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的公民观(亚里士多德政体学说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亚里士多德的公民观

亚里士多德的公民观是权利主体及公民身份现代社会中，“公民”首先是宪法概念，它是指具备一定国籍，依照国家宪法、法律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自然人。

亚里士多德的公民观强调权利主体和公民身份，否认所有自然人为公民，尤其是奴隶，而且强调依附城邦的公民的权利而忽视其承担的义务。另外，他还提出了明确的公民权利学说，其中掺杂着现代的人权思想。公民理论是宪政理论的主要内容。

亚里士多德的公民理论，与近代霍布斯、洛克、卢梭、斯宾诺莎等人的社会契约论、天赋人权为核心的公民和宪政理论相比，虽然存在极

亚里士多德政体学说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是既有趣而又重要的；——所以有趣,是因为它表现了当时有教养的希腊人的共同偏见,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成了直其中世纪末期一直有着重要影响的许多原则的根源.我并不以为其中有很多东西对于今天的政治家是有任何实际用处,但是有许多东西可以有助于弄明白希腊化世界各个地方的党派冲突.亚里士多德对于非希腊化国家里的政府方法是不大留心的.他的确提到过埃及、巴比伦、波斯和迦太基,但是除了迦太基而外,其余都只是泛泛提到而已.他没有提到过亚历山大,对于亚历山大给全世界所造成的彻底变革他甚至于丝毫也没有察觉到.全部讨论都谈的是城邦,他完全没有预见到城邦就要成为陈迹了.希腊由于分裂为许多独立的城邦,所以就成了一个政治试验室.但是这些实验能以适用的东西却自亚里士多德的时代以后就已不存在了,下其中世纪意大利的城市兴起为止.亚里士多德所引据的经验在许多方面都更适用于较为近代的世界,而不是适用自从他这本书写成以后的一千五百年之中所曾存在过的任何世界.　
他附带说了许多非常有趣的话,其中有些我们在谈到政治理论之前可以先说一说.他告诉我们说,幼利披底在马其顿王阿其老斯的宫廷里曾被一个名叫迪卡尼库斯的人骂他有口臭.国王为了让他息怒,就允许他鞭打迪卡尼库斯.他就这样做了.迪卡尼库斯等待过许多年以后才参与一次成了功的阴谋,把国王杀死了；但是这时幼利披底已经死了.他又告诉我们说应当在冬天吹着北风的时候受孕；又说必须小心翼翼地避免说下流的话,因为“可耻的话引人去做可耻的事”.又说除了在神殿里而外任何地方都不能容许猥亵,在神殿里则法律甚至于是允许秽言的.人们不应该结婚太早,因为如果结婚太早生下来的就会是脆弱的女孩子,妻子就会变得淫荡,而丈夫则会发育不全.结婚正当的年纪男人是三十七岁,女人是十八岁.　
我们从这里面知道了泰勒斯曾被人嘲笑过他的贫穷,他就用分歧付款的办法买下来所有的榨油器,于是就能够掌握榨油器的垄断价格.他做出这件事是要表明哲学家是能.够.搞钱的.如果哲学家终身贫穷的话,那是因为他们有着比财富更重要得多的事要去思想.然而这一切都是顺便提到的；现在我们就来谈更严肃的问题.这部书开宗明义就指出国家的重要性；国家是最高的集体,以至善为目的.按照时间的次序,最先有家庭；家庭建筑在夫妻与主奴这两大关系上,这两者都是自然的.若干家庭结合成一乡；若干乡结合成一国,只须这种结合大得差不多足以自给.国家虽然在时间上后于家庭,但在性质上却优先于家庭,并且也优先于个人；因为“每一事物当其充分发展时,我们就把这称为是它的性质”,人类社会充分发展时就是国家,而全体是优先于部分的.这里所包含的概念是有.机.体.的概念：他告诉我们说,当身体毁灭的时候,一只手就不再是一只手了.这个涵意就是,一只手是被它的目的——即拿取——所规定的,唯有当手与一个活着的身体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够完成它的目的.同样,一个人也不能够完成他的目的,除非他是国家的一部分.亚里士多德说创立国家的人乃是最伟大的恩主；因为人若没有法.律.就是最坏的动物,而法律之得以存在则依靠国家.国家并不仅仅是一个为了进行交换与防止罪恶的社会：“国家的目的是善良的生活.国家就是家庭与乡结合成为一种完美自足的生活,所谓完美自足的生活就是说幸福与荣誉的生活”（1280b）.“政治社会的存在是为了高贵的行为,而不是仅仅为了单纯的共同相处”　（1281a）.　
一个国是由若干家组成的,每一家都包括一个家庭,所以讨论政治就应该从家庭开始.这一讨论的主要部分是有关于奴隶制的——因为在古代,奴隶总是算做家庭的一部分的.奴隶制是有利的、是正当的,奴隶天.然.应该低于主人.有些人生来就注定应该服从,另有些人生来就注定应该统治.一个天生就不属于自己而属于别人的人,生来就是一个奴隶；奴隶不应该是希腊人,而应该是其他精神低劣的下等种族（1255a与1330a）.驯服的动物当被人统治时就更好得多,那些天生下等的人被优胜者所统治的时候情形也是一样.或许有人要问,以战俘做奴隶的办法究竟是不是有道理的呢；威力,例如在战争中使人获得胜利的那种威力,好象是蕴涵着更为优越的德行的样子,但是情形却往往并不如此.可是无论如何,对于那些虽然天生来应该受统治却不肯屈服的人而发动战争,那样的战争总是正义的（1256b）；而这就蕴涵着在这种情况之下把被征服者转化为奴隶就是正当的.这仿佛是足以为古往今来任何的征服者作辩护了；因为没有一个国家会承认自己天生来就应当是被统治的,所以对于自然意图的唯一证据就必须从战争的结果来推断.因此每一场战争里的胜利者就都是对的,被征服者就都是错的.这倒很能自圆其说.　
其次就是关于贸易的讨论,这一讨论深刻地影响了经院学者们的善恶论.每件事物都有两种用途,一种是正当的,另一种是不正当的；例如一双鞋可以用来穿,这就是它的正当的用途,或者可以用来交换,这就是它的不正当的用途.因此一个必须靠卖鞋为生的鞋匠的身分就有些下贱了.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说,零售并不是发财致富的艺术中的一个自然部分（1257a）.发财致富的自然方式是巧妙的经营房产与地产.以这种方式所能得到的财富是有限度的,但是由贸易而得到的东西则是没有限度的.贸易必须和钱打交道,但是财富并不在于获得货币.由贸易而获得的财富很正当地是要被人憎恨的,因为它是不自然的.“最可憎恨的一种,而且是最有理由被憎恨的,就是高利贷；高利贷是从钱的本身里而不是从钱的自然对象里获利的.因为钱本是为了用于交换的,而不是要靠利息来增殖的.在一切发财致富的方式之中,高利贷是最不自然的”（1258）.这种教诫产生了什么结果,你不妨去看陶奈的《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一书.但是虽说他讲的历史是可信的,然而他的叙述却有一种袒护前资本主义的偏见.　
