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主要来自封建社会对人的压抑,林冲的被压抑,不仅仅是来自高俅这个身居高位的小人,而是来自各色人等:先是受高俅的陷害,几乎被问成死罪;死里逃生,发配上路,又被董超、薛霸两个人渣百计折磨,然后捆在野猪林,差点给一棍当头打死;到了柴进庄上,虽有柴进热诚相待,但仍不免一度得对趾高气扬的平庸之辈洪教头陪着笑脸;这一切,林冲都逆来顺受,忍了,可陆虞候又来沧州追杀,终于,林冲忍无可忍,一幕风雪山神庙中,灵魂深处的“匪魂”,如睡狮猛醒,在漫天的风雪中,在火烧草料场的熊熊大火映过来的火光中,猛下杀手,血溅山神庙前的
一部《水浒传》,有的人主动犯罪上了梁山,有的人被俘上粱山,有的人杀人越货避难梁山,为什么说“豹子头”林冲是“逼上梁山”最典型、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为什么说一忍再忍的林冲不再选择继续忍下去了?林冲的被逼,粗略的看是高俅父子一路陷害,林冲走投无路,夜奔梁山;具体说来,我认为有三个客观原因和一个主观原因: 一、从一个到一群——陷害的人数在增多 陷害林冲的最高主谋是高俅,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陷害林冲,原因只是为了满足义子高衙内“淫垢”林娘子的欲望。如果说,高衙内调戏林娘子时并非有心羞辱林冲,尚属巧合,那么自此以后高俅父子的种种行径都是主动的、有预谋的,是有意识地欲置林冲于死地而后快。在陷害林冲的整个过程中,除了主谋高俅,还有一系列分工明确的谋划者、执行者、参与者。具体梳理如下:第一次,高衙内得了心病,富安推荐“和林冲最好”的陆虞候,合谋赚得林冲至樊楼饮酒,好让高衙内趁虚而入,结果未得逞;第二次,高俅亲自参与,以“误闯白虎堂”之名加罪林冲,在这个过程中,有三个具体的“棋子”,一个是卖刀大汉,另两个是白虎节堂门首的两个承局,一路引林冲进入军机要地;第三次,刺配沧州途中,防送公人董超、薛霸收了高俅钱财,一路百般折磨林冲,野猪林中要结果其性命,是具体的执行者;第四次,牢城营官营、差拨被富安、陆虞候买通,献火烧草料场之毒计。我们看到,陷害林冲的人数在逐步递增,涉及范围越来越大。这些人与林冲往日无冤近日无仇,更有陆虞候这样的昔日“兄弟”,但在高俅父子权利的压迫和金钱的诱惑下,纷纷将黑手伸向了林冲,虽然很多人主观上不是主动,客观上却都是帮凶。 二、从东京到山神庙——生存的空间在缩小 《水浒传》中,林冲这个人物的出场虽是在大相国寺与鲁智深相遇,但林冲的正传却是从岳庙狭路相逢高衙内开始。作者施耐庵似乎是有意安排林冲命运转折的场所——从岳庙隐忍开始,到山神庙爆发终了。在一切都还没有发生的时候,林冲有四个生存空间:一是事业空间,身为东京“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武艺高强,江湖上颇有名声;二是爱情空间,与妻子“未曾红面赤,半点相争”,相敬如宾,家庭美满;三是亲情空间,丈人张教头是林冲唯一的长辈,即便后来林冲坚决要休了自己女儿,他也坚称“只不把女儿嫁人”,可见张教头非常赏识、信任自己的这个女婿;四是友情空间,众人皆知林冲与陆虞候交厚,林冲起初也把心中苦水诉于陆虞候,可见其有一个至少在他看来值得信赖的朋友圈,这恰恰成为后来陷害林冲的突破口。此时的林冲,身在繁华的东京城,个人生存空间颇大,可进可退。虽然不知他与妻子女仆到“岳庙里还香愿”的具体原因,但起码可以猜想是为了某事祈福或感恩,可揣测林冲对自身生存现状颇为满足,而且非常珍惜。从岳庙林娘子被调戏开始,林冲后来主要的活动场所依次是与陆虞候饮酒的樊楼,误闯的白虎节堂,备受折磨的旅途客店,险丢性命的野猪林,服刑的牢城营,看管的草料场以及痛下杀手的山神庙,虽然其间也曾在柴大官人的府上颇受礼遇,但也遭洪教头一番奚落。