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戏剧理论与实践怎么样(现代戏剧有哪些主要特征?)

现代戏剧理论与实践怎么样

《现代戏剧理论与实践》是由作者J.L.斯泰恩编写，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书籍。斯泰恩是位著述丰富的英国戏剧理论家、教授，曾在美国西北大学等校任教20年。这套书是戏剧学习，尤其是学习外国戏剧人的必读。在国内发表的戏剧论文里，经常可以看到此书的引用。这本书有以下特点：

1、内容全面、系统，现代戏剧历史上的重要人物、演出、风格流派几乎都有涉及，并有作者独到的见解；

2、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著作，行文有条不紊、清楚简洁，尤其语言非常通俗易懂；

3、没有掉书袋和术语充斥的问题。

现代戏剧有哪些主要特征?

特点：

1、情节是最重要的。亚里士多德在人类第一部戏剧理论专著《诗学》里认为，人的行动即情节。在他看来，只有情节，即人的行动，才是戏剧塑造性格的合适方式。

2、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话原则。在传统戏剧中，人物的激情和行动主要是通过台词来表现的。戏剧中的台词，应该是真正的对话。和情节是生活的提炼一样，戏剧对话也是对生活语言的提炼。

3、悲剧和喜剧原则。人们往往认为“大团圆”结局是中国戏剧“喜闻乐见”的民族样式，这其实是一个误解。“大团圆”并不是中国特色，而是“中世纪”特色，在欧洲中世纪戏剧里，也没有真正的悲剧。一切国王说得上话的地方，都把悲剧看作只会发生在古代和隔壁邻居的故事。

扩展资料

分类：悲剧、喜剧和正剧，其中悲剧出现的时间早于喜剧，正剧也称为悲喜剧。

悲剧：冲突的实质：“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悲剧的审美价值：“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喜剧：审美价值：“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

正剧：将悲剧和喜剧“调解成为一个新的整体的较深刻的方式”。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戏剧

