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的定义(洋务运动 译价)

洋务运动的定义

洋务运动，又称晚清自救运动、自强运动。是19世纪60到90年代晚清洋务派所进行的一场引进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以维护清朝统治的自救运动。洋务运动前期口号为“自强”，后期口号为“求富”。

洋务运动进行30多年虽然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但洋务运动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企业，在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其分类思想就是“师夷制夷” 、“中体西用” 八个字。前四个字“师夷制夷” 表明洋务运动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关系，即学习

洋务运动 译价

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学术性很强的!
先来上一章:
第一章 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困境
都说晚清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变局的画面，无非是东方宗法专制国家向现代社会转型特别艰辛的记录。
为什么这样的局面恰恰在中国出现？历史是斩不断的链条。晚清乃至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如此曲折，根源应该从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的基本特点中去寻找。
以1644年5月清军占领北京为标志，满族入主中原，自然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不少新特点。但是，由于统治集团迅速汉化，这些特点大体上是形式或局部性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基本制度仍然是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的延伸。审视和反思大清帝国鼎盛时期的历史，就是审视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这样的审视必须以世界历史的发展为参照系。从世界范围看，大清帝国的建立与英国革命同时，而一代英主康熙皇帝执政（1669－1722）的后期恰好与俄国彼得大帝执政年代（1689－1725）重合。三大文化体系的异同决定了这三大国家此后的命运。
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传统社会
中国传统文化是个庞大的有机体，可以从多方面去解读，加上解读者视角和认识的差异，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乃是正常现象。愚见以为，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陈寅恪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见解很值得注意。他的见解概括起来有这么几个要点：
1．中国文化可分为制度层面和非制度层面。“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故两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两教者。”
2．以儒学三纲六纪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已经具体化为社会制度。“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
3．中国文化即使吸收外来文化也坚持固有框架，在吸收改造外来学说融为一家之说后，即显现排外的本质。“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久长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而卒归于消沉歇绝。”而吸收外来思想经过改造后存活下来的思想，“则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之教义。”
4．中国的制度文化已经不可救疗。“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消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
这四点说得非常深刻，值得我们深思。今天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区分制度文化和非制度文化的观点，两者有密切关系，但是，有没有固化为制度大不一样。百年来文化讨论纠缠不清，各不相让，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注意这个区分。例如，私人的各种宗教信仰，人生目标和价值观念，文化艺术爱好，不侵犯他人自由的风俗习惯，乃至政治观念，如此等等，纯属非制度性的个人信念和行为，统一既不可能，干预则属侵犯公民自由。这些与制度文化无关的文化通常在个人自由选择中自然更替，而且有些非制度文化是永恒的瑰宝（如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只有疯子或愚昧至极的野蛮人才会处心积虑去消灭。但涉及制度却无法含糊，如何选择关乎国计民生，辩论和改革无法避免。19、20世纪的文化运动和文化批判此起彼伏，焦点也在制度文化。明末清初以来制度文化落后，没有足够的自我更新能力，从而无法认真吸收人类先进文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步履维艰的主要原因。
