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胡蓝之狱 明太祖朱元璋借口丞相胡惟庸谋反,大肆株连杀戮功臣宿将的重大政治案件。与蓝玉案合称胡蓝之狱。起于明洪武十三年,终于二十五年。明初的胡惟庸案、蓝玉案,史称"胡蓝之狱"。明太祖朱元璋借此两案,大开杀戒,从洪武十三年到洪武二十六年的14年间,他几乎将明初的开国功臣诛杀殆尽,受株连被杀者有45000 余人。
空印案
应该说这确实是一个冤案,然而其影响之广,范围之大,实在罕见。
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案件发生的时间,根据《刑法志》记载,此案发生在洪武十五年(1382),但根据此案当事人的记载,真实发案时间是在洪武九年(1376),目前这一问题尚未得到确认,本文采用洪武九年的说法。
案件的缘由是这样的,明朝规定,各地每年都要派人到户部报告地方财政账目,而地方账目必须跟户部审核后完全相符,这一年的地方财政计划才能完成。如果对不上,即使只是一个数字,账目就必须重新填造,更让人为难的是所有重修账册必须要盖上原衙门的印章才算有效。
这个规定在现在看来似乎不难执行,但在当时可就难了。
要知道,当时没有高速公路,也没有铁路,各府各县必须派使者带着账册去京城。这些使者的首要条件是身体好,因为这一路上是很辛苦的,没有汽车火车让你坐,你得骑马、坐船、再骑马,某些时候你可能还要搞些登山运动。
比如你是广西某地的官员,要想到京城,最快也得一两个月。就算你年初一就出发,到京城起码也是早春三月了。满头大汗跑去户部,一核对,错了一个数字。
行了,啥也别说了,兄弟你打马回去吧,我等你。
于是又是一路狂奔,先骑马,再坐船,回去改了账册,盖了公章。我去也!
这就是四个月过去了,转眼已是夏天,赶到京城,又见面了。
这位运气不好,核对后发现还是有地方错了,啥也别说了,还是回去吧,下次过来记得穿多点衣服啊,这边冬天冷!
于是又赶回去,赶回来,这回核对上了,可差不多快到第二年了,你也别回去了,在这过年吧,计划又该重新做了。
基本情况就是这样,如果总怎么折腾,谁也受不了。经过分析,官员们发现,关键问题在于盖印这个环节,因为纸笔都是现成的,账册错了改就是了,但印是不能让你带的,你把印拿走了,官老爷总不能拿萝卜刻印盖公文吧。当时在街头私刻公章的生意还是没几个人敢做的,于是他们灵机一动,带上事先预备好的盖过印信的空白文册不就行了吗?
就这样,带空印文册成了当时一条不成为的规定,朝廷上下都知道,除了一个人例外。
很不幸的是,这个人正是朱元璋。
洪武九年,朱元璋突然发现了这个所谓的秘密,就在自己眼皮底下,官员们竟然敢搞这些名堂!
他震怒了,他认为自己做了一回冤大头,于是他派遣官员对此事进行了详尽的调查。
按说只要一调查,这个问题是不难解释的,其实即使是他派去调查的官员也清楚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但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事情的缘由大家都知道,可就是没有人说。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滑稽场景,问话的官员也知道,回答的官员也知道,只有朱元璋不知道。
这个现象不难解释——官员们害怕。
如果上书辩解,很有可能被认为是同党或者包庇,这个黑锅谁背得起。
就在此时,一个勇敢的人站了出来,值得敬佩的是,他并不是在职官员,而只是一个平凡的生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只是一个老百姓。
这个人叫郑士利,他没有任何背景,没有任何靠山,只是凭借自己的勇气,只是为了说出真相。
他利用当时平民可以直接上书的渠道给朱元璋写了一封很长的书信,这封书信在历史上也很有名,在书信中郑士利明确指出:空印文册所用的是骑缝印,并不是一纸一印,而钱粮数字不同,必须一一核对,所以很难确定。说明了空印出现的原因
其实郑士利不但敢于直言,也是个聪明人,他估计到朱元璋可能羞于认错,便在文章的最后,为朱元璋开脱,写道:其实您也是为了老百姓好,您是怕贪官污吏借机挪用这些空印纸,用来危害老百姓(恐奸吏得挟空印纸,为文移以虐民),您也是为了百姓好啊。
照郑士利的意思那就是:皇帝大人您也没错,大臣们也没错,当然小人我也没错,大家都没错,误会,误会啊!
朱元璋给他的赏赐是送去劳改。
因为郑士利把朱元璋看得过于简单了,朱元璋并不是一个糊涂的人,他也不是不肯认错的人。其实从他的无数耳目那里,他是很容易得知事实真相的。如果他连这个问题都搞不清楚的话,明朝的天下就不会姓朱了。
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处罚这些官员呢?