“高利贷”是指一.切.有利息的贷款,而不象现在那样仅仅是指以过高的利率贷款.从古希腊时代直到今天,人类——或者说至少是经济上更为发展的那一部分人类——一直是分裂为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债务人始终不赞成利息,而债权人则始终赞成它.在大多的时候地主都是债务人,而从事商业的人则都是债权人.哲学家们的见解除了少数例外,都是吻合于自己阶级的金钱利益的.希腊哲学家都是属于占有土地的阶级或者是被这个阶级所雇用的,所以他们不赞成利息.中世纪的哲学家都是教士,而教会的财产主要的是土地,所以他们看不出有理由要修改亚里士多德的意见.他们之反对高利贷更因反犹太主义而得到加强,因为大部分流动资金都是犹太人的.僧侣们与贵族们是有争执的,并且有时候还非常之尖锐,但是他们可以联合起来反对万恶的犹太人,——犹太人曾以贷款的办法帮他们渡过了坏年成,并认为自己应该得到自己节俭的某种报酬.　
随着宗教改革,情形便起了变化.许多热诚的新教徒都是经营企业的.对于他们来说,贷款谋利乃是最重要的事.因此首先是加尔文,后来是其他新教的神职人员,都承认利息.最后天主教会也就不得不步其后尘,因为古老的禁例已经不适于近代的世界了.哲学家们的收入现在都得自大学的资金,所以自从他们不再是教士,因而不再与土地占有相联系之后,也都一直是赞成利息的.每一个阶段都曾有过丰富的理论论据在支持着经济上对自己有利的意见.　
柏拉图的乌托邦被亚里士多德根据种种理由而加以批判.首先是非常有趣的阐述,说它把太多的统一性赋予国家,把国家弄成了一个个体.其次就是那种反对柏拉图所提议的废除家庭的论证,这是每个读者自然而然会想得到的.柏拉图认为只消把“儿子”这个头衔加给所有可能构成亲子关系的同样年纪的人,一个人对于全体人民也就获得了目前人们对他们自己真正的儿子所具有的那种感情.至于“父亲”这个头衔,也同样如此.反之,亚里士多德却说,凡是对最大多数的人所共同的东西便最不为人所关心,如果“儿子们”对于许多“父亲们”都是共同的,那么他们就会共同地受人忽视；做一个实际上的表兄弟要比做一个柏拉图意义上的“儿子”还要好得多；柏拉图的计划会使得爱情化成水的.然后就是一种奇异的论证说,既然禁绝情欲是一种德行,那么要求有一种消灭这种德行以及与此相关的罪恶的社会制度就是很可惋惜的事情了（1263b）.于是他就问道,如果妇女是公共的,那么由谁来管家呢?我从前写过一片文章题名为“建筑与社会制度”,在这片文章里我曾指出一切想把共产主义和废除家庭这两者结合在一片的人,也必定要提倡人数众多的、有着公共厨房、餐厅和托儿所的公社家庭.这种制度可以描叙为是一种僧院,只是不须要独身罢了.对于实现柏拉图的计划来说,这一点是具有根本意义的,并且这一点比起柏拉图所推荐的其他许多事情来,绝不是更不可能的事情.　
柏拉图的共产主义困恼了亚里士多德.他说,那会使人愤恨懒惰的人,并且会造成在同路人之间所常有的那类争端.如果每个人都关心自己的事情,那就要好得多.财产应该是私有的；但是应该以仁爱来这样教导人民,从而使得财产的使用大部分能成为公共的.仁爱与慷慨都是德行,但是没有私有制,它们便是不可能的.最后他又告诉我们说,如果柏拉图的计划是好计划,那末早就会有别人想到过这些了.①我并不同意柏拉图,但是如果有任何东西能使我同意柏拉图的话,那就是亚里士多德反对柏拉图的论据了.　
在谈到奴隶制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亚里士多德不是一个信仰平等的人.纵使承认了奴隶与妇女的服从地位,但所有的公.民.在政治上究竟应该不应该平等,还仍然是个问题.他说有些人认为这是可以愿望的,根据的理由是一切革命的关键都在于财产的规定.他反对这种论证说,最大的罪行乃是由于过多而不是由于缺匮；没有一个人是因为要躲避冻馁才变成为一个暴君的.　
当一个政府的目的在于整个集体的好处时,它就是一个好政府；当它只顾及自身时,它就是一个坏政府.有三种政府是好的：即,君主制、贵族制和立宪政府（或者共和制）；有三种政府是坏的：即,僭主制、寡头制和民主制.还有许多种混合的中间形式.并且还须指出,好政府和坏政府是被当权者的道德品质所规定的,而不是被宪法的形式所规定的.可是,这只有部分的真确性.贵族制就是有德的人的统治,寡头制就是富人的统治,而亚里士多德并不认为德行与财富是严格的同义语.亚里士多德按照中庸之道的学说所主张的乃是,适度的资产才最能够与德行结合在一片：“人类并不借助于外在的财货才能获得或者保持德行,反而是外在的财富要借助于德行；幸福无论是存在于快乐,还是存在于德行,还是兼存于这两者,往往总是在那些在自己的心灵上与性格上有着最高度的教养却只有适度的身外财富的人们的身上才能够找得到,而不是在那些具有多得无用的身外财货却缺少高尚品质的人们的身上找到的”（1323a与b）.因此最好的人的统治（贵族制）与最富的人的统治（寡头制）二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因为最好的人往往只有适度的财富.民主制与共和制之间——除了政府的伦理差异而外——也是有区别的,因为亚里士多德所称之为“共和制”的,保留着有某种寡头制的成份在内（1293b）.但是君主制与僭主制之间的唯一区别则只是伦理的.　
他强调要以统治政党的经济地位来区别寡头制与民主制：当富人完全不考虑到穷人而统治的时候便是寡头制,当权力操在贫困者的手里而他们不顾及富人的利益时便是民主制.　
君主制比贵族制更好,贵族制比共和制更好.但是最好的一腐化就成为最坏的；因此僭主制就比寡头制更坏,寡头制就比民主制更坏.亚里士多德就以这种方式达到了一种有限度的为民主制进行辩护；因为绝大多数的实际政府都是坏的,所以在实际的政府中,民主制倒也许是最好的.　
希腊人的民主概念在许多方面要比我们的更极端得多；例如亚里士多德说,选举行政官的办法是寡头制的,而用抽签来任命行政官才是民主的.在极端的民主制里公民大会是高于法律之上的,并且独立地决定每一个问题.雅典的法庭是由抽签选出来的大量公民所组成的,而不需任何法学家来帮忙；这些人当然易于被雄辩或者党派的感情所左右.所以当他批评民主制的时候,我们必须理解他所指的乃是这种东西.　
