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修改历史是真是假(唐太宗真的篡改了历史吗？他有什么理由要改呢？)

李世民修改历史是真是假

古代皇帝不得干预史官记录，所以皇帝李世民无法修改历史。

李世民，即唐太宗，唐高祖李渊和窦皇后次子，唐朝第二位皇帝，杰出的政治家，战略家，军事家，诗人。

626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被立为太子，唐高祖李渊退位后，李世民即位，改元贞观。

李世民在位期间，积极听取群臣意见，对内以文治天下，虚心纳谏，厉行节约，劝课农桑，使百姓能够休养生息，国泰民安，开创贞观之治。

各民族融洽相处，被各族人民尊称为天可汗，为唐朝盛世奠定重要基础。

649年，李世民

唐太宗真的篡改了历史吗？他有什么理由要改呢？

后来发现了唐初李渊身边的书佐温大雅所写的《大唐创业起居注》，这是真的起居注，里面记载的内容和由实录整理的新旧唐书内容大相径庭。也就只能不断说，是因为自己处罚司马迁，才导致对方记录了（关于自己不好）的东西，因为在任的皇帝不能看关于自己的记录。

于是下令“削去浮词，直书其事”。因此，李世民的指导意见是“直书其事”，意思是实事求是的写。不知道为什么到了某些人的眼里，这就成了李世民改史的证据了。他要改的是起居注，也就是代表帝王言行和皇宫秘闻的书，还没有改成，不知道谁别有用心的说改史书，事实上史书除了官方的，还有无数民间和世家的，李世民虽然为李唐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修改历史，也让后人在探求历史真相的同时，需要克服更多的困难，才能更接近那段真实的历史。

隋朝历史就是李世民监督下写的。古代人有胡说，就是胡人说的话不可信，而李世民为了提高“玄武门之变”的正义性，掩盖“弑兄篡位”的事实，李渊变成了一个胆小怕事、懦弱无能、优柔寡断的人；汉人不说假话。李世民是突厥人，不习惯说真话。所以自此历史多为秽史，以前为清史，然而，在历史上却获得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赞誉，这里头的原因，不得不令人深思！

为政任用贤才，知人善任，用人唯贤，不问出身。改过自新，奋发图强，开始了贞观之治。为改变唐初社会经济凋残的现状，采取了多项重大举措，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科举不避寒士，设弘文馆，储备天下人才。下令改写了其父唐朝开国之君唐高祖李渊的功勋和地位。

李世民篡改历史了吗？

古人注重历史，自文字诞生以来，古人就开始以文字的形式记录历史了。只是年代越久远，遗失的史料越多，留给后人的历史也就越少。

自夏商开始，史官就已出现，专司朝中文书，记录时事。从出土的商周时期甲骨文、金文来看，商周时期有“作册”、“内史”、“作册尹”等史官。这些史官相当于现在的机要秘书、档案管理员。

春秋时期，有“君举必书”之制，设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史官。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大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礼记玉藻》：“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可见，春秋时期史官制度已非常完善。

《左传》传为春秋末年鲁国的史官左丘明所作，它是一部编年体史书，相当于如今志书中的“大事记”。《竹书纪年》是春秋时期晋国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作，也是一部编年体通史。

秦汉以后，史官和修史机构更加完善，秦有太史令，汉置太史公，唐设起居郎，还有兰台令、柱下史、著作郎、左右史等等，此后历朝历代都设史官和修史机构。汉朝的著作东观，晋朝的著作省，唐宋的史馆，金朝的国史院，元朝的翰林国史院，明朝的翰林院修史院，清朝和民国的国史馆，都是编修前朝、记录本朝的修史机构。

最近从网上看到一些文章，说唐太宗李世民篡改了历史，故意贬低李渊、李建成，抬高自己，以显示自己继位称帝光明磊落，这种说法，让人觉得有搬弄是非之嫌。

说李世民篡改历史，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李世民下令在中书省特置秘书内省专门负责修撰前五代史，又下令将史馆移入禁中，设于门下内省北面，由宰相监修，李世民亲直接控制，便于史官按其意撰写国史。二是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夺得皇位，为让后人心服口服，所以修改国史，为自己辩护。但李世民到底改了哪些历史，他们却说不清楚，因为没有另一部被认可以史书可以对照。

李世民按照自己的意图，命史官撰写国史，这并不为怪。况且，这样做的古代帝王并非李世民一人，历朝历代帝王，哪个不是按照自己的意图命史官撰写国史？有哪个帝王只字未改历史，让史官原原本本地将自己所作所为书于史册？史官、史馆是朝廷所设，是为皇帝服务的，特别是记录本朝历史，必然要照顾当朝皇帝的意志，夸大优点，避开瑕疵，如果不这么做，史官还想要脑袋吗？

古代历朝，一般都是当朝记实录，后朝修前史。当朝实录，包括圣旨、法典、朝议等一切文书，这些文书存档时，都要经皇帝过目，如有对皇帝不利的言辞，史官的麻烦就大了。除几个特殊朝代（皇帝是傀儡，权臣当政）之外，史官所录当朝文书，几乎都是对皇帝有利的。后朝以此为据修史，自然也就不会跑偏。

