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乡平八郎为何推崇王守仁先生

东乡平八郎为何推崇王守仁先生

阳明学是明朝后期的主流儒学，而当时的日本幕府以儒学作为统治思想，所以阳明学传入日本后很快就得到广泛传播。幕末的时候，尊王攘夷派的主流理论思想也是来自于阳明学。作为一个武士的后代，东乡学过阳明学简直是理所当然的事，相反，东乡要是从没听说过王阳明，那才是怪事。

王阳明到底有什么功绩，为什么史上对他评价很高

王守仁（1472年10月31日—1529年1月9日），汉族，幼名云，字伯安，别号阳明。
个人功绩
正德十三年（1518年），王守仁恩威并施，平定为患江西数十年的民变祸乱。
正德十四年（1519年），王阳明在鄱阳湖中仿效赤壁之战，平定洪都的宁王朱宸濠之乱。
嘉靖七年（1528年），平定西南部的思恩、田州土瑶叛乱和断藤峡盗贼。
（日本名将东乡平八郎曾说：“一生俯首拜阳明。”）
个人作品
文学
《古文观止》中收录有王守仁的名篇《瘗旅文》、 《教条示龙场诸生》。王守仁早年作诗刻意求工整，晚年融会哲理。
书法
王守仁 草书七言诗 立轴 水墨纸本
王守仁在书法作品以行草为主。王守仁将心学融入书法，丰富了中国的书法理论。
思想
阳明学，又称王学、心学，作为儒学的一门学派，最早可推溯自孟子，是由王守仁发展的儒家学说。根据王守仁一生中的经历，其受到道家的影响明显多于佛家，但其终究不离儒学本质，王守仁继承陆九渊强调“心即是理”之思想，反对程颐朱熹通过事事物物追求“至理”的“格物致知”方法，因为事理无穷无尽，格之则未免烦累，故提倡“致良知”，从自己内心中去寻找“理”，“理”全在人“心”，“理”化生宇宙天地万物，人秉其秀气，故人心自秉其精要。在知与行的关系上，强调要知，更要行，知中有行，行中有知，所谓“知行合一”，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知必然要表现为行，不行则不能算真知。
阳明学是明朝中晚期的主流学说之一，后传于日本，对日本及东亚都有较大影响。

王阳明是谁？什么是阳明心学？为什么日本人特别是在近代日本明治维新时期非常崇拜王阳明，当时号称日本战

王阳明 （1472-1529）汉族。名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因被贬贵州时曾居住于阳明洞，世称阳明先生、王阳明。是中国明代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和军事家，是朱熹后的另一位大儒，“心学”流派创始人。
简介
　
王阳明先生
王阳明 （1472-1529）汉族。名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因被贬贵州时曾居住于阳明洞，世称阳明先生、王阳明。是中国明代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和军事家，是朱熹后的另一位大儒，“心学”流派创始人。
　
弘治十二年，举进士，明年，授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后改兵部主事。 弘治十八年（1505年），王阳明“专志授徒讲学”，和湛甘泉结交，“共以倡明圣学为事”。 正德元年（1506年），一度被权宦刘瑾排挤，谪贵州龙场驿驿丞。三年，到龙场。正德五年（1510年），升江西吉安府庐陵县知县。正德七年（1512年），从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升授南京太仆寺少卿。正德十一年（1516年），升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平定漳州詹师富、大帽山卢珂、大庚陈日龙、横水谢志珊、桶冈蓝天凤，浰头池仲容等匪徒暴乱。
正德十四年六月，率部镇压福建地方叛乱，于丰城途中获悉宁王反，即返安吉起义兵，水陆并进捣南昌，连下九江、南康、费时35天，平叛擒宸濠。九月抵杭州献俘，因宦官许泰、张忠谗言，非但无功，反遭诬获咎，太监张永设法得以免祸，即称病居西湖净慈寺、九华山诸寺院。
正德十六年初，始于南昌揭示“致良知”学说，终完成“心学”体系。六月升南京部尚书，九月归姚，会74弟子于龙泉山中山阁，指示“良知”之说，十二月被封为特进光禄大夫、柱国、新建伯。 此后6年许，丁父忧，服满亦不召用，专事讲学。嘉靖四年（1525）九月，在余姚中天阁讲学，门人300余，并作《中天阁勉诸生》文书于壁。
嘉靖六年五月，受命镇压思恩、田州、八寨、仙台、花相等地瑶族、侗族叛乱，翌年秋平定。时肺病剧发，十月上疏告退。十一月二十九（1529年1月9日）卒于江西南安青龙浦舟中，享年56岁，谥文成，著有《王文成公全书》行世。