综观世界历史，可以肯定这么两点经验事实：
1．现代化的基本框架，如市场经济和公民自由权利及其保障制度（民主政治、法治等等）是普世性的。必须重视各国文化传统和社会的差异，但其影响通常只涉及这些普世原则实施的步骤和形式，而不是否定这些原则本身。
2．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关键在公民自由及其生长状况。各国的中世纪都是黑暗的，但黑暗中有没有能够让公民自由逐步生长的亮点，对日后历史的发展影响极大。所谓社会缺少自我更新能力，指的就是这类生长点很弱乃至缺位。
经济自由被剥夺的严重后果
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主要推动力量是商人及其代表的强大的市场经济，这要有明确的私有产权制度和足够的经济自由。中国的制度文化或社会制度的致命伤，恰恰是私有产权保障不足并缺乏经济自由。
传统中国盛行在三纲笼罩下的家族财产所有制。《唐律》明文规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大清律》唯一的差别是刑罚改为“杖一百”。如果说这虽不利于独立的个人的发展，但尚有变通的可能，更严重的是中国的君权至高无上，不受任何实实在在的约束，因触怒君王而籍没臣民财产的记录史不绝书，各级政府特别是君主可以肆意干预民间的经济活动。要是说前者牵涉面还较小的话，后者对国民的经济自由的束缚则随处可见，影响特别巨大，特别是对社会转型至关重要的工商活动动辄禁止，处处制肘，救治的难度和代价之巨均是人类史上所罕见的。
贸易牟利，实质是谋求更好的生活。贸易的先决条件是个人的自主和自由意志，是不同氏族、民族的各色人等交流和居住的自由，支持还是压制这种本能，对民族和地区的面貌至关重要。不幸，虽然中国历代的商业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但中国人的这种本能长期受尽压制，有三道枷锁紧紧桎梏着他们的手脚：
第一道是思想上的枷锁：从“何必曰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圣贤教导，到“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信条，求利成了小人卑鄙的标记。既然商人是孜孜求利的标本，并把商业看成伤害而不是带动农业发展的驱动力，因而危及社会的稳定，抑商重农顺理成章成为历代皇朝朝野的共识和施政准则。于是，“何必曰利”不但是圣贤的教导，而且是施政的基本原则，谁敢触及，往往要倒大霉。
第二道枷锁是动辄禁止海上乃至边境贸易。光是思想无法窒息本能，当思想成了权力的工具，生机就会摧残殆尽。沿海居民冀图从海上贸易中讨生活，无非是谋求提高生活水平。可是，历代中国政府往往不是因势利导这种无法遏制的本性，发展海外贸易，而陈陈相因采用很不合适的基本国策：稍有风吹草动就禁海锁国。远的不说，元明清三代禁止海上和边境贸易的敕令都屡见不鲜。例如，元世祖忽必烈在消灭南宋、统一全国后不久，便于1292年下令“禁两浙、广东、福建商贾航海者” ；成宗铁木耳继位后，又于1299年“申禁海商”；1320年换了皇帝，旋即“罢市舶司，禁贾人下番”！朱元璋当了皇帝，建立大明帝国，就频频颁布“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禁民入海捕鱼”乃至“禁民间用番香、番货”等等荒唐至极的禁令。到嘉靖年代（1522－1566），即西方正在海上锐意进取的时候，竟然蛮横地规定：“查海船但双桅者，即捕之，所载即非番物，俱发戍边卫。”
第三道枷锁是官府的管制和垄断。各朝都有不禁海的时候，可是即使不禁海，也建立起由官府控制甚至垄断海外贸易的制度，加上种种千奇百怪的限制，使民间资本无法顺利发展。尽管此类具体的制度和运作方式各朝有所不同，但控制外贸、扶植官商、遏制私商的基本指导思想却根深蒂固。
与上述情况相适应，形成两个奇特的外贸制度：
1．朝贡贸易。这是唐代以来逐步形成的贸易制度。史家们早就指出，藩属国到中国朝贡很大程度上是贸易行为，跟随贡使入贡的商人带着大量货物，寻求贸易机会。可是，这种贸易是很不自由的：首先是不能随时来，除了朝鲜、越南等关系特别密切的国家可以一年一贡外，多数国家只能三年、五年乃至十年朝贡一次；其次，所带货物也不能随意与商人交易。明太祖洪武二年规定：“朝贡附至番货欲与中国贸易者，官抽六分，给价偿之，仍免其税。”这是有代表性的规定，60％要交给官府收购，贸易场所也有严格限制。尽管有些国家不遵守贡期，甚至岁岁入贡，但已属违规行为。
2．官府严格控制下的市舶贸易。唐代在广州设立市舶使管理海外贸易，后来宋元明三朝相继在指定的港口设立市舶司对外贸实行全面控制，并直接隶属于朝廷。奇特之处在于它不但是管理机构，而且直接买卖商品或经营对外贸易。例如，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1284）在杭州、泉州设置了市舶都转运司，其运作方式是：“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凡权势之家，皆不得入番为贾，犯者罪之，仍籍其家产之半。其诸番客旅，就官船买卖者，依例抽之。”
大清帝国建立后，指导思想和制度均与前朝一脉相承。顺治十二年（1655）年规定：“海船除给有执照许令出洋外，若官民人等擅造两桅以上大船，将违禁货物出洋贩卖番国，并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或造成大船，图利卖与番国；或将大船赁与出洋之人，分取番人货物者，皆交刑部分别治罪。”潜通海贼、劫掠良民当然应该治理，但连同造大船或将大船租赁和卖与出洋之人或外国人都要治罪，那就十分离奇了，而所谓贩卖违禁货物的规定则往往是很不合理的。
