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似道是忠臣还是奸臣(贾似道是一心为国的忠臣，还是误国的奸臣？)

贾似道是忠臣还是奸臣

贾似道，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奸臣。

他是南宋理宗时期的权臣，在政治腐败、国运衰微的南宋末年，他从一个专事吃喝嫖赌的荡子，迅速爬到了右丞相兼枢密使的高位。他残酷压榨人民，过着极其荒淫奢侈的生活。在元军大举攻宋的时候，他又向敌人称臣请降，成了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罪人，最后落得个人人唾弃的可耻下场。

贾似道无功无德，因为是贵戚的关系，加上他善于使弄权术，连年升官。纵观贾似道的—生，此人贪婪残忍，荒淫奢侈，又欺善怕恶，满身流氓习气，他是南宋末年腐朽的大官僚大地主的典型。他的所作所为，体

贾似道是一心为国的忠臣，还是误国的奸臣？

一提到贾似道，脑海里马上会浮现出一副奸臣的嘴脸。具体来说，他留给大多数人的印象无外乎是欺上瞒下，贪污枉法，欺凌弱小，鱼肉百姓，陷害忠良等等，不一而足，而最严厉的，是说他奸猾祸国，勾结蒙古，吃里扒外，是导致南宋被蒙元灭亡的罪魁祸首。很多人一般将他和秦桧相提并论，并称南宋奸臣“两巨头”，和北宋时期的蔡京蔡卞等人“收尾呼应，相得益彰”。
京剧中的白脸奸臣形象
不仅汉人不喜欢他，蒙元丞相脱脱和阿鲁图主持修撰的《宋史》也将他列入了《奸臣传》的名单里，这份名单包括蔡确、吴处厚、邢恕、吕惠卿、章敦、曾布、安敦、蔡京、蔡京弟蔡卞、子蔡攸、蔡翛、赵良嗣、张觉、郭药师、黄潜善、汪伯彦、秦桧、万俟禼、韩侂胄、丁大全、贾似道，总共22人。贾似道成了这份奸臣名单中“压箱底”的人物。于是，在有了官方背书后，后世的元明清民间杂剧、戏剧、小说更是充分发挥想象力，将贾似道描绘成了十恶不赦的旷世大奸。对贾似道的定性问题，史学界也一直在进行探讨和研究，近现代以来，随着传统君臣观念的崩塌，出现了很多不同于传统的看法。比如，著名的宋史大家何忠礼先生就一直不遗余力地为贾似道正名，也确实在某种程度上逐渐扭转了贾似道在公众和历史书中的形象。
贾似道
不过，持传统看法的史家仍然不少，也有不少人因为贾似道颁布的公田法而对他颇有诋毁，也着实影响了一大批人。那么对贾似道的评价，究竟如何才算公允呢？
受命于危难之际
贾似道早年曾督战鄂州，战绩非常不错，率领宋军抵挡住忽必烈亲自率领的十万蒙古大军，令后者灰头土脸，无功而返；经此一役，元世祖忽必烈都不由对贾似道的能力击节赞叹道：“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彼守城者只一士人贾制置，汝十万众不能胜，杀人数月不能拔，汝辈之罪也，岂士人之罪乎”。这是明确记录在正史中的事件，足以证明贾似道带兵能力并不像坊间传闻中那么不堪。
蒙古国势碾压南宋
贾似道走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南宋已在长期和金人蒙古的作战中精疲力尽：“是岁，两浙、江东西、湖南北、广东西、福建、成都、京西、潼川、夔、利路户五百六十九万六千九百八十九，口一千三百二万六千五百三十二。大理寺奏大辟三十三人。”当宋度宗上台时，朝廷账面能统计到的人口数量仅剩1300万，宋王朝一半只计算男丁数量，就算按2倍计算，撑死也不过2600万人口。而南宋王朝巅峰时有6000万人口，这意味着朝廷的收入锐减了一半以上，也足见南宋王朝已衰落到了何等程度。长期积弱积贫的宋王朝，面对的敌人却是比金人强大许多的蒙古人，自南渡以来，赵宋已在临安苟安了近百年，而如今，歌舞升平的好日子到头了，危急存亡的生死关头就在眼前。
灭亡在即，西湖歌舞几时休
赵构在南渡之后，为了拉拢豪强依附自己的统治，对他们的横行不法多有包庇纵容。号称明君的宋孝宗也并未进行匡正。在朝廷的纵容喝默许之下，地主豪强大量圈占百姓的土地，部分豪强甚至还拥有自己的私人军队，比如播州杨氏、思州田氏，在湖南、江西、福建、两广也有许多小型地主豪强，拥兵自重，自成一体。这些豪强实际上成为了所在地方的土皇帝，他们的命令要比皇帝的诏书更有力量。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了元朝末年，才在朱元璋的铁腕手段下被彻底解决。
这类兼具防御功能的圆寨是地方豪族的堡垒