亚里士多德对于革命的原因曾有长期的讨论.在希腊,革命的频繁就象已往在拉丁美洲一样,所以亚里士多德有着丰富的经验可以引征.革命主要的原因,则是寡头派与民主派的冲突.亚里士多德说民主制产生于一种信念,即同等自由的人们应当在一切方面都是平等的；而寡头制则产生于一种事实,即在某些方面优异的人要求得过多.两者都有一种正义,但都不是最好的一种.“因此只要两党在政府中的地位与他们所预想的观念不相符,他们就会掀起革命”（1301a）.民主的政府比寡头制更不容易有革命,因为寡头们彼此之间可以起纠纷.寡头们似乎都是些精力旺盛的家伙们.他告诉我们说,在有些城邦里寡头们宣誓说：“我要做一个人民之敌,我要竭尽全力设法来对他们加以一切的伤害”.今天的反动派可就没有这么坦白了.　
防止革命所必须的三件事情就是：政府的宣传教育,尊重法律（哪怕是在最小的事情上）,以及法律上与行政上的正义,也就是说“按比例的平等并且使每一个人都享受自己的所有”（1307a,1307b,1310a）.亚里士多德似乎从未体会到过“按比例的平等”的困难.如果这就是真的正义,那末比例就必须是德.行.的比例.可是德行是难于衡量的,而且是一件具有党性争论的事情.所以在政治的实践上,德行总是倾向于以收入来衡量的；亚里士多德试图在贵族制与寡头制之间所做的那种区别,唯有在有着根深蒂固的世袭贵族的地方才是可能的.纵使是那样,但一旦有了一个巨大的富人阶级而又非贵族阶级的时候,也就必须让他们享有政权,以免他们酿成一场革命.但除非是在土地几乎是唯一的财富来源的地方,否则的话世袭的贵族制是决不可能长期保持他们的权力的.一切社会的不平等,从长远看来,都是收入上的不平等.拥护民主制的一部分论据就是：想要根据财富以外的任何其他优点而奠定的“按比例的正义”的任何试图都必然是要破灭的.为寡头制而辩护的人们声称收入是与德行成比例的；先知说他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正直的人讨饭；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善人获得的恰好是他自己的收入,既不太多也不太少.但是这些观点都是荒谬的.除非是绝对的平等,此外任何一种“正义”在实践上都得酬报某种与德行迥然不同的品质,因此都是应该加以谴责的.　
关于僭主制有一节是非常有趣的.一个僭主渴望财富,而一个君主则渴望荣誉.僭主的卫兵是雇佣兵,而君主的卫兵则是公民.僭主们绝大部分都是煽惑者,他们是由于允诺保护人民反对贵族而获得权力的.亚里士多德以一种讥讽的、马基雅弗利式的语调阐述了一个僭主要想保持权力时,必须做些什么事情.一个僭主必须防止任何一个有特殊才干的人脱颖而出,必要时得采用死刑与暗杀.他必须禁止公共会餐、聚会以及任何可以产生敌对感情的教育.绝不许有文艺集会或讨论.他必须防止人民彼此很好地互相了解,必须强迫人民在他的城门前过着公共的生活.他应该雇用象叙拉古女侦探那类的暗探.他必须散播纠纷并使他的臣民穷困.他应该使人民不断从事巨大的工程,如象埃及国王建造金字塔的那种做法.他也应该授权给女人和奴隶,使他们也都成为告密者.他应该制造战争,为的是使他的臣民永远有事要做,并且永远需要有一个领袖（1313a与b）.　
全书里唯有这段话是对于今天最适用的一段话,思想起来不禁令人黯然.亚里士多德结论说,对一个僭主来说,没有什么罪恶是太大的.然而,他说还有另一方法可以保存僭主制,那就是要有节制以及伪装信仰宗教.但是他并没有决定哪一种方法可以证明是更为有效.　
有一段很长的论证用以证明对外征服并不是国家的目的,从而揭示了许多人都采取的是帝国主义者的观点.确实也有一种例外：征服“天生的奴隶”是正确的而且是正当的.在亚里士多德的观点里,这就可以证明对野蛮人的战争是正当的,但对希腊人的战争则是不正当的；因为没有一个希腊人是天生的奴隶.一般说来,战争仅仅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因此一个城邦处于孤立的不可能进行征服的局势之下,也可以是幸福的.生存于孤立之中的国家也并不必须消极无为.神和全宇宙就都是积极活动着的,尽管他们也不可能进行对外的征服.所以一个国家所应该追求的幸福就不应该·是战争,而应该是和平的活动,尽管战争有时也可以是达到幸福的必要手段.　
这就引到了一个问题：一个国家应该有多么大?他告诉我们说,大城邦永远是治理不好的,因为人数过多就不能有秩序.一个国家应该是大得足够多少可以自给,但是又不应该过大而不能实行宪政.一个国家应该小得足以使公民们能认识彼此的性格,否则选举与诉讼就不能做得公正.领土应该小得从一个山顶上就足以把它的全貌一览无余.他既然告诉我们说国家应该自足自给（1326b）,但又说国家应该有进出口贸易（1327a）,这就似乎不能自圆其说了.　
靠工作为生的人不应该允许有公民权.“一个公民不应该过一个匠人的或者商人的生活,因为这样一种生活是不光彩的,是与德行相违反的”.公民也不应该是农人,因为他们必须要有闲暇.公民们应该有财产,但是庄稼汉则应该是来自其他种族的奴隶（1330a）.他告诉我们说,北方的种族是精力充沛的,而南方的种族则是聪明智慧的.所以奴隶应该是南方的种族,因为如果他们要是精力充沛的话,那就不大便当了.唯有希腊人才既是精力充沛的而又是聪明智慧的；他们治理得比野蛮人好得多,如果他们团结起来,就能够统治全世界（1327b）.人们也许可以期待,在这一点上总该提到亚历山大了吧,但是一个字也没有提到.　
关于国家的大小,亚里士多德在不同的程度上也犯了许多近代自由主义者所犯的同样错误.一个国家必须能够在战争中保卫住它自己,而且甚至于还须没有很大的困难就能保卫住它自己,如果任何一种自由的文化想要能生存下去的话,而这要求一个国家究竟有多么大,那就得取决于战争的技术与工业了.在亚里士多德那时,城邦已经过时了,因为它已不能抵抗马其顿而保卫住它自己了.在我们今天,则整个的希腊包括马其顿在内,在这种意义上都是过时了的,正象最近所已经证明的那样.今天要主张希腊或者任何其他小国完全独立,那就正象是主张一个其领域站在高处就可以一览无余的城市要完全独立,是一样地枉然无益.除非一个国家或同盟由于其自身的努力,就能强大得足以击退一切外来的征服试图,否则的话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独立.而要满足这一要求,就绝不能比美国和大英帝国加在一片更小；而且甚至于就连这,也许还会是一个太小的单元呢.　
