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的保守主义体现在哪些方面

美国人的保守主义体现在哪些方面

1、基督教，特别是清教的精神和传统，包括其衍生的慈善精神和美国人山巅之城的责任感，以及地方自治传统。

2、英国传统，包括普通法体系，民兵传统，家即城堡、无代表不纳税等等。

3、对打扮成进步之暴政的敌视。由于某些不能说的原因，我们总是认为只有进步才是好的，保守就等于固步自封。然而大家都没意识到，很多时候所谓的进步就是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对于真正的盎撒保守主义者来说，无论利维坦用怎样的手段诱惑，心里的上帝和手里的枪都是不能交出去的。

美国单边主义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新保守主义主导美国外交的突出表现便是所谓‘单边主义’，即美国独行其事。主要表现是：美国拒绝承认或退出重要国际条约；在重大国际事务上，美国单独行动。
所谓单边主义是指举足轻重的特定大国，不考虑大多数国家和民众的愿望，单独或带头退出或挑战已制订或商议好了的维护国际性、地区性、集体性和平、发展、进步的规则和制度，并对全局或局部的和平、发展、进步有破坏性的影响和后果的行为与倾向。单边主义的本质是无视甚至破坏现有的集体性的规则和制度，单边主义的核心是逆潮流而动。
单边主义的内涵归纳为具有三个层次：首先，单边主义指一国的对外政策和行为的某种特性，属于国家外交政策和行为的一个分析概念；其次，单边主义还不是指向所有的国家，而专指在国际事务中有重大而广泛影响力的国家。只有实力强大的国家才能逆大流而一意孤行，小国即使完全逆国际常规而行事。最后，单边主义还暗示政策和行为对国际社会产生了不良影响和后果。

柏克精神

1776年的柏克精神：美国革命继承了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的传统，即成熟的自治。我们的柏克式国父选择反叛乔治三世，没有什么比这更能彰显英国精神。柏克赞同这场革命，在他看来，这是英国的自由民在捍卫传统权利，抵抗王室新奇的篡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或许可以把1776年的“革命”更名为1776年的“保守”。独立日的烟花庆祝的不是革命的胜利，而是光复的成功。
在《英属殖民地的权利》（1764）一文中，美洲的代言人詹姆斯·奥蒂斯辩称，我们要求的“无代表不纳税”，是一项古老的英国传统。他说，是美洲（殖民者）在守护“英国宪法、这部世界上最自由的宪法”，激进颠覆它的是英国人。这种观点在当时很有代表性。弗吉尼亚的乔治·梅森补充说，“除了英国人的自由和特权，我们别无所求。”几乎所有其他的革命，不拘是殖民地的还是其他类型的，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激进的，即要求新自由、扩大自由或建立新秩序。相反，美国人1775年7月6日所要求的（参见《拿起武器的原因和必要性宣言》）则是维护旧自由和旧秩序：“捍卫我们与生俱来、直至最近被侵犯之前一直享有的自由。”这些言论没有鼓吹民主，没有兜售抽象“人权”；相反，他们鼓吹的是柏克所说的“因袭权利……将我们的诸自由看成一份遗产。”尽管存在着一些重大例外，随着1828年更具“革命性”的杰克逊总统的当选，潘恩那种新式的民主学说才在美国牢牢扎根，至此，美国便有了保守主义、进步主义两种传统。约翰·亚当斯最厌恶的便是潘恩：因为他总是鼓吹先验的乌托邦观念。
不同于1930年代的自由派，1950年代许多知名历史学家如丹尼尔·布尔斯廷、克林顿·罗西特，重新发现了我们的保守主义起源。在1953年《美国政治的精髓》（The Genius of American Politics）一书中，布尔斯廷写道：“美国革命最有力的辩护者、最伟大的政治理论家，亦即伟大的英国保守主义理论家，便是埃德蒙·柏克……我们的革命是现代为数不多的保守主义的殖民地叛乱。”1953年，罗西特在获奖作品《共和国的孕育》（Seedtime of the Republic）中分析了建国者的理论，并且总结道：“这种政治理论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或许是它体现了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思想。”
七部保守主义经典。一定程度上说，美国的精神是由两部柏克式保守主义杰作塑造的，它们出版于1787-1788年：一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757-1804）、詹姆斯·麦迪逊（1751-1836）、约翰·杰伊（1745-1829）合撰的《联邦党人文集》，二是约翰·亚当斯（1735-1826）的《为美国宪法辩护》。史学家认为，《联邦党人文集》的成就远超历史上任何其他系列的报刊文章。他们使美国舆论接受了联邦宪法。在分离主义危机期间，他们紧密配合。1786年，在谢斯叛乱的背景下，他们使法治免于暴民之手。他们保障少数派的权利，反对多数派的专制。他们把美国人的自由建立在柏克主义原则之上，即强调具体的根基、因袭权利和司法判例，而非建立在关于民主乌托邦和大众的模糊而宏大的修辞之上。类似思想，也见于亚当斯的《为美国宪法辩护》，不过，这部有史以来关于自治的最经久不衰的著作，还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历史背景。亚当斯还有两部不太有名的经典之作，1776年的《论政府》（Thoughts on Government）和1791年的《评达维拉》（Discourses on Davila），主旨在于驳斥直接民主。
接下来是亚当斯之子约翰·昆西·亚当斯于1791年发表的《普布利克拉书信集》（ Letters of Publicola）。信集斥责杰斐逊——因为杰斐逊声援潘恩反驳柏克——并为古老的英国宪法辩护，将其视为美国的榜样，同时反驳潘恩为法国革命宪法所做的辩护。第六部经典是华盛顿的《告别演说》（1796），该演说为保守主义政策辩护，并驳斥激进的批评者。它呼吁有机的统一、反对派系倾轧。第七部是《麦迪逊书信集》（1840年麦迪逊死后出版），尽管与汉密尔顿决裂后，就真实的党派身份而言，麦迪逊变成了杰斐逊式自由主义者，不过，书信集在人性和间接民主问题上，依然秉持保守主义的哲学。
这七部大作着力论述严肃的自由、合法的自治，是人类保守主义思想库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同时，也是最古老的保守主义思想之一。前三部作品（1787-1788年和1776年）几乎比欧洲保守主义者的所有作品都要早：早于迈斯特、梅特涅，甚至比柏克1790年的《法国革命反思录》还要早。从文献部分的实际日期看，欧洲保守主义更年轻、更新，而美国保守主义则是古老的、根深蒂固的！然而，许多最有才华的权威更愿意谈论所谓的“美国革命传统”，据说，美国背叛了这一传统，因为它现在成为人类抵御苏联世界革命的最强堡垒（译注：本书发表于1956年）。毫无疑问，美国早期的一些激进派作家——潘恩、弗伦诺（Freneau）、帕特里克·亨利、塞缪尔·亚当斯、R.H.李——能够和前文提及的美国早期保守派作家相媲美。今天的美国人必须做出自己的决定，究竟哪一方的历史地位更高、更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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