在南宋中前期，由地主豪强们自行统计治下的户口，然后捏造数据上报朝廷，通常情况下，他们只会上交很小一部分税收收入。同时，蒙哥入侵，战乱频仍，使得更多民户躲避兵祸而投靠地主豪强。地主们也通过支援南宋抗蒙的机会，和朝廷讨价还价，索取更高的自主权，慢慢的，他们控制下的户口变得几乎完全不能统计，也几乎不再纳税了。此外，参与抗蒙作战的诸将们也借战功扩大势力，兼并土地，等于产生了新一批的大地主。不难想见，南宋朝廷的财政越发艰难（这也是贾似道施行打算法，清查众将账目的重要原因）。所以，当贾似道掌握中枢之后，实行改革实属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若不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南宋将会很快分崩离析。
贾似道的改革：公田法利弊分析
贾似道的各项改革之中，最重要也是最有争议的改革当属公田法。
“公田法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财政危机，反而成为社会动荡的新源头。”这是很多学者对公田法的诟病，让我们逐一分析，以得出一个相对合理的结论。
公田法实际上是均田地的变体
在所有弊端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当公田法推行之后，南宋朝廷会发行更多的纸币，加剧了通货膨胀。宋朝廷的土地管理在南渡之后愈发混乱，财政状况十分糟糕。本来，南宋朝廷之所以大量增发纸币，是为用增发的纸币购买百姓手里的粮食，即所谓的和籴。大量发行的没有信用的纸币，一面世就贬值得和废纸一般，用这些毫不值钱的纸币去收购农民手中的粮食，其实就是强征无疑。而且，和籴的摊派也极不公平，“权势多田之家，和籴不容以加之”，也就是说，强征或者说和籴的对象大多是本已十分穷困的农民和中小地主是，对实力雄厚的豪强却几乎毫无影响。贾似道本是下层出身，对民间疾苦了然于胸，因此，他推出的公田法，虽然也一样需要继续增发纸币，但收购的目标则大为不同，他一改之前从百姓手中强行征粮的做法，转而拿着这些纸币从豪强之家手中“购买”土地，如前所述，纸币形同厕纸，这样的“购买”也就是强征。其手段的掠夺性质不变，但“掠夺”对象从贫民变成了豪强，等于是朝廷出面强制将土地从贪得无厌的豪强手中征用，分发给无地贫农。对古代封建王朝而言，这无疑是一种带有进步意义的举措。
宋朝的交子，常常一文不值
第二个经常被诟病的问题是：官田上佃户的租税，比起豪强之家佣耕的租税要高出不少。这个情况确实十分严重。这是因为：豪强大族为了吸引更多的佃农，一般都会降低佃户的税米，以赢得佃户的拥护。由于宋朝廷租税异常繁重，自耕农们便乐得出卖土地，卖身豪强成为佃户，于是朝廷能掌握的自耕农的数量就越来越少了，税收自然也少了，国家财政也就更加困难。同时，剩余的自耕农需要承受原先由更多人一起承担的赋役，他们的负担变得更加沉重，对于这些人而言，卖地投奔豪强是非常有吸引力的选项，这样就形成了难以逆转的恶性循环：
租税高——自耕农卖地作豪强的佃农——剩下的自耕农负担更重——剩下的自耕农继续转投豪强——国家收入锐减直至崩溃。
如此一来，朝廷的赋税收入完全得不到保障，国家财政也濒于崩溃的边缘。面对这样的局面，贾似道只能通过强制的方式，从豪强手中征地，分发给向朝廷交税的自耕农，也就是让自耕农成为政府的佃农，这样，才能保障国家的收入不至于完全被豪强鲸吞。
屯田制公田法都是为应对入不敷出的军事开销
贾似道经营的公田，和魏武帝曹操的屯田制，明朝时期的卫所制度，颇有异曲同工之妙。首先是要在蒙古步步紧逼，军费浩繁的局面下，为国家解决迫在眉睫的财政问题，续一线之命。在此情况下，公田免不了会加重对雇用自耕农户的剥削。不过，因为公田法的推出，大大减少了和籴行为。换言之，虽然公田上自耕农的赋税加重了，但名为购买，实为强征的和籴行为却大大减少了，因此，从总体上看，自耕农的负担还是大大得到了减轻，同时朝廷的收入也因为控制人口的增加而激增，形成了朝廷-自耕农双赢的良性循环，大大改善了之前国弱民穷，单单肥了豪强的局面。正是在这种朝廷-百姓双赢的前提下，加强了普通民众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在面对国力远远胜过自己的蒙元时，南宋君民上下一心，轰轰烈烈全民抗战，没有起义军与蒙古人里应外合，也没有面对敌人望风披靡，最后虽然因为实力差距过大仍不免败亡的命运，可歌可泣的崖山壮举也为后世推翻蒙古残暴统治保存了民族大义的火种。
元末的起义带有民族性质
公田法的第三个质疑点是：“没有对大官僚、大地主起到多大的抑制作用”。所谓“为政不难，不得罪於巨室”，在贾似道上台执政之初，凭借其鄂州以一己之力抗衡忽必烈大军的战功，以及之前在经济上、军事上所取得的一些成就，朝野无不为之欢欣鼓舞，著名学者王柏献诗歌颂他“义概包宇宙，智略吞群英”“归来辅皇极，一稔舒群情”，反映了当时土大夫们对贾似道的钦佩和赞赏之情。习惯于任意褒贬人物的太学生们，也争相称其为“师相”、“元老”和“周公”。可是，一旦当贾似道着手实施一些不利于官僚贵族和大地主阶级既得利益的政策时，就遭到了他们群起而攻的猛烈反对。在贾似道败亡之后，这些政策措施就被作为他的一大罪状而载入史册。