中国戏剧现代性追求的历程与意义

一、现代性追求的主体
20世纪中国戏剧发展历程中的现代性的研究，应该是我们准确界定中国现当代戏剧性质特征的必要前提。然而，像中国现代戏剧的现代性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哪些剧作家与戏剧作品，以及哪些戏剧事件上这样一些最为基础的问题，至今还有待解决。
客观地说，关于20世纪中国戏剧的现代性追求的研究，早已不是一个新的课题。如果我们可以将《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辑出版，看作是20世纪文学被当作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为学术界关注的开端，认为由此开始出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乃至现、当代戏剧这门学科，那么，正像我们所容易看到的那样，每一位从事现代戏剧研究的专家，都会注意到戏剧的现代性问题，已经有不少论著及论文述及这个研究领域，其中就包括了数部有影响的现代戏剧史以及与现代戏剧史相关的著作，当然还有更多的论文。20世纪中国文学与戏剧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人们一般地都不趋向于仅仅将“现代文学”或“现代戏剧”这个概念看作是一个纯粹的时间意义上的概念，并不仅仅将它看作是1917—1940这个时间段的一堆文学和戏剧作家与作品的无机组合，而更趋向于将它们看作是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学和戏剧逐渐演变，并且逐渐获得与展现其现代性的过程，对1949以后的中国文学和戏剧的研究，则很自然地延续了这样的研究方法与趋势。
因此，对20世纪中国戏剧整体的和文学史的研究，从一开始就与戏剧的现代性联系在一起，须臾不曾分开。但是，迄今为止，几乎所有关于20世纪中国戏剧现代性的研究，都主要集中在话剧领域，集中于在话剧中所表现出来的一些不同于传统中国戏剧的特点，局限于从世纪初以来诞生的话剧的发展。如同一部影响极大的现代戏剧史所断言的那样：
中国现代戏剧史不仅是新兴话剧产生、发展的历史，而且包括传统旧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革新演变的历史和新歌剧、新舞剧产生、发展的历史。但是，不论从戏剧思潮和戏剧观念转变的现代性和世界性来看，还是从戏剧运动与我国民主主义革命的紧密联系来看，或者从大批优秀剧作家的涌现及其在创作上的重大贡献来看，真正在漫长的中国戏剧史上开辟一个崭新历史阶段，在新文化运动中占有突出的历史地位，并在现代戏剧史上起着主导作用的，则是新兴的话剧。
既然作者也看到中国现代戏剧史本身具有的丰富内容，那么，仅仅从20世纪话剧的诞生与发展论述20世纪中国戏剧现代性的表现，这样的研究，当然是既不全面，也远远不够的。且不说话剧在它90年前的引进时期在中国整个演剧界只局限于很少几位留日学生的实验，在20年代，虽然曾经有过洪深1924年导演王尔德《少奶奶的扇子》的空前成功，但还基本上处于“爱美的戏剧”（业余演剧）的水平；即使它后来得到了来自艺术之外的力量的巨大支持，直到90年后的现在，它也仍然只不过是中国戏剧这个庞大的整体中很小的一部分，根本不可能在现代中国戏剧发展史上起着什么“主导作用”；而被看作是不占“主导地位”，甚至可以基本忽略不提的所谓“旧戏”也即戏曲，却实实在在地生存、发展着，并且一直支配着中国戏剧的发展历程。
中国戏剧现代化在理论方面的诉求，始于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无涯生《观戏记》、蒋观云《中国之演剧界》和陈独秀《论戏曲》等早期启蒙思想家在世纪初的几年内发表在当时有影响的报纸杂志上的文章，包括陈去病、汪笑侬创办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戏剧杂志《二十世纪大舞台》的创刊；而它有组织的实践，则始于1906年成都成立的戏曲改良公会，1906年在东京成立的春柳社，天津1907年成立的移风乐社和1911年成立的戏剧改良社等，1912年成立的西安易俗社和上海伶界联合会等；当然，还必须提及的是清末年间广东一带大量出现的“志士班”演剧活动，1901年汪笑侬从演出新编京剧《党人碑》开始的戏曲改良的尝试，这些都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戏剧的现代化进程中的始作蛹者，并且在20世纪中国戏剧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着深远的影响。而这样一些遍布全国各地的与戏剧改良相关的理论与实践，除了春柳社以外，都发生在中国传统戏剧的内部，都意味着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以及戏剧界本身在戏剧改良方面的不懈努力，而它们都与话剧的引进以及它未来一些年里步履维艰的发展没有直接的关系。换言之，也正是这样一些从中国戏剧本身出发的改良，才是真正决定着20世纪中国戏剧的现代化进程，并且在此后使得中国戏剧拥有了某些现代性特质的事件，才是使得中国戏剧从它的古典形态脱胎而来，并且最终开始了它的现代性转换的，无可怀疑，也正是它们，而远不止于新兴的话剧的发展，才使得中国戏剧呈现为今天我们所见的模样。
因此，漠视20世纪在戏曲领域出现的现代性追求，甚至完全无视戏曲的存在及其文学史意义，将20世纪中国戏剧史基本上写成一部话剧发展史，除了研究对象层面上的严重缺失以外，更把中国戏剧的现代化进程以及现代性呈现，仅仅归之于外来的话剧在中国的出现乃至发展，这实际上就等于是在说，在20世纪整个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戏曲是完全外在于这个进程的；同时实际上是在说，作为中国戏剧主体的戏曲到20世纪就停止了它的发展，成了社会现代化进程之外一位纯粹的看客，代之而起的则是外来的话剧。这样的说法割裂了中国戏剧内在的发展线索，也不符合现代戏剧发展的实际。
而且，以这种方式描述的中国现当代戏剧史使得20世纪中国戏剧整体所表现出的现代性追求，远远未能得到充分而准确的揭示。我们可以同意话剧在20世纪中国戏剧的发展历程中有着特殊的不可忽视的作用，然而，更应该看到，除了话剧这一戏剧的舶来品之外，中国戏剧本身，同样也在随着社会整体的变化，发生着更重要的变化，话剧的诞生与发展远远不足以反映中国戏剧在20世纪的现代化进程，更不足以代替20世纪中国戏剧的发展。要想真正全面展示20世纪中国戏剧的现代性追求，就必须有更宽阔的理论和戏剧史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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