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认为人因什么而区别于动物

卢梭认为人因什么而区别于动物

卢梭认为人因自有主观能动性而区别于动物。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说：在禽兽的动作中，自然支配一切，而人则以自由主动者的资格参与其本身的动作。禽兽根据本能决定取舍，而人则通过自由主动行为决定取舍。因此，禽兽虽在对它有利的时候，也不会违背自然给它规定的规则，而人则往往虽对自己有害也会违背这种规则。在自然的需要已经得到满足的时候，意志却还提出要求。因此，在一切动物之中，区别人的主要特点的，是人的自由主动者的资格。自然支配着一切动物，禽兽总是服从。

如何理解亚里士多德说「人天生是政治动物」

人的本质是社会性，.关键这个政治是广义的政治,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断言，“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意思是说，人是天生离不开政治生活的。就拿我们现在的情况来说，一个人呱呱落地，他就开始了他成为一个社会人的过程:他要去登记户籍，由此他获得了国民的身份，于是他就开始接受政府的管辖，享有作为一个公民的权利，并须履行其作为一个国民的义务。同时，作为社会的一员，他具有了占有社会公共资源的一份权利。
但是，由于社会公共资源稀缺性的特征，也由于人类本性等等方面的原因，社会公共资源的分配中就始终存在着矛盾和冲突。这是人类政治生活固有的困境之所在。如何解决人类政治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如何使所有的人在社会生活中都能够各得其所，相得益彰，就成了人类美好政治生活的根本要义。
作为对人类美好政治生活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大思想家，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探求过他们的政治理想。柏拉图以其“知识即美德”的命题作为出发点，以正义作为一条基本的主线，描述了他的“理想国”。他希望用正义作为一个理想政治生活的灵魂，通过良好的教育来改造并抑制人的不良本性，以构筑一个以正义为轴心的理想社会。亚里士多德则使用了另一个相似的概念:善。在他看来，国家是由人所组成的，因此，通过个人之善，可以推及国家之善，国家的根本宗旨就是维持社会之善，国家是“最高的善业”。为此，亚里士多德力主通过良好的政治制度，来推进国家的善业。
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也可以说是理想主义的思想家，他认为一个理想的政府应该是“能使人民变成最道德的、最明智的、最富有学识的、最好的人民”的政府。这种价值取向代表了很多思想家关于理想政治生活的构想。
我国古代思想家孔子和孟子也有类似的思想主张。孔孟根据他们所谓“作之君、作之师”的政治逻辑，主张推行“仁政”，对统治者提出了道德建设方面的要求，并主张建立一种官民协调的社会关系，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各安本分，“克己复礼”，“安分守己”，从而建立一种和谐稳定的理想社会。
如果撇开其阶级关系不论，譬如，按照我们的说法，统治者有统治者的政治理想，被统治者有被统治者的政治蓝图，等等，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古代思想家们的一条主线，即对于美好政治生活的探求。
其实，从政治文明的角度来看，问题的实质也就在这里:人类政治文明的进程，其本身就是人类对美好政治生活的构想及其实践的进程。由于人类的政治生活充满着困境，所以所谓政治文明的成果，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是:人类为解决政治难题和困境而创造并积累起来的而且为人类的政治实践所证明其确有价值的一系列主张、制度和技术。通过这些主张、制度和技术，人类维持着一种良好的政治秩序。

卢梭的自然教育的含义、培养目标和原则方法是什么？自然主义教育如何实施？

卢梭是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最激进的伟大的思想家，他被认为是法国大革命的导师和棋手。

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的核心是“回归自然”，即教育必须遵循自然，顺应人的自然本性，顺应儿童的天性的发展的进展。一方面，他认为善良的人性存在于纯洁的自然状态之中，另一方面卢梭从儿童所受的多方面的影响来论证教育必须回归自然，他说每个人都是由自然的教育，事物的教育，人的教育三者培养起来的，三者结合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因此教育“回归自然”，即以自然的教育为基准，才是良好有效的教育。