《政治学》这部书就其传到我们今天的形式看来是没有完成的,它最后以讨论教育而告终结.教育当然仅仅是为着那些将要成为公民的孩子们；奴隶们也可以教以有用的技术,例如烹调之类,但这并不是教育的一部分.公民应该造就得适合于他自己所生存于其下的那种政府形式,因此就应该视该城邦是寡头制还是民主制而有所不同.然而在这一讨论里,亚里士多德假定公民们全都享有政权.孩子们应当学习对他们有用的东西,但不能庸俗化；例如不应该教给他们以任何歪曲身体形象的技术,或者是能使他们挣钱的技术.他们应该适度地从事体育锻炼,但是不能达到获得职业性的技术的地步；受训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孩子们的健康是受到了损害的,那些在幼时曾经是胜利者的人到了成人以后几乎很少再能成为胜利者的这一事实,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孩子们应该学习画图,为的是能欣赏人身的美；也应该教导他们能欣赏那些表现道德观念的绘画与雕刻.他们可以学习唱歌和演奏乐器,使自己能够有品评地享受音乐,但又不足以成为技术熟练的演奏者；因为自由人除非喝醉了酒的时候,是不会奏乐或唱歌的.当然他们必须学习读书和写字,尽管这些也是有用的技术.但是教育的目的乃是“德行”,而不是有用.亚里士多德所指的“德行”,他已经在《伦理学》一书里告诉过我们了,而他在这部书里又反复地加以引征.　
亚里士多德在他“政治学”一书里的基本假设,与任何近代作家的基本假设都大大不同.依他看来,国家的目的乃是造就有文化的君子——即,把贵族精神与爱好学艺结合在一片的人.这种结合以其最高度的完美形式存在于白里克里斯时代的雅典,但不是存在于全民中而只是存在于那些生活优裕的人们中间.到白里克里斯的最后年代,它就开始解体了.没有文化的群众攻击白里克里斯的朋友们,而他们也就不得不以阴谋、暗杀、非法的专制以及其他并不很君子的方法来保卫富人的特权.苏格拉底死后,雅典民主制的顽固性削弱了；雅典仍然是古代文化的中心,但是政治权力则转移到了另外的地方.在整个古代的末期,权力和文化通常是分开来的：权力掌握在粗暴的军人手里,文化则属于软弱无力的希腊人,并且常常还是些奴隶们.这一点在罗马光辉伟大的日子里只是部分如此,但是在西赛罗以前和在马尔库斯·奥勒留以后则特别如此.到了野蛮人入侵以后,“君子们”是北方的野蛮人,而文化人则是南方的精细的教士们.这种情形多多少少一直继续到文艺复兴的时代,到了文艺复兴,俗人才又开始掌握文化.从文艺复兴以后,希腊人的由有文化的君子来执政的政治观,就逐渐地日益流行起来,到十八世纪达到了它的顶点.　
但各种不同的力量终于结束了这种局面.首先是体现于法国大革命极其余波的民主制.自从白里克里斯的时代以后,有文化的君子们就必须保卫自己的特权而反对群众；而且在这个过程之中,他们就不再成其为君子也不再有文化.第二个原因是工业文明的兴起带来了一种与传统文化大为不同的科学技术.第三个原因是群众的教育给了人们以阅读和写字的能力,但并没有给他们以文化；这就使得新型的煽动者能够进行新型的宣传,就象我们在独裁制的国家里所看到的那样.　
因此,好也罢、坏也罢,有文化的君子的日子是一去不复返了.

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是什么？

一、法的概念———理性的表现和正义的化身 无论是从词源结构、逻辑或者是从法学理论上来说，法和法治都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在亚里士多德的代表作《政治学》一书中，法和法治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命题。亚里士多德把法定义为“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祉和理智的体现”，在他看来，法律是理性的体现，代表着正义，为世人所公认的公正无偏的权衡。这也是亚里士多德用来反驳柏拉图人治主张的有力论点。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以正义为原则，正义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其实质在于“平等的公正”，它以“城邦整个利益以及全体公民的共同善业为依据”。而由正义派生出来的法律，是可以裁断人间的是非曲直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律就是正义的体现，服从法律就是服从正义。可见在这一点上，他把法律和理性及正义等同起来。 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观与其平等观是联系在一起的。他的这种平等是相对的。他认为阶级是自然产生的，人天生具有不平等性。但他同时又认为人与人之间还存在着相对的平等性。他把平等分为数量上的平等和比值上的平等。所谓比值上的平等，是指根据各人的真价值按比例分配与之相平衡映称的事物。他认为按各人的价值进行分配是合乎理性和正义的。他的这一论断具有合理性，反映了一种客观存在。 不仅如此，亚里士多德还讨论了法与自由的辨证关系。他认为自由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各行其事。人们行使的自由应以法律为尺度。这是因为从实现城邦正义的立场出发，保持一定的秩序必不可少。而秩序的实现是以公民遵守生活规则为基础，法律本质上即为一种秩序，所以人们的行为理应受到法律的约束。另外，人们在生活中需要一定的规则，而此种规则本身应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这样既形成了衡量人们行为的准则，同时又是判断是非正义的标准。所以他说，“法律不应被看作奴役，法律毋宁是拯救”。 二、法治的内涵 法治是什么？它的内涵和外延有多大？至今法律界都无一个统一的定义。《牛津法律大辞典》认为，“法治”是一个“无比重要的但未被定义、也不是随便就能定义的概念”。按照海得格尔的理论，“先有”、“先见”和“先知”这三方面的存在状态构成了理解的前结构和先决条件，即在我们开始理解和解释之前，必须有个已知的东西，作为推定未知的参照系。我们只有知道法治是什么，才能去进一步研究法治。我们不知道一个东西，所以才去研究它、解释它，但我们如果连我们所要解释研究的东西是什么都搞不清楚，又如何去解释它呢？亚里士多德尽管也没有对法治给出一个明确的界定，但他却给出了法治的两个必备的要素。他认为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 1郾法治的前提是制定良好的法律。毫无疑问，这点是与他的法律观念一脉相承的。亚里士多德认为法律善恶的的衡量标准尺度是正义。恶法尽管也能导致法律的统治，但绝不可能达到法治。唯有良法是法治的前提。接着他又提出良法的判断标准：首先，良法必须能够促进建立合于正义和善德的政体，并为保存、维持和巩固这种政体服务；其次，良法不得剥夺和限制自由，在法律、自由的关系上，他提出应将自由限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再次，良法是符合公众利益而非只是谋求某一阶级或个人利益的法。 2郾法律应有绝对的权威性和至上性，必须获得普遍的服从。这是实现法治国的根本和核心。法律至上是亚里士多德理想国家的标志和应有部分，要求任何公民、团体、执政人员都应遵从法律，不得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法治国家中的社会秩序是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之上，由法律来调节社会生活。法律惟有至上的权威性，才能在全社会得到实施。 三、法治优于人治柏拉图选择的“哲学王”式的人治之道屡遭挫折的现实使他对人类理性的希望彻底破灭，被迫放弃人治，转而推崇“第二等好”的法治。