请对王守仁做出一个公正的评价

和中外历史上的许多杰出人物一样，王守仁从他闻名于世开始，就一直毁誉参半。同时代人指责他事不师古、言不称师、专以立异为高，却又不能不承认他事功卓著。今人说他承朱学之微而鼓吹心学，以解救明王朝的统治危机，为统治者另谋思想统治的出路，却又不能不承认王学的内在积极因素；抨击他镇压江西的民众运动，推行保甲法，强化明朝统治，又不能不承认他虑事的深远和办事的干练非一般士大夫可比。本文试图从王守仁的政治活动中提取几个片断，来看看这位心学大师的独特个性。
正德元年（１５０６）对王守仁来说是带有决定性的时刻。明武宗朱厚照是位富有浪漫色彩的君主，他继位时刚刚１６岁，聪明机警，生性好动，既不喜欢呆在宫廷听翰林官宣讲那些先圣明君的陈词滥调，也讨厌装模作样听大臣们喋喋不休地陈述那些他听不明白的国计民生，却喜欢和御马监勇士们一起舞枪弄棒、斗狠角力，喜欢在小内使的陪伴下溜出皇宫，嘻戏游宴。对此，外廷官员们把攻击矛头集中指向武宗的几个亲信宦官——以刘瑾为首的“八虎”，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宦官其实是抨击皇帝的斗争。斗争结果是外廷文官集团的惨败：内阁三位大学士，除“依违其间”的李东阳外，刘健、谢迁被迫致仕，户部尚书韩文被革职，南北两京上疏声援的科道官戴铣、薄彦徽等人受到杖责。
王守仁这时是兵部主事，他认为上疏言事是科道的职责，朝廷不该因言事而杖责科道官，于是“抗章直言”，却也遭到廷杖四十的责罚，被贬为贵州龙场驿驿重。
可谁也想不到，这位三十刚出头的龙场驿丞竟在荒蛮之地悟出了一个震撼当世的格物道理，开创了影响中国历史达数百年之久的王守仁心学。
江右王门的著名人物罗洪先对王守仁的“龙场悟道”作了这样的解释：
及其摈斥流离于万里绝域、荒烟深菁、狸鼯豺虎之区，形影孑立，期夕惴揣，既无一可聘者，而且疾病之与居、瘴疠之与亲。情迫于中，忘之有不能；势限于外，去之有不可。辗转烦瞀，以需动忍之益。盖吾之一身已非吾有，而又何有于吾身之外？至是而后，如大梦之醒，强者柔，浮者实，凡平日所挟以自快者，不惟不可以常恃，而实足以增吾之机械，盗吾之聪明。（《王文成公全书》卷 ３５《年谱》四附）
这种分析虽合乎情理，但客观环境还不能代替王守仁的个性。在王守仁疏救的科道官中，有的伤重而亡，有的贬谪后复官，但没见哪一位在逆境中有何创见。只有王守仁把挨杖、贬官抛到脑后，自行去“悟道”。挨了四十杖，就算对得住君父，至于为尧舜还是为桀纣，于我何干！
据钱德洪《王公年谱》和黄宗羲《明儒学案》记载，在王被贬出京师、谪赴贵州的路上，刘瑾曾派人眼踪，准备途中行刺，王守仁却“托投水脱去，得至龙场”。如果属实，那就更可见王守仁的个性非比一般。不管在“投水”之前他有无思想准备，其潜在意识却无疑是对“君要臣死，臣不死不忠”的迂腐观念的蔑视。如果没有这种意识，王守仁也许就到不了龙场驿，更不要说在那万里绝域去悟什么格物致知之道。
刘瑾的倒台，给王守仁的仕途带来了转机，一年之内由庐陵知县升授刑部主事、调吏部主事、升吏部文选司员外郎。到正德十四年（１５１９），王守仁已是巡抚南赣汀漳右副都御史。
这年六月，王守仁受命到福建去勘察兵变，行至丰城，却从知县顾佖处得知宁王宸濠在南昌起兵叛乱的消息，立即返回吉安，和吉发知府伍文定等发兵征讨。今天我们从《明史》看到这一记载，不会产生任何其他想法，王守仁身为封疆大吏，得知宁府反叛，理应讨伐。但问题并不这么简单。
从洪武三年０３７０）明太祖惩宋元之孤立而分封诸王以后，大臣中凡是论及削藩及参与皇室权力斗争的，大多没有好结果。首先反对分封的是平遥训导叶伯巨，所上奏疏义正辞严，合情合理，却被明太祖认为是“离间”其骨肉，下狱而死。为建文帝出谋划策削藩的齐泰、黄子澄，练子宁在成祖即位后都被灭族。解缙只是议论了汉王高煦夺嫡一事，就身死家破。宣德元年（１４２６），高煦叛乱，大学士杨荣请宣宗亲征，宣宗面有难色。户部尚书夏原吉当即指出：“臣昨见所遣将，命下即色变，临事可知。”（《明史·夏原吉传》）当时高煦叛乱已为朝廷确认，受命出征的将领尚且畏畏缩缩，可见宗室问题的敏感性。