在这个过程中,林冲原先的四个生存空间一一丢失,从禁军教头沦为阶下囚,丧失了事业空间;主动休妻,丧失了爱情空间;因陆虞候出卖,丧失了友情空间(鲁智深对林冲是真的热心肠,这里的友情空间指鲁智深出现之前的朋友圈);因主动休妻自然断绝了与唯一的长辈张教头的关系,丧失了亲情空间。林冲此时仅有的,只是作为囚徒的有限空间,因此,他只想着能在这样一个有限的空间内尽可能的忍耐,以求平安,以求保存这个仅有的空间。而且在林冲看来,之前的空间失去只是暂时的,随着时间推移,最终还会争取回来。所以虽然鲁智深多次提议帮他“厮打”,杀了这帮“撮鸟”,他百般劝阻;虽然发配临行前执意休掉爱妻,他只想着好好服刑,日后家人团聚,官复原职,东山再起。事实上,林冲的生存空间一路从东京压缩到了沧州,又从沧州压缩至草料场;有意味的是,就连这个草料场的草厅也因风雪之故被压塌,天地之大,风雪交加,却无磊落英雄立锥之地,不得已,空间再被压缩到了小的不能再小的破落山神庙,可悲可叹!同时,从东京到山神庙,还是林冲逐渐被边缘化的过程,也即身边能接触到的人越来越少。在东京时,林冲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人,身边有着各色人等;发配路上,虽有董超、薛霸之流,也有柴进、鲁智深相助;到了牢城营,林冲身边是官营、差拨和一群囚犯,也有李小二夫妇这样的好人;到了草料场,林冲只与老军交接完毕,在不知不觉间成了“孤家寡人”。 三、从算计到毁尸灭迹——手段的残忍在升级 陆虞候等人设计火烧草料场是最后激发林冲奋起反抗的直接诱因,而在此之前,可以看到高俅父子陷害林冲的手段是一个不断升级、愈发残忍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高衙内调戏林娘子,此时还不是有心挑衅林冲;陆虞候调虎离山,约林冲饮酒,为高衙内赢得空间,只为欺侮林娘子,并不要林冲性命;高俅设计林冲“误闯白虎堂”,虽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但起码还要给林冲寻得一个罪名,显得冠冕堂皇一些。对此,高俅自己也底气不足,虽“喝叫左右排列军校拿下林冲要_”,但林冲极力申辩,也就将其“解去开封府”,开封府尹和孔目孙定情知林冲遭陷,“再三禀说林冲口词”,高俅“情知理短,又碍府尹,只得准了”;野猪林内,董超薛霸执行杀人计划,此时已经是不由分说,必要取林冲性命后,“揭取林冲脸上金印回来做表证”;到了草料场,一把大火,为取林冲性命,甚至连全尸都不留,只要他死! “拾得他两块骨头回京,府里见太尉和衙内时,也道我们也能会干事”。这一路陷害的轨迹是:只要林娘子,不要林冲命——降罪林冲,刺配沧州——结果性命,留得全尸——纵火加害,毁尸灭迹。高俅父子对待林冲,正可谓不择手段,愈发残忍,无所不用其极了。 四、从暗火到明火——忍耐的底线在接近 林冲自岳庙到山神庙,受尽各种委屈与冤屈,具体说来:岳庙外爱妻受辱,樊楼上兄弟出卖,白虎堂上司构陷,洲桥下狠心休妻,客店内公人折磨,野猪林坐以待毙,柴进府同行鄙夷,牢城营差拨欺诈,草料场险丢性命。可以说,林冲完全失去了四种自高而低的身份尊严:军官的尊严,男人的尊严,囚徒的尊严,人的尊严。而林冲基本选择逆来顺受,一路都能“忍”过来。试想若是李逵或武松这样的人,恐怕早已杀得天昏地暗。恰恰是最能“忍”的人最终都“忍无可忍”,才能淋漓尽致地表现“逼上梁山”的主旨。其实,林冲心中怒火一直蔓延,已有多次发作的迹象,比如妻子被调戏后虽未痛打高衙内,却“连日闷闷不已,懒上街去”;得知陆虞候出卖自己,也“把陆虞候家打得粉碎”,“口了一把解腕尖刀,径奔到樊楼前去寻陆虞候”;柴进府上洪教头对己无礼,得知洪教头并非柴进师父,于是痛快下手,“灭了那厮威风”.