真正的原因在他的心里。
朱元璋从来就不信任那些官员们,这与他从小的经历是分不开的,他深刻了解这些官员们营私舞弊的本事,在他看来,这些人是靠不住的,即使现在这些官员们为他干活。
综合各方面分析,空印案之所以给朱元璋如此大的触动,是因为他认为这些官员们轻视他的权力,居然敢于不向他请示就私下擅自盖印。这是藐视他的权威。
真是好大的狗胆!居然为了偷懒就私用权力,今天你们不经过我的允许,把印盖在文书上,要是容了你们,明天就会把印盖到我的头上!不整治你们一下是不行了。
郑士利被罚作苦工了,作为一个平凡的人,他没有机会见识皇家的威严,没有福气享受当官的荣耀,他一无所有,却凭借自己的勇气完成了他个人的壮举。由于他的英勇行为,这位即非皇亲国戚也非名臣将相的普通人被记入了明史。
相对于那些空印案中获罪的官员们,郑士利还是幸运的。
既然案件已经定性,那么接下来的就是处罚了,问题在于几乎全国所有的府县都存在空印现象,总不能把所有的府县官员都杀掉吧。
这又是一个难题,但在朱元璋那里,似乎没有他解不开的题目。
他总能做出别人想不到的事情,旁人认为他绝不可能把涉案的所有官员都杀掉,但他真的就这样做了。
官员们,无论你们在什么地方,不管是天涯还是海角,山地还是平原,所处的环境繁华或是荒芜,你们的待遇都是一样一样的。
在我们宣布处罚结果之前,先说一下当时全国的行政结构,全国共有十三个省,一百四十多个府,一千多个县,这些省府县的官员很多都与空印案有关。
处罚如下:主印官员全部杀掉,副手打一百杖充军。除此之外,连各省按察使司的言官也多有获罪者,理由是监管不力。
这是名副其实的一扫光,平时都争谁官大,这下倒好,干个副职还能去当兵,正职就得掉脑袋了,真是所谓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在这次空印案中很多素有清廉之名的好官也被杀掉了,最有名的就是千古忠臣方孝孺他爹方克勤,这位仁兄在山东济宁干知府,为政清廉,平时肉都舍不得多吃,衣服上满是补丁,就因为他是主印官,糊里糊涂的没了脑袋。
但要说明的是,空印案中所杀官员的数目是有争议的,有些史料记载死者上万人,这应该是不准确的,因为朱元璋处理的只是掌印的官员,对副职他并未杀掉,朱元璋也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杀人狂,他是有着清醒的政治头脑的。杀光官员这种蠢事,他不会干的。
综合分析空印案,可以看出,此案和肃贪其实并无太大关系。官员们由于工作上的便利采取的一种变通手法,演变成了一件大案。而在大家都心知肚明且有人上书说明真相的情况下,朱元璋还接着处理此案,就值得我们深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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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桓案
此案与上一案件不同,其中确实存在着贪污问题,但牵涉之广,影响之大在贪污案件中确属罕见,而此案中也确实存在着某些很多疑点。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洪武十八年(1385年)三月,御史余敏、丁廷举告发北平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官吏赵全德等与户部侍郎郭桓合谋贪污,在朱元璋的编的《大浩》中,详细列举了郭桓贪污的方式和数量,看了实在让人触目惊心。我们有必要列举一下(请仔细看,疑点就在其中),其贪污行为包括:
1.郭桓私分了太平、镇江等府的赋税,也就是说这些地方的钱粮朱元璋没有收到,全被郭桓私自吞掉了。
2.郭桓私分了浙西的秋粮,具体数字是这样的,当年浙西的钱粮是450万石,郭桓只交给了朱元璋200多万担,其余的他自己私分了。
3.郭桓等人在征收赋税的时候,巧立名目,创造性的征收多种赋税:包括水脚钱、车脚钱、口食钱、库子钱、蒲篓钱、竹篓钱、神佛钱等。
最后算出总账,他和同党一共贪污了2400多万石粮食。
郭桓
这么看来,郭桓确实是胆大妄为,他勾结其他官吏贪污腐败,朱元璋也并没有放过他的同党。那么郭桓的同党是谁呢,经过朱元璋的追查,六部的大多数官员都成为了郭桓的同党!
他们包括礼部(礼法)尚书赵瑁、刑部(司法部)尚书王惠迪、兵部(国防部)侍郎王志、工部(建设部)侍郎麦至德等。请注意,这个名单很长,据《刑法志》记载,当时六部除上面所列高级官员外,所有侍郎(副部长)以下官员都被干掉了。
这也就是说当时的六部,每个部除了尚书(部长)一人,侍郎(副部长)两人(上文已列出者除外),所有的办事官员都被杀掉了。当时的部长真的成了光杆司令,官员们陷入了恐惧之中,见面的第一句话应该就是“你们今天死了几个?”其实到后来这个问题也不用回答,因为一个部里最多只剩下三个人。
这是中央官员,还有地方的经办官员,粮食是由省里送来的,往下查,就是各个府县,府县再往下,就是那些所谓的富户、粮长。这些人也大多被杀掉。
此案一共杀掉了三万余人,结果是“百姓中产之家大抵皆破”,算得上是把朝廷上下一扫而空了。
转自《明朝那些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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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惟庸案
