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敦怎么害的苏轼

章敦怎么害的苏轼

1、当时朝中政敌章敦、蔡确等人借此指责苏轼以“谢表”为名行讥讽朝廷之实，妄自尊大，发泄对“新法”的不满，请求对他加以严办。

2、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举出苏轼的《杭州纪事诗》作为证据，说他“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更从他的其他诗文中找出个别句子，断章取义的给予定罪，如：“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本来苏轼是说自己没有把书读通，所以无法帮助皇帝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他们却指他是讽刺皇帝没能力教导、监督官吏；

3、又如“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说他是指

★章惇为什么和苏轼绝交，章惇为何对司马光鞭尸

苏东坡与章惇年轻时是十分要好的朋友，苏东坡比章惇小一岁。宋人笔记《高斋漫录》中记载了这样一则轶事：苏东坡任凤翔府节度判官，章惇任商州令时，两人出游仙游潭，前面是悬崖峭壁，只有一根独木桥相通，独木桥下深渊万丈。章惇提出让苏东坡过桥，在绝壁上留下墨迹，苏东坡不敢。　
章惇却神色平静，用绳子把自己系在树上，探身过桥，在陡峭的石壁上写了“苏轼章惇来此”几个字。苏轼不禁抚着他的背长叹：“能自拚命者能杀人也！”章惇大笑。苏东坡认为，不珍惜自己生命的人，也不会珍惜别人的生命。
果然，就是这位章惇，后来当了宰相，大权在握，整治政敌毫不手软，杀人不眨眼，甚至提出掘开司马光的坟墓，暴骨鞭尸。章惇因与苏东坡政见不合，因而对苏东坡也狠狠地往死里整。公元1093年，宋哲宗亲政，章惇当权，把苏东坡贬到偏远的惠州。那可是蛮荒之地啊！在惠州，苏东坡随遇而安，以苦为乐，在诗中写道：“为报诗人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诗传到京城，章惇吃了一惊：“怎么苏轼还不死啊？”他嫌苏东坡在逆境中也如此逍遥，就将他再贬到更远的儋州（今海南岛）。在宋朝，放逐海南岛只比满门抄斩罪减一等，可见章惇之狠毒。
章惇在迫害苏东坡的时候，还不会放过他的弟弟苏辙。曾经做过宰相的苏辙一度被贬为化州别驾（在今雷州半岛），同时不许他占用官舍。苏辙不得已就地租民房居住，章惇又以他强占民房为由，下达文告要求州里严治苏辙，最终因租赁双方手续齐全而中止。
对于章惇几乎将自己置于死地的人，苏东坡还是以大海般的宽容之心宽恕了他。当苏东坡知道65岁的章惇被放逐雷州后，他在给人的信中说：“章惇到雷州，我知道后很惊叹，这么大年纪寄迹海角天涯，心情可想而知。好在雷州一带虽偏远但无瘴气，望以此开导他的母亲。”后来还托人给章捎去治疗当地常见病的药方。
林语堂说：“一提到苏东坡，中国人总是亲切而温暖地会心一笑”，称他是“一个快乐的天才子”。苏轼和弟弟苏辙感情十分深厚。“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千古名句，就是他在密州时写给弟弟的。苏轼曾对苏辙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田院乞儿，在吾眼中天下没一个不是好人。”无论什么样的人，都能成为他的好友；无论他走到哪里，都会发出真诚爽朗的笑声。
后来，章惇被《宋史》列入《奸臣传》。而苏东坡的精美诗词与他高尚的人格，历经900多年，仍深受世人的喜爱与尊崇！

究竟是谁导致了大文豪苏轼身陷乌台诗案差点身败名裂？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调湖州知州。到任后他按照惯例向朝廷上表汇报工作。苏轼恐怕没有想到他的这封《湖州谢上表》竟会给他带来那么大的灾难。

