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时轮船招商局的特点

洋务运动时轮船招商局的特点

轮船招商局，总局设在上海，自1872年创立，到1949年终结，77年间轮船招商局产权变化纷繁芜杂，是自强运动中开办的第一家民用企业，其官督商办，打破了晚清洋务企业纯粹官办的格局，首采股份制，也多为后世称道。在国内各大港口和日本的长崎、横滨、神户、新加坡等处设立分局，从事客运和漕运等项运输业务，为中国第一家近代轮船航运公司，1872年7 月李鸿章改轮船招商公司为轮船招商局，招商局总局设在上海，分局设在天津、牛庄、烟台、汉口、福州、广州、香港以及国外的横滨、神户、吕宋、新加坡等处，资本共计420余万两，

洋务运动的主要内容有哪三方面，每个方面各举两个例子？

军事工业

在洋务运动初期，洋务派以“自强”为口号，通过引进大机器生产技术，在各省成立了新的军事工业，以加强军事力量。如安庆内军械所（安徽安庆，曾国藩）、天津机器制造局（天津，崇厚）、江南制造总局（上海，李鸿章）、汉阳兵工厂（湖北汉阳，张之洞）、金陵机器制造局（南京，李鸿章）、福州船政局（福州，左宗棠、沈葆桢）和西安机器局（西安，左宗棠）等。但由于生产管理方式是官僚主义旧式管理，加上产品仅供政府使用，不计成本，使得这些军事工业的产品大多没有利润，因而很少有再继续投资扩大生产的。

民用工业

由于前期的军事工业耗费了大量银饷却没有明显成效，并且军事工业所需的原料也出现短缺，洋务派决定以“求富”为口号，再发展一批民用工业以筹集资金，这批民用工业的产品很多是以市场为导向，具有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的特点。这些民用工业的产品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输出。

教育事业

洋务派在全国修建了30余所近代新式学校，用来培养科学、军事、翻译人才，包括著名的在1862年建立于北京的翻译机构同文馆，还有培养翻译人才的广方言馆等。清朝在1872年至1875年间每年向美国派遣30名幼童留学，他们大多成为日后中国的重要人物。其中著名的如民国内阁总理唐绍仪与铁路专家詹天佑。担任副监督的容闳负责选召近代第一批中国留学生。

通讯事业

洋务派在1879年于天津和大沽之间铺设中国第一条电报线路。其后于1881年开设电报总局，并铺设由上海至天津的电报线路。1874年，钦差大臣沈葆桢在率兵奔赴台湾参战时感到修建现代通讯事业的急迫性，但奏报被守旧官僚否决。1874年，李鸿章在天津至大沽间修建电线，效果良好。1880年，他便提议修建天津至上海的陆路电线，经费由北洋军饷垫付，并按照轮船招商局的体制招股集资。同年修建电报总局与电报学堂。委派盛宣怀为总办，郑观应与谢家福为会办。1881年，该线建成。

洋务运动从近代化的角度看有什么特点

洋务运动从近代化的角度看有以下特点：

1、洋务运动引进了西方机器生产,取代了中国以往的手工劳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化；洋务运动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洋务运动推动了中国近代化；洋务运动创办新式学堂,选派留学生,培养了新式人才,开启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并刺激了中国的思想近代化。

2、洋务运动筹划了海防,建立了南洋、北洋、福建三支水师,效仿西方研制枪炮等近代武器,开启了中国军事、国防的近代化.总之,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

3、洋务运动，又称晚清自救运动、自强运动。该运动是19世纪60～90年代洋务派所进行的一场引进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以维护封建统治的“自强”、“求富”运动。

4、洋务运动进行30多年虽然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但洋务运动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企业，在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5、根本的指导思想是“自强”、“求富”。其分类思想就是“ 师夷制夷” 、“中体西用” 八个字。前四个字“师夷制夷” 表明洋务运动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关系，即学习西方的长技用以抵制西方的侵略辟道路。