那么他的自然主义教育的培养目标是什么呢？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的最终目标是“自然人”，自然人是能独立自主的人;在自然的秩序中，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自然人又是自由人;自然人还是自食其力的人。总而言之，自然人相对于专制国家的公民来说，是独立自主，平等自由，道德高尚，能力和智力极高的人。

那么方法原则呢？要贯彻遵循自然的消极教育，就是成人的不干预，不灌输，不压制和让儿童遵循自然率性发展，注意儿童天性的个体差异，要求因材施教。

那么自然主义教育如何实施呢？卢梭将教育分为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婴儿时期的教育（0~2岁），这个时期主要发展身体和体育。第二个是儿童期的时期，在两岁到12岁这一时期，主要发展的是感觉教育，卢梭重视这一时期的感官训练和身体发育，他为此还提出了详细的训练原则和方法。第三个阶段是青年期的教育，年龄在12岁到15岁，这个时期是发展智育和劳动教育。第四个阶段是青春期的教育，年龄在15~20岁，这一时期主要发展的是道德教育。

卢梭的教育思想是高度尊重儿童的天性，倡导自然教育和儿童本位的教育观。

关键是善良

大家先说说，是善良的品质，也就是善心重要，还是能力重要？

众：善心重要。

师：是善心好培养，还是能力好培养？

众：善心。

众：能力。

师：大家的观点不同，有的说能力，有的说善心。我比较赞成能力好培养。善良是人的天性，但是由于后天因素的影响，很多人先天本具的善良品质被埋没了，就像太阳被乌云遮蔽了一样。结果变成获得能力容易，拥有善良的品质反而不易。

能力是后天培养、锻炼出来的，受环境的限制。而善良是人的本能，是一种境界，由自己说了算，不受环境的限制。人的成长要经过三个阶段：知识、能力和境界。第一阶段是学知识。但知识再渊博，如果没有能力，为人处事一塌糊涂，也是个书呆子。

读书的目的是为了把所学的知识、理念和智慧运用到生活和社会实践中，更好地服务社会，利益人群。否则就会像佛教所说的那样——诵经被经转。当你有了知识，获得了能力，这只是人生的第一、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才论境界，这时候境界才可能高，才显得重要。

人活得是轻松还是累，是成功还是失败，全在境界上下功夫。许多人成功之后并不快乐，因为他只获得了知识、能力和财富，境界并没有提升。世界上很多功成名就的人最后都郁郁寡欢，甚至寻了短见，就是因为境界没有跟上。人生到最后是要靠境界来引导的。

在座的看看自己现在是处于哪个阶段，是知识、能力，还是境界？这三者是阶段性的——在三十岁之前是学知识，之后就应该出来做事，培养和锻炼能力了。倘若三十几岁还在读书，博士读完了还继续读，让别人养着，那就说不过去了。

倘若到五十岁还在培养锻炼能力，你就落后于别人了。人一旦过了五十岁，当别人评价他时，就不会再评价他的知识、能力，而是他的境界。人，提起来靠的是能力，放下靠的是境界。但好多人连提都提不起来，又何谈放下、超越？

一个人再有知识，再有能力，倘若没有境界，大家也会说他俗。一个人被人喜欢、受人尊敬的关键是他有思想有境界，真正取胜于人的也是他的思想境界。在社会上竞争，最初拼的是知识和能力，最后拼的是心胸、器量和格局，也就是境界。境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在为人处事的时候，可以把境界体现得淋漓尽致。回避了人和事，没有了载体，境界也就无从体现。就像风要通过树叶的摇摆、飞沙走石等来体现一样。包括一个人的内心世界、人品道德，也是在做事的时候体现出来。