中国明太祖朱元璋借口丞相胡惟庸谋反,大肆株连杀戮功臣宿将的重大政治案件。与蓝玉案合称胡蓝之狱。起于明洪武十三年(1380),终于二十五年。明初,朱元璋对丞相胡惟庸专权擅政、
影视作品中的胡惟庸
结党营私、骄横跋扈的举动极为不满,采取种种方式对其制约。洪武十三年正月,有人上书告胡惟庸谋反,朱元璋遂以“枉法诬贤”、“蠹害政治”等罪名,将胡惟庸和涂节、陈宁等处死。胡惟庸死后,其谋反“罪状”陆续被揭发。朱元璋为肃清“逆党”,株连杀戮者达 3 万余人。前后延续达10年之久,朱元璋并作《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胡党”而受株连至死或已死而追夺爵除的开国功臣有李善长、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永嘉侯朱亮祖、靖宁侯叶踦等 1公、21侯。胡惟庸 被杀后,朱元璋遂罢丞相 ,革中书省,并严格规定嗣君不得再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说立者,处以重刑。丞相废除后,其事由六部分理,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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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玉案
洪武二十六年(1393),明太祖朱元璋借口凉国公蓝玉谋反,株连杀戮功臣宿将的重大政治案件。因蓝玉案被株连杀戮者,当时称之为“蓝党”。该案与胡惟庸案合称为“胡蓝之狱”。经两个案件发生后,明朝元功宿将已屠戮殆尽。
蓝玉雕塑
蓝玉,凤阳府定远县(今属安徽)人,开平王常遇春内弟。初隶常遇春帐下,有谋略,作战英勇,屡立战功。由管军镇抚积升至大都督府佥事。洪武十四年封永昌侯。二十年拜为大将军,屯蓟州。二十一年捕鱼儿海(今内蒙古东部贝尔湖)之战,杀北元太尉蛮子等,降其众,获马驼牛羊十五万余,焚其甲仗蓄积;又破哈剌章营,获人畜甚多。朱元璋对其宠遇甚隆,比之为卫青、李靖,封为凉国公。但蓝玉居功自傲,日益骄横跋扈。他蓄庄奴假子达数千人之多;乘势暴横,并仗势侵占东昌(今山东聊城)民田。当御史按问时,竟将御史鞭打后赶走。北征时私占大量珍宝驼马无算。回师夜经喜峰关,因守关吏未及时开门,竟纵兵毁关而入。他的所作所为,引起朱元璋不满。但蓝玉犹不收敛,擅定军中将校升降与军队进止,导致朱元璋数次责备。洪武二十六年,锦衣卫指挥蒋?告发蓝玉谋反,下狱鞫讯后,狱词称同景川侯曹震、鹤寿侯张翼、舳舻侯朱寿、定远侯王弼、东筦伯何荣及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谋反,拟乘朱元璋藉田时发动叛乱。朱元璋遂族诛蓝玉等,并株连蔓引,自公侯伯以至文武官员,被杀者约两万人。朱元璋还手诏布告天下,并条例爰书为《逆臣录》。列名《逆臣录》者,有一公、十三侯、二伯。
明太祖朱元璋称帝后可谓血洗朝堂,杀了很多饱读诗书的文臣,也杀过给他立下汗马功劳的武将。最能代表朱元璋杀人较多的就是“洪武四大案”。“洪武四大案”分别是“郭桓案”、“胡惟庸案”、“蓝玉案”和“空印案”。
一、洪武九年“空印案”
这次案件,是严惩地方计吏预持空白官印账册至户部结算钱谷的案件。古代农业社会,不像今日那样交通发达。钱粮运输途中肯定会有所损耗,而其中损耗多少,是无法估算的。所以若是按照出发之时的价值记录,来到户部之后,实际与数字肯定不符合。
若是打回去重新盖印,又未免浪费时间。所以当时的官员就想了一个办法,也就是所谓的“空印”。地方报告官员,事先预备好盖好印的空白书册,等到了户部计量之后,再进行填写。这种做法早在元朝就已经形成暗中规定,但是朱元璋知道此事后,却认为是官员相互勾结期满于他。
朱元璋大怒之下,下令自户部尚书至各地守令主印者皆处死,佐贰以下杖一百,充军。方孝孺曾在《叶郑传》中提到此案:“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系御史狱。狱凡数百人。”
二、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
“胡惟庸案”又称“胡党之狱”,是朱元璋为加强中央集权兴起的大狱。据说这事最初是因为胡惟庸说他家旧宅有甘泉涌出,是祥兆,所以邀请朱元璋前去。朱元璋快要到达胡家之时,有一太监拉住朱元璋的缰绳,着急的指着胡家宅邸。朱元璋抬头一看,才发现胡家屋顶尘土飞扬,藏有士兵。
朱元璋大怒,当即调转回宫,以“谋不轨”诛杀胡惟庸。这事后来考证,是不存在的。胡惟庸之所以遭到朱元璋的诛杀,不是因为他的“谋反”,而是因为他的专权。胡惟庸是明朝开国功臣,同时也是最后一任中书省丞相。为相期间大肆打压异己,发展淮西朋党势力。
加之为人专横,许多案件都是他作出处置,没有报告朱元璋,引发朱元璋不满。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朱元璋才将胡惟庸等朋党诛杀。胡惟庸被处置之后,朱元璋进一步废除中书省,事务改由六部处置。经过此事,朱元璋结束了中国的丞相制度,君权越发强横。
