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山水游记的特点(柳宗元作品的评价)

柳宗元山水游记的特点

文笔清新秀丽，描绘细致逼真，充满了诗情画意，使人如临其境，乐不自禁。由一处走向一处，衔接自然，感情丰富。

例如“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再如“交络之流，触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水，龙鳞之石，均荫其上。”，都是作者心动而发，真实美丽。虽然借写山水游记书写胸中愤郁，但作者寄情于山水，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跳动着作者对自然的向往与喜爱。他与自然相晤，与自我对话。

柳宗元作品的评价

三、散文创作研究
整体评价本世纪上半叶并未产生多少对柳宗元散文作通论研究、整体评价的文章和专著，仅有的几篇论及柳宗元散文的文章也是或着眼其山水游记、或专论其小说文学的。
五六十年代，学界开始出现了一些从整体上分析和评价柳宗元散文成就的文章，如黄云眉的《柳宗元文学的评价》、刘大杰的《柳宗元及其散文》、振甫的《柳宗元的散文》、唐艮等的《试论柳宗元散文的思想性》等。这些文章大多从思想和艺术两方面肯定了柳宗元在唐代古文运动以及中国散文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其中黄云眉比较强调柳宗元散文作品中的战斗性，对现实的暴露，认为在唐代古文运动中柳宗元虽然起到了领导作用，但他的这种作用要比韩愈差一些。同样，刘大杰、周振甫也比较重视柳宗元散文内容上的的现实性，对柳宗元散文的艺术性则论述得不够。
另外，游国恩等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也对柳宗元的散文的成就和历史地位作出了肯定，如前者认为柳宗元"从创作实践上发展了古文运动"，后者也认为"柳宗元在散文的文学成就上"，"有高出韩愈的地方"。
八十年代以后，学界虽然较侧重对柳宗元散文的各个题材分别进行研究，但仍有一些综论柳宗元散文艺术和成就的文章，和五六十年代的同类文章相比，这些论文更重视柳宗元散文的艺术手法和艺术境界。如胡守仁的《柳宗元散文述评》、孙昌武的《试论柳宗元的散文艺术》、马积高的《论柳宗元对唐代古文运动的贡献――兼论唐代古文运动》、孙连琦的《柳文风格的演变及其原因初探》、吴莉莉的《柳文的悲剧美》、吴小林的《论柳宗元散文的幽美》、邓小军的《柳宗元散文的艺术境界》、张延中等的《试论柳宗元对文体的革新及其意义》等。
其中孙昌武文从"吾文宜叙事"、"漱涤万物，牢笼百态"、"感激愤悱……形于文字"、"俳又非圣人之所弃"、"文益奇"、"意尽便止"等方面较详细的分析了柳宗元的散文艺术。马积高文从理论和创作两方面论述了柳宗元对唐代古文运动的贡献，他认为，古文家的贡献主要是"把传统文体分类中所谓杂记和赠序与今人所谓杂文都推进到了一个高峰"，其中韩柳各有成就、擅长，而柳宗元的这方面的成就尤著。吴小林认为柳宗元散文总的艺术风格是沉郁凝敛，冷峻峭拔，具有一种幽美，而且指出柳文的这种风格，不仅和他长期被谪受贬的遭遇经历、愤世嫉俗的思想感情、富有批判锋芒的作品内容有关，而且与具有凄幽、愤激、冷峻的色彩，浓郁的诗意，明显的讽喻性、象征性，屈曲峻峭的笔法诸艺术特色也是分不开的。邓小军文则指出，柳宗元散文最具原创性的艺术成就有二：第一，在传记散文方面，为普通百姓立传，从而突破了我国正史传记和非正史传记不为普通百姓立传的旧传统；第二，是在山水散文方面，创造天人合一的意境，从而开创了我国文学史上自然美与天人合一哲学相融合的山水散文意境的新局面。柳文两大艺术成就的根源，是柳宗元对人和自然的深刻体认，从而突破了自己早期性恶论和天人相分论的思想束缚，而转变到以信任人性和契合自然为特征的性善论、天人合一论的思想系统。柳宗元传记散文和山水散文的全幅艺术成就，与韩愈的抒情议论散文及传记散文，代表着中唐古文运动的最高艺术成就。
另外，吴小林还著有《柳宗元散文艺术》一书，该书分别从柳宗元散文主张、杂文、传记散文、寓言散文、山水游记、辞赋的艺术特点、柳文艺术风格、结构艺术、寓言艺术、柳韩散文比较等十个方面较为全面、细致地分析了柳宗元散文的艺术成就。
山水游记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尤其是永州八记在中国散文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所以一直受到学界的关注。