没有无心而为的行为，只要做了，就说明内心有这个想法，外在才会有这样的行为和表现。越是不经意流露出来的，越能体现出内在的思想和境界。（禅修 心理学 佛学 灵修 国学 哲学 健康 传统文化 孔子 经典永流传）

东华禅寺方丈万行大和尚，一位用生命去践行佛法、用生命去体证生命本质的智者。

15岁信佛、18岁出家、29岁证得生命本源，30岁复建东华禅寺、7年闭关、17年建寺安僧、12部著作、1万多场开示演讲、千万字著述、17年间向社会捐款捐物数千万元……

从童真入道、闭关证道，到建寺安僧、讲经说法，六度万行，历经了三十余年，找到了一条能让人类证悟本源的解脱之道。

本着普度众生的使命，将一生心血《东华禅》无私付予芸芸众生，殷切期望天下苍生通过学修《东华禅》融通人生四大关系：我与家庭的关系，我与社会的关系，我与国家的关系，我与自然的关系，从而获得幸福圆满的人生。

从洛克到卢梭：自然状态与战争状态的兼并

        约翰·洛克提出了现代国家的表述，其思想被吸纳进《独立宣言》，关于三权分立、私有财产、人民推翻政府等观念，我们对之再熟悉不过了。

        在《政府论》的上篇，洛克批判了菲尔麦。菲尔麦的《先祖论》无疑是男权中心主义的集大成，他将我们那种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欺骗精神贯彻得淋漓尽致。洛克的批判很轻易的驳倒了菲尔麦，同时建立了自己关于“谁统治”“我们应该顺从谁”的政治基本倾向，至少洛克以一种被统治的心态为根基：“一个人除非充分了解谁是有权对他行使支配的人，否则，他在良心上决不会感到有服从任何一种权力的约束力量。”换言之，即便我们承认君权神授，却不能赞同一位不合法的统治者，“从古至今，为患于人类带来城市破坏、国家人口灭绝以及世界和平破坏等绝大部分灾祸的最大问题，不在于世界上没有绝对权力存在，也不在于权力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而是谁应当具有权力的问题”。这不仅表明，君主的绝对权力本身存在问题，君主的权力的转移也存在问题。洛克并没有给出一个更好的方案，我们似乎要在下卷继续寻脉。

        在光荣革命之后，新的国家理论崛起。《政府论》（下）开篇，洛克提出了两种似乎没有界限的“前状态”，一种是“自然状态”，一种是“战争状态”。按照施特劳斯的看法，“看来最安全的做法是将他的学说理解为对霍布斯学说的深刻修正”（列奥·施特劳斯《柏拉图式政治哲学研究》p193）人们偶然来到一个民主、平等、理性的世界（自然状态），然而这样的状态并不能持续下去，并最终会陷入互相危害的境地（战争状态），因为缺少一个政治权威能够调节自我保存、财产私有、占有的纠纷。这里，洛克似乎是将“自我保存欲”转换成了物质形态——“私有物”：自我、生命、自由、财产等，并在第五章综合为“财产权”，因而，人是一种占取财产的动物。更重要的是，在洛克看来，这种占取并没有任何自然界限，“自然权利变成了无止境获取的自然权利”（列奥·施特劳斯《柏拉图式政治哲学研究》p193）因此人们必然走向相互冲突的状态，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走向公民的社会，或者说必然要求一个保障财产权的政府，在这里，经过多数人的同意，“人人放弃其自然法的执行权而把他交给公众，在那里、也只有在那里才有一个政治的或公民的社会。”（《政府论》）至此，许多政治哲人会认为洛克的理论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只有一步之遥，洛克代表着一类新兴的商业阶层（是资产阶级的原初形式），他们正试图构建自己商业国家的政治正义，而这种观念实际上是一种戴着人道面具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洛克要比人们一般所说的或所想的更靠近马基雅维利”（列奥·施特劳斯《什么是政治哲学》p211）。在新的政治生活中，德性、荣耀、品质等不再成为核心主题，而“生活就是对于愉悦的毫无愉悦的追求”（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p256）瑞士人卢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扭转了“自然状态”的全部意涵：“古代政治家不厌其烦地讲风尚和德性，我们的政治家只讲生意和赚钱。”（《论科学与艺术》）

