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是一篇论述儒家人性修养的散文,原是《礼记》第三十一篇,相传为子思所作,是儒家学说经典论著。经北宋程颢、程颐极力尊崇,南宋朱熹作《中庸集注》,最终和《大学》、《论语》、《孟子》并称为“四书”。宋、元以后,《中庸》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中国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现代儒家学者杜维明:“只有很少的书值得我们反复细读,从中得到取之不竭的灵感资源,而《中庸》就是这样一种文本”。
2、现代哲学史家陈荣捷:“在儒家全部经典文献中,《中庸》或许是哲理性最强
首先,简要谈谈鲁迅在传统批判中的态度:
在近代中国快速变迁的情境中,传统文化模式不再配合,古老的法则不再适用,鲁迅不得不开始“走异路、逃异地”,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向传统文化模式告别的姿态和宣言。就鲁迅而言,尽管他(包括胡适、周作人、刘半农等)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入的、卓有成效的研究和总结,如他的《中国小说史略》,(胡适的《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中国哲学史大纲》),认识到在实践过程中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性,其中包含着肯定因素,存在着“延续”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但在思维方式上,在总的价值体系方面,他对传统持否定性的整体观。其原因就是他认为中国传统的政治、军事、文化、制度……已经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这个整体的现实功能相对于西方社会文化体系而言是否定性的,并导致了中国的落后。不仅如此,鲁迅的伟大之处,还在于他同样也认识到自身的历史性,他在反传统的过程中同时洞察了自身的历史性,即自己是站在传统之中“反传统”,因此,对传统的否定的价值判断导致了对自我的否定性的价值判断,这也是鲁迅反传统的基本前提。 这表明了鲁迅把反传统的社会活动纳入了自身的精神历程,并使之具有了“赎罪”的意义:传统的罪恶也是我的罪恶,对传统的批判和否定也是对“我”的批判和否定。
鲁迅负载了中国传统文化太多的积淀.鲁迅生活在封建文化之中,对封建文化具有某种天然的亲和力,这种亲和力决定了鲁迅无法摆脱传统的影响,也决定了其一生所批判的目标.同时,对封建文化的亲和力是其痛苦的源泉.
鲁迅的留洋经历助长了其责任意识.生活在中国之时,鲁迅对封建文化的态度是"爱也是你 --- 因为你滋养了我,恨也是你 ---- 因为你毁灭了我",此时的鲁迅还局限于"小我".而留洋之后,鲁迅经历了本雅明式的 "震惊":封建文化虽然滋养了我,但害了中国.此时的鲁迅有"小我"走向"大我","责任"意识呈现.
挣扎中的绝望.越是挣扎,就越能看清封建文化的吃人本质,而越是看清这种本质,就越是挣扎.如此以来,鲁迅在他的作品中时常流露出一种精神上的绝望,而这种绝望就是我们所谓的其"批判的深度".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没有哪一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有鲁迅这样深刻而又具体,没有哪一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有鲁迅这样执著而又犀利。鲁迅一针见血地将中国的传统文化概括为奴性文化。他说:“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换来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分。”(《老调子已经唱完》)鲁迅认为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资格,至多不过是奴隶,中国历史上只有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鲁迅努力从整体上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在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特征的同时,鲁迅在许多文章中还十分具体深刻地剖析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弊病,鲁迅以偏执的发展观孜孜于对中国传统文化弊病的揭示和批判,“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致尤炳圻》),因而鲁迅在他的乡土小说的创作中也努力解剖、抨击中国传统文化在民族心理性格方面形成的种种病态。