此事还牵涉到李善长、宋濂、陆仲亨等开国功臣,后又以胡通倭罪名大杀四方,前后诛杀人数达三万人。
三、洪武十八年“郭恒案”
此案是朱元璋为了肃清吏治,而惩戒贪污官员的大案。元朝末年,朝政腐败,贪官污吏不计其数。元朝末年的贪污成风,一直影响到明朝建立之后。朱元璋建国后,曾经多次强调为官清廉,但总有侥幸者。所以为了表明绝心,朱元璋对贪官处以严酷刑罚。
郭恒是户部侍郎,在任以权谋私,暗中与各省官吏勾结,盗卖国家财物。这事儿后来被人捅了出来,涉案金额达粮食两千四百多万石,数目巨大一时轰动。朱元璋既为了发泄怒火,也为了警醒各地官员,下令将六部左右侍郎以下全都处死。此案使得各省官吏死于狱中人数到数万人。
四、洪武二十六年“蓝玉案”
蓝玉是朱元璋麾下大将,赫赫有名的开国功臣,为大明立下汗马功劳。洪武二十六年,有锦衣卫蒋珊告发蓝玉谋反,蓝玉被捕下狱审问。审问结束后,蓝玉被族诛。蓝玉得到如此处置,似乎是拿到了他谋反的证据。
但实际上,这只是朱元璋为了诛杀开国功臣宿儒,进一步加强皇权的借口而已。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皇帝说你谋反,你再清白,也能找出谋反的证据来。蓝玉个人谋反罪被杀,剥皮实草,传示各地,蓝家被族诛。
同时还牵连川侯曹震、鹤寿侯张翼、舳舻侯朱寿、定远侯王弼、东筦伯何荣及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人。自公侯伯到文武官员,受牵连被诛者约1.5万人。
扩展资料:
明初四大案,亦称洪武四大案,是指明朝初期,明太祖朱元璋为消灭他认为对他的朝廷有威胁的人、整顿吏治、惩治贪污而策划的著名四大事件或屠杀。
分别为:洪武十三年(1380年)的胡惟庸案,九年或十五年(1376年或1382年)的“空印案”,十八年(1385年)的郭桓案,二十六年(1393年)的蓝玉案。胡惟庸与蓝玉案件习称“胡蓝之狱”,是朱元璋诛杀开国功臣的政治事件,而“空印案”与“郭桓案”则是对涉嫌贪墨的官吏进行大规模的镇压。
蓝玉案与胡惟庸案合称为“胡蓝之狱”,经过这两次案件,明朝开国元勋基本被诛杀殆尽。据周敬心书,此外尚有洪武四年录天下官吏,十九年逮官吏积年为民害者,二十三年罪妄言者。朱元璋都大戮官民,不分臧否。
参考资料:-明初四大案
1368年正月,朱元璋即皇帝位,国号大明,改元洪武,建都应天府(南京),立妃马氏为皇后、子朱标为皇太子,以李善长、徐达为左右丞相。1370年正月,朱元璋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李文忠、邓愈为左副将军,冯胜、汤和为右副将军,统领大军兵分两路往征沙漠。明军取得了沙儿峪和应昌两大战役的胜利,迫使元朝残余势力北撤。时元顺帝已死,其子爱猷识理达腊继位,奔和林旧都,仍奉“大元”国号,史称“北元”。1371年,朱元璋命汤和、傅友德帅军分两路进击四川,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便攻克重庆、成都,夏主明升降,夏政权覆灭。1372年正月,朱元璋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李文忠为左副将军,冯胜为右副将军,发兵十五万,兵分三路远征岭北的北元,明军此次远征岭北,只有西路冯胜获胜,中路徐达主力惨败。1376年,朱元璋宣布在地方上废除行中书省的制度,代之以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三司,分别行使行中书省之职责。1380年,朱元璋从诛丞相胡惟庸(以“擅权植党”的罪名)入手,废除了中书省和丞相制,朝廷政务改由六部分理,各部尚书直接听命于皇帝。同时废除了统管全国军事的大都督府,代之以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每府各设左右都督,都督府负责军队的管理和训练,但无权调动军队(二者旨在加强皇权)。朱元璋在加强皇权的同时却又实行了分封制,其在位时除长子朱标被册立为太子外,他的二十三个儿子和一个从孙都被封为藩王,分驻于全国各个军事要地,以“藩屏帝室”。1381年九月,傅友德、蓝玉、沐英奉命出师征云南。十二月,蓝玉、沐英攻克昆明,傅友德率军攻下乌撒,梁王在逃亡途中自缢而死。1382年二月,明军攻下大理,云南全境悉平。四月,朱元璋把负责警卫的亲军都督府的仪鸾卫改为锦衣卫,授以侦察、缉捕、审判、处罚罪犯的大权,开了明代厂卫特务统治的先河。1387年,明太祖命冯胜为大将军,蓝玉、傅友德为副将军,领兵二十万,大举征讨东北的元丞相纳哈出。强兵压境,纳哈出不敌而降明。1388年四月,蓝玉奉明太祖之命,率十万大军再入漠北,直捣元营,杀元太尉蛮子,元主脱古思帖木儿西逃,行至土剌河畔,为其部将也速迭儿所缢杀,北元内部陷于混乱,对明的威胁不复存在。朱元璋为了子孙能坐稳皇位,不惜大肆屠戮为他南征北战的功臣大将。1390年,朱元璋以胡案株连李善长、陆仲亨、唐胜宗、费聚、赵庸、郑遇春、黄彬、陆聚、金朝兴、叶升、毛麒、李伯升等一大批功臣,并宣布他们为奸党,此案连坐受诛者达三万余人。1393年,身经百战、屡立战功的功臣蓝玉,为锦衣卫告发谋反,于是,不仅蓝玉一族被诛,还牵连到武臣曹震、张翼、朱寿、吏部尚书詹徽等,被诛者达一万五千余人(蓝党大狱)。朱元璋利用胡、蓝之狱,杀了四万五千人之多。此外,屡建大功的朱元璋的亲侄朱之正,亲外甥李文忠,开国功臣徐达,大将冯胜、傅友德等都无一幸免于难。1397年,编纂成《大明律》,正式颁行,它对官吏的贪污罪惩治特别严厉。