周澄的《读柳子厚山水诸记》是本世纪较早对柳宗元山水文学进行探讨的专论。该文首先高度评价了柳宗元山水散文的艺术成就，"以柳之流连景光，模写山水，曲致微妙，心与物化，亦韩所无有也！"他又将柳之山水游记分成三部分进行研究："曰永州诸记，曰柳州诸记，曰永柳以外诸记。永柳以外诸记，所以异于永柳诸记者，不以山水为主，述游观之乐，亭榭之胜也！而记永与记柳又有别，记柳用总，记永则有总有分，叙议特密；此又同而不同者也！"文章最后指出，柳宗元山水诸记可谓是兼采郦道元《水经注》和杨炫之《洛阳伽蓝记》二者之长："尽情于空濛萧瑟，放意于登临游观，若柳氏者，殆欲兼之乎！"
五六十年代研究柳宗元山水散文的学者较多，但黄云眉的研究最值得注意。他的《柳宗元文学的评价》虽然是柳宗元文学成就的通论，但他对柳宗元山水散文的研究有较大的突破。他认为，柳宗元山水文学并不是"表示他对闲适生活的追求"，"反而是一种更痛苦的真实的反映"。"从本质上看，这不过是柳宗元选择了一种为他的政敌们侦察视线所不及的对象――山水，作为他集中的创作劳动的对象，来强制转移他的愤怒悲哀抑郁的情绪而已。而且这种情绪，也不可能完全隐蔽，除他的愚溪对外，也常常可以碰到把山水的遭遇当作自己的遭遇这一类的话。"这一段话首次把柳宗元的山水游记与其个人的遭际、痛苦联系起来了。在此文的启发下，日本学者清水茂撰写了《柳宗元的生活体验及其山水记》一文，对柳宗元山水游记与其个人遭际之间的关系作了更进一步的探讨。他认为，"柳宗元写山水记的动机，不仅是为了在政敌们侦察视线所不及的对象中来强制转移他的愤怒、悲哀抑郁的情绪，并且是他自身的生活的反映，永州的山水不当地被世人所轻蔑，这正与柳宗元的境遇相同，因此，他反而特别为永州的山水作了记。"而且，"柳宗元写山水记的动机不仅在以发见被遗弃的山川之美来反映他自己的见弃，并且在他的山水记里面还曲折地提出了他对现世间的不满和批评。"他们两人的这些意见得到了学界的一致认同，直到现在还为人们所常引用。
六十年代研究柳宗元山水游记的文章则主要有振甫的《谈柳宗元的山水记》、管希雄的《柳宗元山水记的艺术特色》等，它们主要是分析其艺术特色。
七十年代末以后，学界对柳宗元山水文学尤其是艺术成就的探讨更多，如鲍叔的《柳宗元山水游记的写作技巧》、温至孝的《论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周明的《柳宗元山水文学的艺术美》、李育仁的《柳宗元山水记的诗情美》、张翥、曹萌的《论柳宗元的山水文学》、蓝冰的《柳宗元山水散文的文体风度》等。其中周明文指出，柳宗元遭贬之后复杂的内心活动很少在景物描写之外通过议论、抒情单独抒写，大量的情况是把自己的思想感情融汇在山水美的艺术境界之中。这些境界不是自然美，而是根据自己的审美心理创造出来的艺术美。基于寻求和创造寂静之美的审美心理，柳宗元喜欢奥境，描绘出一种"幽丽"之美；柳宗元还喜欢描写大观的旷境，这种高爽、空旷的美的意境，是柳宗元要求解脱压抑和苦闷的心境的写照。但柳宗元很少孤立地写大观之境，而是按照相反相成的艺术规律，把旷境与奥境结合起来写，使之形成强烈对比，以体现自己的美学趣味，表达自己的心境。李育仁文认为，柳宗元的山水记抒情有三大特色，即绘画美、抒情美和理趣美。绘画美使柳宗元的山水记在形与神、客体美和主体美感方面得到了和谐统一，从而构成气宕神远、富于诗情的画面；抒情美则展示其忧郁、寂寞和烦躁难安的心灵，从而寻得"心凝形释，与万物冥合"的乐趣，促使他的思辨能力和审美情趣向更自由、更辽阔、更精微、更独特的境界发展；而理趣美则让他的山水记，蕴含哲理的光华，由此又能探索到他那火热的"忧思而罔极"的心灵所创造的最高艺术境界。张翥、曹萌文认为柳宗元山水文学的成就除了和他的个人遭际有关，还和他一定的山水文学理论有密切的关系。而柳宗元的山水文学理论的主要内容是：（一）写山水必写人，人与山水密不可分；（二）游山水应得其宏邃，为文亦然；（三）山水之文须为之以情；（四）山水之文要写人创造的山水之美。从山水文学发展的角度讲，柳宗元的贡献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第一，他的山水文学成功地将以往的对山水的平面描写推向了立体描写；第二，将过去的粗线条共性山水描写，推进到细线条的个性山水描写；第三，将以往的山水文学的客观欣赏推向了寓主观感受于客观描写之中。
近二十年来，柳宗元山水文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人们对"永州八记"的分析和研究，如霍松林的《〈永州八记〉选讲》、杨慧文的《论柳宗元的永州八记》、何书置的《"永州八记"应改称"永州九记"》、鹿琳的《〈永州八记〉――柳宗元精神世界与自然的完美融合》、杨铁星的《柳宗元〈永州八记〉的美感性》等。