然而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受其老师的影响，他从政治现实出发，否认了“完人”存在的可能，鲜明地倡导法治，反对人治，认为“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 1郾人的本性的有感情的，而感情用事会导致偏见和腐化。亚里士多德说，“凡是不凭感情因素治事的统治者总比感情用事的人们较为优良”。一个人即使再聪敏睿智，也难免失去理智而感情用事，因而把国家管理的希望寄托在个人身上，就如同将国家的命运寄托在变幻莫测的感情之上。他甚至将含有人治因素的治理喻为“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而法律是无感情的，法治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理性之治。 2郾法律具有稳定性和明确性。这既是法治的前提条件之一，也是法治优于人治的必然表现。人是感情动物，容易感情用事，而感情则又是经常变动的，所以根本谈不上稳定。相反，法律一经制定便不得随便改动，轻率的变法不但不利于城帮的治理，而且会严重削弱法律在人们心中的威信。同时，法律因其须借助于文字形式来表达而具有的明确性，较之不具有明确外现形式的人治，更有利于城帮的发展。 3郾法律是经过众人的审慎考虑后制定的，更具有正确性。因为众人的智慧优于一人或少数人的智慧，众人的裁断比任何个人的裁断要好些。亚里士多德说，“……参与公务的全体人员既然都受过法律的训练，都能具有优良的判断，要说仅仅有两眼、两耳、两手、两足的一人，其视听、其行动一定胜过众人的多眼、多耳、多足者，这未免荒谬”。因为“单独一人就容易愤懑或其他任何相似的感情而失去平衡，终致损伤了他的判断力，但全体人民总不会同时发怒，同时错断”。 值得一提的是，亚里士多德并没有绝对否认人在法治国家中的能动作用。任何一项法律的制定和执行都离不开人的因素，这点亚里士多德不但没有否认，而且还进一步指出，如何应对法律的不足。他说，法律确实在遇到某些具体事件时因为法律本身的内容没有涉及而无能为力，此时则应发挥统治者个人的才智（这是在假设个人的才智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的情况下），但是个人的才智只能作为法律的补充，而且个人才智的运用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违反法律的基本精神，否则就不可能做出公正的处理和裁决。 以上仅从三方面浅谈了亚里士多德的法治主张。事实上，他的有关法治的论述远不止这些。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不但述及法治的应然性（即必然性），而且还详细阐述了法治的实然性，他从立法、执法和守法的各个环节论述了如何在一个城邦国家实行法律统治。当代法治理论中的权力制衡说也可以从其论述中找到源头。

如何理解亚里士多德关于政治学乃是至善的学问与观点？

从伦理学的角度来解读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最高目的应该是至善,至善即最高的善,所指的是幸福.为了达到至善这个伦理目标,亚里士多德对作为他政治学的研究主体的公民和城邦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公民应该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过着有德性的生活;城邦要建立公正的秩序,按照中道原则选择实施法治和多数人统治的政体.在他看来,公民和城邦只有达到这样的要求,政治学的最高目的才能实现.

亚里士多德的资料

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年），古希腊斯吉塔拉人，世界古代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之一。是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的老师。公元前335年，他在雅典办了一所叫吕克昂的学校，被称为逍遥学派。马克思曾称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家中最博学的人物，恩格斯称他是古代的黑格尔。亚里士多德是现实主义的鼻祖。不同于他的老师柏拉图以自己假定的理想国衡量现实，他主张从现实的国家出发，防止国家堕落和促进国家的发展。他对人性和理性持怀疑态度，主张法治，而法律的来源也不是人的理性或者学者的思考，而是来自于历史和传统中为人们所遵循和认知的东西，也就是历史的理性。他对变法和改革持一种十分谨慎的态度，非到万不得已不宜改革。
同柏拉图一样，他认为城邦高于公民，但是他也主张人有自己的权利。因为城邦不仅是理性的产物，也是人们满足自身需求的产物。因此他要求实现城邦和公民利益的平衡。他还确立了公平的正义和交换的正义的均衡正义原则。一方面对于不同出身、财产、地位、能力的人要平等对待，另一方面对于特殊的任务也可以给予特殊的优待。为此他非常推崇民主制和君主制的结合，在立法问题上实行民主，行政上实行君主制。他希望借此在维护城邦整体利益时保证公民的各种利益，并提出了分权学说。
他还是类型学大师，依据统治者人数多少和是否维护全体公民利益把城邦分为六大类。并论证了各种整体的演变，其演变是逐渐变坏，其原因则是那种综合的正义原则被破坏。
学术影响
亚里士多德一生勤奋治学，从事的学术研究
多德为理论的后世书籍(17张)涉及到逻辑学、修辞学、物理学、生物学、教育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美学、博物学等，写下了大量的著作，他的著作是古代的百科全书，据说有四百到一千部，主要有《工具论》、《形而上学》、《物理学》、《伦理学》、《政治学》、《诗学》等。他的思想对人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创立了形式逻辑学，丰富和发展了哲学的各个分支学科，对科学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最早论证地球是球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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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生平
天才降世
公元前三八四年亚里士多德出生于色雷斯的斯塔基拉，这座城市是希腊的一个殖民地，与正在兴起的马其顿相邻，他的父亲是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的宫廷御医。从他的家庭情况看，他属于奴隶主阶级中的中产阶层。
求学之路
他于公元前三六七年迁居到雅典，曾经学过医学，还在雅典柏拉图学院学习过很多年。公元前3 雅典学院/亚里士多德66年亚里士多德被送到雅典的柏拉图学院学习，此后20年间亚里士多德一直住在学院，直至老师柏拉图去世。从十八岁到三十八岁——在雅典跟柏拉图学习哲学的二十年，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是个很重要的阶段，这一时期的学习和生活对他一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苏格拉底是柏拉图的老师，亚里士多德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又受教于柏拉图，这三代师徒都是哲学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在雅典的柏拉图学园中，亚里士多德表现的很出色，柏拉图称他是“学园之灵”。但亚里士多德可不是个只崇拜权威，在学术上唯唯诺诺而没有自己的想法的人。他同大谈玄理的老师不同，他努力的收集各种图书资料，勤奋钻研，甚至为自己建立了一个图书室。有记载说，柏拉图曾讽刺他是一个书呆子。在学院期间，亚里士多德就在思想上跟老师有了分歧。他曾经隐喻的说过，智慧不会随柏拉图一起死亡。当柏拉图到了晚年，他们师生间的分歧更大了，经常发生争吵。公元前三四七年，柏拉图去世，亚里士多德在雅典继续呆了两年。由于学园的新首脑比较赞同柏拉图哲学中的数学倾向，令亚里士多德无法忍受，便离开了雅典。此后，他开始游历各地。