1398年五月,朱元璋去世,十六岁的皇太孙朱允炆继位(太子朱标于1392年病死),年号建文,是为明惠帝(建文帝)。朱允炆即位后,以兵部侍郎齐泰为尚书辅政,以东宫伴读、翰林撰修黄子澄为太常卿,同参军国事。朱允炆登上皇位后感到诸王以叔父之尊各拥重兵对自己形成很大的威胁,在与尚书齐泰、太常卿黄子澄密议后,决定削藩以根除祸患。此时,诸藩王中数燕王朱棣最年长、权势最大、军功最高,为了对付燕王,黄子澄建议先剪断燕王的手足。1398年八月,惠帝朱允炆先从燕王的同母弟、封藩开封的周王朱橚开刀,将其废为庶人,革去王封,迁徙到云南。1399年四月,封藩大同的代王朱桂以罪被废为庶人,幽禁大同;封藩青州的齐王朱榑因罪被废为庶人,囚于京师;封藩荆州的湘王朱柏闻变,在王府自焚而死。六月,岷王朱楩被废为庶人,徙置漳州。诸王被削藩后,燕王开始称病家居,暗中则加紧练兵,收罗异人术士,赶制军器。六月,惠帝得到密报,燕王府旗校于谅等图谋不轨暗结死士,便下诏切责燕王,并将于谅、周铎逮捕处死。燕王即佯装疯癫,走呼市中、抢夺酒食,甚至卧在土中竟日不起,暗中则与谋士僧道衍加紧策划,令护卫指挥张玉、朱能率勇士八百潜入府中守卫。此时,北平都指挥使谢贵、布政使张昺已接到朝廷之命,率兵包围了燕王府。七月,燕王朱棣在端礼门埋伏了甲士,设计诱杀了谢贵、张昺,迅速控制了北平,正式起兵反叛并上书惠帝,指斥齐泰、黄子澄为奸臣,打着“清君侧”的旗帜,号称“靖难”之师,开始了长达四年的夺位之战(史称“靖难之役”)。朱棣起兵后,拔居庸关、破怀来、擒宋忠、取密云、克遵化、降永平,旋即众至数万。朱允炆急忙调兵遣将,以长兴侯耿炳文为大将军,率军十三万,驻兵真定,前锋九千人进抵雄县,朱棣率师夜渡河,袭破雄县,九千明军全被杀。此时,耿炳文部将张保降燕,透露耿军虚实,燕王纵张保复归,诱使耿军移师渡河,耿军刚移动,燕兵朱棣与部将张玉前后夹击,耿炳文军大败,燕王俘副将李坚等并斩首三万。耿炳文退回真定,兵众尚有十万,坚守不出,朱棣围城不下,引兵往援永平。惠帝闻耿炳文败,遂遣曹国公李景隆(未尝习兵见阵)代领其军。李景隆合兵五十万,进驻河间。燕王以世子留守北平,命其坚守勿战,以牵制李景隆大军,自己则率军打败永平守军后北趋大宁,挟制宁王朱权,吞并了其属下八万骁勇善战的蒙古兵,实力大增。李景隆久攻北平不下,后又遭燕王回军杀来,大败逃归德州。1400年夏,双方再战于白沟河,李景隆合兵六十万,双方激战两日,最后以官军大败告终。李景隆逃回德州,燕军追至,李景隆再逃至济南,燕军又围济南。都督盛庸和参政铁铉坚守济南城,燕王攻城三月不克,退师北归。惠帝遂命盛庸代李景隆为大将军,统帅诸军北伐,铁铉进为兵部尚书,参赞军务。十二月,盛庸、铁铉屯兵东昌,燕王朱棣率军攻破沧州后,在东昌与盛庸大军相遇。燕王率军直冲盛军左翼,遇阻,转而攻击其中坚,盛军故意放开防线,将燕军放入阵中,围之数重,燕军为火器所伤甚众,张玉死于阵中,燕将朱能及时率骑救援,燕王才得以突围。1401年,燕军与盛庸军多次激战,各有胜负。1402年,燕王得到南京空虚的情报,决定南下“临江一决”。燕王麾师南下,绕过铁铉驻守的济南,攻破东阿、汶上、邹县、徐州,渡过淮河,攻克盱眙、扬州,驻军江北,盛庸率军沿江御战,几次皆失利溃败,燕军最终渡江攻进南京城。守卫金川门的李景隆和谷王朱穗开门迎降,宫中火起,皇后死于火中,明惠帝朱允炆失踪。
1402年六月,朱棣在南京奉天殿即帝位,是为明成祖(永乐帝)。朱棣上台伊始,首先公布了以齐泰、黄子澄为首的五十余名的“奸臣”榜,将他们逮尽杀绝并加以族诛。名士方孝孺因为惠帝穿孝痛哭、拒绝为朱棣起草即位诏书而被朱棣处以割舌和寸割的磔刑,并被诛灭九族及其门生,号为十族,共八百七十三人;兵部尚书铁铉、礼部尚书陈迪、大理寺少卿胡闰、刑部尚书暴昭、右副都御史练子宁、左佥都御史景清等均因不肯屈从,而被处以残酷至极的剥皮、凌迟处死的极刑。诛除异己的同时,朱棣大大封赏“靖难之役”中的有功之臣。1404年,朱棣在东北设置了奴儿干卫。1406年,朱棣派兵入安南,平定黎氏之乱后,下诏改安南为交阯,设立交阯布政司,使之成为明皇朝的一个辖区,这一做法使安南人民不断起来反抗,为了平定安南人民的反抗,明皇朝屡屡遣军南征,战争持续了二十多年。1409年二月,朱棣遣郭骥出使鞑靼,要求“相与和好”,不料鞑靼杀死了使节。闰四月,朱棣正式设立奴儿干都指挥使司,任东宁卫指挥康旺为都指挥同知、千户王肇舟为都指挥佥事,该机构是明朝廷管辖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的最高一级的地方行政机构。七月,朱棣命淇国公丘福为大将军率师十万征讨鞑靼,明军在胪朐河遭鞑靼骑兵包围,全军覆没。1410年,朱棣亲率五十万大军深入漠北,远征鞑靼,在斡难河大破鞑靼军,鞑靼可汗本雅失里逃脱。1412年,本雅失里为瓦剌部所杀,明廷遂封鞑靼阿鲁台为和宁王。在杀死鞑靼可汗本雅失里后,势力渐强的瓦剌向明皇朝多所要挟,并不断骚扰边庭,阻遏明朝的西北通道。1414年,朱棣亲率三十万大军,出塞征讨瓦剌,在忽兰忽失温大败瓦剌军,瓦剌顺宁王马哈木逃遁。1415年,马哈木遣使向明朝谢罪,恢复了对明的朝贡。1420年十一月,明成祖朱棣诏告天下,正式迁都北京。1421年,鞑靼阿鲁台反叛,不断骚扰兴和等地,明成祖于1422年、1423年、1424年三次率军亲征,在最后一次亲征途中,病死榆木川。