传记、寓言和小说本世纪学界对柳宗元的传记、寓言和小说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进展，相关的成果主要有：胡寄尘的《柳宗元的小说文学》、牛庸懋的《读柳宗元的政治寓言》、董明的《柳宗元的寓言特点》、朱碧莲的《柳宗元的传记文》、尤力的《柳宗元寓言与先秦寓言的比较研究》、周陆军等的《论柳宗元传记的独特性》、朱国维的《柳宗元讽刺寓言成因探》、鹿琳的《柳宗元传记文学的特色》、金涛声的《略论柳宗元对传记文学的发展》等。
其中胡寄尘文指出，柳宗元小说是寓言，是直接从周秦诸子里来的，用意较好，但风格还不过是周秦诸子的风格。文章举了柳宗元的两篇小说作品，即《三戒》和《捕蛇者说》，认为《捕蛇者说》的大意可说是和《礼记·檀弓》中的"孔子过泰山"一段完全相同，但柳宗元描写得更为详细，所以更能使读者感动，所以它的格局也完全成为一篇短篇小说了。董明文指出柳宗元寓言的特点有三：独立成篇，容量较大；细腻生动，文学性强；形式自由，体裁多样。周陆军文认为，柳宗元传记大多取材于社会下层，其内容及表现的目的，是自我的反映。鹿琳文则指出，柳宗元以非凡的胆识、敏锐的眼光、深邃的笔触，从小人物身上挖掘了普通人所具有的高尚品质、善良的天性、美好的心灵、聪明的才智。以一个面貌全新的小人物群，为传记文学的画廊增添了光辉。他还以传记文学作为解剖社会的匕首，对他的政治主张进行特殊解释，这在中国古典传记中是绝无仅有的。金涛声文则指出，柳宗元根据"文以明道"的原则，继承了传统史传文学借传言志的一面，其杂传把社会现实中的一群城乡劳动者作为传主，借以针砭时弊，寄寓吏治改革的理想，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思想性，某些作品已经突破了传记文学的一般框架，兼具寓言和政论的某些特点。但有的文章议论过多，以致喧宾夺主，相对地削弱了传记文学的形象性。他的碑传文亦有一些熔叙事、抒情、议论于一炉的佳作，为中唐碑传文的发展作出一定的贡献。
政论文、杂文和辞赋本世纪还有一些学者对柳宗元的政论文、杂文和辞赋也给予了一定的关注，产生了一批成果，如彦季的《柳宗元的议论文――读柳宗元文札记》、姚奠中的《辞赋中的奇葩――柳宗元卓越的文学成就之一》、高海夫的《柳宗元辞赋的思想评价》、王运用的《柳宗元讽刺小赋的艺术特色》、张啸虎的《柳宗元的政论文学作品》刘洪仁的《论柳宗元辞赋对屈赋的继承和发展》等。
四、诗歌创作研究
和柳文研究比起来，柳宗元诗歌的研究则要冷清得多，这和柳宗元诗歌在诗史上的地位是很不相称的。
八十年代以前本世纪上半叶未见有人对柳宗元诗歌进行专门探讨，相关的研究多体现在一些文学史、诗歌史以及柳学研究著作中。
马茂元是较早对柳宗元的诗歌进行较为深入研究的学者，他在1959年发表了《柳宗元的诗――读书札记之二》一文，他在文中指出，
两年以后，陈友琴发表了《关于柳宗元的诗及其评价问题》。作者指出，柳宗元的诗是用血和泪凝结而成，非一般的随便吟风弄月或无端寻愁觅恨的诗可比。文章针对自古以来很多人批评柳诗"多怨"、"特为酸楚"的特点指出，"进步的知识分子，有志革新政治，反对大官僚地主集团和宦官恶势力，不幸惨遭失败，被驱逐到荒远地方去，因此而悲愤哀吟"，"是应该予以同情的"。
八十年代以后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学界对柳诗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角度较之以前也更为多样。
这一时期，从整体上对柳诗进行分析和评价的文章主要有邓潭州的《略论柳宗元的诗》、龙震球的《论柳宗元诗歌的艺术风格》、李育仁的《论柳宗元诗歌的审美情趣》、梁超然的《柳诗风格论略》、朱邦国的《论柳宗元的作品与创作心态的关系》等。其中邓文指出，柳诗里有不少宣扬所谓"禅理"的诗，流露出感伤的颓废情调，只有对这些方面引起足够的注意，方能对柳诗给予全面的评价。李文认为，柳诗具有冲淡、幽独、流动的三大审美情趣特征。其"冲淡"是以"形象直觉"、"玄览"、"游心"为主要审美方式，从心理上拉开与现实社会不即不离的距离作为前提；其"幽独"，运用"直抒"外化心灵的方式和移情、寄情的方式以展示审美情趣所蕴藏的幽独内涵和鲜明的形象；其"流动"，则跨越时距，"观古今于须臾"，"挫万物于笔端"，充分发挥联想的审美功能，使自己和欣赏者通过有限的篇幅，反映出、领略到广阔、深厚，独特的意蕴和回旋跌宕的美。梁文则针对当前柳诗研究中运用比较方法分析的一些不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柳宗元的悲剧性格气质，悲剧性遭遇，激愤忧伤的情绪，构成了他悲剧性诗歌风格的基本特征。他与屈原同调，接受陶、谢清峻的语言，把握《庄子》的奇想气势，形成鲜明独特的艺术风格，为人们开辟了一个独特的艺术天地。在柳诗悲剧氛围的美感之中，人们可以领略到诗人悲苦的心情。这是柳宗元对我国诗歌发展史的独特贡献。
