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姑穿袈裟吗或是穿类似的服装吗

尼姑穿袈裟吗或是穿类似的服装吗

袈裟是佛教出家人穿的，不分男女。

袈裟，是佛教出家人所穿的衣服，袈裟的意义是为求解脱之人所穿法服，因而有着“善哉解脱服”之称。

袈裟也叫做福田衣，因为袈裟上的条纹有如田地一般，正是其代表“福田”的象征。

袈裟分为大中小三件，大者名僧伽梨，又名九条大衣，中者名郁多罗，又名七条衣，小者名安陀会，又名五条衣。

少林寺里的和尚 她们穿衣服的颜色为什么不一样？有什么讲究吗？

根据佛教的制度 比丘衣服有大中小三件 是用五条布缝成的小衣 我国俗称为五衣 打扫劳作时穿的 是七条布缝成的中衣 国俗称七衣 是平时穿的 是九条乃至二十五条布缝成的大衣 我国俗称祖衣 是礼服 是出门或见尊长时穿的 三衣总称为袈裟Kasāya。袈裟本是一种颜色的名称 为佛制定僧人必须穿染衣 避用青黄赤白黑五正色 而用一种杂色 即袈裟色 我国旧译袈裟色是赤色 南方佛教典籍则说是一种橙黄色 可能是一种赤黄混合色 根据我国佛典记载 佛教在印度分了部派后 各部派衣色便有了区别 的是赤色 有的是黄色 有的是青黑木兰色 但据六世纪印度来华高僧真谛法师说 各部派衣色实际都是赤色 所谓青黑木兰 仅是些微小的差别 现在缅甸 斯里兰卡 泰国 柬埔寨 老挝 印度 尼泊尔诸国的僧服都是黄色 仅有深浅的不同 我国汉族僧人的袈裟 祖衣是赤色 五衣七衣一般都是黄色 蒙藏僧人的袈裟 大衣是黄色 平时所披的中衣近赤色 北方气候寒冷 僧众三衣不够 所以我国僧众在袈裟里面另穿一种常服 这种常服是就古代俗人的服装略加改变的 常服的颜色 明代皇帝曾作过规定 修禅僧人常服为茶褐色 讲经僧人蓝色 律宗僧人黑色 清代以后 没有什么官方规定 但律宗寺院自清初见月律师重兴后 一般僧人常服均为黄色
僧人的服饰没有什么等级，寺院不是等级最森严的地方，但是最讲究礼节的地方，原则上都应该穿长袍（褂）的，但有时为了行动方便，也可以穿短褂（比如干活、上山等）佛弟子是以戒为师，寺院的执事是根据个人的办事能力来安排的，除了事务上，是没有其他的特权的.

明代尼姑 *** 事：少年入寺纵欲而亡？

明代尼姑 *** 事：少年入寺纵欲而亡？

在佛教经典中，一般称尼姑为“优婆夷”，民间则俗称“师姑”。而在明代正统的法律条文或典章制度文书中，则称之为“尼僧”或“尼姑”。如明代的法律条例规定：“凡寺观庵院，除见在处所外，不许私自剏建增置，违者杖一百还俗，僧道发边卫充军，尼僧女冠入官为奴。”洪武六年（1373）明太祖朱元璋下令，“民家女子年未及四十者，不许为尼姑女冠”。嘉靖六年（1527）奏准，“尼僧道姑，发还原籍出嫁。其庵寺房屋土地，尽数入官。”这是官方记载称出家皈依佛教女子为“尼僧”或“尼姑”之例。

尼姑属于一群脱离尘俗、皈依佛门的出家人，理应不再留恋红尘，并与世俗隔绝，在庵院中与青灯、佛卷、木鱼为伴，过一种清修的生活。从明代的史料记载来看，在整个尼姑群体中，确实不乏恪守佛门规矩之人。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儒佛道三教合流思想的盛行，乃至佛教的世俗化，无疑对尼姑的清修生活造成很大的冲击，随之而来的则是尼姑不再跼蹐于庵院一隅，而是走出庵院，进入民间，与民间闺房女子或家庭妇女结缘，进而成为民间妇女与外界交通的媒介。更有甚者，尼姑在与世俗民间交往的过程中，恋世情结日深，宗教情感日淡，进而出现了超脱佛门樊篱的“淫尼”。这不仅是明代宗教史上的新动向，更是明代社会演进历程中出现的新的历史转向。