康熙七年（1668），玄烨亲政后的第二年，规定：“外国人货物非贡期不准贸易。”先是以郑成功占据台湾为借口严禁海上贸易。1683年施琅率军收复台湾，1684年开海禁，但是限制还是很多，虽然不再设立市舶司，但官方的控制并未放松，如在广州，外贸一开始就由半官半民的十三行商人垄断经营。稍后，海上贸易有所发展，紧箍咒随即念起来。看看1716、1717年间康熙皇帝的一些措施吧：
1．禁止往南洋、吕宋等处贸易。
2．他南巡到苏州，了解到“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千余，回来者不过十之五六，其余卖在海外，赍银而归。”仅苏州一个港口每年就有一千多条船出海贸易，几百条船卖给外国人，这样的天大好事竟被这位皇帝看成“不可不加意防范”的大祸根，于是下令出海者“每日食米人各一升”，不准多带，“如将船卖与外国者，造船与卖船之人皆立斩。所去之人留在外国，将知情同去之人枷号三月……行文外国，将留下之人令其解回处斩”！而早在1694年，这位皇帝已经下令禁止商人在外国造船了。
2．“禁止澳门夷商领内地人偷往别国贸易。”
此外，海外贸易有严格的地域限制。开禁之初，设立粤海、闽海、浙海、江海四关，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就只剩下广州独口贸易了。与此同时，有很多货物不准出口。武器历来是禁运物资，贩米粮出洋、私贩硝磺、贩卖铁锅、废铁和各种铁器均属犯法，蚕丝、绸缎也规定一条外国船只能购买多少。
乾隆爷当政的1759年还批准实行两广总督提出的《防范外夷规条》，其中规定：
1，除十三行的行商在指定的地区外，不准任何人出租房屋给外国人。
2，不准借领外夷资本。
3，不准外国人雇请汉人役使或参与商业经营。
4，不准“外夷雇人传递信息”！
本来是正常的贸易活动，却都成了罪行！
更可怕的是将一些同外国人交往行为泛政治化，有时教洋人认识汉字或介绍国内的一般情况，也成为“泄漏事情”、“私通外国”等可以置之死地的罪名。从明代开始，至鸦片战争后颇长时期，这个局面都没有改变。16世纪末，利玛窦从澳门到香山，就看到过这样的盖着总督大印的布告：“现在澳门犯罪违法之事所在多有，皆系外国人雇用中国舌人（翻译）所致。此辈舌人教唆洋人，并泄漏我国百姓情况。尤为严重者，现已确悉彼辈竟教唆某些外国教士学习中国语言，研究中国文字。此类教士已要求在省城定居，俾得建立教堂与私宅。兹特公告，此举有害国家，接纳外国人决非求福之道。上项舌人倘不立即停止所述诸端活动，将严行处死不贷。”“百姓情况”竟然成了不得泄漏的国家机密！这些限制的实质是剥夺中国人的经济自由和其他自由。
这些状况的形成又是源远流长的天朝文化的必然体现。用乾隆爷的话来说是：“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这不是乾隆爷的发明，明代已经有此说法：“中国之物自足于用，而外国不可无中国之物。”
如此愚昧和专横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
第一，边患频仍。困扰有明一代的倭寇，很大程度上是错误国策的产物。“倭寇”包括其首领大都是中国人，很大程度上就是禁止海上贸易或准许贸易的年代贪官需索无厌和办事不公制造出来的。而在清代，好些沿海居民堕落为海盗，或成了外国侵略者的雇佣军（如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就有不少中国雇佣军随行），也与经济自由被剥夺后生计困难有很大关系。
第二，把中国孤立于人类文明进步的大潮之外，同时丧失了既有的优势。直至明末清初，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尽管在18世纪中国的人口增加了一倍，达到三亿人（占当时人类三分之一）的惊人记录，有局部性的社会动荡，总的说来还是比较安定地活下来了。不过，有的学者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后指出：当时中国在经济上亦已落后一大截，以农业来说，“英国13－14世纪的劳动生产率为2369公斤/户，不仅明显高于宋代，而且还高于19世纪中叶的清代；英国传统等级社会解体时期15－16世纪的生产率为5520公斤/户，竟是19世纪清代的2.8倍……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古老的习惯法（Customs）对个人权利的某种保护，无疑是劳动生产率得到相对良性发展的原因之一。”问题出在制度落后造成的劳动者的权利受到侵害。
这样的“盛世”蕴含着十分可怕的内在危机：宗法专制统治建构了扼杀自我更新功能的社会机制，而严格限制对外交流进一步助长闭目塞聪、盲目自大，又抑制了推动社会更新的外来驱动力。
以郑和下西洋为例，15世纪有这样的对外交流的壮举当然值得中国人引以为傲，但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比较一下，两种制度的差别轩轾立见。
哥伦布1492年8月2日扬帆西去，历时33天，至10月12日终于发现新大陆，揭开了世界历史新的一页。在他之前，郑和七次下西洋，最远曾到达非洲西部。他初次奉使是在永乐三年(1405)六月十五日，比哥伦布首航整整早了87年，最后一次下西洋是1430年，也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航行早62年，每次航行都长达一年多以上，哥伦布更望尘莫及。
再看看船队规模：哥伦布第一次航行仅有三艘轻帆船，其中最大的长度不到17米，宽只有六米。此后，他又三次到达美洲，最大一次由17条船组成的船队，人数约为1200人。最后一次航行在1502年4月3日开航，花了21天到达古巴，船队由四艘轻帆船组成。而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带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长四十四丈（约138米）、广十八丈者（约56米）的宝船六十二艘，加上其它中小船只，共二百余艘。其他各次情况差不多，其规模之大亦远远超过哥伦布历次远航的船队。