八十年代以后，有相当一部分文章是研究柳宗元的山水诗的，如黄乃康的《试论柳宗元的山水诗》、景凯旋的《柳宗元的山水诗与其儒佛思想》、蔡国相的《柳宗元景物诗的移情特色》、贺秀明的《浅论柳宗元山水诗意境的独特性》、王启兴的《超尘脱俗，徜徉山水――佛教对柳宗元及其山水游记和景物诗的影响》、张峻亭的《论柳宗元山水景物诗中的情》、林继中的《柳宗元山水诗风格特征之形成》等。其中，景文认为，柳宗元山水诗所体现的艺术风格，与他的儒佛思想密切相关，主要体现在他对社会和自然的矛盾态度上。在他的诗中，"出世"与"入世"并存，其意识难以在观照自然时保持审美的距离，所以处处都有一个"我"的存在。这种"徘徊两端，阴郁畏疑"，正是柳宗元山水诗的独特风格。柳诗的这一风格，"还代表了中唐山水诗境与魏晋、初盛唐山水诗境的区别"。贺秀明文指出，"幽深荒冷的景物与忧伤悲愤的感情基调融合的种种方式"，是构成柳宗元山水诗意境的重要方面。王启兴文指出，柳宗元在贬谪永州司马后，极为苦闷，在原来信佛的基础上，更笃信天台与禅宗。佛教的出世思想对柳宗元的人生态度、生活情趣，审美趣味、山水游记与景物诗的创作都有巨大影响。由于佛教思想的影响，柳宗元张扬了创作主体意识，摆脱了儒家功利主义的审美观，对永州山水进行超功利的审美观照，在作品中创造了空寂、幽旷、宁静的艺术意境。
还有一些文章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分析了柳诗与同时代其他诗人创作的异同，如苏渊雷的《论韩柳、刘柳诗文风格的异同及柳的独创性》、赵昌平的《韦柳异同与元和诗变》、马自力的《论韦柳诗风》、《韦柳诗歌与中唐诗变》、房日晰、卢鼎的《韦应物柳宗元五言古诗之比较》等。苏渊雷文比较了韩柳。刘柳诗风的异同："大抵刘诗通俗处近元白，精深不及子厚而婉丽过之"，"刘、柳诗高于退之处，正以他们浸淫骚雅，厚于性情，深入民间。诗外别有事在，触目感怀，故能言之若是清拔郁结、异彼退之之故为高调，转成险急也。盖小诗精深，短章蕴籍，子厚较之韩刘，为尤突出。"赵昌平文的目的一方面是想对韦、柳诗的不同特点及其历史地位作一些新的研究；另一方面则是企图通过这一研究，对诗歌流派的发展变化的规律性问题作一些初步的探索。文章认为，韦应物的成就与功绩在于在大历诗风普遍因片面追求"理致清新"（ 《中兴间气集》序）而渐趋浮薄之际，能度越流辈，直接陶潜与王、孟之阃域，并以其独特的个性，出众的才能使清远诗派的传统格局，发出又一次绚丽的光彩。而韦应物的创作手法未能超出王、孟家数，特别是其高标独秀却缺少众芳环拱的现实，又说明了清远诗派发展至此，再走盛唐人的传统路子就势必前途越益暗淡。清远诗派的变革已成必然之势。正在此时，从盛唐杜甫起，中经皎然《诗式》进一步阐发，然而未为时世所重的，对谢灵运诗锻炼以求精粹，苦思以求自然的特点的卓越认识，至元和时由于韩、孟等人的弘扬而蔚为风气。于是，柳宗元就顺应这一历史趋势在保存清远诗派从陶谢以来真于情性，中丰外淡的特点的前提下，由谢诗之上述过去未被重视的一面开拓，从而创造了清远诗派的新格局。如果说韦应物是清远诗派传统格局的卓越后劲，那末柳宗元则是这一流派新风貌的先行。韦柳并称，今天应当从他们同是中唐时期此派诗人最高成就的代表着眼。韦柳有别，则应当是指出他们同中有异的创作特色，在诗歌史上占有各自不同的重要地位。至于历史上由唐宋诗分判而产生的倾向不同的韦、柳左右论，可以帮助我们对韦柳之异同加深认识，然而我们正不必步前人之后尘，再来对韦、柳强分左右高下。马自力前文指出，韦柳诗风在中国诗歌史上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他们的创作倾向代表中唐诗变前期的诗歌发展趋势，在诗风转变过程中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其总体特征是"高雅清远"；马自力后文又将韦柳与大历十才子进行比较，认为天宝诗风所包含的三个创作趋势，到大历十才子那里一度中断了，而在韦柳手中却得到了延续。房日晰等文则指出，韦柳的诗表现出很强的冲淡美，其诗风接近陶、谢，但由于生活经历与审美情趣不同，诗也表现出不同的风格特点："韦诗清旷，柳诗幽怨"。