一、尼姑出家：逃避还是宗教虔诚

在论及尼姑出家原因之前，不妨将明代官方对尼姑出家年龄所作的规定稍作梳理。关于女子出家为尼的年龄，明代的法律作了基本的规定，并与男子出家为僧的年龄限制大有差别。洪武六年（1373）明太祖朱元璋下令，“民家女子年未及四十者，不许为尼姑女冠”。建文三年（1401），更是将女子出家的年龄上升到59岁。

与此相应，明朝廷对男子出家的年龄限制却大有不同。如洪武二十二年，明太祖朱元璋下令，“民年二十以上者，不许为僧”。换言之，男子出家必须是在20岁以下。这是要求幼年或少年方可出家为僧。这种在年龄上的两反规定，究其用意而言，显然就是为了使尼姑、僧人能安于清修，并保持佛门庵院的宗教纯洁性。

需要引起关注的是，自明代正统以后，出家为尼者已不再遵守朝廷的法律规定。如在北京的一些寺庙中，私自剃度为尼的妇女日渐增多。根据史料的记载，这些妇女“有因不睦六亲，弃背父母夫男，公然削发为尼”。可见，其中女尼的来源，既有已婚的妇女，亦有未婚的少女。究其出家的原因，显然很多是因为家庭内的矛盾。每当遇到令节或每月的朔望，她们在寺院内传经说法，“诱引男妇，动以千计，夜聚晓散”。

在说到尼姑的来源及其出家的原因之前，不妨对整个僧侣集团的出家原因稍作探讨。清初人尤侗论僧尼出家的原因道：“今日僧尼，几半天下。然度其初心，愿不及此。其高者惑于福慧之说，下者谓饥寒驱迫，不得已而出此。或幼小无知，父母强而使之，及其中道而悔，无可如何者多矣。”

从上面的阐述不难发现，僧尼出家，大多不是出于“初心”，而是一种被迫或无奈之举，显然缺乏纯真的宗教虔诚情感。如果转而分析尼姑出家的原因，那么明末清初人陆衡所作的分析也堪称一针见血。他说：“每见人家妇女，或丧夫，或无子，即有夫有子，而别有不得已，辄忿然出家，薙去其发。”

这就是说，在出家为尼的群体中，多为“丧夫”或“无子”的妇女。至于那些“有夫有子”的妇女出家，她们的出家当然有其“不得已”之处，只好“忿然出家”。一句“忿然出家”，更是道出了其逃避家庭或世俗的心态。当然，节妇、贞女出家为尼更是当时的世风。

正如陆衡所言：“女子不幸而失所，天不再醮，礼也……尝有缙绅之家，许嫁而未婚者，偶值其变，父母翁姑好名，高谈守节，强其女从之，非不传誉一时，其如青春难度，白日无聊，每借焚修之计，以出家为上策。未几而祝发矣，未几而尼姑为伴伍矣，未几而参善知识矣，名刹听讲，禅房卧宿，肆焉无忌。”女子丧夫，朝廷的礼教要求其守节，这就是所谓的“节妇”。许嫁而未婚，未婚夫一死，也被迫守节，这就是所谓的“贞女”。尽管这种守节的行为可以为家庭乃至自己带来一时的虚名，但时日一久，青春难度，白日无聊，最好的结局就是遁入空门。

妇女为了守节而出家为尼，在当时的史料中可以得到广泛的印证，试举三例如下：其一，苏州府吴江县有一座守贞庵，在震泽镇观音桥内。明隆庆年间，巡宰杨忠之妻节妇毛氏建。据吴名函《隆庆庚午守贞庵建观音阁碑记》云：“忠，武林人。在任病亡。其妻毛氏哀毁过礼，结庐矢志，事死如生，依倚为尼，而居者焚修日盛。”

其二，苏州府昆山县灵峙庵，旧名水月庵，明万历末年念印禅师开山。念印禅师，是举人傅冲之妹，归有光之儿媳。傅氏年19而寡，于是剃发径山，募置马园蔬圃为兰若，初构三楹，继建禅堂、韦驮殿、净业楼、二桂堂。崇祯十五年（1642）示寂，塔葬于放生池北。念印禅师有弟子三人，均为士大夫家族女子。一位是顾文康公六世孙女，字仁风；一位是张泰符女，字无歇，一位是钱约斋女，字妙光。