        卢梭的政治理论同样肇始于霍布斯的前提。卢梭颠覆了霍布斯好战的自然状态，认为这是置身于社会之中的人的状态，相反，卢梭将我们与“分散地生活在动物中间的野蛮人”比较，他们更优越、强壮，卢梭做了一个生动的类比：“森林中的马、猫和牛，甚至驴，比家养的马、猫、牛和驴身躯都更高大，长得更结实，更有力气和胆量；然而一成了家畜，它们的这些优点就失去了一半，可以说，人们的精心饲养反倒使它们退化了。”（p57）因而， 人也同样，进入社会后变得“逐渐衰弱，胆子越来越小，显得畏畏缩缩，萎靡不振，结果，既失去了体力，又丧失了勇气。”在卢梭看来，这种差异比动物间的差异更大，而“正是舒适的享受成了使他退化得更加明显的特殊原因。”（p57）

        在精神方面，野蛮人起初是纯粹动物性的，他们“因为没有任何知识，只具有来源于自然冲动的欲望，所以他的欲望不会超过他的身体的需要。”（p62）然而，大自然赋予了人们超过本能的能力，结果出现了过分满足欲望之人，“生活放荡的人之所以纵欲无度，结果招致疾病和死亡，其原因就在这里，因为精神一败坏了感官，尽管自然的需要已经满足，但欲念却有无穷的奢望。”（59）

        在卢梭看来，寻找到人与人之间差别的原因必须从历史的重构，一系列的变化中去探索，这是“由于人的一切进步都在不断使人离开他的原始状态，因为，我们愈是积累新的知识，我们愈是失去获取知识之中最重要的知识手段，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我们对人进行研究，我们反而愈是找不到如何去认识人的门径。”（《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p36）而这正预示着，人对知识的认识，对语言的掌控，对自身的完善能力，对理性的运用，却成为自身痛苦的根源。所有一切都改变了。在《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的第二部分，卢梭描绘着一个政治社会的形成，而一个败坏的世界同样开始形成。

        卢梭搜索了各种证明，使得自然状态得以生成的“前理性”动力有两个：一是自我保存；二是同情心。在卢梭看来，野蛮的世界似乎更加文明，卢梭的倾向性难道是回归野蛮的状态？答案必然是否定的，我们别无选择。

        据称，卢梭的核心观念寄寓在《论科学与艺术》一书中。（列奥·施特劳斯《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论卢梭的意图》p70）很显然，卢梭并没有简单的“赞扬野蛮状态”，他自己也声称这是对他荒谬的误解。列奥·施特劳斯以其惯用的显白—隐微二分法在《论卢梭的意图》一文中分析道，《论科学与艺术》面向两类不同的读者，当卢梭拒绝科学时，他是以普通人的身份面向普通人说实话，然而，作为伪装普通人的哲人，他要站在科学一边。科学与普通人的美德不相容，却能够与“伟大的天才”们相容，科学是坏的，却只是针对整体社会和普罗大众，而对于少数精英，却是不可或缺的。换言之，公民社会要求一致性，或是把自然人变成公民；相对于人的自然独立，一切社会都是自重奴役的形式。但哲学要求哲人极为真诚地遵从他“自己的天才”，不考虑任何普遍意志或共同的思维方式。（《论卢梭的意图》p79）从这里，我们似乎也能够理解卢梭那些糟糕的行为了，并且他那洋洋得意的忏悔录式的自传，似乎是这样的哲学的最好确证。总之，卢梭的处理方式是试图尽可能保留现代社会，但同样需要古典时代的哲学，同时保留精英和大众两种形态，也就是允许一部分人成为自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