如何评价柳宗元的作品？

1、整体评价 ：本世纪上半叶并未产生多少对柳宗元散文作通论研究、整体评价的文章和专著，仅有的几篇论及柳宗元散文的文章也是或着眼其山水游记、或专论其小说文学的。

2、柳宗元散文总的艺术风格是沉郁凝敛，冷峻峭拔，具有一种幽美，而且指出柳文的这种风格，不仅和他长期被谪受贬的遭遇经历、愤世嫉俗的思想感情、富有批判锋芒的作品内容有关，而且与具有凄幽、愤激、冷峻的色彩，浓郁的诗意，明显的讽喻性、象征性，屈曲峻峭的笔法诸艺术特色也是分不开的。

3、柳宗元散文主张、杂文、传记散文、寓言散文、山水游记、辞赋的艺术特点、柳文艺术风格、结构艺术、寓言艺术、柳韩散文比较等十个方面较为全面、细致地分析了柳宗元散文的艺术成就。

4、柳宗元山水文学并不是"表示他对闲适生活的追求"，"反而是一种更痛苦的真实的反映"。"从本质上看，这不过是柳宗元选择了一种为他的政敌们侦察视线所不及的对象山水，作为他集中的创作劳动的对象，来强制转移他的愤怒悲哀抑郁的情绪而已。

而且这种情绪，也不可能完全隐蔽，除他的愚溪对外，也常常可以碰到把山水的遭遇当作自己的遭遇这一类的话。"

柳宗元一生留诗文作品达600馀篇，其文的成就大于诗。骈文有近百篇，散文论说性强，笔锋犀利，讽刺辛辣。游记写景状物，多所寄托，有《河东先生集》，代表作有《溪居》、《江雪》、《渔翁》。