洋务运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的时间、原因、主要内容、特点、结影响是什么？

洋务运动：1。时间：19世纪60到90年代。
2。原因：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的刺激，清政府面临统治危机，内忧外患问题亟待解决。
3。主要内容：19世纪60年代以“自强”为目标，创办了一些近代军事工业。如：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19世纪70年代以“求富”为目的，创办了一些近代民用企业。如：开平矿务局、汉阳铁厂、轮船招商局。
4。特点：以自强求富为目的，根本上是为了维护清朝统治。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没有触及封建制度。是一次失败的改革（甲午战争中的威海卫战役中，北洋水师全军覆灭)
5。影响：引进了一些近代的科学生产技术，培养了一批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一部分官僚、地主、商人受到这些企业的影响，开始投资于近代工业。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国的经济实力的扩张也起了一些抵制作用。
啊。。太多了。。。
其实这些课本上基本都有，为何不自己找找？

概括说明李鸿章洋务运动的特点

李鸿章与洋务运动的评价问题，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颇具争议的问题。李鸿章由于参与过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签订《马关条约》，相当一段时期被视为汉奸、卖国贼。与李鸿章一生事业有着密切关系的洋务运动，也一度被视为与外国侵略势力相勾结的产物。改革开放以后，有关李鸿章与洋务运动的评价问题，虽然出现了一些新观点、新看法，但进步与反动、爱国与卖国等等的根本分歧，依然十分尖锐。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对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评价，归根到底是要看它们在历史发展中的客观地位和作用。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基本动力；重要历史人物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不应该根据一些道德的、政治的主观标准，而必须从其历史活动对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效果上进行评价。
李鸿章的一生事业，从其1862年出任江苏巡抚开始，到1901年签订《辛丑条约》，可以说，与洋务运动相始终。他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开创了许多“第一”：第一个创办大型近代军工企业——江南制造总局，第一个创办近代民族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个创办近代煤矿企业——开平矿务局，第一个创办近代通信企业——天津电报总局，他还是中国铁路事业的奠基人。除了实业领域之外，在近代教育、军事、文化等事业也有许多开创性的建树。所以，对于李鸿章评价的肯定与否，与洋务运动的评价，密切相关，难以分割。
毫无疑问，中国近代化的起步，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只能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和经验；而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在中国的扩张，也要求中国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发展和近代化的设施。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僚所进行的洋务活动，在一定程度符合西方列强的需要，构成了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西方外交史家所谓的中外“合作”的基础。但这并不能说，洋务派官僚是为了迎合列强的这种需要而办工厂、造铁路、建电报的，相反，他们是抱着维护清王朝统治明确目的而学习西方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方式的。要实现这种政治目的，一方面要抵御列强侵略，另方面要镇压民众起义。19世纪70年代以后，国内民众起义基本平息，对于列强侵略的抵制方面也就日益突出了。从70年代到90年代，清政府进行了三次大的战争，平定阿古柏、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平定阿古柏势力，粉碎了沙俄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阴谋，左宗棠起了重要作用。中法战争，在中越边境上主要是李鸿章的淮军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场战争也是打胜的。甲午战争，以中国惨败而告终，世人以此作为“洋务运动破产”的明证，有失偏颇。平定阿古柏、中法战争，洋务企业制造的新式枪炮、轮船等等，是起了十分重要作用的；没有北洋海军，清政府就根本没有本钱与日本打一场近代化的战争。以甲午战争的失败，证明洋务运动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注定要破产的，缺乏理论依据，也没有说服力。说洋务运动是洋务派官僚搞的一场与列强相勾结的“卖国”运动，也不能说明左宗棠、李鸿章这些洋务派官僚为什么要与列强在战场上如此大动干戈。
我们认定洋务派搞洋务，目的在于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这是根据他们自身的大量言论和行为对于他们主观动机的判断。但是，历史人物的主观动机，虽然会影响他们的历史活动效果，但客观历史活动本身的地位和作用，不会以他们的主观动机为转移，我们对他们的历史评价也不能简单地依其主观动机作为归宿。