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中,对国民性的卑怯是深恶痛绝的,他一再针砭在中国传统文化浸淫下国民性的卑怯,他说:“……意图生存,而太卑怯,结果就得死亡。以中国古训中教人苟活的格言如此之多,而中国人偏多死亡,外族偏多侵入,结果适得其反,可见我们蔑弃古训,是刻不容缓的了。”(《北京通信》)鲁迅的乡土小说展示给我们的是一个卑怯者的世界。李长之在《鲁迅作品之艺术的考察》中就指出:鲁迅的小说创作“在内容上,写的东西都是一致的,就是写农民的愚和奴性”。在鲁迅的乡土小说中,将儿子的命运寄寓在人血馒头上的懦弱的华老栓(《药》),一心想跻身于长衫客行列的落魄的孔乙己(《孔乙己》),因丢了辫子被女人当众辱骂的忧愁的七斤(《风波》),在多子、饥荒、苛税等压榨下苦得像个木偶人的闰土(《故乡》),都是乡土社会中的卑怯者,他们对于身受的压迫忍辱受屈逆来顺受。《祝福》中到土地庙捐门槛赎罪的祥林嫂,《在酒楼上》中敷敷衍衍模模糊糊无聊地生活着的吕纬甫,《孤独者》中亲手选了独头茧将自己裹在里面的魏连殳,《离婚》中慑于七大人威光的爱姑,也都是社会生活中的卑怯者,虽然他们面对坎坷的命运和人生也有过不平和抗争,但最终都屈服于文化传统和社会环境。鲁迅将国民的卑怯视为国民性的主要病根之一,他以决绝的姿态予以抨击。鲁迅极力反对卑怯者半死半生的苟活,他深切地期望人们能挣脱文化传统的禁锢,有真正的人的生活,他说:“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忽然想到•五》)
鲁迅先生对于卑怯者的恃强凌弱更为痛恨,他曾愤愤地指出:“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多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这些孱头们!”(《杂感》)鲁迅在其乡土小说创作中一再针砭揭示卑怯者的凌弱。《孔乙己》中咸亨酒店里酒客们对孔乙己的奚落哄笑,《药》中老栓茶馆里茶客们对夏瑜的斥责讥嘲,《明天》中鲁镇上红鼻子老拱、蓝皮阿五对单四嫂子的欺凌,《阿Q正传》中遭假洋鬼子棒喝的阿Q对小尼姑的侮辱,《祝福》中鲁镇人对祥林嫂悲剧故事的学舌、对祥林嫂额头伤疤的嘲弄,《孤独者》中寒石山村人们对魏连殳关于其母丧葬仪式的胁迫,都可看出鲁迅对乡村社会中卑怯者的恃强凌弱的深恶痛绝。鲁迅曾愤然地指出:“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我之节烈观》)
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中,鲁迅对封建节烈观念和等第思想十分憎恶,在《我之节烈观》中,鲁迅将封建节烈观念视作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他说“社会上多数古人模模糊糊传下来的道理,实在无理可讲;能用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死不合意的人。这一类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里,古来不晓得死了多少人物;节烈的女子,也就死在这里。”鲁迅在其乡土小说中就描述了在封建节烈观念的影响摧残下,“不幸上了历史和数目的无意识的圈套,做了无主名的牺牲”的乡村社会的人们。《明天》中的寡妇单四嫂子执意守节,将儿子宝儿视作她人生的惟一寄托和希望,宝儿的不幸病逝,使她失落了明天。《祝福》中的祥林嫂守寡后又被婆婆强行嫁到贺家墺,一心守节的祥林嫂全力反抗,竟一头撞在香案角上。被称作善女人的柳妈竟认为当初祥林嫂“索性撞一个死,就好了”,并劝祥林嫂去土地庙捐门槛“赎了这一世的罪名,免得死了去受苦”。封建的节烈观念成为摧残乡村妇女的“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社会公意不节烈的女人,既然是下品;他在这社会里,是容不住的”。因而精神上受尽折磨和摧残的祥林嫂在容不住她的社会里只有走向死路。鲁迅认为应该追悼中国历史上为节烈观念迫害致死的人们,并说:“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自己和别人,都纯洁聪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虚伪的脸谱。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我之节烈观》)