1424年七月,明成祖病死于榆木川。八月,明仁宗(洪熙帝)朱高炽即位,诏改翌年为洪熙元年。明仁宗一上台,便宣布停止北征及西洋宝船等劳民伤财之举。八月,明仁宗以杨荣、金幼孜、杨士奇、黄淮等正三品官员兼任大学士,以此进一步提高内阁的地位。其后,仁宗又复设官品高达一品的公孤官虚衔,并授之以内阁大学士,使阁臣的权位远远高过部权。仁宗即位不久后还下诏礼部将建文诸臣家属在教坊司、锦衣卫、浣衣局及习匠、功臣家为奴者,均释放为民,听其还乡。
1425年五月,明仁宗死。六月,皇太子朱瞻基即位,诏改翌年为宣德元年,是为明宣宗(宣德帝)。1426年八月,汉王朱高煦上表指责仁宗违背洪武、永乐旧制,指夏原吉等为“奸臣”,在其封地乐安起兵,对其侄儿宣宗朱瞻基发难。宣宗决定派阳武侯薛禄帅兵征讨,但召集群臣计议时,杨荣、夏原吉力主宣宗亲征。八月,宣宗命郑王朱瞻埈、襄王朱瞻墡留京居守,自己亲帅五军将士,以阳武侯薛禄、清平伯吴成将前锋,蹇义、杨士奇、夏原吉、杨荣等扈从,向汉王所据的乐安城进发。二十日,宣宗包围乐安城并敕书谕降。二十一日,朱高煦出降,被解回京师,禁锢于皇城内,后被处死。1427年,征讨交阯的安远侯柳升全军覆没,征夷将军、成山侯王通接报后无心再战,遂私自接受黎利的请和,立坛为盟,从交州退师。接着,黎利以原国王陈氏三世孙陈暠的名义遣使上表明朝廷,要求复国,宣宗欲藉此罢兵息民,遂采纳其主张。十一月,明宣宗尽撤军民北还。至此,长达二十多年的交阯战事结束。1428年,蹇义等一批元老相继退职,蹇义等人向明宣宗荐九名官员,其中就包括都察院左都御史顾佐,顾佐任都御史后,即荐举进士邓棨、国子生程富等四十余人堪任御史。经过这一番整肃,官吏的贪浊之风有所收敛,朝纲肃然。1430年六月,蹇义、杨士奇等先后推荐了况钟等九位知府。九月,周忱、于谦等六位被荐任巡抚。“仁、宣之治”局面的出现,与任用周忱、况钟等一大批廉能之士是分不开的。
1435年正月,明宣宗病死于乾清宫,皇太子朱祁镇即位,是为英宗,年号正统,时年九岁,遵遗诏,凡朝廷大政均奏请太皇太后张氏(仁宗诚孝皇后)而后行。张氏推心任能,委政阁臣,以先朝大臣英国公张辅、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礼部尚书胡辅政嘱咐于英宗加以重用。因此,正统初年朝野清晏。但随着张氏与杨荣、杨士奇等人先后去世与致仕,明英宗渐渐信用宦官王振,开启了明皇朝宦官擅权乱政的先例。1437年,云南麓川宣慰使思任发先后攻打孟定、南甸、干崖、腾冲、潞江、金齿等处,自立头目,黔国公沐晟奏请发兵征讨。1438年六月,朝廷派右都督方政、都督佥事张荣往云南,协同镇南将军沐晟等率兵进讨。由于沐晟屡次不准出战,方政独率麾下出战,先胜后败,沐晟怒其不听节制,不发援兵,致方政全军覆没。沐晟后亦惧罪暴死。1439年五月,明廷任右都督沐昂为征南将军、充总兵官,征兵十二万讨伐思任发。十一月,沐昂率师讨平师宗叛蛮,思任发致书云南总兵官表示愿向朝廷进贡谢罪。然而,明廷却拒绝了思任发的求和,于1441年正月,由兵部尚书王骥督军十五万再次兴兵,历时一年多,捣毁思任发的老寨,思任发逃窜缅甸。1442年,思任发子思机发帅余众居者蓝,乞入朝谢罪,时王振好功名而未允。1443年,刘球上疏“迤北贡使日增,包藏祸心,诚为难测”建议加强北边防务,王振以为其是在正针对自己,遂把刘球逮捕入狱,命人杀害并肢解了刘球。1445年,兵部尚书邝野建议增兵大同,巡视西北边务,而英宗、王振只热衷于麓川兵事,对瓦剌的咄咄逼人之势则视而不见。1449年七月,也先大举进攻辽东、甘州、宣府、大同等地,塞外城堡多遭陷落。败报传至京城,好大喜功的王振竭力鼓动英宗亲征瓦剌,吏部尚书王直、兵部尚书邝野、兵部侍郎于谦等“伏阙恳留”而英宗与王振执意不听。七月,英宗命太监金英辅郕王朱祁钰居守京城,兵部侍郎于谦留京代理部务,以太监王振、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焚、户部尚书王佐等随从,亲率五十万大军匆忙向西北进发。八月初,英宗大军至大同,也先北撤,欲诱明军深入,王振以为瓦剌畏惧而退兵,坚持要进兵北行,邝野、王佐等力谏回銮,王振不听。后太监郭敬将瓦剌的实力密告王振,王振始惧,下令班师。初十日,明军退至宣府,瓦剌骑兵大批赶到。十三日,英宗大军至土木堡,十四日清晨,瓦剌军逼近明军,占据水源,也先从麻谷口发动进攻,都指挥郭懋与瓦剌激战一夜。十五日,也先佯退,遣使与明军讲和。王振见使者来议和,急令移营就水,明军刚移动三四里,瓦剌骑兵就四面围攻上来,明军死者数十万。张辅、邝野、王佐等数百名大臣勇将战死,护卫将军樊忠用棰捶死王振,自己也英勇战死。英宗在混战中突围不成而被瓦剌俘虏(土木堡之战)。明英宗被俘的消息传至京城,朝廷内外一片恐慌,侍讲徐珵甚至提出南迁京师的主张,兵部侍郎于谦严词提出“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于谦坚决抗战的主张得到吏部尚书王直、内阁学士陈循等一批官员的支持,太监金英将徐珵叱出殿外。八月,孙太后命郕王朱祁钰监国,升任于谦为兵部尚书,把备战御敌的重任交付给了于谦。二十三日,郕王朱祁钰临朝主政,群臣请族诛王振以安人心,王振党羽锦衣卫指挥马顺当堂叱骂群臣,众人当堂击毙马顺,又打死王振同党宦官毛贵、王长随,悉斩王振家族。