记录、编修历史，当“秉笔直言”，但五千年帝王一大把，谁会允许史官那样去做？所谓“李世民篡改历史”，也不一定是李世民所为，而是史官无奈之举。中国的正史，是帝王亲自过目的历史，史官不敢秉笔直言。野史杂记出自民间，不在帝王掌控之内，反倒会说一些实话。但野史又不被官方认可，后人也不以其为据，所以我们看到的历史，大多带有当朝帝王意志，何必要揪住李世民一人不放呢？

李世民为唐朝立下的战功，究竟是真的？还是他自己改史书吹的呢？

史书记载，唐太宗李世民为秦王时，为唐朝开国统一战争立下了不世之功。

他统帅大军，屡屡施展 “坚壁清野、固守疲敌”战术，连战连捷，令薛仁杲、刘武周、窦建德、王世充、刘黑闼等一个个强悍敌手饮恨，功封天策上将。

在唐朝统一后，李世民在统一战争中借机招降纳叛、不断培植自身势力， 收拢了众多非关陇势力的精英人才。

时评为“龙凤之姿、天日之表”的李世民，本身卓越的个人能力足以让关东群豪们折服，他们更坚信追随李世民前景远大，他们迫切需要在新帝国政治舞台从关陇集团虎口夺食，是以选中了李世民这个代言人。

因此，秦王天策府一时谋臣如云，猛将如虎。 其行文可以号令唐朝各地官府；身兼诸多政府加官，其权势更远超一个正常皇子亲王所应得，足以和皇帝李渊分庭抗礼。

此后，李世民先下手为强发动玄武门之变，弑杀兄长，囚禁父皇，从其短短数日后便接管中枢，没有大的反弹可知，天策府势力之大到了什么程度，之前的一时隐忍，也不过是其策略与假象罢了。

李世民登基后，询问起居注被阻止的记载， 显然是被当成大唐太宗皇帝的纳谏美德之一而记述的， 以当时皇权集中程度，他若是真不想让这个记载传下来，自然就不会传下来。

当然，李世民确实篡改了玄武门事变的相关史料，将自己的对手从李渊变成了李建成李元吉，关键点放在了三兄弟在玄武门的肉搏激战，完全抹杀了政变真正关键，在于突袭并挟制李渊与政事堂诸宰相，把李渊为了保命被逼传位，写成了因为二子被杀，心灰意冷的主动传位。

李世民之所以要抹去自己逼父篡位的记载，正因按封建礼法的标准，他的真实行径肯定是十恶不赦、大逆不道之事，更无以教化子孙万民，所以为后世计，才非改不可。

至于他自己在唐朝统一战争期间的赫赫军功，有修改的必要么？ 薛仁杲、刘武周、窦建德、王世充等一个个乱世群雄，难道因为知道他是日后的大唐太宗皇帝，才主动奉上地盘与首级不成？

李渊一个开国皇帝，如果不是因为次子有堪比韩信白起的不世军功，又怎会无限制溺爱，容忍他掌握了足以抗衡自己的实力强大的军政集团？——所以，稍加分析，就足以说明「李世民修改历史、夸大军功」一说的荒谬