鲁迅将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历史与传统概括为吃人的筵宴,这种吃人是建筑在封建的等级制度上的。鲁迅指出:这种吃人的筵宴,“但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灯下漫记》)鲁迅对这种封建的等第思想是极为憎恶的。他说:“中国人至今还有无数‘等’,还是依赖门第,还是倚仗祖宗,倘不改造,即永远有无声的或有声的‘国骂’。”(《论“他妈的!”》)中国传统的君臣父子等第严格的礼治秩序成为几千年来规范人们的生活准则和处世方式,鲁迅的乡土小说中对这种森严的等第思想作了生动的揭示。《孔乙己》中去咸亨酒店喝酒的人们,长衫客和短衣帮泾渭分明,短衣帮们是靠柜外站着喝酒的,而长衫客则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慢慢地坐喝,而落魄的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孔乙己始终未能跻身于长衫客之列,最终脱下了长衫,穿件破夹袄,盘着两腿来喝酒。《故乡》中回乡寻觅过去的记忆与情感的主人公“我”,在被岁月和生活压迫得麻木了的闰土一声“老爷”的称呼中,感到他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童年时相处得无拘无束的小英雄闰土消失了,只有辛苦麻木得像木偶般的闰土了。鲁迅十分深刻地将人之间的这种隔膜归为封建等第的缘由。他说:“……在我自己,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这就是我们古代的聪明人,即所谓圣贤,将人们分为十等,说是高下各不相同。”(《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
鲁迅针砭了中庸思想和瞒骗行径。被称为儒家最高美德的中庸思想倡导不偏不倚执两用中的中和主义,这成为人们道德修养和处世行事的基本准则和方法。鲁迅将中庸视作国民性卑怯的根由和阻碍中国人进行改革前行的巨大阻力。鲁迅指出:“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无声的中国》)在散文《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中,鲁迅就抨击了聪明人的中庸思想、推崇傻子的改革精神和批判了奴才的奴性性格。在散文《立论》中针砭了执两用中的中庸之道。鲁迅在乡土小说创作中,也生动地揭示了这种不偏不倚的中庸思想。《明天》中的王九妈,面对单四嫂子询问宝儿的病情,她只是“端详了一番,把头点了两点,摇了两摇”。这种不置可否不负责任的回答,与《立论》中既不谎人也不遭打的回答如出一辙,这显然是为鲁迅所鄙弃的。《祝福》中回归鲁镇的游子,在祥林嫂关于灵魂地狱有无的叩问中,只能以“也许有”,“也未必”和“说不清”搪塞,这种中庸之道的处世态度,鲁迅在小说中阐释道:“‘说不清’是一句极有用的话。不更事的勇敢的少年,往往敢于给人解决疑问,选定医生,万一结果不佳,大抵反成了怨府,然而一用这说不清来作结束,便事事逍遥自在了。”这显然是为鲁迅所针砭的调和折衷的中庸之道,是一种摆脱责任和道义的中和主义。《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在社会和环境的压迫下,从一个关心国家前途命运敢作敢为的青年,变为一个教教“子曰诗云”敷衍模糊无聊随便的弱者,他以中庸之道调和规范自我的人生。这显然也是为鲁迅所不满的。
鲁迅憎恶中国人的奴性性格,更憎恶他们以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他说:“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论睁了眼看》)鲁迅憎恶他们能以瞒和骗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鲁迅的《阿Q正传》立意写出国人的魂灵,阿Q是以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的典型人物,不管处于何等不利和不愉快的境地,阿Q都能从中摆脱出来,处于精神上胜利的不败之地。《故乡》中麻木辛苦生活着的闰土,在香炉和烛台里寻觅人生的希望,寻求精神的寄托和慰藉。《祝福》中受尽折磨的祥林嫂,到镇西头的土地庙捐门槛赎罪,求得精神的平衡与解脱。《孤独者》中作茧自缚的魏连殳,躬行其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其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在失败中找到了精神上的胜利。鲁迅深深地憎恶国民的奴性性格,真诚地期盼能创造出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真正争取到做人的资格和权益。
“中庸”是德,德是“中庸”,是自然的必然,因为天地间最大的德是向生性。
“中庸”包含二德,一德是天地之德。万事万物,无不强调阴阳平衡,必须要“中”,才能和谐自然,和谐万物,和谐 社会 ,和谐 健康 ,自然的德就是要尊重自然规律,按照自然规律办事,如保护环境就是这个道理。
二德,是人文之德。人类共同建设美好家园,需要相容,相让,相谅,也就是说要有谦卑思想,没有相互谦卑谦让,岂不是鸡飞狗跳,那就不利于人类的和谐,也就是无德,任何群体都不欢迎害群之马,所以“庸”是德,这个德就是给别人机会,给别人放生,把自己放在低处,把灵魂放在好处。
第二层德,在当今 社会 尤其重要,尊重自然的德容易被人们意识到和做到,以“庸”的姿态立世却很难做到,特别是在这个强调个性自我任性的时代,更具有现实意义。
这个理解,任何时候都不会过时,对任何时代的教育,都有积极的意义。
一己之见,重在参与!