1449年九月初,明代宗(景泰帝)朱祁钰在于谦等人的拥立下即位,年号景泰,遥尊英宗为太上皇。于谦增兵调援,运粮、运兵械入京,积极做好战备,同时荐举了一批有军事才干的将领守卫重要关隘。十月初,瓦刺久攻宣府、大同不下,便集中兵力,大举进攻紫荆关、古北口,进逼北京。初九日,瓦刺军在叛降宦官喜宁的引导下,绕小路越过山岭,攻破了紫荆关。十一日,瓦刺大军直抵北京城下。也先攻城五日不下,又得到各地援军将至北京的消息,恐怕腹背受敌,遂焚毁了明朝皇帝的陵寝殿,退出塞外。明朝立了新皇帝后,也先手里的王牌——英宗失去了利用价值。1450年六月,也先遣使与明朝议和,表示愿送回英宗。景帝虑及皇位不保,不愿接回英宗,在于谦的劝说下,最后应允讲和,于八月将朱祁镇迎回北京,送进南宫禁锢起来。1457年正月,景泰帝病重,大臣奏请复立英宗之子沂王为皇太子,景帝迟迟不允。十二日,景帝召石亨至病榻前商议事情,石亨见景帝病势沉重,遂与太监曹吉祥谋议请太上皇复位。十六日夜,徐有贞(徐珵)与石亨、曹吉祥等会合,开长安门,纳兵千人,直奔南宫,宫门上锁砸不开,徐有贞命军士悬巨木撞门毁墙而进,扶英宗朱祁镇登基复辟(史称“夺门之变”)。明英宗复辟的次日,便逮捕少保于谦、王文、学士陈循、萧镃、商辂等下狱治罪。石亨、徐有贞等诬陷于谦、王文等谋立藩王,最后,于谦被杀。英宗复辟后,大封“夺门”有功之臣,徐有贞升任兵部尚书、加封武功伯;石亨被封为忠国公;曹吉祥提升为司礼太监、总督三大营。徐有贞入阁以后,得到英宗的宠信,独揽内阁事权,同党石亨、曹吉祥渐生不满,两人联合起来,离间英宗与徐有贞的关系,并暗中使人弹劾徐有贞专擅威权,结果,才当了六个月阁老的徐有贞被逮下锦衣卫大狱,谪戍云南。然而,英宗对曹、石两人也心怀不满,一是两人劣迹昭著,强夺民田、冒功贪赏、纳贿卖官;二是除掉徐有贞后,两人依恃兵权,专横跋扈,使英宗感到难以控制。吏部尚书李贤为英宗出主意,让他独断乾纲,将权力收归己有。1459年,英宗派人将石彪(石亨侄子)逮捕入狱,后又将石亨下锦衣卫狱。1460年二月,石亨死于狱中,石彪等被处死。石亨门下冒“夺门”之功得官者四千余人悉被罢黜。看到石亨的结局,曹吉祥、曹钦叔侄寝坐难安,他们决定先下手为强,密谋由曹钦拥兵入朝,曹吉祥以禁兵为内应,废除英宗。都指挥马亮从曹钦处逃出,告发了曹吉祥谋反情况,宫内立即逮捕曹吉祥。曹钦失去内应,在东西长安门纵火焚烧,孙镗急召西征军二千余人镇压,战乱很快被平息,曹钦兵败投井死,曹吉祥三天后被凌迟处死(史称“曹石之变”)。1464年正月,英宗病死,年三十八岁。
1464年正月,明宪宗朱见深即位,诏改翌年为成化元年。宪宗刚即位,就发生了都指挥使门达结纳东宫内侍王纶,密谋由翰林侍读学士钱溥取代首辅李贤辅政之事,他们的阴谋被朝臣揭发,宪宗大怒,结果王纶被斩,钱溥被贬,门达远戍广西。1466年,宪宗平反了于谦的冤狱。1467年二月,受于谦案牵连被贬逐的官员商辂被召回。宪宗极其宠幸万贵妃(原为孙太后宫女,后入侍宪宗于东宫,因其善迎帝意,故深得宪宗宠幸),皇后吴氏仅因杖责万贵妃而被宪宗废去,打入冷宫。宪宗出游,万贵妃常侍从。万贵妃以父兄为锦衣卫指挥使,侦伺百官,统领诏狱,并通过阁臣万安(他通过各种关系,与万贵妃叙上族谱)把持朝政。1475年五月,因悼恭太子病死,宪宗为老而无子而悲叹,太监张敏遂将时年已6岁的皇子朱佑樘的身世道明(纪氏受宪宗偶幸而怀孕,时万贵妃得宠,妃子、宫女一旦怀孕就会遭其杀害,在宫女和太监的同情维护下,纪氏生下朱佑樘,秘而不宣数年),宪宗知后大为高兴,封纪氏为纪淑妃,移居永寿宫,次月在宫中暴死(一说万贵妃使人赐其死,一说自缢),太监张敏也因惧怕万贵妃而吞金死。十一月,明宪宗正式册立朱佑樘为皇太子,并大赦天下。1477年正月,明朝在东厂之外又开设了西厂,以太监汪直(初为万贵妃昭德宫内使)掌西厂。西厂刚一开张,便罗织了数起大狱,令臣民悚怵不已,故西厂设立仅四月,阁臣商辂即连连上疏请罢西厂,宪宗无奈,令罢去西厂、罪责汪直,谪韦瑛戍宣府。然而,罢西厂仅一月,御史戴缙、王亿别有用心地倡言恢复西厂,宪宗本来是不得已而罢西厂,此时便乘机恢复西厂,仍用汪直掌西厂。大学士商辂、尚书薛远、董方等一批正直官员遭排斥,相继致仕离开朝廷,同时,阿谀汪直的朝臣都得到了升迁,戴缙为尚宝司少卿,后又擢升佥都御史;王亿擢为湖广按察副使;汪直的左右爪牙王越升任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学院事,陈钺为右副都御史巡抚辽东,一时间,汪直势倾天下。汪直把持西厂五年,作恶多端,后因与东厂太监尚铭争权,尚铭在宪宗面前先告了他一状,加之万贵妃、万安、李孜省等的嫉恶,汪直遂失势。1482年八月,御史徐镛上疏劾汪直欺罔罪,斥责汪直与王越、陈钺结为腹心,自相表里,宪宗遂降汪直为奉御,递逐其党王越、戴缙、陈钺。成化后期,宪宗好方术,太监梁芳先后引进了李孜省、僧继晓进献方术与符箓,宪宗从迷信方术渐至宠信方士,李孜省、僧继晓、梁芳等逐渐得以干预政事。大学士万安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也争献房中术以固宠。1487年正月,万贵妃病死。八月,宪宗病死,年四十一。
