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是指个人或集体对祖国的一种积极和支持的态度,集中表现为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为保卫祖国和争取祖国的独立富强而献身的奋斗精神。
爱国主义不仅体现在政治、法律、道德、艺术、宗教等各种意识形态和整个上层建筑之中,而且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成为影响民族和国家命运的重要因素。
中国近现代史名词解释是有固定答案的。
“闭关政策中国清政府在对外关系中所执行的控制贸易及隔绝与外国交往的政策。清建立全国政权之后,厉行闭关政策。以乾隆二十二年(1757)为界 ,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不同时期。前期禁海的目的主要在于隔绝大陆人民与台湾郑氏抗清力量交通,防范人民集聚海上 ;后期则着重防禁“民夷交错”,针对外国商人,以条规立法形式,严加限制对外贸易。乾隆二十二年,清廷针对外国资本主义势力而厉行闭关政策,只准在广州一口贸易。在对外贸易中,清政府又实行商行制度,即设广州十三行以进行垄断。清政府只允许少数殷实富商设立“公行”,负责与外商从事进出口贸易,并代表清政府与洋商交涉。清朝对外实行闭关政策,是封建经济的产物。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使人们彼此隔绝,在政治上自然产生闭关自守。此外,满族统治者对汉族人民防范甚严,他们惧怕外国人支持汉人反抗清廷的活动。同时,清政府对出洋贸易的中国人也有种种严格限制。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对中国社会的前进起了阻碍作用,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 。同时,也使中国人民与世界潮流隔绝,不明世界大势,而清统治者更是闭目塞听。1840年,英国终于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虎门销烟 在林则徐主持下,自1839年6月3日起,在虎门“就海滩高处,周围树栅,开池漫卤,投以石灰,顷刻汤沸,不爨自燃,夕启涵洞,随潮出海”,将所缴获的鸦片当众销毁。直到6月25日,全部销毁干净。各地群众闻讯赶来观看,万众欢腾,无不称快。虎门销烟是中国禁烟运动的一个重大胜利。它打击了外国侵略者的气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表明了中国人良反抗外国侵略、维护民族尊严的坚强决心。林则徐福建候官人。鸦片战争前,主张禁烟,受命为钦差大臣,赴广东主持禁烟事宜,严拿烟贩,惩办不法官弁,晓喻外国烟贩,限期收缴所有鸦片,并于1939年6月主持“虎门销烟”,沉重打击了外国侵略者,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1分)。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积极组织人员搜集和翻译西方国家新闻纸,了解西方,派人编写《四洲志》(1分)。是地主阶级抵抗派的代表,积极整顿海防,认真备战,坚持抵抗外国侵略(1分
龚自珍(1792—1841)清朝思想家、文学家。字人,号定,浙江仁和(今浙江杭州)人。道光进士。他早年从外祖父段玉裁学文字学,又研习经学、史学。官内阁中书,礼部主事。后来,他辞官南下,客死丹阳云阳书院。因目睹清朝统治的腐败,龚自珍主张改革变法;晚年支持林则徐禁烟运动,建议加强战备,抗击英军入侵。他提倡“通经致用”,是今文经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诗歌战斗性强,艺术性高,指斥封建统治的腐败,呼唤政治改革的风雷,具有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常常发人深省,催人向上。龚自珍是“开一代风气”的大文学家。 魏源中国晚清思想家。湖南邵阳隆回人。嘉道之时,清朝已入衰世,魏源以天下为己任,讲求经世之学,力图以此谋求国富民强,从而成为晚清学术的开风气者。提出了“变古愈尽,便民愈甚”的变法主张。鸦片战争爆发,遵友人林则徐嘱,据林所主持译编的《四洲志》,参以历代史志及两人记录,辑为《海国图志》50卷,后续增至100卷。《海国图志》率先介绍西方各国历史地理状况,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是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先行者之一。罗号事件”1856年10月8日,广东水师搜查停泊在黄埔的“亚罗号”走私船,拘捕了船上12名中国水手。这纯系中国内政,与英国毫不相干。可是英国公使包令却指使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硬说“亚罗号”是英国船,蛮横要求送回拘捕的人,并捏造说中国士兵扯下了挂在船上的英国旗,并要向英国公开道歉。“亚罗号”的船主是中国人,该船为走私方便,曾向香港英国殖民当局领有一张船籍登记证,为期一年。事件发生时,登记证已经过期。就连事件的策划者包令在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也承认:船籍登记证已经无效,船当时不在英国庇护下,可是中国人不知道这一点,千万不要把这一点告诉他们。这不就很清楚地说明,所谓“亚罗号事件”只不过是英国侵略者为挑起战争而制造的借口吗? 马嘉理事件英法等国在打开中国沿海门户及长江后,又想打开内陆的“后门”,从19世纪60年代起,不断探测从缅甸、越南进入云南的通路。1874年,英国再次派出以柏郎上校为首的探路队,在近二百人的武装士兵护送下,探查缅滇陆路交通。英国驻华公使派出翻译马嘉理南下迎接。1875年1月,马嘉理到缅甸八莫与柏郎会合后,向云南边境进发。2月21日,在云南腾越地区的蛮允附近与当地的少数民族发生冲突,马嘉理与数名随行人员被打死。这即是“马嘉理事件”,或称“滇案”。