在小亚细亚的生活
离开学园后，亚里士多德先是接受了先前的学友赫米阿斯的邀请访问小亚细亚。赫米阿斯当时是小亚细亚沿岸的密细亚统治者。亚里士多德在那里还娶了赫米阿斯的侄女为妻。但是在公元前344年，赫米阿斯在一次暴动中被谋杀，亚里士多德不得不离开小亚细亚，和家人一起到了米提利尼。
亚历山大大帝的恩师
3年后，即公元前三四三年，亚里士多德又被马其顿的国王腓力浦二世召唤回故乡，受国王腓力二世的聘请，担任起当时年仅13岁的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当时，亚里士多德四十二岁。根据古希腊著名传记作家普鲁塔克的记载，亚里士多德对这位未来的世界领袖灌输了道德、政治以及哲学的教育。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亚里士多德也运用了自己的影响力，对亚历山大大帝的思想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正是在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下，亚历山大大帝始终对科学事业非常关心，对知识十分尊重。但是，亚里士多德和亚历山大大帝的政治观点或许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前者的政治观是建筑在即将衰亡的希腊城邦的基础上的，而亚历山大大帝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帝国对希腊人来说无异是野蛮人的发明。
尽管自己的学生已经贵为国王，亚里士多德并没有一直留在国王身边，他决定回到雅典，建立自己的学园，教授哲学。亚里士多德得非常重视教学方法，他反对刻板的教学方式，于是他经常带着学生在花园林荫大道上一边散步、一边讨论哲理，因此后人把亚里士多德学派称作“逍遥学派”。
建立学园
公元前335年腓力浦去世，亚里士多德又回到雅典，并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学校。学园的名字（Lyceum）以阿波罗神殿附近的杀狼者（吕刻俄斯）来命名。在此期间，亚里士多德边讲课，边撰写了多部哲学著作。亚里士多德讲课时有一个习惯，边讲课，边漫步于走廊和花园，正是因为如此，学园的哲学被称为“逍遥的哲学”或者是“漫步的哲学”。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在这一期间也有很多，主要是关于自然和物理方面的自然科学和哲学，而使用的语言也要比柏拉图的《对话录》晦涩许多。他的作品很多都是以讲课的笔记为基础，有些甚至是他学生的课堂笔记。因此有人将亚里士 亚里士多德出生地色雷斯多德看作是西方的第一个教科书作者。
社会贡献
亚历山大去世后，雅典人开始奋起反对马其顿的统治。由于和亚历山大的关系，亚里士多德不得不因为被指控不敬神而逃到加而西斯避难。他的学园，则交给了狄奥弗拉斯图掌管。公元前三三八年，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打败了雅典、底比斯等国组成的反马其顿的联军，从此称霸希腊。次年，腓力召开全希腊会议，会议约定希腊各邦停止战争，建立永久同盟，由马其顿担任盟主。在会议上，腓力宣布，他将统帅希腊各邦联军，远征波斯。至此，马其顿实际上掌握了全希腊的军政大权，希腊各邦已经名存实亡，成为马其顿的附庸。
腓力于公元前三三六年被刺身亡。他的儿子、年仅二十岁的亚历山大即位为王。公元前三三四年，亚历山大率领马其顿军和希腊各邦的联军出征波斯。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他打跨了号称百万的波斯大军，接着摧毁了古老的波斯帝国。一个空前庞大的亚历山大帝国——其领土西起希腊，东到印度河，南包埃及，北抵中亚——建立起来了。公元前三二三年，亚历山大病故。这个凭着武力征服建立起来的大帝国，经过混战，分裂成几个独立的王国。 亚力山大大帝塑像就在这个时局动荡的年代里，亚里士多德重返雅典，在那里一住就是二十年，即从亚历山大出发远征的前一年到亚历山大去世的那一年。在这段时间里，虽然马其顿在军事和政治上控制了雅典，但那里的反马其顿的潜力还是很大的。亚里士多德来到雅典，可能肩负有说服雅典人服从马其顿的政治使命。亚里士多德在雅典受到了很多的优待，除了在政治上的显赫地位以外，他还得到了亚历山大和各级马其顿官僚大量的金钱、物资和土地资助。他所创办的吕克昂学园，占有阿波罗吕克昂神庙附近广大的运动场和园林地区。在学园里，有当时第一流的图书馆和动植物园等。他在这里创立了自己的学派，这个学派的老师和学生们习惯在花园中边散步边讨论问题，因而得名为“逍遥派”。据说，亚历山大为他的老师提供的研究费用，为八百金塔兰（每塔兰重合黄金六十磅）。亚历山大还为他的老师提供了大量的人力。他命令他的部下为亚里士多德收集动植物标本和其他资料。事实上，亚里士多德浩瀚的著作，实非一人之力所能完成。譬如，他曾对一百五十八种政治制度作了概述和分析，这项工作所需要涉及的大量搜集整理工作，如果没有一批助手的协助，是不可能做完的。当亚历山大去世的消息传到雅典时，那里立刻掀起了反马其顿的狂潮，雅典人攻击亚里士多德，并判他为不敬神罪，当年苏格拉底就是因不敬神罪而被判处死刑的。但亚里士多德最终逃出了雅典。
伟人病逝
亚历山大去世后，雅典人开始奋起反对马其顿的统治。由于和亚历山大的关系，亚里士多德不得不因为被指控不敬神而逃到加而西斯避难。他的学园，则交给了狄奥弗拉斯图掌管。一年之后，公元前322年，亚里士多德因身染重病离开人世，终年六十三岁。去世的原因是一种多年积累的疾病所造成的。关于他被毒死，或者由于无法解释潮汐现象而跳海自杀的传言是完全没有史实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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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观点及主要思想
对科学的分类
亚里士多德把科学分为：
1．理论的科学(数学、自然科学和后来被称为形而上学的第一哲学)；
2．实践的科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战略学和修饰学)；
3．创造的科学，即诗学。
哲学
亚里士多德首先是个伟大的哲学家，他虽然是柏拉图的学生，但却抛弃了他的老师所持的唯心主义观点。柏拉图认为理念是实物的原型，它不依赖于实物而独立存在。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世界乃是由各种本身的形式与质料和谐一致的事物所组成的。“质料”是事物组成的材料，“形式”则是每一件事物的个别特征。就像是现在有一只鼓翅乱飞的鸡，这只鸡的“形式”是它会鼓翅、会咕咕叫、会下蛋等。当这只鸡死时，“形式”也就不再存在，唯一剩下的就是鸡的物质。柏拉图断言感觉不可能是真实知识的源泉。亚里士多德却认为知识起源于感觉。这些思想已经包含了一些唯物主义的因素。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一样， 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性方案和目的是一切自然过程的指导原理。可是亚里士多德对因果性的看法比柏拉图的更为丰富，因为他接受了一些古希腊时期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指出，因主要有四种，第一种是质料因，即形成物体的主要物质。第二种是形式因，即主要物质被赋予的设计图案和形状。第三种是动力因，即为实现这类设计而提供的机构和作用。第四种是目的因，即设计物体所要达到的目的。举个例子来说，制陶者的陶土为陶器提供其质料因，而陶器的设计样式则是它的形式因，制陶者的轮子和双手是动力因，而陶器打算派的用途是目的因。亚里士多德本人看中的是物体的形式因和目的因，他相信形式因蕴藏在一切自然物体和作用之内。开始这些形式因是潜伏着的，但是物体或者生物一旦有了发展，这些形式因就显露出来了。最后，物体或者生物达到完成阶段，其制成品就被用来实现原来设计的目的，即为目的因服务。他还认为，在具体事物中，没有无质料的形式，也没有无形式的质料，质料与形式的结合过程，就是潜能转化为现实的运动。这一理论表现出自发的辩证法的思想。