其三，苏州府昆山县胜莲庵，在许墓塘北。顺治初年，无歇恒禅师所建。无歇禅师，张泰符的长女，嫁给诸生戴襄，进士徐扬贡元配之母。崇祯九年戴襄死，张氏成为守节的寡妇。崇祯十七年，明朝灭亡，张氏弃俗出家，传律华山，嗣法灵隐，以禅律教诫尼众，其道行为诸方所推重。无歇禅师即上文提到的念印禅师的弟子。胜莲庵原本为无歇禅师外祖的旧圃，其弟生员张旅庵、举人张冰庵倡购，遂成一方法席。

当然，在明代的尼姑中确实存在着一些抱有宗教虔诚而出家者，明代名僧莲池大师的妻子汤氏即为一例。莲池大师是晚明佛教界的一代高僧，他的出家时间可以追溯到嘉靖四十四年（1565）。

莲池夙志方外，鉴于父母尚在，不敢离而出家。父母双亡之后，就力酬所愿，当时其妻子汤氏才19岁。再加之前面的儿子殇亡，为此“忆子舆之规，疑未决”。莲池已而念风灯石火，时不我延，毅然薙染出家。他的妻子汤氏则回到娘家，与自己的母亲生活在一起，斋戒禅诵。不久，其母亡故，汤氏孑然寡居。当时同族之人替她立后嗣，最后选中三侄文彬。不久，汤氏亦脱簪珥为尼僧。出家之前，对嗣子文彬说：“兹无所事，后不后我，固无害。彼生而养，死而服、而殡、而祭，世法也。吾学佛，存资钵衲，殁归（门中者）维耳，夫何求哉！”为此，将所有田产房屋散给群侄，而将自己的住宅分给嗣子文彬。至于汤氏自己，则“从邻僦舍，绳枢蓬门，夕灯晨香，阒如也”。汤氏出家为尼之后，法名袾锦，与莲池一同师从关中南五台性天和尚。

上面的这段史料记载已基本道出了下面的信息，即汤氏出家，虽因其丈夫出家而成为事实上的寡妇，但从中亦可看出她自己在宗教情感上的觉悟，当然亦与莲池大师的熏染不无关系。

二、尼姑在庵院的清修生活

照理说来，尼姑所过的应该是尼庵中的清静生活。明代有一位姓孟的小姐，在去苏州惠日庵访尼姑时，曾在亭上写下一诗，诗云：“矮矮墙围小小亭，竹林深处昼冥冥。红尘不到无余事，一炷香消两卷经。”此诗甚雅，基本道出了尼姑日常的清修生活。

正如明末名僧袾宏所记，在佛教整体世俗化的大势下，尼姑群体中还是不乏清修苦行、终身不干谒富贵之家者。如他笔下的严氏，在出家为尼后，仍然能保持“苦行终身”。另外，钱谦益笔下的女尼潮音，显然也是一位守戒律之尼姑。

从钱谦益的记载可知，女尼潮音俗姓金，常熟县大河人。嫁给同里人龚某，孀居自誓，仪法井井。其长子娶妻之后，辞亲出家，字曰定晖。定晖死后，潮音对次子端吾说：“汝兄往矣，吾母子何苦徽缠人世？”端吾尊母亲之旨，于是弃妻落发，与母亲一同到了苏州。潮音到了苏州后，拜尼姑真如为师。不久，潮音回到故乡，“僦居焚修，昼夜六时，佛声浩浩”。钱谦益在后面对潮音有下面的评述：“予观近日宗门，女戒锋起。阇黎上座，林立镜奁。语录伽陀，交加丹粉。咸有尊宿印证，支派流传。可羞可愍，莫斯为甚。是比丘尼，却避市廛，远离俗姓，不唱参访之缘，不挂大僧之籍。一声佛号，十念往生。旌表末法，甚难希有。斯则墨穴之电光，狂水之圣药也。”细究钱氏言外之意，在佛教界普遍世俗化的明代，尼古潮音出家清修的经历堪称“墨穴之电光，狂水之圣药”。