“中庸”就是取其“中”,这是理智的选择。
试想一想:这个世界,很多事情本来就没有绝对的“正确”与“错误”,也没什么绝对的“好”与“坏”,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强逼自己去选其一呢?
由此,我们明白了“中庸”,是美德。
↗这里的,德,得,同意,中是既成的事实,庸是云云众生千资百态,万事万物。无事无物无不包藏在内。都出不了中庸。道德也。庸者道也,中者德也。
教育是划圈圈框框道道,是对人的限制,中庸是多种自然环境,或人为纵合成的事实,是悟出来的,不是教出来的。
这段话是孔子对“中庸”之道的阐述。
“中庸”是什么?孔子认为,中庸是一种道德,并且是一种最高的道德。何为“中庸”?自孔子提出这一概念以来,众说纷纭,据传孔子的孙子子思曾专门作过一篇《中庸》,简述“中庸”的具体含义,《中庸》云:“喜怒衰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他将中庸解释为“中和”。宋朝的朱熹给出的解释是:“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又引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师徒二人的解释虽然说法不同,但含义基本相同。
其实,在《论语》中,孔子并没有给“中庸”下一个完整的定义,但在《先进篇》中却有这样一段记载: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 (先进第十一),“过”就是过火,“不及”就是火候不到,就像炒豆芽一样,炒过了,豆芽就炒熟了;火候不到,豆芽有生味,必得把握好火候,才会使炒出的豆芽鲜嫩可口。“过犹不及”道出了“中庸”之道的基本含义。
令人遗憾的是,现代人一提到“中庸”,往往会联想到一个词——“和稀泥”。 比如,甲乙二人正在打“口水仗”,各执己见,互不相让,这时候突然来了第三个人,听了甲的陈述,说了一句“有道理”;听了乙的陈述,也说了一句“有道理”,然后把两个人的意见综合起来,发表一番自以为高论的观点,让甲乙二人“丈二和尚——摸不清头脑”,以暂时平息这场争执,至于什么是正确的,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或者明明知道也不想说,害怕得罪甲乙当中的任何一个人,这个人的做法是最典型的“和稀泥”。
有人认为,这样做就是中庸,其实是对孔子“中庸”的曲解。结合上文所引材料,我对“中庸”的理解是:无论做人,还是做事,能够做到恰如其分、不偏不倚,符合客观事实和客观规律就是中庸。“和稀泥”不是按客观规律办事,这种做法要么超越规律,要么达不到规律的要求,是一种无原则的调和,因而不是孔子所说的“中庸”。
孔子还认为,“中庸”是一种最高的道德,一般人很难做到。 事实的确如此,谁能对规律把握的如此准确,保证自己一辈子不说一句错误的话?不做一件过头的事?除非像孔子那样的圣人。但是,做为一般人,我们也没有必要向孔子看齐,只要我们在做人、做事的时候,尽量做到“三思而后行”,说该说的话,做该做的事,其实离“中庸”之道就不远矣。
做为教师,我们也应当始终懂得并时时恪守“中庸”之道。首先,教师要遵守职业道德规范,有所为,有所不为。 有所为,就是要做好自己职责范围的事情,忠于职守,勤奋工作,锐意创新,无愧于人民教师这个光荣的称号;有所不为,就是坚决不做有违教师职业道德的事情。因此,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教师,不但要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而且要知道自己的不该做什么。到底该不该,不是由利益所决定,而是自身的价值观、荣辱观、道德观在起作用。
其次,要按照教育教学的规律做事。 要尊重教育规律和学生成长发展的规律,注重因材施教和启发式教学,促进学生 健康 、和谐地发展。从当今学校教育的现状看,对教育教学规律的研究和运用,不是“过”而是“不及”,比如启发式教学,真正在教学中像孔子那样运用自如的教师,了了无几。相反,对于“洋”理论,反而有过之而不及,并不是说这些理论不好,只是一旦用过了头,就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教育效果就会大打折扣。比如杜威的“生活教育”,有其合理的成份,但如果在学校教育中一味的强调“教育即生活”,忽视学生文化知识的学习,就会邯郸学步,劳而无功。
