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船招商局在经济方面有什么作用

轮船招商局在经济方面有什么作用

招商局是中国创办最早、历史悠久的航运企业，其在经济方面的作用是：

1、招商局的成立使中国的水上运输业从木帆船时代走向机器船时代，实现了中国航海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

2、招商局的成立打破了帝国主义对中国航运业的垄断，带头在中国走出了一条以招商集股方式创办大型交通企业的道路；

3、招商局在创办的过程中积极吸收和引进西方先进的管理技术，注重培养中国自己的航运经营管理人才，为提高中国航运事业的技术和管理水平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轮船招商局是谁创办的？轮船招商局创办人身份揭秘

说到“轮船招商局”其实在当时是真的超级厉害的，话说简直可以和日本的三菱公司相提并论的，那么有的人要问了，这么厉害的公司到底是谁创办的呢?下面我们不妨就着这个问题一起来分析揭秘看看，感兴趣的网友别错过了!

轮船招商局其实算是“李鸿章等人”创办的，当时在搞洋务运动了。

晚清轮船招商局的创办背景

以清“师夷长技”是晚清变法求强的起点，其目标在于“制夷”。由此决定了晚清军工与国防建设优先的变革与建设路径。但洋务派官员很快开始调整，因为他们清楚民富才能国强，如果没有坚实的社会经济基础，军工与国防建设不啻空中楼阁，难免如昙花一现。于是，李鸿章等人在重视“军用洋务”项目的同时，开始大力发展“民用洋务”事业，轮船招商局的创办就是其中之一。

该局初创之意在“轮船招商”，即将福州船政局所造官船招商承领。但后来因为“官造轮船内，无商船可领”，遂不得不因应时势，改为“招商轮船”，这与当时上海等通商口岸中外商战中华商资本的流向有很大关系。五口通商之后，随着西国轮船公司来华垄断沿海航运，“各省在沪殷商，或置轮船，或挟资本，向各口装载贸易，向俱依附洋商名下”。在中外商战渐次推展之际，因本国制度缺位、机遇缺乏，致民族资本依附于洋商，这让李鸿章等人格外警觉，不得不思考凝聚华商、固结民心的办法。设立招商局，就是其中之一。用他的话说，“若由官设立商局招徕，则各商所有轮船股本，必渐归并官局，似足顺商情，而张国体。”也就是说，李鸿章等创办招商局，在一定程度上意在沟通官商关系，“为官商浃洽地步”(见李鸿章《试办招商轮船折》同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李鸿章全集》奏稿，卷二十)，进而组织中国商界力量，在商战之中“共同御侮”。这也是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员“从求强”到“必先富而后能强”的策略转变的需要。

轮船招商局创办之后，凭借其设施与技术优势，很快夺占了帆船生意，尽管有洋轮公司的竞争，也连年获得巨大利益，公司因而不断发展壮大，“其生意之兴隆几将与西船并驾齐驱”。这一方面得益于李鸿章的积极支持，另一方面也与该局高管“善为经理”有较大关系。以新式轮船装备的招商局不仅开拓了民族航运市场，而且对于清政府国防事业建设也产生了巨大的辅助作用。载兵运饷是晚清招商局轮船的特殊业务之一，诚如时人所言，招商局是清政府军事与国防建设方面“最大便益之事”。

晚清第一大报《申报》，对轮船招商局的发展颇为关注，发表了一系列评论。其中，1876年11月25日的一篇题为《论招商轮船局事》，对该局的缘起及李鸿章的功劳多所评述，值得一读。

天下行一事立一法，但当问其事与法之是否利弊，不必问其事与法之是否中西。故以周公之元圣尚取用朝鲜之楷矢，收录越裳之白雉;前代如元世祖亦效铸红衣之大炮，学种印度之木棉;明末历法舛错，亦用西人汤若望、南怀仁诸君在京师推算历法。盖均遵商汤立贤无方之意也。