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林冲一路憋屈的宣泄;李小二通风报信,得知陆虞候等人居然赶至沧州谋害自己,“林冲大怒,离了李小二家,先去街上买把解腕尖刀,带在身上,前街后巷一地里去寻”。这些都印证了林冲心中的怒火正在越烧越旺,不是不能痛下杀手,而是不愿痛下杀手。他虽然痛恨高俅父子,但仍然希望维系着与太尉之间平衡,不到万不得已不想主动得罪上司。草料场的熊熊火光最终照亮了林冲,让他真正看清了事实——一切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最后的希望破灭了,林冲不忍了,出手了! 小说是通过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来表现主题。综上所述,这个典型人物之所以“典型”,是因为这个人物既是“放大”的,又是“聚焦”的。让林冲这样一个最能忍受不公、最能承受冤屈的人,一个对生存空间的要求越来越低的人,最终也选择不忍受了,不承受了,宁愿选择彻底跳换到另一个“草寇世界”,还有什么比这更能凸显“逼上粱山”主题更好的方式呢? 来源:中学课程辅导·教师通讯
从表面上看,林冲被逼上梁山,是高氏父子一手造成的。但是,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林冲逼上梁山主要有三大因素:人性的阴暗、权力的腐败、司法的不公。 先看人性的阴暗。毫无疑问,高衙内是造成林冲悲剧的罪魁祸首。这个花花公子看见林冲娘子漂亮,就想占有她。当然,好色是男人的天性,并不是什么大恶;孔子说过:“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问题在于,男女之事应“发乎情,而止于礼”。高衙内看中林冲娘子,欣赏她可以,甚至意淫也无碍,但是你不能骚扰她,更不能霸占她,因为她是林冲的妻子,于礼于法都不可。可是,高衙内既不懂爱情,也不懂礼法。他不改“倚势豪强,专爱淫垢人家妻女”的恶习,对林妻穷追不舍,想方设法陷害林冲,并要结果他的性命,最后逼得林妻上吊自尽。高衙内所作所为,充分展现出人性的阴暗面。 除了首恶高衙内,还有一些人与他沆瀣一气,助纣为虐。尤其是陆谦,他自幼与林冲相交,两人原是好朋友。但在关键时刻,他却屈从权势,背叛朋友,站到邪恶一面。先是参与设局,试图让高衙内强暴林妻,后来又参与陷害林冲,最后还奉命去谋杀林冲。他的背信弃义,也是人性自私和灰暗一面使然。 次看权力的腐败。高衙内之所以胆大妄为,关键是倚仗义父高俅。高俅乃当时皇上宋徽宗的红人,掌管八十万禁军的太尉,一个权势熏天的大人物。在任何时代,权力都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用来兴利除弊、造福于民,也可以用来谋取私利、祸国殃民。当权力缺乏制衡或约束的时候,权力往往朝自私自利的方向运行,终究导致权力的滥用与腐败。 高俅作为殿帅府太尉,是林冲顶头上司,握有生杀予夺大权。在体制内,两者处于不对等的位置,差距犹如巨人和侏儒。所以,当高俅出面陷害林冲的时候,林冲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林冲带刀进入白虎堂,分明是受蒙骗误入,却有口难辩,有冤难伸。面对高俅陷害,林冲只能步步退让和委曲求全。这其实是他的理性考量,因为他知道人家位高权重,毕竟胳膊扭不过大腿,鸡蛋碰不过石头。 再看司法的不公。中国古代尽管也有法制,却从未形成法治。宋代与其他朝代一样,没有独立的司法机构,官府既是行政机关,也是司法机关,上管天文地理,下管鸡毛蒜皮,胡子眉毛一把抓。(编者按:事实上,宋代在制度设计上存在历朝鲜见的司法独立,从中央到地方,官府均与法院分立。