东坡书院

御史台官员李定、何正臣、舒等人上章，以《湖州谢上表》中的一句话“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为依据，弹劾苏轼以诗词作品攻击和诽谤新法。宋神宗大为恼火，并批示将苏轼抓捕到京城，对此事详加调查。御史台四处搜刮出苏轼寄赠他人的诗词达一百多首，认为这些诗词均攻击新法，有39人受到牵连，其中包括司马光、王诜、苏辙、张方平等名臣。

这就是北宋时期有名的乌台诗案。乌台诗案自元丰二年（1079年）四月案发到同年十二月月底审理结束，共经历了8个月时间，多名朝廷重臣、文学家、画家均牵扯其间，其影响非常大。不过，由于朝廷中很多大臣求情，苏轼仅只是被贬职到黄州，这个结果对于苏轼来讲并不算太严重。受到此案牵连的39人中，除了驸马王诜因亏待公主被重罚之外，苏轼的弟弟苏辙被贬职，王巩发配西南，其余人均只是被罚款。

从处理结果来看，乌台诗案雷声大雨点小，处罚也是草草了事。

苏轼画像

乌台诗案发生之时正是北宋党争最厉害的时期，后人一般认为是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炮制了乌台诗案，攻击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不过，在对苏轼进行处罚时，有两个人曾经向宋神宗求情，要求轻罚，一个是王安石，另外一个章惇。王安石的理由是：圣朝不宜诛名士。章惇跟苏轼私交深厚，虽政见不同，但不影响他们的友谊。

王安石是新党的领袖，章惇是新党的中坚人物，这两个人要求轻罚苏轼，就足以表明乌台诗案并非两人主导，也并不是新党打击旧党那么简单，而是另藏内幕。

御史台官员李定、何正臣、舒亶三人肯定是受人指使才会炮制乌台诗案，攻击苏轼的，那么谁才能指使这3人呢？乌台诗案发生于元丰二年（1079年），当时变法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不过当时新党的中坚人物却都不在朝廷。王安石、吕惠卿、章惇、韩绛等新党人物均因各种原因被罢相，离开朝堂，只有王珪还在朝，反倒是旧党中的吴充等人均在朝堂。那么，朝堂之上谁来主持变法呢？主持变法的人其实是宋神宗。所以，我认为乌台诗案的真正推手就是宋神宗。

苏轼作品

那么宋神宗为什么会一手炮制乌台诗案来对付苏轼呢？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苏轼虽反对变法，他人却不在朝廷，职权也不大，不会对新法的实行起到多大的阻挠作用。宋神宗如果想对付旧党，大可对旧党中的中坚人物动手，例如司马光、吴充等宰辅大臣，何必抓住小小的苏轼呢？我想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第一、苏轼以作品讽刺变法是事实，对于宋神宗来讲，苏轼整天像苍蝇一样嗡嗡乱叫

乌台诗案是新党拿苏轼的诗词作品来打击旧党，在审案过程中难免对苏轼的一些作品进行牵强附会，但苏轼确实写过不少诗词讽刺变法。

弹劾苏轼的台谏官员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虽才学不如苏轼，但都是正牌的宋朝科举进士出身，自然能看明白苏轼的作品所影射的含义。在对苏轼的审讯中，苏轼对此也是供认不讳。苏轼把部分讽刺变法的作品送给王诜、司马光等人，就是因为这些人跟他一样对变法持反对意见。否则苏轼为什么不把这些诗词送给王安石或是和他关系较好的章惇呢？

王安石诗作

苏轼在官场上虽混得不好，但在文坛上却是大名鼎鼎，其作品也在文坛上广为流传。

王诜曾把苏轼的诗集进行刊印，即《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这部诗词集中刊载了大量苏轼讽刺新法的作品。随着这部诗词集在京城流传，也给变法带来极为不利的舆论影响。

乌台诗案中，苏轼有一百多首诗词被呈阅并作为证据，这些作品都写于熙宁四年（1071年）轼轼被贬到元丰二年（1079年）乌台诗案爆发这8年时间。这么算下来，苏轼每年写下约20首作品存在讽刺新法和朝廷。也就是说，苏轼每隔不到一个月就会有一首讽刺新法或朝廷的诗词作品问世。乌台诗案是因苏轼的《湖州谢上表》引起的，想来他恐怕也不是第一次用这样的口气向朝廷上表。这不管对于新党还是宋神宗而言，都不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情。以苏轼在文坛上的地位，随着这些作品的流传，会导致京城舆论普遍对新法不看好，使得新法在实施过程中困难重重。