近年中外通商以来，于发、捻各逆之乱则购用西国军火，招募西国兵勇，以助中国之不逮。并延西国教师以训练各营之兵勇，西国工匠以制造各局之军火，以供各省之所用。又于京师、江苏、广东设立天文、储才、方言、同文诸馆，聘中西之师儒，选满汉之俊秀，聚集其中，翻译泰西格致书籍，教习泰西文字语言。复于苏之上海建机器厂、闽之福州开船政局，招中西匠人仿造轮船，以供载运饷需、缉捕盗贼之役。骎骎乎，中西各务已有同文共轨之体矣!而李伯相犹曰，“未也。凡若此者皆有益于国，非有益于民也。吾观夫西国火轮船之至中国者，以之载客运货，其行走之迅速，其装囤之广大、便益无过于此。若仿照其法以行之，则四民皆受其益。”于是筹巨款、择干员，仿西法以集公司，购轮船以行江海，遂创设招商轮船局焉。而在局之人亦能仰体李伯相之意，善为经理，初则不过二三船耳，今则日增月盛，其生意之兴隆几将与西船并驾齐驱。若非李伯相创始于上，局中人善承于下，乌能及此哉?其尚逊一筹者，惟无往返泰西之船耳。若东洋及中国各海口如汉口与宁波，均有数号来往，未及十年已能如此，实非易易矣!

其尤可贵者，万国规例，凡两国构兵，一经议封海口，即不准雇用他国之船;今有招商局之船，中外或有不睦，仍可行走，以供载兵运饷之用，此尤为最大便益之事也。所望者，刻下重庆将开通商口岸，若能预备行走浅滩之船为西人先，则为尤妙。再能将此种之船行走洞庭、鄱阳、太、焦等湖，其生意之兴隆更不可量。现闻又购“江宽”、“江汉”两船，均系船身坚固、机器灵活，足为西国有名之船，以为往来汉口之用，将来之贸易更必日多一日。且闻宁绍诸人谋生于此间者实属不少，彼出此归，习以为常，其往来皆须浮海，昔日均附帆船，自有轮船便益于帆船，均已改附轮船。因往来者甚众，故招商局之轮船亦如西船，无次不皆满载，是其局之获利较之昔日之帆船不啻三倍。

然说者犹谓招商局之船日盛一日，惜尚无西国铁甲之船以防海口，无西国上等兵船以练水师，此尤为中国美中不足之事也。但招商局之船已能如此，且近日欲附之人既多，则异日生意之隆可待，日后其船必能林立于江海之间，定可为之预庆。观乎此，亦足见李伯相益国益民之一端矣!(《申报》1876年11月25日，第1版)

不过，观乎招商局的创办及其发展，是否可以充分彰显李鸿章“益国益民”之心，后世评价者有不同意见。但有一点则是明确的：招商局是近代中国第一家“仿西法以集公司”的企业，该局不仅开中国企业发行股票之先河，而且为此后各家“官督商办公司”，如开平煤矿、上海机器织布局、漠河金矿等，提供了较多示范。虽然关于“官督商办”机制，尚有许多批评之声，但李鸿章在助推中国近代公司制度建设方面的作用，则是不可否认的。

李鸿章百多年前创下的轮船招商局现在发展的怎么样了？

李鸿章此人在历史上是毁誉参半的，在当时便是如此，时人声讨李鸿章更是将之与秦桧并列，这自然与其签订的诸多不平等条约有着很大关系。

然而，更准确地说李鸿章应当是功大于过的，在当时内忧外患且怠于政务的情境下，李鸿章更像是一个半新不旧的官僚，

既有着为公的改良意识，也有着为私的话语权争斗

，这一点在与左宗棠的争斗中可见一斑。

但，李鸿章总得来说是功大于过的，这是由于洋务“自强求富”为清廷注入了最后的一丝新鲜血液，也客观上使得学习西方的风气得以加强，才有了改良向改革的进发。

李鸿章所致力发展的洋务运动虽说以北洋水师的覆灭宣告失败，但影响却深远有益，轮船招商局更是成了现如今依旧赫赫有名的世界五百强企业。

在当时，“晚清四大名臣”都投身于洋务运动，这是一场“自强求富”的革新，不过清廷最为根本的是体制问题并不涉及，这也成了此后失败的重要缘由。

在“自强”方面，李鸿章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以创办新式的军事工业，北洋水师便是这一时期建造起来的。在“求富”方面，李鸿章大力支持新式民用工业，对于近现代民族工业的发展有着不小的贡献，其中最大的民用企业便是创办与上海的“轮船招商局”。

轮船招商局的发展是以“官督商办”模式，在当时是与外国航运企业有力竞争的一大优势，正是由于这一点，1872年英国太古、怡和以及美国的旗昌轮船公司才不得不与轮船招商局谈判，可谓是清廷在商业上的短暂持平。