亚里士多德在哲学上最大的贡献在于创立了形式逻辑这一重要分支学科。逻辑思维是亚里士多德在众多领域建树卓越的支柱，这种思维方式自始至终贯穿于他的研究、统计和思考之中。当然，他也犯错误，但次数很少。
四因说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然界有一种「原因」关系的存在。这种“原因”观念不同于近代以来的“因果”观念，“原因”与“为什么”相对应，并不与“结果”相对应。即“目的因”、“物质因”、“动力因”和“形式因”。
「物质因」（Material Cause） 代表了一个事物从一堆零件、成分、基础、或是原料所组成的存在形式，将物质的构成追溯至零件的部分（要素、成分），接着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架构、混合、综合、复合、或结合）。举例而言，形成一尊大理石雕像的大理石等原料便是物质因。「形式因」（Formal Cause） 可以告诉我们一个事物是由怎样的定义、形式、形状、本质、综合、或原形所构成的，解释了构成一个事物的基本原则或法则，这只是整个事物（整套原因关系）的其中一部分（宏观结构）。举例而言，雕塑一尊大理石雕像的草稿或设计图就是其形式因。「动力因」（Efficient Cause） 指的是改变事物的动力及起因，研究「是什么改变了什么、而又是什么造成了这个改变」，范围包括了所有事物间的媒介，包括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动力的起源或是被改变的事物。举例而言，将大理石雕刻为雕像的艺术家就是动力因。「目的因」（Final Cause） 指的则是一件事物存在的原因、或是改变的原因，包括了有目的的行动和活动。一件事物的目的因是它之所以存在的原因，或者说是它之所以改变的原因。这也解释了现代所谓的心理动机，包括了意志、需求、动机、理性、非理性、伦理，所有这些动机都是创造行为的来源。举例而言，一尊完成了的大理石雕像就是艺术家的目的因（目的论）。
天文学
亚里士多德认为运行的天体是物质的实体，地球是球形的，是宇宙的中心；地球和天体由不同的物质组成，地球上的物质是由水气火土四种元素组成，天体由第五种元素“以太”构成。
物理学
亚里士多德反对原子论；不承认有真空存在；他还认为物体只有在外力推动下才运动，外力停止，运动也就停止；还认为作自由落体运动的物体重的比轻的落得快（此结论后被伽利略推翻）！
1． 地上世界由土、水、气、火，四大元素组成。其中每种元素都代表四种基本特性（干、湿、冷、热）中两种特性的组合。土=干+冷；水=湿+冷；气=湿+热；火=干+热。
2．在物理学的力学上，亚里士多德的成就也不少，但是最常被提到的，却是他所犯的错误。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假设是“凡是运动的物体，一定有推动者在推着它运动——是建立在日常经验上。若你看到一个东西在移动，你就会寻找一个推动它的东西(像是我们的手、身体)。当没什么东西推它时，它就会停止移动，是一个推着一个，不能无限制地追溯上去，“必然存在第一推动者”，中古世纪的基督教说“第一推动者” 就是指上帝，并将亚里斯多德的学说，与基督教教义结合。这样的结合让亚里斯多德的学说成为权威学说，一直到了牛顿手里，才建立正确的力学学说。另外，亚里斯多德又认为较重物体的下坠速度会比较轻物体的快，这个错误观点直到十六世纪，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从比萨塔上掷下两个不同重量圆球的实验中才被推翻。
还有亚里士多德认为白色是一种再纯不过的光，而平常我们所见到的各种颜色是因为某种原因而发生变化的光，是不纯净的，这种结论直到17世纪大家对这一种结论坚信不移，为了验证之一观点，牛顿把一个三棱镜放在阳光下，阳光透过三棱镜后形成了红，橙，黄，绿，蓝，靛，紫七种颜色组成的光带照射在光屏上，牛顿得到了跟人们原先一直认为正确的观点完全相反的结论：白光是由这七种颜色的光组成的，这七种光才是纯净的。
生物学
他对五百多种不同的植物动物进行了分类，至少对五十多种动物进行了解剖研究，指出鲸鱼是胎生的，还考察了小鸡胚胎的发育过程。
在达尔文之前没有一个人比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对我们了解生物界作出的贡献更多。他的生物学知识很广博，知识来源也很广泛。他在少年时期曾当过医师的学徒，后来又在勒斯波斯岛居住过三年，花了很多时间研究海洋生物。生物学史的各个方面几乎都得从亚里士多德开始。他是将生物学分门别类的一第一个人，并为之写出了专门著作（如动物分类，动物繁殖等一等），他首先发现了比较法的启发意义并理所当然地被尊称为比较法的创始人。他也是详细叙述很多种动物生活史的第一个人。他写出了关于生殖生物学和生活史的第一本书。他特别注意生物多样性现象以及动植物之间的区别的意义。虽然他没有提出正式的分类（法），但是他按一定的标准对动物进行了分类，而且他对无脊椎动物的分类比两千年后林奈的分类更合理。在生理学上他大都采用了传统观点因而并不出色。和他的前辈比较起来，他是一个坚定的经验主义者。他 亚里士多德头像（卢浮宫藏）的推论总是植根于他过去的观察。他在《动物繁殖》（De generatione animalium 760b28）一文中曾明确表示从感官所得到的信息（知识）是首位的，超过理智思考所能提供的信息。在这一方面他和经院哲学家中的亚里士多德派完全不同，后者认为单凭推论就能推论出一切问题。
亚里士多德的显著特点是追究原因，他并不满足于仅仅提出“怎样”的问题，而且还提出“为什么”的问题，这在当时来说是非常了不起的。为什么有机体从一个受精卵发育成完整的成体？为什么生物界中目的导向的活动和行为如此之多？他清楚地了解仅仅构成躯体的原材料并不具备发展成复杂有机体的能力。必然有某种额外的东西存在，他称之为eidos。和柏拉图所下的定义完全不同，亚里士多德的eidos是程序目的性原则，在他的思想中这词所表示的意思和现代生物学家的遗传程序所表达的完全一样。和柏拉图相反，柏拉图认定有一种外在的力量用来解释自然界的秩序，特别是它的趋向于复杂化和达到目标的倾向，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自然物按本身的性质而行动，所有的自然现象都是作用过程或过程的表现。由于任何过程都有目的，所以他认为对目的的研究是研究自然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对亚里士多德来说，一切结构和生物性活动都有其生物学意义，或者就像我们现在所说的，有其适应意义。亚里士多德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解释这些意义。亚里士多德的“为什么”问题在生物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为什么？”是进化生物学家在其研究中所提出的最重要的问题。关于世界的起源和性质有四种设想：（1）持续时间短的静止世界（犹太-基督教创造的世界）；（2）持续时间无限的静止世界（亚里士多德的世界观）；（3）循环变化的世界，鼎盛时期与衰败时期交相更替；（4）逐渐进化的世界（拉马克，达尔文的观点）。亚里士多德坚信世界基本完美无缺从而排除了进化的观点。亚里士多德的先进思想只是近几十年才得到充分肯定。