为何“山水游记”这种文学形式传到柳宗元手中时，才成为一朵耀眼的奇葩？

在我国古代散文中，山水游记是一种比较晚出的文学样式，并不始于柳宗元。这种放射着奇光异彩的文学体裁，传到柳宗元手中，由于他的创作实践，才使这种文学体裁臻于完善，使之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一支耀眼夺目的奇葩。

01 中国山水游记的发展源流从文学发展的源流来看，我国山水游记的产生，可溯源到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这是一部给前人地理志《水经》(作者待考)作注释的地理著作，但很有文学价值。郦道元在《水经注》里比较详细地记载和描述了长江、黄河流域的山水景物、风土人情以及神话传说等等，是我国山水游记的先声。

还应提及的是，在这前后，还有人用书信体描绘祖国的壮丽山河，如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陶弘景的《答谢中书书》、吴均的《与宋元思书》等。所有这些，都可看作山水游记的先导，但不是“正体”。

尽管如此，但它们对后世的游记散文以直接影响，特别是《水经注》。清人卢元昌曾说：

“公(柳宗元)小记，大略得力于《水经注》。”

比他稍后一点的爱新觉罗·弘历也称《永州八记》“绝似《水经注》文字”。甚至杨慎还说：

“柳子厚《小石潭记》‘潭中鱼可百许头，替若空游无所依’，此语本之郦道元《水经注》‘禄水平潭，清洁澄深，俯视游鱼，类若乘空。’”

可见《水经注》对柳文影响之深。一种文学体裁，在它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最易向同类体裁借鉴，但也不能不受到其它体裁的影响。正因为这个原因，柳宗元的山水游记，也不能不受到陶渊明、谢灵运山水诗的影响。所以说，他把郦道元以来的山水记的传统和陶渊明、谢灵运以来的山水诗的传统完美地结合起来而加以创造性的发展。

02 柳宗元为何能将山水游记发扬光大？虽然柳宗元在山水游记发展完善过程中有卓越的贡献，并把它推向高峰，使其成为文学领域中受人重视的一种文学体裁，但还不能说这种文学体裁就是由他完成的。因为他的同代前辈元结的《右溪记》，一向被人认为是成熟的游记散文。

元结的《右溪记》虽然短小，不到150字，但已初具山水游记的格局。它已不是纯客观的描写，或单纯的记物，而已渗透了作者的思想感情，达到了托物言志的主客观的统一。

如果我们把元结《右溪记》的结尾跟柳宗元《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石渠记》中的有关改造山水风景的文字对照起来看，也就不难发现柳文受元文影响的脉络，如曰：

“乃疏凿芜秽，俾为亭宇；植松与桂，兼之香草，以裨形胜。”《右溪记》

“崇其台，延其槛，行其泉，于高者而坠之潭，有声潀然。”《钴鉧潭记》

“揽去翳朽，决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酾盈。”《石渠记》

一言以蔽之，柳宗元吸收了前代人的营养，在元结创立的基础上，把山水游记这种文学体裁完善化、创新化，使它成为文学园地上的一座奇峰。

从创作题材上说，山水游记得力于少水风景。有非凡的胜景，才能吸引游客；有饱尝山态水容的经历，才能给游记创作提供足够的题材。

柳宗元所写的山水游记约有二十多篇，全是在贬谪后写的，其中十之八九又写在永州，这自然与永州、柳州的“幽丽奇处”是分不开的。王鏊就评价说：

“吾读子厚集，尤爱山水诸记，而在永州为多。子厚之文，至永益工，其得山水之助耶？”

翻阅柳文，柳宗元自己也不只一次地说永之山水“最善”，这都说明永、柳“景态之奇”引出了作者的“游赏之趣”，才使他有可能写出漫游山水、搜奇探胜的游记。

从创作思想上讲，铆宗元贬为永州司马后，“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政治上很失意，心情很痛苦。司马又是个闲职，无权无事。因此，除致力于学习创作之外，即“自肆于山水间”。用他在《始得西山宴游记》中的话说就是：

“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其隙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

他在《与李翰林建书》中也提到“闷即出游”。从表面上看，柳宗元徜徉山水间完全是为了消愁解闷，但愁闷并不因此就被排遣了。即使受到自然美景的感染有一时超脱，那也是暂时的，过后还是愤懑郁结，不可开绞；或者由于受山川之美的感召，对人间丑恶的东西更加厌恶，心情更加抑郁。这就像大诗人李白说的“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柳宗元心中的不平不会遗弃了山水间，定是要发泄出来的。写山水游记，也是柳宗元鸣不平的一种形式。而这种不平正好增强了柳文的思想感情和艺术色彩。