马神甫事件853年,法籍天主教神甫马赖,违约非法潜入我国广西省西林县传教,吸收地痞流氓入教,勾结当地土豪劣绅,无恶不作,激起民愤。1856年2月,西林知县张鸣凤逮捕马赖等26人,并依法处死马赖。法国政府以此事件为借口,以保护天主教为名,同英国一起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此事件又成为西林教案。 【天津教案】又称“火烧望海楼事件”。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法国天主教在天津望海楼设立教堂,拐骗幼童,强占民地,激起民愤。1870年6月,天津群众因法国育婴堂虐死中国幼童数十名,并从扭获的拐贩口中得知拐卖幼童是教堂唆使。愤怒的民众,于6月21日自发地包围教堂与之论理。法国领事丰大业闻讯持枪往见北洋通商大臣崇厚,当面开枪恫吓。出衙后路遇天津知县刘杰,又开枪打死刘之随从高升。群众怒不可遏,当场欧毙丰大业及秘书西蒙,随后鸣锣聚众焚毁育婴堂和法、英、美教堂及领事署,打死外国传教士及商人20人。事件发生后,英、美、法等七国联合向清政府“抗议”,集结军舰于天津、烟台一带示威,法国更声言要将天津化为焦土。清政府遂派直隶总督曾国藩“查办”,接着又派李鸿章会同办理,结果,曾、李屈服于侵略者的压力,处死无辜群众20人,充军25人,将天津知县革职充军,派崇厚为钦差大臣赴法道歉,并付“赔偿费及抚恤费”共银50余万两,是谓天津教案。天津教案后官绅退出反教会斗争的行列。厘金制度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内贸易征税制度之一。最初是地方筹集饷需的方法,又名捐厘。厘金创始之初,本是一种临时筹款方法,同治三年七、八月间,清廷臣工多有整顿备省厘金革除积弊的奏议,厘金曾经一度者裁而未果,使它取得经常正税的地位。1931年1月1日,国民政府取消了厘金制度。天朝田亩制度这是太平天国初期颁布的以解决土地问题为核心,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纲领性文件。按照“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规定满十六岁的男女,皆可以获得以块土地,建立军政合一的地方组织,以达到“有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天朝田亩制》所规定的平均土地的方案,是对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平均思想的发展,是农民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否定,反映了农民渴望获得土地,建立平等平均社会的愿望,这也是《天朝田亩制》的革命性所在。然而,《天朝田亩制》规定的“通天下皆一式”的方案,是建立在小生产基础上的平均主义,不可能真正获得实行,它违背了生产力发展的规律,这它的局限性所在。
曾国藩(1811—1872)湖南湘乡人,出身于地主家庭。1838年中进士,1839年任侍郎。他崇尚程朱理学。1853年,咸丰帝任命他为帮办团练大臣,在湖南督办地主武装团练。他建立了一支地主武装,兵勇及其将领全用湖南人,因此被称为“湘军”或“湘勇”。湘军以地域的、封建的关系为纽带来巩固内部;以程朱理学作为思想武装;以抢劫掳掠和官爵鼓舞士气;将领大多数选自所谓“宿儒 ”、“生员”等地主知识分子。1854年2月,湘军练成水陆两军约一万七千人。湘军江南大营溃散以后,清政府升任曾国藩为两江总督,节制浙、苏、皖、赣四省军务。曾国藩提倡“捕人要多,杀人要快”。这个杀人如麻的刽子手被称为“曾剃头”。他举办洋务,建立新式军火工业,制造武器,武装湘军。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失败。曾国藩为首的湘系成为地方上势力最大的实力派。1870年,他在直隶总督任内查办天津教案;媚外卖国,屠杀人民,激起公愤。不久,他就病死了。 、秦日纲(约1821—1856),广西贵县人,雇农出身。早年参加拜上帝会,是首义七人之一。他原名日昌,因避太平天国北王韦昌辉讳而改名。1851年12月,在永安他被封为天官正丞相。1853年10月,秦日纲被封为顶天侯,坚守安庆。第二年5月,他被晋封为燕王,奉命督师增援北伐军,到舒城败回。1855年,在湖口之战中,他协助翼王石达开大败湘军水师。1856年1月,镇江太平军告急,秦日纲奉命督师东征,4月攻破清军江北大营营垒一百三十余座,再力克扬州。6月,他又配合石达开攻破清军江南大营。9月,在天京事变中,他追随韦昌辉,参与屠杀太平天国将士,激起天京将士公愤。11月,洪秀全处死秦日纲,削掉封号。 淮军清朝晚期,在曾国藩授意下,由李鸿章按照湘军制度编练起的一支地方武装。1861年,李鸿章在曾国藩的帮助下,赴庐州、六安一带编练团练。1862年,李鸿章率团练奔赴安庆,曾国藩拨湘军数营相助,并且按照湘军制度编练淮军。淮军建成后,成为镇压太平军的又一支反动地方武装,同时也是李鸿章赖以起家的政治资本。淮军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过程中不断扩大,其主要将领有潘鼎新、郭松林、叶志超等。