据嘉靖时历任过都御史、刑部尚书的郑晓回忆：“宁藩反时，余时年二十一，应试在杭。见诸路羽书，皆不敢指名宸濠反，或曰江西省城有变，或曰江西省城十分紧急，或曰江西巡抚被害重情，或曰南昌忽聚军马船只，传言有变。惟阳明（王守仁）传报，明言江西宁王谋反，钦奉密旨，会兵征讨。”（《今言》卷４）各路羽书不敢明言宁王谋反，一是情况不明，未敢贸然张皇，徒取奇祸，二是当时朝纲紊乱，宁王谋事已非一日，同党甚多，万一成为燕王第二，岂不断了退路？王守仁敢于明言宁王谋反，已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何况宣称“钦奉密旨，会兵征讨”，完全不留回旋余地。所以郑晓认为，此举实是“不顾九族祸”，比起那些命下色变的将领，其气势与义无反顾，自不可同日而语。
武宗朱厚照得知庚源起兵，不仅不感到震惊，反倒异常兴奋，觉得这下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于是自封为威武大将军，率领京军边卫健卒数万人兼程南下，决心效法太祖高皇帝，要与宸臻在翻阳湖大战一场。但刚到琢州，王守仁在樵舍擒获宸源的捷报就到了。武宗见报，大为扫兴。他将捷报搁在一边，继续南下，并命安边伯许泰、提督军务太监张忠等领京军直趋南昌。许、张二人为迎合武宗好斗喜胜的脾气，让王守仁将宸濠放了，好让武宗亲自尝尝打仗擒俘的滋味。王守仁却先行将宸濠押往玉山。一面说服甚有权势的太监张永，请他劝武宗不要南下江西，一面又重写一份告捷文书，说是遵照“威武大将军”早已定下的方略，才一举讨平叛乱，以满足武宗的虚荣心。这种做法，在一般士大夫看来是有失体统的，但在王守仁看来，只有这样才能使江西免遭踩躏。
世宗即位后，封王守仁为特进光禄大夫、柱国、新建伯。但由于官场中的倾轧和派系斗争，王守仁没有能进入最高决策圈，却被派到两广去镇压土司叛乱及瑶民闹事。经过几番征战、几度安抚，终于事平乱定，却被政敌指责为“征抚交失”，赏格不行。
这时的王守仁，已是重病缠身，他不能忍受这种不公正的待遇，上疏要求辞职，并推荐郧阳巡抚林富自代，这本来已经有点意气用事了，但他仍不解气，不等朝廷批文下来，自行离任而去。不过，他并没有能够回到故乡余姚，才到江西南安，就病逝了。
王守仁死后，大学士桂尊劾其擅离职守。明世宗认为王守仁不待批复自行离任是蔑视朝廷，让廷臣议罪。廷议的结论是：（王）守仁事不师古，言不称师。欲立异以为高，则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论；知众论之不予，则为朱熹晚年定论之书。号召门徒，互相倡和，才高者乐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虚声。传习转讹，背谬弥甚。”（《明史·王守仁传》）如果剔除其中的攻击成分，倒是很恰如其分的评价。
王守仁确实是“事不师古，言不称师”，却也事出有因。《明儒学案》说他“始泛滥于词章。继而遍读考亭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于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卷十《姚江学案》）如果称师，孔孟韩欧程朱佛老皆为师。王守仁不像有些读书人那样只尊一师，死守师门，而是博采众说，皆为我用，以“我”为中心，开创王门心学。有人指责王守仁受陈献章高足湛若水影响却一生不言及陈献章，黄宗羲也认为：“有明之学，至白沙（陈献章）始入精微。