所以对于新党和宋神宗而言，打击苏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舆论，对新法的推行是非常有利的。

苏轼

第二、在地方推行新法，就算是旧党也要配合

新法在实施的过程中出现的最常见的问题是，由于党争的关系，旧党对新法的推动并不积极，使得变法推动缓慢。王安石在变法初期曾制订相应的考核制度，将变法的推动作为官员考核的主要内容，并作为官员升迁的主要依据。但在实施过程中，地方官员也存在站队的现象，即新党的地方官会大力推动变法，旧党的地方对变法敷衍了事。

以苏轼为例，苏轼被贬为杭州通判时，曾兴修水利、疏通六井等，但对于变法的实施，却很少采取措施，反而沉迷于西湖山水，留下很多诗词作品。

想来苏轼对变法已经很反感了，对变法的推行也不会积极配合，甚至还会抵制。

苏轼像.

第三、宋神宗需要的是让新党变法，再让旧党对新党形成制衡，而不是让新党把旧党拍死

宋神宗身为皇帝，对朝廷中的结党现象并不欢迎，因为结党必营私。然而，宋朝的结党现象自宋朝初年就已经开始，经宋仁宗、宋英宗两朝，结党现象越来越严重，不同党派之间的相互攻伐也使得朝堂政事延误，大宋百弊丛生。发展到宋神宗时代时，党争已经是大宋朝堂的一部分。

宋神宗支持变法，使得朝廷之上支持变法的大臣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党派，即新党，而反对变法的大臣就形成了另外一个党派，即旧党。由于宋神宗的支持，新党显然会获得更大的权力，为了推进变法，就毫无避免地对那么不配合变法的旧党进行打击。如果宋神宗硬起心肠，沉重打击旧党，使旧党不能成为变法的阻碍，变法的推动岂不更容易？然而一党独大，势必威胁到皇权，甚至会威胁到大宋江山。所以宋神宗会让支持变法的王珪任宰相，也会提拔反对变法的吴充等人，然后坐视两党在朝堂之上进行斗争。当新法要推行时，宋神宗也会允许反对声音的存在，两党在朝廷中就形成制衡。

苏轼作品

我相信宋神宗一开始是打算借乌台诗案严惩苏轼的，苏轼坐牢期间就曾感到非常恐惧，就是因为知道到事态的严重性，感觉到宋神宗起了杀心。只是乌台诗案扩大化后牵连到太多的旧党中坚人士，使得宋神宗不得不慎重。宋神宗不愿意让旧党失去制约新党的能力，最后对苏轼等涉案人员的处理也只能高拿低放。

宋神宗主导了这场乌台诗案，最初的目的是为变法扫除舆论影响，推动变法的实施。事态扩大化并不是宋神宗所预料的，也是案件本身的性质发生变化。

然而对于苏轼而言，这都是一起冤案。宋朝以文人治国，言论相对自由开放，朝廷也从来不会以言论治罪。在党争频繁的宋朝，文人在作品中攻击别人的做法比比皆是。苏轼在诗词作品中批评朝政这种做法也并不违反当时法律。

王安石诗作

乌台诗案可以说是宋朝第一场文字狱，也开了个很不好的头。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英年早逝，宋哲宗继位，拜司马光为相，旧党人士纷纷重回朝廷。为打击新党，旧党人复制了乌台诗案的做法，炮制车盖亭诗案，利用蔡确在车盖亭写下的十首诗，对新党的人疯狂打击，其打击力更大，打击范围更广。宋朝也是在这种党争之中逐渐衰败，并走向灭亡。

章惇与苏轼的是非恩怨（一）

一

只因爱苏轼，总是骂章惇。

这是大部分坡草的做法。

但在认真的看了两个人交往的始末后，我却对他恨不起来。反倒觉得两个人的相爱相杀中，他才是伤得更深的那一个。

世界上可以有无缘无故的爱，一往情深而情不知所起，但绝对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甚至有的恨，只是因为爱。当初爱的有多深，现在可能恨的就有多深。