李鸿章李鸿章(1823—1901),清末大臣,洋务派地方代表。字少荃,安徽合肥人,道光进士。1853年,在籍办团练,协助镇压太平军,屡遭失败,投靠曾国藩当幕僚。1861年在安徽按湘军编制,组织淮军。1862年4月,淮军由安庆乘英国轮船到上海,与外国侵略者组织“常胜军”,守上海、陷苏州、常州,升任江苏巡抚。1865年署两江总督,镇压捻军。1870年由曾国藩举荐,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握军政、外交大权。为了挽救清朝统治,以“自强”“求富”为名,创办军火工业和民用工业(如江南制造总局、上海轮船招商局等),创办北洋海军。他对外一贯妥协退让,投降卖国,曾招致中法、中日战争失败,是许多不平等条约的订立者。曾参与反对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时与英国策划“东南互保”。订立《辛丑条约》后不久病死。他在洋务运动中贪污中饱,死时遗产竟达4000万两白银之多。总理衙门(总署)1861年,清政府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称总理衙门、总署、译署,是清政府为了办理洋务中对外事务而设立的机构。总理大臣由皇帝指派,第一任总理大臣为奕 、文祥、桂良。总理衙门主要负责外交、通商、海防、军务、关税等一切洋务活动。总理衙门的成立,标志着清政府对外体制的变化,结束了督抚兼办外交的局面,标志着清政府与西方列强勾结,西方列强通过这一机构加强了对清政府的控制。1901年,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北洋水师北洋水师是清政府在洋务运动中兴建的一支水师,它是由李鸿章一手兴建和控制的。1875年,李鸿章奉命督建北洋水师。1880年在天津建立水师学堂,次年在旅顺和威海卫先后修筑军港。1888年,北洋水师正式成立,丁汝昌任提督,有大小船只20余艘,是清政府实力最强的一支海军。甲午中日战争中,与日本激战于黄海,后在威海卫军港,因战略失当,全军覆没。 洋务运动旧称“同光新政”。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清政府一部分带有买办性的当权派采用一些资本主义生产技术,以保持其封建统治的自救运动。洋务派官僚奕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依靠英、美、法的援助,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以“自强”和“求富”为标榜,开办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和各省机器局等近代军事工业,并派遣留学生学习技术;从七十年代起采取官督商办方式,开办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唐山胥各庄铁路、上海机器织布局、兰州织呢局等企业。1885 年(光绪十一年)以后,洋务派控制了海军衙门,购买军舰,成立北洋海军,并用官商合办方式开办了一批工矿企业。因所办企业在技术和原料方面依赖外国,加深了帝国主义对中国政治、军事和经济的控制。又因企业的封建性与垄断性,阻碍了民族资本的发展。洋务派掌握的陆军和海军,在中法战争中已经暴露了它的腐败无能,经中日甲午战争更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洋务运动加速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过程,它的失败宣告了洋务派标榜的“自强求富”的完全破产。
张之洞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一字香涛,直隶南皮(今属河北)人。同治年间,他考中进士,历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等职。1882年,他出任山西巡抚,1884年擢升两广总督。中法战争期间,他主战,奏准起用前广西提督冯子材,在广西边境击败法军。1889年,他调任湖广总督,创办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大冶铁矿,设立纺纱、织布、缫丝、制麻四局,创办两湖书院,筹办卢汉铁路,与李鸿章争夺权势。张之洞是洋务运动后期著名代表人物。1898年,他发表《劝学篇》,提出“旧学为体,西学为用”,以维护封建伦理纲常,反对维新变法。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在帝国主义策划下,他参与所谓“东南互保”,镇压两湖地区人民反洋教斗争和唐才常自立军起事。1907年,他调任军机大臣,掌管学部,1908年督办粤汉铁路。有《张文襄公全集》。官督商办清政府利用私人资本举办近代新式企业的组织形式之一。