贾似道是忠臣还是奸臣

贾似道，浙江天台藤桥松溪人。贾涉之子，生母胡氏是贾涉的小妾。贾涉死时，贾似道年仅11岁。南宋端平元年（1234）以父荫为嘉兴司仓、籍田令。嘉熙二年（1238）登进士，为理宗所看重。淳祐初以宝章阁直学士为沿江制置副使，任江州知州，兼江西路安抚使，再调京湖制置使，兼江陵知府。加宝文阁学士、京湖安抚制置大使。宝祐二年(1254)加同知枢密院事，临海郡开国公。贾似道不顾国家安危，穷奢极欲，于西湖边葛岭起楼台亭榭，作半闲堂，建多宝阁，淫乐其中。大小朝政，委决于馆客廖莹中、堂吏翁应龙。时蒙古攻围襄樊甚急，皆秘不以闻；有言边事者，辄加贬斥，宋理宗以“师臣”相称，百官都称其为“周公”。咸淳九年（1273），襄樊陷落，德祐元年（1275）抽诸道精兵13万出师应战元军于丁家洲（令安徽铜陵东北江中），大败，乘单舟逃奔扬州。群臣请诛，乃贬为高州团练副使，循州安置。行至漳州木棉庵，为监押使臣会稽县尉郑虎臣所杀。是宋朝有名的奸臣之一。