可见，前代文人的山水记和山水诗给柳宗元以创作上的借鉴，永州的山水给他以丰富的创作题材，被贬后的愤懑给他以创作的动力，致使他以大量的创作，把我国文学史上的山水游记推向一个高峰。

03 柳宗元山水游记的思想内容柳宗元主张“文以明道”，他的创作态度又十分谨慎；“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柳宗元的这种主张和创作态度贯穿在他的整个文学创作里，写游记也是这样。

山水散文有它的特点，所以在思想内容的表达上也不能跟其它散文雷同。好的山水游记，绝不是作者对自然美的直观摹写，而必然渗透着作者的思想和感情；好的山水游记，读者所感到的也绝不是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的异态，而首先是不同作家的不同性格和不同遭遇。

不同的作家，即使同游某一名山胜水，也必然由于他们经历不同，情怀不同，目之所触，情之所依，神之所往，笔之所记，也就必解各不相同。柳宗元谪居永州，一方面为“最善”的山水风景所吸引，想借此派遣胸中的积愤；一方面心情又极度痛苦，无法收敛。在收不能，泄又不是的矛盾中，只好在山水游记中曲折地反映出对现实的不满。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寓情于景，触景生情或情景交融。

历代的游记，本来就是或记实景，或寓情于景，或借景生论，或考据名胜古迹，各具有特色的。柳宗元的山水散文，就是在写实的基础上，反映了他横遭压抑的身世之感的。他在《愚溪诗序》中说：

“愚溪……无以利世，而适类于余……溪虽莫利于世，而善鉴万类……余虽不合于俗，亦颇以文墨自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

这不是明明白白地道出自己和自己的文章“善鉴万类”而无所避吗？通览柳宗元的作品，被贬永州后，思想性更强，写作技巧更加纯熟。我将依据《永州八记》，说说柳宗元山水游记的寓意，即它的思想内容。这些篇章正是在摹写永州“幽丽奇处”的同时，反映出了柳宗元在政治上备受压抑的极度苦恼心情的。

他被贬永州后，虽自称“与囚徒为朋”，但又对“行则若带缠索，处则若关桎梏”的处境愤愤不平。既想借游山泛水开释内心的积郁，但又不能忘公。所以在山水游记里，作者忽喜忽忧，感情瞬息万变，随物而迁。如他在《始得西山宴游记》中所写：

“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醉则更相枕以卧，卧而梦，意有所极，梦亦同趣，觉而起，起而归。”

这是写他完全陶醉在山色美景之中。作者的这种快乐，有时使他竟然忘乎所以，完全跟周围的景物融合在一起。但是使他快乐的幽雅胜景，又会使他感到凄凉寂寞，而要当即离去。这种在表面上看来相互矛盾的喜忧无常的表现，正好以不同形式揭示出了他内心的痛苦。这种痛苦，有时以抒情的笔调自然“流”出来，有时用议论的形式直接“泄”出来。这是其一。

柳宗元在政治上很有抱负，也有才于，参政后力求改革时弊，也有政绩，贬斥后自然产生一种怀才不遇的情怀。他的这种情怀，也就不可避免地反映在山水游记里。

他在山水游记里不只一次地提到“弃地”：永州钴鉧潭西有“唐氏弃地”，永州龙兴寺东丘有“弃地)，柳州城南门外也有“弃地”。柳宗元如此热衷地描写“弃地”是有他的用意的——以“弃地比迁客”。

如他在《钴鉧潭西小丘记》中描写的“弃地”，虽然被世人遗弃，但并不因“弃是州”而自暴自弃，或自惭形秽，与世无争，随遇而安。它正像“弃地’的众石一样，生气勃勃，不甘落后。“弃地”如此美好，且有生气，理应受到世人的爱怜，但“连岁不能售”，遭到如此冷遇，这不就是作者以“弃地”自况吗？正因为作者与“弃地”有相同的遭遇，所以“弃地”虽不为世人重视，却与作者契合如一：

“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

这简直使他达到羽化的境界。不仅如此，他在篇末还借题生仪，大发感慨，先对“弃地”不能致身于沣、镐、杜等繁华之地表示痛惜，反过来又对它能受到游者的喜爱而表示祝贺，而自己遭贬斥却终身不遇。这是二。