更有一位性恒女尼，以兴复佛寺为职责。如天台天封寺，一直被视为灵墟之处。至明万历年间，佛应运兴，寺庙达到顶盛。但至崇祯年间，因遭劫火，寺庙顿成灰场废墟。正值此时，女尼性恒，俗姓张，从金陵来到天台，以兴复寺庙旧观为志。钱谦益记其人其事道：“有一比丘尼，张氏名性恒。剃染来金陵，誓愿为兴复。坚修头陀行，一麻复一麦。誓以此身命，回向僧伽蓝。苦行五六载，地行夜叉知。乃至夜摩天，分分相传报。人天感咸悦，钱刀响然臻。梵刹黄金容，僧寮经藏阁。如移四天宫，又如地涌出。”

可见，性恒女尼自剃染之后，确乎能做到“坚修”、“苦行”，犹如头陀一般。此外，黄宗羲笔下的女尼月尼，尽管已经是入清之人，但从其生活的时代来看，应该属于南明时期，所以暂且也将其置于明代尼姑的考察之列。黄宗羲著有《月尼传》，其中记道：月尼俗姓莫氏，浙江杭州人。性慧，有才，又有静德。其母原本失身青楼，当时莫氏才十二三岁，当然也不能免俗自奋，只好依从母亲一同在青楼生活。不过，莫氏人虽在青楼，却有自己的定见，即非学士大夫不见。等到与客人见面，则又非道德文字不谈。一日，问潘大夫：“所谓名业者，学从孰始？”大夫答道：“有志于名则名立，于业则业成，否则是无志者焉，足以言名业耶？”莫氏听后默然良久，道：“如斯而已。”自此以后，更加自励。一日，又问道：“所谓文词者，人从孰求？”大夫答道：“妙由天传，机由人究。致天以尽人，则文字之玄，得矣。”莫氏闻之默然良久，道：“如斯而已。”从此以后，开始每天诵诗读书，遇到学士、大夫，即稍稍能撰五七言之诗，并与他们讨论当世之务，故吴、越间往往有传诵其诗者。康熙十四年（1675）三月望，莫氏到天竺山院，礼拜慈像，寻求超脱，因而大恸。在回家路上，突然迷路，见一樵夫倚薪卧树间，莫氏前往问道：“孰路归城中？”樵夫答：“路固歧，苟致之皆可归。”莫氏问：“尔何滞于此耶？”樵夫答：“吾逃樵而归于樵也。”莫氏听后顿然醒悟，因拜樵夫并乞旨，樵夫于是看着所卧之薪，对莫氏道：“夫薪也，始出土中，天机莫遏焉。但为类材纠缪，遂屈上达之性。今吾伐之，方得脱根株断，萌蘖就败，藏瑕于烈阳之中，变其凡姿，反其静质，群妄消融，截然寂灭，以复于命，此薪之所能也，吾固怜而樵焉。”尼因进而问道：“问路知归，问薪悟脱，然吾生营营，何求可了？”樵夫答：“人性本直，流行惟光，一有所制，则直者屈，施光者受昧，不有见勇之士，力反其光，孰得其子哉？惟山中之松，溪上之月，抑之不偃，蒙之不灭，初性自如，本体常澈，人诚求之，即可了其生矣。”尼于是豁然大觉，来到清溪旁，洗去铅粉，卸却绮衣，“草曳韦入家，辞其母，往清波郭门，遂拜老尼为师，削发修禅，终其身，自号松月尼云”。

在这篇传记的后面，黄宗羲作有下面评述：“世传唐吕岩，度女妓白牡丹；宋苏轼，默化琴操事。余每论之，未尝不异其人。以为声乐之场，亦有回头向道者焉。月尼本背法失从，当艳盛之年，一旦断情欲，远凡归真，倘后日采而传之，未必非牡丹、琴操者之流欤？”一个青楼女子，转而向道，削发为尼，樵夫的一番开道，无疑是关键。所谓的樵夫，其人决不简单，他给女妓所讲的是一堂佛教人生课，最终使女妓皈依佛祖。

妇女一旦出家为尼，就不再涂脂抹粉，在穿着上也不可艳丽旖旎，以便与她们的清修生活相应。关于尼姑的服饰打扮，我们不妨引周清原所著小说《西湖二集》记载尼姑为例，其中记载尼姑穿戴云：“头上戴一顶青布搭头，身上穿一件缁色道袍，脚下僧鞋僧袜。”至于尼姑所从事的日课，除了在庵院中吃斋念佛之外，还负有一些世俗的宗教职责，这在明代表现为“宣卷”这样一种宗教仪式。

