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文经和古文经的特点分别是什么

今文经和古文经的特点分别是什么

今文经指汉初由儒生口传，并用当时流行的隶书记录下来的经籍。古文经指汉代前期从民间征集或孔子故宅壁间所发现的用先秦古籀文字写成的经籍。

特点：

1、今文经：崇奉孔子、尊孔子为受命素王、以六经为孔子作、以《公羊传》为主、为经学派、西汉都立于学官、信纬书讲微言大义。

2、古文经：崇奉周公、尊孔子为先师、以六经为古代史料、以《周礼》为主、为史学派、西汉多行于民间、斥纬书为诬妄。

什么是“经学”？为何“经学”又分“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

所以，言及“经学”，首先要明确“经”是什么。《说文解字》将“经”训为“织”，段玉裁注为“纵线”，以此引申为穿订书册的线，进而指书籍。然而，这里的“经”当然不是指所有书籍，而是专指儒家经典，明确到这一点尚且不够，因为，从前的儒者们就因为“经”的包含范围做了很多论辩，甚至，兴起了名曰“经名考”的学问。

先秦时期，学术界是相当热闹，门派林立，各有主张。以后出来两位皇帝，彻底改变这一现状：先是秦始皇不允许民间藏书，后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由此，经学便兴起了。

那么，为何名曰“古文经学”，而不是其它的称呼呢?

这又和秦始皇有关了。一统天下后，为了统治的巩固，他颁布“书同文”，这绝对是一件利好的事情，有利于国家的统一。为了让统一的文字迅速普及，秦始皇命人在“大篆”的基础上简化，这就有了“篆书”，是秦代通行的标准字体。

不过，官府和民间还流行一种字体，就是“隶书”。汉代，隶书是通行的字体。字体的不同，就将“经典”区分为了“古”和“今”。若是隶书版本，就是“今文经学”，若是古字的，就是“古文经学”，于是，就有了“古文经学”一说。

这么解释其实有点绕的，就以秦代为分水岭，在它之前的都可以归于“古文经学”。古文经学当然起源于汉代。汉武帝一声令下，儒学就独尊了，创造了一个很好的研究儒家经典的氛围。事实上，从汉武帝开始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都是今文经学独领风骚。

孔子出生于鲁国，鲁国是继承周制最纯粹的一个国家，而周制强调的就是礼和乐。汉初的统治者扶植儒学，并不是想将礼和乐恢复至原来的高度，而是出于统治的需要，既然秦始皇对天下儒生有诸多限制，那大汉王室就要改了这规矩，汉惠帝就废了挟书之律。

到了汉景帝时期，孔子的故居发现了一批古文经书，极大鼓励天下儒生。秦代时期，很多儒生跑到山林，靠着口耳相传，来传播经典，自然会产生“误差”。不少藏于秘府的古文经学又陆续被发现，解释和研究这些古文经学就成了一种潮流，不过这仅仅在民间。

这时，朝廷里钦定的还是今文经学，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垄断着汉廷的官学。今文经学的特点，也许用董仲舒的话更能很好的理解，他说：“《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读《诗经》，每个人都会有着不同的解释，用《周易》可能会得出不同的预测，至于《春秋》，它的说辞哪能一成不变呢?

今文经学注重现实，更看重经文背后的微言大义。它当然有积极的意义，不过，和注重还原“本意”的古文经学相比较，今文经学似乎少了些实证。时光很快到了西汉末年，这时要提及一个人：刘歆。此人很厉害，可以说是一个全才，对天文历法、史学、诗等领域都有研究，他对儒学的研究直接推动了古文经学的发展。

刘歆对经学有三个重大贡献：

一、他发现了一批先秦经书，并竭力向世人推荐这些经书，就是为了不让其佚失，后来，这批古文经书果然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二、他重视训诂，并且，还根据古文的字体笔意来注解经书，这就开辟了一个新方法，用文字和历史解经。