我是坡草，也要为章惇章丞相说句公道话，在两个人的往来上，是苏轼更对不住他。

徽宗继位之后，苏轼遇赦北还，而章惇因为反对徽宗登基，被贬岭南。两个人的处境顷刻做了交换。在回京的路上东坡居士回信给自己的学生——章惇的儿子章援说:

“某与丞相定交四十馀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

我与你父亲相交四十多年，这中间虽有误会摩擦，但友情并没有减少。他告诉章援不必担心自己会算旧账，在表露自己这样的态度后，他开始絮絮嘱咐，在岭南生活需要注意的事项。

对章惇他竟全无恨意。不仅不存芥蒂，反而无限挂牵。

固然，这有他心地光明的原因，但他相信旧友对他只是牵涉党争的倾轧，就算比起对别人的处置的确狠一些。和章惇早年对自己的仗义相救相比，自己更多的还是亏欠。

因为在章惇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却并没有像章惇那样挺身而出，乌台诗案当中的痛苦屈辱已让他心有余悸。说到底，他只是一介文士，而不是旧友这样的名臣！

如今两个人都已不再是英姿勃发的少年郎，从前把手同游的那些场景，午夜梦回，或许更让他感慨万千。

最初两个人的往来，应该是一座山峰仰望另一座山峰，一朵云吸引另一朵云。

苏轼才气纵横，天下皆知。而章惇的才华和苏轼相比，也并不逊色半分。

在苏轼进士及第的那一年，二十二岁的章惇也参加了考试，并且也得中进士。只是心高气傲的他一向自负，听说侄子章衡得中状元，自己竟位于他之下，不禁大受刺激。一时狂劲发作，居然拒接敕命。扔掉皇帝的诰封就回家了。

两年之后，卷土重来，这次名列一甲第五名，这时他才接受了敕诰。

这样傲娇的人，放到现在，也是让人羡慕嫉妒恨，好像高考是他的游戏一样，我愿考清华就清华，愿考北大就北大，要知道进士可比北大清华难考多了。谨言慎行的宋人当然看不上他的轻狂，“不恭”“无行”竟成了他的标签。

但他并不介意，苏轼也不介意。谤自由他谤，等闲人的议论，洒脱的两个人何曾看在眼里。在前场同科考试的时候，他们或许就已经惺惺相惜。

后来两个人同在陕西为官，来往更是密切，经常一起诗歌唱酬，郊野同游。朝夕相处的日子里两个人发现虽然彼此个性迥异，但都互相爱重，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高斋漫录》有这样的记载:

苏子瞻任凤翔府节度判官，章子厚为商州令，相得欢甚。同游南山诸寺，寺有山魈为祟，各不敢宿。子厚宿，山魈不敢出。抵仙游潭，下临绝壁万仞，岸甚狭，横木架桥。子厚推子瞻过潭书壁，子瞻不敢过。子厚平步以过，用索系树，蹑之上下，神色不动，以漆墨濡笔大书石壁曰：“章惇、苏轼来游。”子瞻拊其背曰：“子厚必能杀人。”子厚曰：“何也？”子瞻曰：“能自拚命者，能杀人也。”子厚大笑。

一同为官的两个人相处欢好。常一起郊野探险，曾到过传说有山怪出没的野寺，苏轼不敢留宿，而章惇夜宿，山怪却夜不敢出。游览仙游潭，下临万丈深渊，只有一木可抵对面，章惇怂恿苏轼到潭的对面题字记游。苏轼不敢，章惇却若无其事“平步以过”。到了对面竟用绳索缚腰，另一端系在树上，上上下下，神色如常，在石壁上写上“苏轼章惇来游”，才又涉桥而回。

苏轼在对面看得是惊心动魄，章惇回来后，他不禁拍着章惇的肩膀感叹说:“你将来一定敢杀人！”章惇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能以自己的生命相拼的人，当然也不顾惜别人的生命！”