宣卷是明代妇女最为流行的宗教仪式。明朝人徐献忠记载：“近来村庄流俗，以佛经插入劝世文俗语，什伍群聚，相为倡和，名曰宣卷。盖白莲遗习也。湖人大习之，村妪更相为主，多为黠僧所诱化，虽丈夫亦不知堕其术中，大为善俗之累，贤有司禁绝之可也。”可见，在浙江湖州的乡村妇女中，盛行宣卷。另外，从明人陆人龙所著小说《型世言》中可知，当时苏州府昆山县、太仓州的妇女至杭州天竺进香，通常雇用一些香船。在进香途中，为了解除旅途的寂寞，除了“一路说说笑笑”之外，还“打鼓筛锣，宣卷念佛”。（

其实，所谓的宣卷，即为宝卷之诵唱。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可知，宝卷为民间通俗说唱文字，多为佛家传说及信徒善恶果报故事。韵文唱词，鄙俚俗浅。然情节细致，演唱生动。在明清两代，民间宝卷之诵唱十分盛行，并深入殷富之家宅内院，女尼习之为就食谋生之门，胜于托钵化缘。此一风气，延至抗战之前，尚有余迹。明代兰陵笑笑生所著《金瓶梅》小说，其中关于女尼进入大家之宅进行宣卷的活动，所记相当丰富深入，可证尼姑确实是当时官宦及民间妇女宣卷活动的组织者。

三、尼姑的恋世情结及其世俗化

清初学者尤侗认为，出家是一种违背人性之举，最后难免会出现超脱佛门清规的行为。他说：“夫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今使舍酒肉之甘，而就蔬水之苦；弃室家之好，而同鳏寡之衰。此事之不近人情者。至于怨旷无聊，窃行非法，转陷溺于淫杀盗之中，不已晚乎？”明末清初人陆衡也认为，妇女无论是与尼姑往来，还是出家为尼，其结果均为“男女溷杂，无所不至”，而且“最伤风败俗”。鉴于此，他主张对妇女出家加以严禁。上述看法，当然无不都是儒家传统学者之论，但也确实反映了妇女出家之后所面临的一些问题。

那么，妇女出家成为尼姑，其心情究竟如何？她们果真可以抛却世俗的烦恼，安心沉浸于青灯念佛的生活？当然，事情并非如此简单，而人的感情却又最为复杂。

明代著名文人徐渭作有一首《陈女度尼》诗，专门描写了一个陈姓少女在即将度身为尼时的心情。诗云：“青春正及笄，削发度为尼，别母留妆粉，参师歇画眉。幻真临镜现，生灭带花知，未必今来悟，前身受记谁？”一个青春年少的少女，不再傅粉画眉，而是削发为尼，难道真的是今生已经大彻大悟？真如徐渭所言，其实未必。在少女做出这种无奈选择的行为背后，只能将之归为“前身受记”，亦即前身的一种佛缘。陈铎也有一首题为《尼姑》的散曲，其中云：“卸除簪珥拜莲台，断却荤腥吃素斋，远离尘垢持清戒。空即空色是色，两般儿祛遣不开。(稗官野史 )相思病难医治，失心风无药解，则不如留起头来。”

可见，尼姑尽管已经身持清戒，远离尘垢，但在情感问题上终究还是要得“相思病”。明无名氏辑《新编题〈西厢记〉咏十二月赛驻云飞》中有一首《寺里尼姑》歌曲，其中云：“寺里尼姑，缺少儿孩没丈夫。每日吃斋素，又没个神仙度。嗏，扯碎大衣服，变规模，留起头发，走上烟花路，嫁个丈夫不受孤。”尼姑受不了空门的寂寞，其最后的结局只能是留起头发，重新嫁人，回到世俗的生活中去，亦即所谓的“还俗”。

在明代的尼姑群体中，固然不乏在庵中清修之人，但很多还是出入于缙绅官宦家中，甚至出现了一些游方尼姑。万历二十四年冬天，有一位尼姑游方到了浙江嘉兴。这位尼姑在湖广出家，为人慧辩知书，自称出自湖广名族，并从某位和尚处受法。她一到嘉兴，缙绅人家的妇女无不与她交游，势倾一府，并打算聚众设法。当时嘉善县人沈元听说此事，就对朋友说：“嘉禾东南名郡，士大夫甚众，竟不能出一言去之，任妖尼惑乱若此乎？”于是，就写诗一首，寄于此尼，示以道理，并在诗后用大字写道：“当急还家室以正首邱。”此尼得诗之后，只好悄悄引去。