洋务派早期经营的民用企业大都采用此形式,以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前后为盛。一般由商人出资认股,政府委派官员经营管理。起初是为了适应“求富刀目的,或解决官办军用工业对原料、燃料和交通运输条件的需要,可是清政府财力拮据,不能拨出巨款直接投资,也不愿负担亏损,遂选派富商、买办或退职官吏出面募集私人股本,兴办企业.开办时也往往先由官方垫借部分官款进行筹备,待商股募集后,再陆续归还。但企业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刀,官款可坐收“官利刀。如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等,都是这样在七十年代开办起来。这些企业同洋务派李鸿章集团的关系密切,享有减税、免税、贷款和专利等特权。有的企业原由商人倡议举办,为了免除地方封建势力的干扰和取得减免捐税、专利等特权,才变为“官督商办刀的,如上海机器织布局等。官督商办企业,实权例由官府委派的总办、会办、帮办和提调等掌握,入股商民处于只有义务并无权利的地位。企业中充满衙门恶习和官场积弊,特别是对清政府的报效,成为企业的巨大负担。企业内部官、商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声誉扫地,连最初积极参与官督商办企业活动的郑观应也认为“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刀。后来官督商办企业大都改为官商合办,或者取消官督,改为商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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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名词解释及简答答案
“闭关政策中国清政府在对外关系中所执行的控制贸易及隔绝与外国交往的政策。清建立全国政权之后,厉行闭关政策。以乾隆二十二年(1757)为界 ,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不同时期。前期禁海的目的主要在于隔绝大陆人民与台湾郑氏抗清力量交通,防范人民集聚海上 ;后期则着重防禁“民夷交错”,针对外国商人,以条规立法形式,严加限制对外贸易。乾隆二十二年,清廷针对外国资本主义势力而厉行闭关政策,只准在广州一口贸易。在对外贸易中,清政府又实行商行制度,即设广州十三行以进行垄断。清政府只允许少数殷实富商设立“公行”,负责与外商从事进出口贸易,并代表清政府与洋商交涉。清朝对外实行闭关政策,是封建经济的产物。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使人们彼此隔绝,在政治上自然产生闭关自守。此外,满族统治者对汉族人民防范甚严,他们惧怕外国人支持汉人反抗清廷的活动。同时,清政府对出洋贸易的中国人也有种种严格限制。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对中国社会的前进起了阻碍作用,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 。同时,也使中国人民与世界潮流隔绝,不明世界大势,而清统治者更是闭目塞听。1840年,英国终于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
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历史征程中,生生不息,不断发展壮大,开发建设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支撑、促进我们这个民族历经风险磨难、饱尝艰辛困苦而永葆旺盛生命力的强大力量和不竭源泉,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在五千多年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中,特别是近代以来在反对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形成了人民所认同的心理素质、思想感情、理想信念、价值取向和道德准则,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博大精深,根深蒂固,是中华民族生命机体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五千年采生生不息、不断发展壮大的精神动力,也是中国人民在未来的岁月里薪火相传、继往开来的强大精神动力。