生产方式现代化的进程一旦起步，其客观进程就不可能再依洋务派官僚的主观愿望而运行，反而更加深刻地加深了清王朝统治的危机。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引进外国机器，一下子雇用了二千多工人，造就了中国第一代工业无产阶级的主体。蒸汽机的使用，手工采煤不敷应用，又迫使他采用机器采煤，建立开平煤矿；机器采煤的巨大生产力，又使凭借人力畜力的传统运输业无法应付，推动了铁路的建设。19世纪80年代，因为天津大沽之间军用电报使用的便利，又使李鸿章推动了全国电报网的建设，到甲午战争爆发前，全国从内地到边疆的所有省会城市都有了电报。也就是说，在三十年中，李鸿章的洋务事业，仅就经济建设层面而言，奠定了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能源、交通等一些基础性条件，推动了其他洋务企业和民间企业的建立，有力地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新兴工人阶级的10万产业大军，主要集中在洋务企业；甲午以后中国民间投资热潮的涌现，新兴资产阶级的形成，也与此前洋务运动打下的工业基础有着密切关系。洋务学堂培养的学生、派遣留学生、出版翻译的科学书籍传播等等，对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层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由洋务运动所造成的物资流、信息流、资金流乃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发展壮大，深刻地动摇了建立在小生产方式上的封建专制政体的根基，这不能因为与洋务派搞洋务的主观政治动机而轻易否定，也不能因为甲午战败而一笔抹煞。
任何历史人物，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在历史限定的舞台上扮演其历史角色的。洋务派官僚们的主观动机与他们所发动的洋务运动客观发展背道而驰，是由包括李鸿章在内的洋务派官僚的历史局限性造成的。这些历史局限性，既包括洋务派官僚自身的教育背景、社会地位和政治立场等主观条件，也包括小生产方式、封建专制政治体制、官场社会氛围以及社会意识形态等等客观条件。在这些主客观条件的局限下，洋务派官僚只能借助传统政治和主流意识形态所能容纳的方式，诸如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形式，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口号，引进西方的先进生产力。洋务运动的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内在的矛盾，实际上是整个封建体制与先进生产力之间深刻矛盾的反映。而正是由于洋务派积极主动地引进了先进的生产力，使得中国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脱离了传统社会朝代更替的轨迹，走上了由洋务而维新变法、由变法而新政、由新政而立宪、由立宪而共和的新轨道。
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我们当然要注意分析他们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局限性，但更要注重他们对于后世历史发展产生的正负面影响。否定洋务运动的观点多数是从洋务企业的官督商办等制度束缚了私人资本主义正常发展的角度加以论证的。诚然，对于洋务企业中的衙门作风、封建官场贪污腐败的渗透等等，早期维新思想家都曾有过尖锐的批评。事实上，郑观应、薛福成等人对洋务企业制度的尖锐批评，实际上是洋务企业实践在意识形态上的一种反映。这种批评，并不是要取消洋务运动，而是要求在实践中打破封建体制的束缚，将洋务运动推进到更高的层面。甲午战争以后，维新思潮发展成为维新运动，旧的官督商办体制基本上被冲破了。何以冲破？还在于洋务派引进的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标志着百日维新开始的光绪皇帝“明定国是”诏，依然以洋务派的“中体西用”为准则，只是把单纯采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扩大到了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政策等所谓“西政”层面。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洋务运动与维新变法之间启后承前的关系。维新变法是对洋务运动的否定，这种否定，是辩证的否定，是“扬弃”。“扬”的是洋务派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合理内核，“弃”的是洋务派因历史条件局限而采用的官督商办的外壳。因为维新变法“否定”了洋务运动而在历史研究中全盘否定洋务运动，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也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对于作为三十年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李鸿章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的评价，是由他的基本事业发展的客观逻辑所决定，既不依他的主观动机为转移，也不依后人的政治标准、价值观念所转移。李鸿章参与过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中法战争、甲午战争，签订过《马关条约》、《辛丑条约》这些严重丧权辱国的条约，对于这样一个复杂历史人物的评价，不可能简单地以进步或反动、卖国或爱国盖棺论定。他既是一个旧时代的维护者、殉葬者，也是一个被新时代迅速淘汰的开拓者。他致力修补的清王朝“破屋”已经倒塌，而用来“补天”的石块，却成为新世界发轫的起点站。“横看成岭侧成峰”，横看“破屋”倒塌的废墟，李鸿章不过一陪葬的“李文忠公”；侧看新时代的高峰，李鸿章却站在海拔的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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