公元1233年，即为宋理宗绍定五年，蒙古向南宋政府提倡“联蒙灭金”的条文，与蒙古结成盟友。后来於端平元年(1234年)，宋蒙联军成功灭金，但蒙古却违背之前定下来的条文，把宋应得的土地削减，宋出兵强行要回土地，但无济於事，惨败而归，更被蒙古於1258年以“违约”名义入侵。南宋惨败後，理宗令右丞相贾似道领兵出战，驰援鄂州，贾似道根本没有什么军事上的认识，於是在出征後与蒙军私下议和，并向蒙军游说朝廷会向蒙古进贡，第一次议和，蒙军并不愿意。及后，蒙古大汗蒙哥在钓鱼城一战中死于城下，贾似道得知忽必烈会回国夺回汗位，便看准机会，与忽必烈签订和约，表示愿意称臣、岁奉二十万两银、绢二十万匹。在私下议和后，贾似道与其他将领会师，并趁蒙军撤退时进攻，杀伤了仅仅一百七十多的外敌。一百七十多的数目对兵源充足的蒙军简直是微不足道，可是，贾似道却视之为“空前绝后”的战功，夸大自己的战功，连奉“捷报”，却不报蒙军撤退的真正原因，向理宗报道：“诸路大捷，鄂围始解，汇汉肃清。宗社危而复安，实万世无疆之福。”理宗收到情报后，被贾似道蒙骗，欢天乐地，赐贾似道卫国公与少师，更大力赞扬贾似道，令朝中的文武百官恭迎贾似道“凯旋”。之后理宗罢免丞相丁大全，从而使贾似道得以专权。贾似道得势後，立即作威作福，向理宗谗谮在军营中对他“无礼”的曹士雄与向士璧，称其曾在军中贪污及盗取官钱，结果两人被流放外。另一位将领高达曾在军中讽刺贾似道，於是贾似道在理宗面前说高达的不是，希望可以除去高达，幸而理宗还有点智慧，没有杀死高达。贾似道与同党编辑《福华编》，用以“歌颂”他於抗蒙军时的“英勇事迹”。
及後，宋度宗(1265年—1274年在位)登极後五年，贾似道为了测试自己在朝中的地位，便在度宗面前说自己年事已高，需返乡受福，度宗为了不要失去该“军事奇才”，便下旨准许贾似道可六日才上朝一次，也不用如百官般的行礼，到後来更是十天上朝一次，贾似道已证明了自己在朝中的地位几乎与皇帝相似。在1267年—1273年，襄阳被元军围攻之时，边关的文书接二连三地传来，贾似道玩乐为首、国事其次之，一律不上朝廷。《宋史》载：「襄阳围已急，似道日坐葛岭，起楼台亭榭，取宫人娼尼有美色者为妾，日淫乐其中。唯故博徒日至纵博，人无敢窥其第者。其妾有兄来，立府门，若将入者。似道见之，缚投火中。尝与群妾踞地斗蟋蟀，所狎客入，戏之曰：此军国大事耶？」咸淳八年(1272年)，度宗前往祭祀式时，天落大雨，度宗接受爱妃胡贵妃之父提出归宫之建议。此举令贾似道不满，装出要离宫归家，度宗苦苦哀求，后听从贾似道的话，把心爱的胡贵妃送去当尼姑才得到贾似道的「原谅」。更荒唐者，贾还带蟋蟀上朝议政，庭上不时传出虫鸣声，甚至曾发生蟋蟀自水袖内跳出，竟跳黏到皇帝胡须上的闹剧，而襄阳被元军围困一事，却被贾似道一一隐瞒。又次，朝廷派遣贾出征，贾似道买通大臣，向度宗「说明」他应留在中央控制大局，而不该上前线抗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