三是教师要淡泊明志,波澜不惊。 教师也是人,也会有利益的诉求,也会遇到很多难事、烦心事,此时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急躁冒进,否则不但会影响我们的教学和工作,还会影响正常的人际关系。优秀的跳水运动员入水时,溅起的水花越小,得分会越高,因为水花小,说明运动员对身体控制得好。我们遇到事情,要像跳水运动员那样,沉着冷静,多想一想话该不该说,事该不该办,多思考一下有利和不利的因素,不要急于下结论。要在不好的事情发生前避免其发生,而不是等待事情发生后再去处理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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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评论道,诗经上有过这样一句话。高山是要仰望的,大路是要行走的。我虽然不能遵大路而攀上高山之巅,但内心里对此是向往的。孔子的遗著为人很荣耀,孔子只是一个平民。他的学说竞然传布至今。主要是学者都宗仰他,从天子王侯起。凡是硏究六经的人,都以孔子的思想学说为准则。真可以说是至高无上的圣人了。
“中庸”是个贬义词,生活中,大家一定听过“这个人太中庸”“这个意见很中庸”的评价。我们通常觉得“中庸之道”就是谁也不得罪,是缺乏个性的表现。
但真的是这样吗?
孔子说中庸是一个人道德的最高境界,是一种极其苛刻的状态。真正的中庸不是和稀泥,也不是叫人去做好好先生,而是一条细如发丝的黄金中道;“中”,好比箭中靶心,不偏不倚。“庸”,即“用”,就是我们庸常的生活。
中庸合起来,就是不偏不倚地将那些原则运用到我们的日常当中。
中庸,不偏不倚,不分对错,和稀泥,对当今的教育没有可取之处。当今的教育要立德,要有正确三观武装头脑,才能行走至远。
中庸其实不能简单归为德,中庸中有道也有德,有乾也有坤,阴阳动态平衡状态!
语出《论语.雍也》。是指处理事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态度,是最高的道德标准,但很久以来很少有人懂得这个道理了。孔子之所以把中庸视之为德,从下面介绍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中可以展示出来,而对现代教育的启发,也就在其中了。
中庸,本来含有公正无私、勿偏狭的宗旨。何晏集解:"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道。”但被人们曲解滥用了,变成了平庸、妥协、保守、不求上进等等的代名词,而且流毒广泛深远。鲁迅《华盖集.通讯》痛批道:"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
矟微年长一点的人都不太知道中庸有好的一面的本意,而受鲁迅痛批中庸的影响却颇深。尤其对晚清以来,中国对外侮总以卑辞厚礼、"曲线救国"来敷衍国民而深恶痛绝。
而亚里士多德有一个观点主张却与中庸的较好的本意十分相似。他认为,从伦理上讲,人的一切行为都有三种状态:过分,不及,适中。其中,过分与不及,是恶行的特征。而不偏不颇,处于两个极端的中间,也即我们讲的中庸,才是美德的特征,道德的标准。比如他举例说,勇敢位于怯懦和鲁莽的中间,节制位于纵欲放荡与冷漠无情的中间。进而引伸指出:大贫大富都是不好的,都是不符合伦理道德的,而全民都具有中等财富才是最好的。据此他认为,国家应该由拥有适度资产的中等阶级来统治。
现代教育应不应该介绍"中庸"之类?当然应该介绍。它们都是古代文化的重要元素,不介绍是不负责任的。但是介绍,应该是正本清源的介绍,而不能是以偏概全的介绍,在此基础上,取其积极的本意,彰显其世界优秀文化的共同、共通和共鸣,丰富古代文化知识,增强中国文化自信。而对曲解滥用的所谓中庸,则应坚决摒弃和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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