其吃紧工夫，全在涵养。喜怒未发而非空，万感交集而不动，至阳明而后大。两先生之学，最为相近，不知阳明后来从不说起，其何故也。”（《明儒学案·白沙学案上》）关于这桩公案，人们已经议论了数百年，不是这篇短文所能解决的，但从中至少可以看出王守仁个性的一个侧面，那就是立意标新，羞为人后。事实上，白沙、姚江二说虽颇相近，但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王守仁拜倒在白沙门下，不仅不可能出现风靡数代的王学，连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王守仁也当大为逊色。正是因为王守仁“事不师古，言不称师”，“以默坐澄心为学的”，提倡独立思考，并且身体力行，才使自己成为雄视千古的思想大师和影响深远的政治家。同时，也使王学中不但出现了王畿那样的极端唯心主义思想家，罗洪先那样不名一师、学贯古今的学问家，还出现了王艮、何心隐、罗汝芳乃至李贽那样的“异端”思想家。
明代学者王世贞对王守仁作了这样的评述：“吾时时见守仁乡人及其行兵地，道守仁智不可测如神云。……其说固未尽合朱氏，然亦洒然可喜，所自得深奥矣。学者又加甚焉，分门植党，以为胜朱氏。然此非守仁罪也。雄爽横放，不凿不蹈，能发所独见，难矣。”（《国榷》卷五四）王世贞的议论从客观主义的角度为王守仁开脱，认为王学后来出现的所谓“流弊”与王守仁本身无关，却没有看到二者之间的关系。其实，不管王学“流弊”多深，也不管是王门学者中的“才美者”还是“庸鄙者”，我们都可以看到王守仁和王学的特有个性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王世贞所说的：“雄爽横放，不凿不蹈，能发所独见。”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用了四个字来概括王守仁的个性：“豪迈不羁”。前面已经提到，无论从王守仁的事功，还是从他的学说的内在精神，或者从他与明政府的关系，都可以看到这一个性在起作用。
王守仁的个性，既是他在游学南北、沉浮宦海、澄心默坐中历练而成，也是明代士风熏染的结果。
明太祖惩元代宽纵之弊，用重典治天下，建立了一套极端的君主专制政治制度，也造成了一代严峻的政治形势。有意思的是，明太祖本人却时常意气用事，喜欢和士大夫争个是非曲直，一旦理亏，或欣然认错，或廷杖相加。这种作风我们在明代其他君主如成祖、仁宗、宣宗、宪宗、武宗甚至世宗、神宗身上也可以发现。这样一来，在士大夫中逐渐养成了一种敢说敢为、欲与人主论短长的风气。通观有明一代，为君者任意杀戮、侮辱士大夫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但士大夫的气节也是历代罕见的，越是挨了板子，越是觉得风光，名气也就越大。天顺、成化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活跃，明初建立的极端君主专制制度渐趋松懈，市民阶层和市民意识重新抬头，传统的礼教观念也受到强有力的冲击，士大夫中的讲学辩驳之风日盛，人们在受到长时期的思想禁锢之后，感受到了自由轻松的气息。到王守仁时代，出现了一批富有创新精神、追求个性自由的学者和艺术家。杨慎以他的诗、文、散曲，唐寅、祝允明、文征明以他们的书、画，向时人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正是在这种风气之中，形成了王守仁的独特个性，并在哲学领域向程朱理学的教条统治发起冲击，从而对明中后期的思想解放产生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