三、他打破了今文经学对儒学的垄断，自此，开启了古文经学的发展道路。

文言文今

1. 今古文的区别 今古文经学的区别

今文经和古文经从表明上看只是文字和传本的差异。今文经是用汉代隶书书写的，而古文经则是用战国时六国的文字书写的，是出土和民间所献的先秦古书，因而其篇章和文字与今文经是不同的，进而对经文的解说也有差异。

周予同先生在其《经今古文学》艺术中简明阐述了今、古文经学的差别。周先生认为，今文经学的主要特征是：崇奉孔子；尊孔子是“受命”的“素王”；认为孔子是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移孔子为“托古改制”；以六经为孔子作；以《春秋公羊传》为主；为经学派；经的传授多可考；西汉都立于学官；盛行于西汉；斥古文经传是刘歆伪造之作，今存《仪礼》、《公羊》、《谷梁》、《小戴礼记》和《韩诗外传》；信纬书，以为孔子微言大义间有所存。古文经学的主要特征：崇奉周公；尊孔子为先师；认孔子是史学家；以孔子为“信而好古，述而不作”，以六经为古代史料；以《周礼》为主；为史学派；经的传授不大可考；两汉多行于民间；盛行于东汉；斥今文经传是秦火残缺之余；今存《毛诗》、《周礼》、《左传》；斥纬书为诬妄。[1]

从上述观点出发，今古文经学对五经的排列顺序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今文经学家“认为孔子是政治家、哲学家、教育家，所以他们对于六经的排列，是含有教育家排列课程的意味。他们以《诗》、《书》、《礼》、《乐》是普通教育或初级教育的课程；《易》、《春秋》是孔子的哲学、孔子的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的思想所在，非高材不能领悟，所以列在最后，可以说是孔子的专门教育或高级教育的课程。又《诗》、《书》（文字）是符号的教育，《礼》、《乐》是实践（道德）的陶冶；所以《诗》、《书》列在先，《礼》、《乐》又列在其次。总之，一《诗》、《书》，二《礼》、《乐》，三《易》、《春秋》，它们的排列是完全依照程度的深浅而定。”[2]古文经学家则是按照六经产生时代的早晚来排列。因为“他们以为《六经》都是前代的史料，——所谓《六经》皆史说——孔子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圣人，他不过将前代史料加以整理，以传授给后人而已”。[3]

今古文经学对五经性质的认识也有所区别。今文经学认为五经是寄托了孔子改制的理想，蕴涵着孔子为后世所制定的法典，因此今文经学家们提出了三代改制、阴阳灾异等观念来解释五经，反过来又通过经说来论证三代改制、天人感应、阴阳灾异等学说的正确。古文经学则认为五经是制度之书和道德训诫之书，五经记载了王道理想的制度，并通过史诗的批判和诗歌的讽喻来表达王道理想的道德价值观，特别是注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等级规范。比如，贾逵认为：“《左传》崇君父，卑臣子，强干弱枝，劝善戒恶，至明至切，至直至顺。”[4]而今文经学则认为《春秋》是孔子改制之书。

今古文经学家的历史观也有所不同。今文经学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是循环变化的，按照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规律而变化，所以新王必须要改制，这体现了天道的变化规律，从上古三代一直到春秋的历史就是历史循环发展的例证，今文经学家对五经的注释的目的就是阐发和证明这种历史观。而古文经学家则不强调历史的循环发展和改制的必要，而是注重王道礼制的建设和道德的历史批判。长于制度之学是古文经学的长处，尽管古代的礼制同样无法在汉代照搬挪用，但是古文经学毕竟在思想上对众多的社会问题、社会制度有一明晰的说法。古文经学家着眼于常，而今文经学家着重在变。

虽然今古文经学在很多方面存在差别，但是它们都对中国哲学思想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正如周予同先生所指出的：“因经今文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社会哲学、政治哲学以明，因经古文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文字学、考古学以立，因宋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形而上学、伦理学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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