当然,在实际运行中,浇薄末世的司法每每被权力左右,作者所论主旨并不错)官府在司法过程中往往被权力与金钱所左右,很难保证司法公正。所以,民间俗话说,“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比金钱更厉害的是权力,它完全可以操纵司法。 开封府孔目孙定,为人耿直,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他协办林冲案件,知道林冲受了冤屈,有意周全他。但是,他的顶头上司开封府滕府尹不敢忤逆权贵高俅,只能依照高俅的意思给林冲定罪。 滕府尹并非昏官,他知道林冲是冤枉的,然慑于高太尉的权势,只好如此。他没有判处林冲死刑,而是将林发配到沧州充军,就算是手下留情了。 类似悲剧可避免 或许有人认为,如果开封府府尹是包拯式清官,林冲的悲剧就可以避免。因为包拯刚正不阿,铁面无私,绝不屈从权贵的淫威,会为林冲讨还公道。问题是,在人治社会,包拯式清官实在罕见,可遇不可求。更多的官员是从自身利益着想,倾向于趋利避害、趋炎附势、官官相护,甚至贪赃枉法。 所以,不能指望靠清官主持公道,毕竟清官的出现并非必然。想要避免林冲式的悲剧发生,关键在于实现法治,或者说坚持依法治国。只有在法治状态下,才能维持公平正义,保障每个人的权益。在法治社会,法律是彰显社会正义的良法,是保持所有人正当权益的公器。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司法部门独立办案,公开公正审判,哪怕是国王或总统,也不能干预司法。 假如林冲生活在法治社会,就不会发生那样的悲剧。高衙内看上林冲妻子,你可以去追求她,如果她接受你,便与林冲离婚,与你结合;如果她不同意,你不能猥亵或侵害她,否则她可以上法庭告你性骚扰。应该说,在法治社会里,就是高俅之类高官也不敢专横跋扈,像高衙内这样的角色更不能为所欲为。退一步说,即使高氏父子仗势欺人,刻意陷害林冲,林冲也能通过法律讨还公道。毕竟法律是社会的公器,法院不是高俅的庭院,高俅无权干预法官公正审判。法官会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做出公正合理的判决,宣告林冲无罪。 遗憾的是,林冲的悲剧就那样发生了。这既是他个人的悲哀,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哀。 来源:国学
武松杀了西门庆,潘金莲。再加上自己的哥哥也死了,上了梁山;林冲杀了陆虞侯等两人,自己的妻子又被调戏,蒙羞自杀,逼上了梁山。 武松生于北宋哲宗年间,家住山东济州清河县,排行老二,小时候家里贫穷,为了糊口,即被送到嵩山少林寺学艺,做了俗家弟子,练成一身武艺,拳脚犀利,善使双刀。后因其兄被人打死,回家复仇,出手致命,遭官府缉拿,遂化装出逃,辗转到了梁山,加入宋江起义军,因其武艺高强,得到重用。后被朝廷招抚,参与官兵南方剿匪作战,遭遇重兵伏击,左臂被刀砍成重伤,入浙江六和寺疗治。 高俅诬陷林冲要行刺自己,下令将他拘捕,移交开封府处置。开封府判定林冲有罪,将他发配到沧州充军。高氏父子买通两个押解的公差,指使他俩在途中杀死林冲。幸好暗中追随的鲁智深挺身而出,使林冲免遭毒手。到了沧州,林冲被安排看管大军草料场。高氏父子又派心腹潜入营地,放火烧草料场。这样,林冲即便不被大火烧死,也会因草料场失火而被治罪处死。碰巧,林冲在山神庙听到那些人谈话,得知自己被坑害的真相,实在忍无可忍,就把那三人杀死。事情至此,他再也无路可走,只好上梁山,落草为寇。 来源: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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