五年后，美国旗昌轮船公司甚至被挤兑出局，更是让轮船招商局并购，标志着外资洋行垄断我国航运的格局被打破，此后更是在南洋与外企抢夺市场。

强势起来的轮船招商局更是具有了不错的带动能力，使得当时的民族工业呈现一片欣欣向荣姿态，不过这一点却也与“官督商办”的支持有着很大缘由，因此李鸿章倒下后这一模式下的企业又转为了一蹶不振。

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也为民族企业带来了活力以及借鉴西方摸索而来的一套经济模式，这些都成了此后民族企业的发展。轮船招商局不仅仅重用新式人才唐廷枢、徐润，更是摸索投资了诸多行当，如保险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南洋公学以及创办了此后近代第一家银行——通商银行。

结语：

既然说，李鸿章所创办的企业现如今成了五百强，自然有着一系列的兜兜转转，简而言之1986年成立的招商局集团便是在其前身的基础上创办而来的。

虽说模式大不相同，但是开放经营的理念以及“自强求富”的精神依旧，而“招商”标志也历久弥新，有了更大地发展空间。招商局集团作为现如今家喻户晓的大企业，是世界五百强的“资深玩家”，创办于1987年的招商银行则是由招商局创办的，同样也是世界五百强的“资深玩家”，而这可以追溯到1872年李鸿章筹办建造的轮船招商局。

当年比日本三菱还强大的轮船招商局，为何会“倒闭”？

我是“非本色”，这个问题算是问对了。

轮船招商局是我国最早的轮船公司，亦我国最早的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由洋务派官僚李鸿章创办，翌年正式成立总局于上海，定为官督商办企业。李鸿章曾自诩：招商轮船，实为开办洋务四十年来最得手文字。但是，令李中堂最得意的这轮船招商局，尽管有着美好的开始，但是最终等待它的，还是是倒闭的命运。而大致与之同期的日本三菱公司，时至今日仍是世界机械制造业的巨头。

成立背景

晚清洋务派变法求强原起于“师夷长技”，目标在于“制夷”。这样一来，晚清军工与国防建设的变革与建设路径具有优先权。不过，洋务派很快发现，要使军工与国防建设快速发展，必须要有坚实的社会经济基础，因为民富才能国强。很快，李鸿章等人不仅重视“军用洋务”项目，还大力发展“民用洋务”事业。

尤其是两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攫得了在中国沿海、沿江通 商航行的特权。香港、上海等地的外国洋行利用这些特权，经营轮船运输业务--搭货载人。其中，最著名的要算美商旗昌轮船公司、英商怡和轮船公司和太古轮船公司。它们垄断了我国沿海、沿江的航运业，获利甚丰。如旗昌于1862年在上海成立，起步早、吨位多，仅1866年一年就获利22万多两，1871年猛增至95万多两。几年不到，总资本由最先的百万两增猛增至225万两。

与外国轮船公司“野蛮生长”相比，中国传统的帆船航运却遭到毁灭性打击。如1862年夏天，上海沙船业元老王永盛的一名船工服毒自杀。要知道，嘉庆道光年间，沙船运输业曾空前繁荣。从北向南运输大豆，自南往北运输漕粮，往返一趟大概一个月左右。这样算下来，一艘沙船一年可以往返七、八次，获利颇丰。据说，上海港最盛之时，有沙船5000艘，水手10万余人。

当然，这也为中国近代民族航运业的产生提供一些条件和机遇，只是中国务必抓住机遇：利用西方先进航运工具和经营管理方法抵制列强侵夺航运业。

实际上，为了解决“漕运危机”，早在1867年，容闳就曾建议曾国藩招商集股，购买西方先进轮船，组建中国轮船公司。只是曾国藩为了“维稳”，回复：“承运漕粮……在沙船为常业，非万不得已，亦未便遽作改图。”

1872年3月，总理衙门再度致函曾国藩、李鸿章，询问采用轮船承担漕运一事，希望他们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一个月后，曾国藩病逝，重担就落在李鸿章身上。结果得到三种建议：修复运河；修复废弃沙船，继续维持海运；朝廷增加沙船业漕运费用。不过，三种建议都被李鸿章否决，他认为：已有八百余年历史的运河，即使物尽其用，运输能力不过每年十万石，对漕运大局也没什么影响；明明有便利的海运条件，非要耗费巨资去修运河，不是疯了；修复沙船，至少需要3000万两白银的开支，还需修建容量万石以上仓库400余座，朝廷哪里有这么多钱？增加沙船漕运费，救得了一时救不了一世。