他在过去几个世纪中之所以声名狼籍有几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托马斯主义者奉他为他们的权威哲学家，后来当经院哲学声誉扫地时，亚里士多德也就自然地跟着倒了霉。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在十六，十七世纪科学革命时期中几乎全部着重点都放在物理科学上。由于亚里士多德发展了著名的生物学哲学，同时不幸地认为宏观世界与微观世界可以同样看待，人们便将他的生物学思想引用于物理学和宇宙学。这样一来就产生了可悲的后果，正如十六、十七、十八世纪中培根，笛卡尔以及许多其它学者一再指责的那样。考虑到亚里士多德的大部分研究是如此出色，如此富有创造性，这些学者对他的百般非难与嘲讽真是难以令人理解。随着生物科学从物理科学中解放出来的程度，现代对亚里士多德的重要性的重新评价也随之增长。只是当现在对生物有机体的双重性充分认识了之后才领悟到生长发育和功能的设计蓝图——遗传程序就相当于亚里士多德所假定的造型因素（formative－principle）。几百年来哲学界和物理学界一直对亚里士多德这样的一些博物学家的意见充耳不闻，这些博物学家认为为了从蛙卵形成青蛙，从鸡蛋变成鸡，就必需要有比物理学定律更多的一些东西（Mayr，1976）。这并不需要任何精灵妖魔，所需要的只是承认复杂的生物系统是具有三十多亿年历史的遗传程序的产物。般有什么东西比宏观世界与微观世界遵从同一法则的荒诞说法更能引起消耗无谓精力的争论。现在还没有迹象表明这种见识已经波及到大多数哲学家，不过在生物学家中已经开始认识到这一点。希腊的三种生物学传统在亚里士多德之后仍然继续流行。博物学，特别是植物的描述和分类在TheophrastusS和Dioscorides的著作中达到了新的高度，而Pliny（公元23-79）则对动物学感兴趣，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编纂者。生物医学传统到盖论（Galen，公元131～200）时达到高峰，他的影响一直持续到19世纪。亚里士多德以后的哲学界中，在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噶学派之间产生了分化。伊壁鸠鲁（公元前342—271）及其学派以德谟克利特的观点为依据，认为万物都由不变的原子构成，原子不停地旋转并随机地相互碰撞。伊壁鸠鲁对生物和非生物世界作出了深思熟虑的唯物主义解释，认为一切事物都经由自然原因发生。就地看来生命是由于无生命物质运动的结果。生命如何表现则取决于构型合适的原子如何装配，他的这种解释是非常现代化的。Lucretius（公元前99－55）是他的追随者之一，也是一位同样毫不妥协的原子论唯物主义者。他们两人都反对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思想。Lucretius提出了一种理由充分的论点来反对设计概念。此外他还发表过一些论点，这些论点在十八、十九世纪又一再被提及。然而他在批评某些原子论者时又极力为亚里士多德辩护，这些原子论者认为通过水与火的偶然相互作用可以产生狮子和橡树。在这个方面，盖伦同意他的意见。 中文《形而上学》封面伊壁鸠鲁学派的论点主要是针对斯多噶学派的，后者支持泛神论（多神论）并深信世界是为了人类的利益而被设计创造出来的。按照他们的意见，哲学的目的是认识和了解世界的秩序，后来自然神学就导源于斯多噶学派。斯多噶学派不承认机遇是世界的因素之一；认为任何事物都是有目的，决定论的。他们是严格的人类中心论者，十分强调有智慧的人类和由本能驱使的动物之间的区别（Pohlenz，1948）。
Lucretius和盖伦以后一直到文艺复兴，生物学中并没有出现真正有意义的事态。就我所知阿拉伯人对生物学没有作出重要贡献，即使有两位著名的，对生物学极感兴趣的阿拉伯学者Avicenna（980—1037）和Aberrhos（Ibn Rosh，1120－1198）也是如此。不过，通过阿拉伯人的翻译才使得西方世界重新认识亚里士多德，这可能是阿拉伯人对生物学史所作出的最伟大贡献，其它的贡献则是更间接的。希腊人是伟大的思想家，但并不重视实验。（Regenbogen，1931）。与之相反，阿拉伯人是伟大的实验家，甚至可以说他们奠定了以后兴起的实验科学的基础。然而通向这最后目标的路程极为曲折，冶金术就是最重要的中间站。
逻辑学及数学
亚里士多德认为分析学或逻辑学是一切科学的工具。他是形式逻辑学的奠基人，他力图把思维形式和存在联系起来，并按照客观实际来阐明逻辑的范畴。亚里士多德把他的发现运用到科学理论上来。作为例证，他选择了数学学科，特别是几何学，因为几何学当时已经从泰勒斯想对土地测量的经验规则给予合理说明的早期试验阶段，过渡到后来的具有比较完备的演绎形式的阶段。但是，逻辑学的三段论法对实验科学确实毫无用处的。因为实验科学所追求的目标是发现，而不是从公认的前提得到形式证明。从元素不能再分割为更简单的物体的前提出发，在1890年未尝不可提出一个正确的已知元素表，但是到1920年，再运用这个前提就会把一切放射性元素排除在外。前提既然已经改变，“元素”一词的意义也就改变了。但是，这个事实并不能证明三段论是没用的，也不能就此认定现代物理学是错误的。幸运的是，现代的实验家并不再为逻辑形式而耗费心神了，但希腊和中古时代的科学界却在亚里士多德的权威下，运用演绎法把许多错误的权威说成是绝对正确的，并用欺骗性的逻辑形式进行了许多错误的推论。
教育
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性的发展是教育的最终目的，主张国家应对奴隶主子弟进行公共教育。使他们的身体、德行和智慧得以和谐地发展。在教学方法上，亚里士多德重视练习与实践的作用。如在音乐教学中，他经常安排儿童登台演奏，现场体验，熟练技术，提高水平。在师生关系上，亚里士多德不是对导师一味言听计从，唯唯诺诺，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敢于思考、坚持真理、勇于挑战。他那“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品格，鼓舞着他把柏拉图建立起来的教学理论推进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
亚里士多德的教学思想是建立在他的人性论、认识论及其对于儿童身心发展考察的基础之上的。他把人的灵魂分为两个部分，一是非理性灵魂，其功能是本能、感觉、欲望等，二是理性灵魂，其功能是思维、理解、认识等。他认为在人的认识过程中，灵魂的主要功能是感觉和思考。灵魂借助于感觉器官而感知外界事物，那被感觉的东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从而承认感觉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但是，他又认为感觉在这里只起到一种诱发的作用，真理和知识只有通过理性的思考才能获得。因此，亚里士多德的教学目的是发展灵魂高级部分的理性。
亚里士多德为其哲学学校设立了“百科全书”式的课程。他主张学生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且在不同时期各有所侧重。幼儿期以身体发展（体育）为主；少年期以音乐教育为核心、以德、智、美为主要内容；高年级要学习文法、修辞、诗歌、文学、哲学、伦理学、政治学以及算术、几何、天文、音乐等学科。但不管怎样，重心都应放在发展学生的智力上。他特别强调音乐在培养儿童一般修养上的作用。认为音乐具有娱乐、陶冶性情、涵养理性三种功能，它能使人解疲乏、炼心智、塑造性格、激荡心灵，进而通过沉思进入理性的、高尚的道德境界。在体育教学中，他不同意教师只让学生进行严酷甚至痛苦的训练，要教“简便的体操”和“轻巧的武艺”，着重于让儿童身体正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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