1487年九月,明孝宗朱佑樘即位,诏改翌年为弘治元年。孝宗即位后,千方百计寻找外家故人,并为其母立庙桂林府,每念及其母“欷歔流涕”。幼年的经历对孝宗影响很深,在一定程度上使其养成了恭仁俭朴、虚心纳谏的品质。孝宗即位仅五天,即斥责左通政李孜省、太监梁芳、万贵妃弟锦衣卫指挥万喜等,并谪发戍边,其后又罢斥了大学士万安。与此同时,孝宗召进了一批在成化年间遭到排斥陷害的忠直之士。十月,召王恕为吏部尚书,倚为重臣。1489年,孝宗擢任马文升为兵部尚书。1491年,命邱浚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预机务,班列六部尚书之上,从此阁臣愈尊。1502年,孝宗召两广总督刘大夏为兵部尚书。1505年五月,孝宗病逝。临死前召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受顾命,让他们尽心辅佐太子。弘治一朝任用了许多忠直有才干的名臣,如王恕、马文升、刘大夏、徐溥、刘健、谢迁、李东阳等,一般情况下,孝宗也能虚心听取大臣的正确意见,对政事作一些必要的改进,故弘治时期户口繁多、兵革休息,但孝宗因循守旧,只能在陈规旧制的桎梏下修修补补,不敢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因而弘治时期的政治经济状况并无大的改观。
1505年五月,十五岁的明武宗朱厚照即位,诏改翌年为正德元年。武宗即位之初,就重用宦官刘瑾、马永成、谷大用、魏彬、张永、邱聚、高凤、罗祥等八人,时称“八虎”,这八名宦官每日引诱武宗耽于声色犬马之间,使其完全疏于政事,所有政令法度全由八虎操纵。顾命大臣刘健、谢迁、李东阳以及户部尚书韩文等连疏请诛“八虎”,刘瑾等八人在武宗面前跪地哭诉,称司礼监太监王岳勾结阁臣欲加害他们,武宗不辨是非,反令刘健、谢迁致仕,将王岳逐之南京,命刘瑾入掌司礼监兼提督团营,丘聚提督东厂,谷大用提督西厂,张永等并司营务,分据要地。武宗悉以天下奏章付刘瑾,而刘瑾则日益诱导武宗戏玩娱乐。给事中吕翀、刘菃,南京兵部尚书林瀚等上疏请斥权阉、挽留刘健等辅臣,刘瑾即矫旨派遣缇骑将他们逮系锦衣卫狱,责以廷杖,除名为民;左都御史张敷华、工部尚书杨守随上言“八虎”罔上诬下,也被刘瑾革去官职;前朝老臣马文升、刘大夏也都被迫致仕。1506年十月,刘瑾任命吏部尚书焦芳兼文渊阁大学士。1507年三月,刘瑾矫诏公布“奸党榜”,将刘健、谢迁、韩文等五十三名反对“八虎”擅权的大臣列为奸党,并令群臣跪在金水桥南听其宣诫。在打压异己势力的同时,刘瑾又大肆安插亲信于朝廷要职。四月,河南钧州人刘宇通过焦芳的关系,厚贿刘瑾以万金,刘瑾即将刘宇提拔为兵部尚书。十月,焦芳又向刘瑾推荐了陕西同乡张彩,张彩很快被刘瑾晋升为吏部尚书,后又入阁取代了焦芳的地位。一时间,刘瑾势倾天下。1508年六月二十六日早朝时,在丹墀发现一封状告刘瑾的匿名信,刘瑾大怒,当即令百官跪在奉天门下,进行诘责,直至第二天才予释放,其时正值酷暑,有的官员竟至热渴而死。刘瑾还在东、西厂之外另设内行厂,自己亲自掌管,内行厂较东、西厂更为酷烈,“屡起大狱”。对于刘瑾的擅权乱政,武宗不闻不问,整日沉湎于玩乐之中,他在西华门别筑宫殿,造密室于两厢,称为“豹房”、“新宅”,每日游乐其中。皇帝的荒嬉无度、宦官的恣意枉为,致使原已危机四伏的社会经济不断恶化,阶级矛盾不断激化,农民起义接连不断。1510年,刘瑾遣大理寺少卿周东度田宁夏,周东为了向刘瑾献贿,度田时以五十亩为一顷,激起戍卒将士的愤怨,宁夏安化王朱寘鐇乘机起兵反叛,他设计袭杀了周东、总兵姜汉等,颁布“清君侧”的檄文,指斥刘瑾内外交结,图谋不轨。陕西守臣将安化王刊印的檄文封奏朝廷,刘瑾匿而不报。朝廷派前右都御史杨一清为提督,泾阳伯神英为总兵,太监张永监军,率军西讨安化王,大军至宁夏,安化王已被宁夏游击将军仇钺设计擒获。西讨途中,提督杨一清乘机联络张永扳倒刘瑾。八月,张永押解安化王至京向武宗献俘,并呈上安化王讨刘瑾的檄文,揭发刘瑾意图谋反,武宗遂命连夜逮捕刘瑾。武宗抄其家得一伪玉玺,不禁勃然大怒将刘瑾下狱,不久刘瑾被杀。刘瑾获罪抄家时,抄出财物竟有金二十四万锭、元宝五百万锭、玉带四千。刘瑾被杀后,明武宗开始宠信山西宣府人江彬。在江彬的诱导下,武宗屡屡出巡。1517年八月至1519年二月,武宗不顾大臣们的反对,一连四次出巡。出巡宣府时,江彬为武宗建镇国府第,并将豹房的珍玩、女御全部运送到这里。江彬还随从武宗夜入民宅,索取妇女。武宗在外乐不思蜀,出巡的时间一次比一次长,第四次出巡,时间长达半年。武宗的纵乐无度使得早已觊觎皇位的江西宁王朱宸濠伺机而起。1519年六月,宁王朱宸濠举兵反叛,袭杀不依附于己的地方官,集兵六万。七月初,朱宸濠经过安庆时,安庆知府张文锦等令军士登城大骂,朱宸濠便急攻安庆。当时,巡抚南赣都御史王守仁刚刚将围剿了一年的农民起义军镇压下去,得到宁王叛乱的消息,马上组织兵力攻打宁王的老巢南昌。七月二十日,王守仁攻克南昌。久攻安庆不下的朱宸濠得到南昌被围的消息,马上丢下安庆回援南昌,二十四日,与王守仁部相遇于黄家渡,激战三天,朱宸濠大败,妃嫔多投水死,朱宸濠及其子皆被擒。1520年九月,武宗在北返途中至清江浦,在积水潭捕鱼时舟覆入水,被侍从救出后得病不愈。1521年三月,病死于豹房,年三十一。武宗死后无子,皇太后张氏(孝宗后)命太监张永、谷大用与内阁大臣商议后,以宪宗之孙、孝宗亲弟兴献王长子朱厚熜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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