而可笑的,但又正是他代表着高度的道德原则、无畏的精神、英雄的行为、对正义的坚信以及对爱情的忠贞等等。他越疯疯癫癫,造成的灾难也越大,几乎谁碰上他都会遭到一场灾难,但他的优秀品德也越鲜明。桑丘·潘沙本来为当“总督”而追随堂吉诃德,后看无望,仍不舍离去也正为此。堂吉诃德是可笑的,但又始终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化身。他对于被压迫者和弱小者寄予无限的同情。从许多章节中,我们都可以找到他以热情的语言歌颂自由,反对人压迫人、人奴役人。也正是通过这一典型,塞万提斯怀着悲哀的心情宣告了信仰主义的终结。这一点恰恰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旧的信仰解体、新的信仰(资产阶级的)尚未提出的信仰断裂时期的社会心态。
堂吉诃德的侍从桑丘·潘沙也是一个典型形象。他是作为反衬堂吉诃德先生的形象而创造出来的。他的形象从反面烘托了信仰主义的衰落这一主题。堂吉诃德充满幻想,桑丘·潘沙则事事从实际出发;堂吉诃德是禁欲主义的苦行僧,而桑丘·潘沙则是伊壁鸠鲁式的享乐派;堂吉诃德有丰富的学识,而桑丘·潘沙是文盲;堂吉诃德瘦而高,桑丘·潘沙胖而矮。他,桑丘·潘沙是一个农民,有小私有者的缺点,然而到真正把他放在治理海岛(实际上是一个村)的位置上时,他又能够秉公办事,不徇私情,不贪污受贿。后来由于受不了贵族们的捉弄离了职。他说:“我赤条条来,又赤条条去,既没有吃亏,也没有占便宜,这是我同其他总督不同的地方。”朱光潜先生在评价堂吉诃德与桑丘·潘沙这两个人物时说:“一个是满脑子虚幻理想、持长矛来和风车搏斗,以显出骑士威风的堂吉诃德本人,另一个是要从美酒佳肴和高官厚禄中享受人生滋味的桑丘·潘沙。他们一个是可笑的理想主义者,一个是可笑的实用主义者。但是堂吉诃德属于过去,桑丘·潘沙却属于未来。随着资产阶级势力的日渐上升,理想的人就不是堂吉诃德,而是桑丘·潘沙[4]了。”
在创作方法上,塞万提斯善于运用典型化的语言、行动刻画主角的性格,反复运用夸张的手法强调人物的个性,大胆地把一些对立的艺术表现形式交替使用,既有发人深思的悲剧因素,也有滑稽夸张的喜剧成分。尽管小说的结构不够严密,有些细节前后矛盾,但不论在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上,还是塑造人物的典型性上,都比欧洲在此以前的小说前进了一大步,标志着欧洲长篇小说创作跨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欧洲许多著名作家都对塞万提斯有很高的评价,如:
歌德:“我感到塞万提斯的小说,真是一个令人愉快又使人深受教益的宝库。”
拜伦:“《堂吉诃德》是一个令人伤感的故事,它越是令人发笑,则越使人感到难过。这位英雄是主持正义的,制伏坏人是他的惟一宗旨。正是那些美德使他发了疯。”
海涅:“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歌德成了三头统治,在叙事、戏剧、抒情这三类创作里分别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雨果:“塞万提斯的创作是如此地巧妙,可谓天衣无缝;主角与桑丘,骑着各自的牲口,浑然一体,可笑又可悲,感人至极……”
别林斯基:“在欧洲所有一切著名文学作品中,把严肃和滑稽,悲剧性和喜剧性,生活中的琐屑和庸俗与伟大和美丽如此水乳交融……这样的范例仅见于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内容提要”部分选自徐葆耕《西方文学之旅(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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