洋务运动前期与后期的时间、口号、内容，及代表企业分别是什么？

前期大致是 60年代后办厂制造洋枪洋炮(一开始只是拿钱砸着买)打出“自强”旗号内容就是上面那句.
代表企业为:
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设内军械所，试制枪弹
1862年（同治元年）李鸿章率淮军到上海，设三所洋炮局。
1865年曾国藩、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局，生产枪炮弹药并修造轮船，是当时规模最大的军工企业 . etc.
后期大致是从 70年代起洋务官僚提出 求富 主张. 口号就是 求富
主要采取的方针以及内容是: 兴办近代民用工业 他们采取 官办...官督商办及 官商合办形式建立起一批近代航运、采矿、通讯、纺织、冶炼等企业 实行军用工业 民用工业并举.
代表企业为:
1872年李鸿章首先在上海创办轮船招商局.
1876年沈葆桢开办基隆煤矿.
1877年李鸿章派唐廷枢成立开平煤矿.
1878年在上海筹设机器织布局.
1880年在天津创办电报总局，次年修成唐山至胥各庄铁路.
1888年黑龙江将军恭镗成立漠河矿务局，开发金矿.
1890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汉阳建立铁厂.
(参考资料写成的. 对于洋务运动的后期这个概念很多地方没提 包括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都没提 . 但是查证后表明 部分人认为后期就是提出求富 所以笔者暂且按照这个定义找的)

历史问题

1.洋务运动
目的：师夷长技以制夷
作用：由于向西方学习，购器、制器，引入了先进技术，先进技术人员，从而使中国有了自己近代化工业，军事体系，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同时在文化教育、思想上促进了近代化，从而加快了中国的近代化步伐。但由于它的封建性，又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使之难以达到自强求富，挽救清王朝的目的。经甲午中日战争中清军的失败，洋务运动也随之失败。
2.戊戌变法
目的：救亡图存。19世纪末，由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掀起了救亡图存的戊戌变法运动。
作用：戊戌变法是在中国历史上一次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在当时是符合中国历史发展趋势的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它还是一次爱国救亡的政治活动，在当时激发了人民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是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
3.在清政府财政枯竭，为什么慈禧太后还要坚持洋务运动？
从19世纪6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洋务运动历时30多年。它以“求强”、“求富”为目的，在众多领域向西方国家学习，在中国近代化的道路上跨出了较大的一步。这30年正是慈禧太后掌握中央权力之时，洋务运动的重大问题都要报经她批准方能付诸实施。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外国侵略者对慈禧太后支持洋务运动施加了重要影响。
有的外部原因：
清政府的生存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使得中国不仅领土完整受到破坏，更严重的是，列强在中国取得了一系列特权，并借此肆意干涉地方政务，实际上成为皇权之外统治中国的第二种政治力量，清政府还未从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惊醒，第二次鸦片战争又爆发了。这次战争使晚清统治集团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可谓“疮巨痛深”。晚清统治集团在战败局面下对西方列强还不那么恭顺，颇想御侮自强，复仇雪耻。洋务派的主张和实践刚好符合慈禧太后的愿望。所以，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清王朝以及自己的统治地位，为了所谓的“自强”，慈禧太后选择支持“洋务运动”。
内部原因:
当时国内爆发了一系列的人民起义运动，清政府为了尽快解除人民起义的“内忧”，清政府一方面采取借师助剿的政策，一方面开办新式军用工业.训练新式海陆军，开始了“师夷长技”以制人民起义的洋务运动。
所以，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外国侵略者表示愿意在军事和经济上帮助清政府，愿意派兵助剿和售卖枪炮、轮船给清政府，并派顾问、技术人员指导，还可借给资金。可见.慈禧有求助于洋人的需求，洋人也有扶持它的意愿，二者一拍即合。
洋务派得到了洋人的“赏识”，使惧怕洋人的慈禧不得不高度重视；同时，洋人的确有帮助镇压农民起义的诚意，这使慈禧尝到了与其合作的甜头。支持洋务运动可以为以后的抵御外侮积攒实力，可以获得洋人的支持，还利于镇压农民运动。从而巩固慈禧刚刚起步的统治。此外，维持中外“和局”客观上给清朝提供了一个暂时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可谓是好处多多。权衡利弊后，慈禧最终决定支持洋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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