在明代的官方法律条文中，对尼姑犯奸有惩治条例。如弘治七年（1494），明孝宗下令，“僧道尼姑女冠有犯奸宣淫者，就于本寺门首枷号一个月，满日发落”。即使如此，在明代的女尼中，还是出现了与世间俗人私通的现象。如饶州有一女尼，与士人张生私通，最后还嫁给了张生。有人专门就此事赠一诗，云：“短发蓬松绿未匀，袈裟脱却着红裙。于今嫁与张郎去，羸得僧敲月下门。”

何以会出现这种现象？究其原因，有些尼寺，本来就是贵族家庭姬妾出家之处，这些大家族出来的削发之尼，难免尘根不断，甚至做出与人 *** 的丑事。如北京英国公宅东有一尼姑庵，就是他家退闲姬妾出家之处，门禁相当严慎，一般之人也不敢进入。但并非所有的尼寺都有如此严厉的门禁，有些也并不禁止一般男子进入礼拜。这些男子进入尼寺之后，就不免为里面那些不安分的尼姑所惑，甚至被人养在寺中，直至死亡。

这决不是虚言，完全可以拿发生在永乐与天顺年间的两件事情加以证实。永乐年间，有工匠在修理一座尼寺时，在寺里发现了缠棕帽，帽上还有水晶缨珠。工匠就将寺中所得之珠拿到市上出售，被主家发现而告到衙门。官员在审问此案时，问工匠珠子的来处，工匠就如实交代，才知有一少年因为偷入尼寺，而为纵欲尼姑所留，最后死于 *** 。为了隐瞒事实，尸体无法运到外面，就只好将其肢解，埋在墙下。

又天顺年间，常熟有一位到京城参加会试的举人，闲来出游，七天没有回家，无人知道他去了哪里。其实，也是到了一所尼寺，被群尼所留。每天早上，尼姑开门出去，到了晚上再偷偷携带酒肴回到寺中，与这位举人饮酒取乐，所以根本无人知晓。一天，举人起了惧怕之心，于是跳墙出来，已是“臞然一躯矣”，身子瘦得令人难以相认。

明代尼姑的世俗化倾向，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其一，尼姑不再拘囿于庵院的清修，而是留恋尘世的繁华，不仅在穿戴上模仿世俗妇女，而且与民间妇女多所交往。如当时南京一些“尼之富者”，不仅“衣服绮罗，且盛饰香缨麝带之属”，而且“淫秽之声，尤腥人耳目”。又如在赵州，在每年的四月八日、二十八日，各寺的尼姑就作会，“富愚赴会施供”。明人归有光也有下面的揭示：“尼媪往来富贵家，与妇人交杂膜呗，尤数从寡妇人游。”

其二，尼姑在与世俗交往过程中，不再坚守佛门清规戒律，而是熏染了很多“淫污”习气。如明代史料揭示道：“又南京尼僧，视别省为尤盛，淫污之俗，视别省为尤剧。尼僧外假清修，内实淫恣，有暗宿奸僧，袈裟莫辨，诱招女妇入庵礼佛，恣肆奸淫者，有群诸恶少，窃伏庵院，诱妇女礼佛，潜通奸宿者。”可见，这些尼姑不仅自己“暗宿奸僧”，而且引诱妇女进入庵院，“潜通奸宿”。

明人李开先所著《新编林冲宝剑记》一剧，对尼姑对世俗生活的追求有深刻的揭示，显然可以与史料相互印证。剧中所塑造的尼姑，确实正如他自己所说：“脸是尼姑脸，心还女子心。空门谁得识，就里有知音。”作为一个出家人，原本已是五根清净，但这些尼姑却对民间流传甚广的山歌，诸如《锁南枝》、《山坡羊》、《清江引》之类相当熟悉，而且经常挂在口头哼哼。随后，剧作为了对这些尼姑作更深入的描摹，就故意写了一首《清江引》，让尼姑清唱，其中云：“口儿里念佛，心儿里想：张和尚、李和尚、王和尚。着他堕业根，与我消灾障。西方路儿上都是谎！”尼姑不但与张和尚、李和尚、王和尚之流偷情，而且惯于说些风月话，诸如借佛之言云：“法轮常转图生育，佛会僧尼是一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尼姑与世俗的交往相当密切，时常拜认一些干爹、干娘、干兄、干弟，甚至结识一些“好风月的游僧”。