柳宗元在山水游记中写的都是名山胜水，但并不以此为满足，他总觉得自然美有不足的地方。他认为“造物者”不“判清浊”，不能使万物都“效奇于兹地”，“非人力”是不行的。因此，在他的游记里，很多地方都记述了他对自然风景的改造，仅《永州八记》就有四篇在这方面有记述。

这些自然景物，经他改造后，确实犹如锦上添花，显得更加瑰丽多姿，令人陶醉。他的改造不外两方面：一方面是“扫陈叶、排腐木”，“铲除秽草，伐取恶木”，等把妨碍美景的丑类尽皆剪除；一方面“崇其台，延其槛”，“作栋宇”，“立游亭”，“树以竹箭松怪桂柏衫”等使它显得更美。

柳宗元的这种择恶取美、改造自然风景的美好愿望和作法，不能说与他不满时政、力图改革的思想没有关系。联系他参与的“永贞改革”和他在柳州的政绩，就不难看出他的寓意。柳宗元的这种寓改革于山水游记的思想，在《永州韦使君新堂记》里写得更显豁。永州本来“号为秽墟”：

“有石焉，翁于奥草；有泉焉，伏于土涂……茂竹恶木，嘉葩毒卉，乱杂而树。”

经韦公改造后，变成了“奇势迭出，清浊辨质，美恶异位”，而成了另外一番世界。韦公对“天作地生”的风景感到不满而力求改造的作法，正是柳宗元在其它游记中反映的思想。自然界的不合理现象要改造，人类社会的不合理现象也要改造，柳宗元总是把这两方面的改造或隐或现地、或曲说或直说地告诉读者。这是三。

人们常把好的山水游记比作一幅丰彩多姿、千奇百态的山水画卷，这自然是由于作者的妙笔或白描，或着丹彩，栩栩如生地描绘出大好河山的一角，揭示了大自然的美。但即使是拟山范水之作，也不能不透露出作者的情怀和志趣，使读者或隐或现地看到作者的影子。就思想内容而言，柳宗元在山水游记中融汇了自己横遭身世之感，让人读来不胜唏嘘。

另外，柳宗元的身世和生活经历使他形成一种寂寞、孤愤、高洁傲物的个性。他的这种个性，自然而然地反映在他的山水散文中，形成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明人王世贞对此评价说：

“永州诸记，峭拔紧洁，其小语之冠也。”

用“峭拔紧洁”四个字概括柳宗元山水散文的艺术风格极为妥贴。这四字正好体现了柳宗元贬斥后在人格上的超逸孤愤和高洁傲物。因此，他写山高出天外；写水“荡激益暴”，受阻后不甘屈服；写石，一个个“突怒惬骞负土而出争为奇状”，不愿埋没，不甘落后。

就是柳宗元笔下的一渠、一涧、一渴、一潭，虽都各具特色，但也表现出了这种风格。他写的“石渠”，不仅狭窄，而且水流微弱，碰大石，不是激起巨浪，而是“状出其下”，给人一种受压抑的感觉。他写的“石涧”，虽然流水“倍石渠三之”，畅迅无阻，且有美妙的石底，但他却反问道：

“古之人其有一乐乎此耶？后之来者有能追予之践履耶？”

从而透露出一种孤独之感。

他写“沟”，风景清丽幽雅，妙境无穷，但他却说：

“永之人未尝游焉。余得之，不敢专也，出而传于洲。”

作者在这里对美好事物被遗弃、被埋没的同情，难道不是一种自伤于物的身世之感吗？他写的“潭”，形象生动逼真，犹如一怀山水画卷，潭水幽寂沽冷，与作者契合无间，但作者却写道：

“孰使子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此潭也钦？”

表面上看来作者“乐居夷”，但实际上是一种哀怨的牢骚话。这些都是柳宗元山水散文艺术风格的写照。

韩愈、柳宗元的文章内容各有什么特点？

中唐的古文运动伴随社会上政治改革的潮流和思想界儒学复古之风，应运而生。韩愈、柳宗元是古文运动的代表人物。韩愈的文章内容丰富、独具特色、深于立意、巧于构思，语言极富创造性。而柳宗元的文章观点明确、思想深刻，如《捕蛇者说》。他是中国寓言的继承者，如《三戒》寓意深远。同时，他还把中国的山水游记推向一个高峰，如《永州八记》。进入晚唐，文坛呈现古文渐衰、骈文回潮的趋势。杜牧是此时古文成就最高的。晚唐小品文作家成绩斐然。五代文坛被骈体主宰，古文销声匿迹，无可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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