团结统一。孔子修订《春秋》,主张大一统。孟子认为,天下归于一统,就会安定。到了汉代,大一统观念成了流行的观念。董仲舒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董仲舒:《举贤良对策》)在中国历史上,一些杰出的政治家站在维护民族团结的高度,坚持“和为贵”及宽厚仁爱的原则,用信义、和平的方式来处理复杂的民族矛盾,“化干戈为玉帛”,使各民族和睦相处,亲同一家。爱好和平。中华民族历来以爱好和平著称于世,被誉为“礼仪之邦”。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精神不仅表现在与各兄弟民族、各民族成员之间的互帮互助、携手共进上,而且表现在与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友好交往、休戚与共上。“协和万邦” (《尚书·尧典》)、“德莫大于和”(董仲舒:《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的观念深深地扎根于中华民族的传统之中。“亲仁善邻”(《左传·隐公六年》)、“讲信修睦”(《礼记·礼运》)、“四海之内皆兄弟” (《论语·颜渊》)、“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这些中国先哲的著名言论,生动地表现了中华民族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的海纳百川的宽宏胸襟。中华民族对待其他民族,从不采取敌视态度,更不主张刀兵相加,而是强调以仁政“陶冶万物,化正天下”(《汉书·禹贡传》),强调普遍的人类博爱,注重在文化交往中增加共识,促进民族的融合与合作。通亚非,郑和七下西洋;历万难,玄奘印度取经;为传经,鉴真东渡扶桑;通中外,严复翻译西洋书。这些典型的事例,是中华民族善于和勇于与毗邻异域民族进行文化交流、开展国际合作的历史见证,充分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与邻为善的精神。勤劳勇敢。勤劳勇敢的民族精神是指一个民族为了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勤奋劳作,努力不懈,勇于拼搏,敢于斗争的精神。勤劳勇敢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民族性格和伦理精神,自古至今,它贯穿于中华民族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体现在中华民族德行的各个方面。在中华民族的意识中,勤劳是一切事业成功的保证,是兴家立业的传家宝,是兴国立世之本,也是众德之首、万善之源。勇敢与勤劳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劳动中,要想达到理想的彼岸,既要有勤奋耕耘、艰苦奋斗的品格,又要有勇敢拼搏、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在中国古代思想家那里,勇敢是值得崇尚的美德,强调“不畏强御”(《诗经·大雅·燕民》)、“勇者不惧”(《论语·子罕》),要求人们面对权势和强暴,要有无所畏惧的精神。同时强调“勇于义而果于德,不以贫富、贵贱、死生动其心” (扬雄:《法言·渊骞》),要求人们为了追求真理,坚持正义,有置个人荣辱、贫富、生死于度外,赴汤火、蹈白刃在所不辞的见义勇为精神。中华民族依靠这种勤劳勇敢的伦理精神,缔造了古老的华夏文明,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
自强不息。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是指一个民族所具有的独立自主、奋发向上、不断进取的精神。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的精神,它体现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坚贞刚毅精神,体现为夸父追日、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的不屈不挠的精神,体现为因时而变、随时而制、“与时偕行”(《周易·乾》)、“与日俱新”(何坦:《西畴老人常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礼记·大学》)的与时俱进精神,体现为革故鼎新、“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集·近思录拾遗》)的开拓进取精神。这些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是中华民族永无止境的精神追求,它激励中国人民变革创新、不懈奋斗,战胜了各种各样的风险,经受住了各种各样的考验。以上所说的几种中华民族精神,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中,爱国主义居于核心地位。其中,团结统一是爱国主义精神体现在处理民族内部各兄弟民族之间、各民族成员之间关系上的要求,也是爱国主义精神的最基本的要求;爱好和平是爱国主义精神内涵的扩展和延伸,是其体现在处理本民族与世界其他国家各民族之间关系上的要求;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根本体现,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脊梁和精髓。这五种精神,相辅相成,共同服务于爱国兴邦这一主题,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铸造成为伟大的中华民族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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