最终，于同年8月，李鸿章命浙江海运委员朱其昂和其幕僚盛宣怀为计划中的“中国轮船招商局”起草章程。朱其昂带着他弟弟朱其诏到上海组建了“轮船招商官局”。为了使公司能够运转，李鸿章拿出私人资金5万两，并以7%的利息将直隶练饷13.5万两借给公司，并于同年12月23日给总理衙门递交了一份关于建立中国轮船招商局报告。报告中，李鸿章提出“华商集资组建轮船公司，由一官派经理指导之，并授予漕运专利以保公司利润。”并明确指出官督商办的基本概念：“目下既无官造商船在内，自无庸官商合办，应仍官督商办，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弊，而听该商董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

1873年1月4日，轮船招商官局正式开始营业，其全部家当就是在上海和天津的三艘轮船、仓库和码头以及一项运输20万石漕粮的专利权。

朱其昂想让胡雪岩带头入股，但没得到响应。原来当时上海商人担心自己的商股权利会被“官督”“吃掉”。于是，直到4月份才筹集到1万两现款和10万两认购承诺。

“商办”管理

轮船招商局创办后，借助其优势设施与技术，很快抢占了帆船生意，虽然也有洋轮公司的竞争，但是连年获得巨大利益，公司得以不断发展壮大，“其生意之兴隆几将与西船并驾齐驱”。这一切，除了李鸿章的积极支持，还因该局高管“善为经理”有关，名义上实行“官督商办”，但招商局的管理权却在商人唐廷枢、徐润的手中。为吸引巨商入股，唐廷枢领头投资白银8万两、徐润附股24万两银，并各自动员亲戚好友大量投资。很快，各地富商巨贾开始加盟，招商局100万两银的招股任务得以在短时间内完成。改组后第二年，招商局净利润即高达8万两白银。紧接着，唐廷枢为扩大经营而加快购船，到至1876年，招商局已拥有11艘轮船，成为当时航运业的新势力。

随着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列强除了侵略我国边疆，还加快了对经济的侵略。西方列强凭借不平等条约中的条款，在我国各通商口岸的外籍船只成倍增加，中国入超严重，经济受到严重影响。为了摆脱贸易与财政危机，清政府加快了控制民用企业的步伐。当时最大的民营轮运企业--轮船招商局，自然成为政府“关注”的对象。

当时上海爆发金融危机，此时轮船招商局负责人是徐润，原总办唐廷枢已离职，官方代表兼会办盛宣怀也因腐败被弹劾离职。

面对触不及防的金融危机，徐润措手不及，经营不善，公司出现巨额亏损。李鸿章趁机派已是天津海关道的盛宣怀“到局维持一切”。

最终，盛宣怀“利用”调查和重振招商局之机，“挤走”了徐润、唐廷枢。

“官办”时期

在中国近代史上，盛宣怀素有“商父”之称，即使后来的民国时期也对其倚重有加，但是勤勉且务实的盛宣怀在其任内却引进了更多的官僚主义风气。公司的财政、人事、业务等重大事务，均由盛宣怀督办总理，而非董事会决定。而督办的任免，又全归北洋大臣批准。如此，轮船招商公司就完全成了李鸿章手里的官企。

1884年后，有了危机感的民间商人，对轮船招商局的投资热情开始大衰退。自1888年起，轮船招商局由“官督商办”进入“官办”时期。1890年公司资本总额从高峰时的533.5万、暴跌至275.1万。盈利更是大幅下跌，到1920年，轮船招商局的亏损额已经高达2000万两。

唯一得到实惠的是清政府：据统计，从1884年至1911年的27年间，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这两个近代企业为政府报销白银共350万两，占两局股本总额的六成。难怪郑观应在《商务叹》中透露出无尽无奈与凄凉：“轮船招商开平矿，创自商人尽商股”，“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

而大概同一时期的日本明治政府，却将国内大的轮船企业长崎造船所，以惊人低价转给岩崎弥太郎，这就是后来的“三菱”，之后成为一个完全商办的企业。

1909年轮船招商局改归邮传部管辖。实际上，轮船招商局的命运非特例，几乎所有晚清有民营资本进入的洋务企业，如开平煤矿、上海机器织布局、津沪电报局……都有相似的命运。

尽管如此，轮船招商局的创办，还是有其现实意义：引进西方一些近代科学技术，培养了一批技术工人，客观上瓦解中国的封建经济，剌激了资本主义发展；对外国的经济侵略起到了一定的抵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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