李世民为什么要篡改历史？

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皇帝，正是他开创了大唐盛世的局面，推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繁荣的顶峰，由于他的文治武功，历朝历代都视之为圣明君主的代表。然而对于他取得皇位的过程，却有着各种各样的传说。在野史和民间传说中，李世民是通过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长兄李建成，逼迫父亲唐太祖李渊退位，才登上了皇位的，可谓心狠手辣、残忍暴虐。但在正史记载中，李世民在开创大唐的过程中劳苦功高，是推翻隋朝的主要策划和组织者，奠基登位是水到渠成的事情。那么正史中的记载是否属实？李世民继位后有没有为维护自身地位而篡改国史呢？这就要从大唐的创立过程说起。据史料记载，李渊共有四个儿子：长子建成，次子世民，三子元霸（早死），四子元吉。李渊家世显赫，威望颇高，隋炀帝对他十分猜忌，而李渊自然也明白，所以他韬光养晦、深藏不露，虽然早有异心，却一直按兵不动。此间由于朝廷横征暴敛，连年战乱，使得百姓民不聊生，到处都是农民起义，李渊趁机在乱世中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开始觊觎天下，但他性格老成持重，一直深藏不露。即便如此，隋炀帝还是派留守王威和高君雅暗中监视李渊，在朝廷耳目众多的情况下，李渊急需一个可靠的助手来帮助他。温大雅所撰《大唐创业起居注》是关于李氏父子建立大唐的最早记载，而且他亲自参与了起兵反隋的晋阳起兵，其记载具有较高的真实性。据此书所述，当时李渊身边可以信任的只有二子世民，因为其他几个儿子都不在身边，所以他就将自己真实的内心想法告诉了李世民，李世民正值年轻勇武、血气方刚，自然是李渊最为得力的助手。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底，李渊受命南下镇压起义军，北方突厥趁机攻取了太原留守管辖下的马邑(今山西朔县)，隋炀帝大怒，派人囚禁了李渊。李渊非常恼火，便想起兵，但由于身边只有李世民一人，李建成和李元吉还在河东，力量分散，不是起兵的绝佳时机，因此只得忍住。然而由于突厥的猖狂，隋炀帝下令赦免李渊，让他留守太原，力阻突厥。一旦有了机会，李渊便不会轻易放过，他马上通知建成、元吉，让他们立即准备起兵，于是李建成在河东召集英杰之士，李世民在晋阳拉拢强兵能将，下大力气招揽人才，不久，建成、元吉和李渊的女婿柴绍陆续到达太原。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初，李渊在晋阳命令刘文静伪作了一份隋炀帝的敕书，在太原、雁门、马邑等郡征兵。二月，李渊又趁叛隋而起兵的刘武周南下汾阳宫(今山西宁武南)之机，以防备刘武周为名，下令募兵。与此同时，李渊向突厥始毕可汗称臣，取得了突厥的支持，亦解除了受突厥攻击的后顾之忧。在做好这种种准备之后，李渊终于起兵反隋。由于他准备充分，谋划精密，加上兵多将广，又个个骁勇善战，所以一路上势如破竹、威不可挡。他们很快攻破了西河城，进城后秋毫无犯，慰抚民众，恢复旧业，取得了老百姓的支持和信任。七月份，李渊以李元吉为镇北将军、太原留守，负责太原的一切事宜。李渊亲领三万人，誓师动兵，改易旗帜，开向关中，不到半年的时间便推翻了隋朝的统治。由此可见，太原起兵的全过程，包括此前数年的苦心经营，都是李渊一手操办的，他为大唐的建立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唐王朝创立的主要功劳应该在他身上。而一直以来“阴结豪杰”、勇而有为的李世民，是李渊得力的助手，是积极的配角。然而在《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正史中，事实却发生了歪曲。《旧唐书》记载，隋炀帝南巡江淮的时候，瓦岗寨农民起义正如火如荼，严重威胁到了隋朝的统治，李世民见有机可乘，便与刘文静密谋起兵，并做好一切策划和安排，待欲起事时才告诉父亲李渊。李渊闻之大惊，只是迫于当时紧急的形势，已经没有商量的余地，于是不得不勉强听从了李世民的安排，走上了起兵反叛的道路。《新唐书》、《资治通鉴》都沿用了这种说法，把太原起兵的首要功劳划到李世民身上，李渊则成了消极被动的角色，从而使李世民成为起兵反隋、开创大唐的首要人物。之所以发生这样的矛盾，与李世民夺取帝位后重修史书有关。李世民通过玄武门政变，以次子的身份登上了皇位，而且杀死了亲生哥哥李建成，这无论如何是不合乎道统和伦理的。为掩盖这种残暴的行为，为自己的登基确立合法性，李世民决定设置史官，撰修国史，于是下令创立了宰相监修国史的制度，这就使史官很难做到秉笔直书，只能按统治者的意图撰写历史。李世民在位期间一再违例要求亲看国史和起居注，并为自己辩白道：“今欲自看国史者，盖有善事，固不须论，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在李世民一再要求下，“玄龄等遂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表上之。”在李世民授意下，史官们把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的动因写成“安社稷，利万民”的大义行为，从而严重歪曲了历史事实。按照李世民的意图，贞观史臣在撰写《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时，费尽笔墨铺陈李世民在武德年间的功劳，竭力抹杀太子建成的成绩，降低高祖李渊的作用，而且把太原起兵的密谋描绘为太宗的精心策划，而高祖则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这样，李世民便是开创李唐王业的首功之人，皇位本来就应该是他的，李渊退位后也就理应由他继承皇位，因此，李世民登上皇位便显得水到渠成了。还有一种解释，认为李世民之所以要修改国史，抬高自己在太原起兵中的地位，贬低李渊的功劳，乃是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他要求贞观史臣把太原起兵中李渊由主动起兵变为被动起兵，目的是为了把李渊描绘成一个忠臣的形象，从而符合儒家的道德要求：李渊是在隋炀帝要下令逮捕他，李世民、刘文静等又设下圈套逼得他走投无路的时候才不得不反的，而且在起兵时李渊还曾号称“欲大举义兵，远迎主上”，这样一来，李渊就成了大忠臣了。很明显，这种刻画有利于李世民维护统治。而李世民之所以将起兵反叛事迹加到自己身上，乃是为了强化自己真命天子的形象，这与他要求史官们在撰写《太宗实录》时，极力渲染他出生时“二龙戏于馆门之外，前后三日才离去”的异象是一致的。他也要求史官们在记述太原起兵的过程中，竭力描写他的谋略过人和勇武善战，更进一步印证他是克明克哲、秉承天命的一代君主。这种说法多基于心理和逻辑上的推测，没有太多的史实依据，权且可以当作一种另类的解读。由此可见，李世民继位后修改创业国史是没有疑问的事实，而他之所以要修改国史，首要目的就是掩盖“玄武门之变”的恶劣行径，让自己的继位显得光明正大，水到渠成，取得道统上的合法性。至于他还有没有其他目的，我们今天已经很难判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