针对女尼交通大家妇女的行为，自明初以来，朝廷乃至地方官员，无不采取一些措施，以抑制这种佛教门风的衰败。洪武年间，明太祖曾经派人暗访在京将官家庭 *** 之事。当时女僧引诱功臣华高、胡大海妾数人，奉西僧，行金天教法。获知确切消息之后，明太祖下令将两家的妇女与西僧、女僧一同投入河中处死。万历三十三年，周孔教巡抚江南，正好苏州发生了假尼行淫之事，于是就下令，“罗致诸尼，不笞不逐，但以权衡准其肥瘠”，每斤按照猪肉价格卖给鳏夫。霍韬任南京礼部尚书之时，也对尼姑此风进行了清理，允许尼姑嫁人，限定三月以后则将尼姑配作军人为妻。其中50岁以上的尼姑，则别有处分。至于妇女，则严禁她们进入寺庙拜佛。

按照明朝很多人的说法，或者用佛家的话头，晚明是一个“末法”世界。生活在这一末法世界中的尼姑，“多游族姓”，亦即与大族妇女交通，当然是一种大众化的习俗。明人周清原在其所著小说《西湖二集》中，对尼姑曾作了较为全面的评价，不妨引述在下面，作为全文的结束语。按照他的说法，世上的人大都有好有歹，难道尼庵都是不好的么？当然，尼姑中尽有修行学道之人，不可一概而论。

随后，周氏话锋一转，对尼姑败坏妇女风气的危害性直言相告。他认为，尼姑中毕竟不好的多于好的。况且那不守戒行的尼姑，谁肯说自己不好？她们往往是假至诚假老实，通过甜言蜜语，哄骗妇人。更兼尼姑可以直入内房深处，毫无回避，不唯“窍”己之“窍”，“妙”己之“妙”，还要“窍”人之“窍”，“妙”人之“妙”。那些妇人女子心粗，误信了她至诚老实，终日到尼庵烧香念佛，往往着了道儿。还有的男贪女色，女爱男情，幽期密约，不得到手，走尼庵去私赴了月下佳期，男子汉痴呆懵懂，一毫不知。一言以蔽之，“大抵妇女好入尼庵，定有奸淫之事”。

周清原的这种担心并不孤立，而是当时文人士大夫普遍的看法。正因为此，时人才将尼姑归入“三姑六婆”中，成为文学作品所刻意描摹的定型人格。这或许是因为那些文人士大夫为了挽回世风，而不得不将尼姑世俗化的危害加以夸大，但确实部分道出了当时佛教界的实情。这有史料可以证实。如弘治年间，延绥巡抚黄绂奉明孝宗之诏，毁掉庵寺，并将尼姑解送巡抚衙门，“给配鳏士”。此令下达之后，人人大悦，尼姑无不愿配，甚至出现了“去位尼有携子拜跪路傍远送者”的景象。尼姑中确实存在着留恋世俗的情结。

尽管在明代的尼姑群体中不乏具有恋世情节者，有些甚至僧尼相通，但从总体来说，佛门尼姑尚有不少能恪守清规，过着安静的清修生活。如明末崇祯年间，兵科给事中沈迅上疏，其中有“即不能如唐臣傅奕所言，命僧尼匹配，增户口数十万，亦宜量汰”等语。此疏被人误读，一时哄然讹传，认为朝廷不日将推行“僧尼匹配”政策，于是“京城诸尼，或易装越城，远匿村墟，皆以偶僧为惧”。

就尼姑“以偶僧为惧”的心态而言，尼姑的恋世情结显然仅仅存在于部分的尼姑群体之中，尚未构成尼姑的普遍现象。换言之，尼姑的世俗化行为尽管已经较为风行，但她们中的大多数人既然已经出家，就不再留恋世俗的情感生活，更遑论与和尚结为配偶！（因网络刊登，注释部分按惯例隐去。）

本文摘自《中州学刊》2009年第1期  作者：陈宝良  原题为：明代尼姑的恋世情结及其世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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