《耆旧续闻》中还有这样的记载:

子厚为商州推官，子瞻为凤翔幕佥，小饮山寺。闻报有虎，二人酒狂，勒马同往观之。去虎数十步，马惊不敢前。子瞻曰：“马犹如此，著甚来由。”乃转去。子厚独鞭马向前去曰：“我自有道理。”既近，取铜沙罗于石上攧响，虎即惊窜。归谓子瞻曰：“子定不如我。”

又是两个人同游，在山寺都喝了点酒，有些微醺。忽然听说有老虎出没在附近，两个人趁着酒劲儿，竟骑马同往观看。在距离老虎几十步的地方，马受惊再不肯往前。苏轼的酒醒了，说马都这样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前往呢？难不成要做虎食吗？不肯再去。

而章惇却说他自有道理，独自策马过去，在距离老虎很近的地方，拿着一面铜锣在石上猛敲，老虎猝然受惊，竟吓得逃窜。他回来后，忍不住有些骄傲地说:“你一定不如我。”

人常说性格决定命运，从这两个小故事看，也的确是这样。

苏轼，虽然笔下灿若云霞，但遇事往往畏葸不前，他受新旧两党的排挤，固然是因为内心不肯轻易随人，但也最多就是不随，而不会坚定执行或者奋起改变。我们上篇文章说的他做事的“不十分用力”，用在从政上，就根本不能有大建树。他是世不二出的大文豪不假，但论经时济世，和章惇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

而章惇后来成为卓有成就的军事家，政治家，改革家。从这两个小故事里也可见一斑。勇敢果决，无惧险阻的这种性格让他在政治革新中象暮色苍茫中的劲松，尽显“乱云飞渡也从容”的大气魄。

也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胆识，在苏轼蒙冤乌台的时候，他才不计个人得失，竟拼上自己的政治前途来为好友冒险直言。

章惇与苏轼的是非恩怨（四）

四
谁也想不到又一个考验苏轼的日子就这样悄然而至。

宣仁后垂帘后，新党的蔡确被罢宰相，出知陈州。次年，再贬安州。在安州游车盖亭的时候，他信笔写下了《夏日游车盖亭》十首绝句，抒发游览的闲情。诗却被与蔡确有过节的吴处厚所得。

吴处厚曾在蔡确手下为官，与蔡确有隙。得到蔡确的诗他如获至宝，立刻将蔡确的诗上呈朝廷，说其"内五篇皆涉讥讪，而二篇讥讪尤甚，上及君亲"。竟将贤德的宣仁后比做武则天，真的是大逆不道。

旧党官员立即加以发挥，肆意攻击，宣仁后怒不可遏，要将蔡确远贬新州。新州地处岭南，路途遥远，气候恶劣，被贬于此，等同于被判死刑。北宋此前还没有士大夫被贬岭南的先例。旧党的吕大防和刘挚也觉此举太过，就以蔡确母亲年老，岭南路远，主张改迁他处，而宣仁后却心意已决，竟然说:"山可移，此州不可移。"

身在旧党的范纯仁（范文正公次子）秉持正义，目光深远，向宣仁后力陈:

“ 圣朝宜务宽厚，不可以语言文字之间暧昧不明之过，诛窜大臣。今举动宜与将来为法，此事甚不可开端也。且以重刑除恶，如以猛药治病，其过也，不能无损焉。”

我大宋治政宜宽，不能够因为文字的暧昧不明就诛杀或者流放大臣。现在的举措应该为将来效法，把大臣远贬岭南绝不能从现在开始。以过重的刑罚来除恶，就如同用猛药治病，过犹不及啊！

但最终竟还是不能制止。

他忍不住对吕大防感叹说，岭南之路长满荆棘，近七十年了，今日我们开了此例，日后我们恐怕也难免有此下场。果然哲宗亲政，章惇重新掌权，范纯仁首当其冲，就被贬去了岭南。

世人皆因爱重苏轼，所以只看到新党对苏轼兄弟的迫害，却不知道远贬官员到蛮荒之地的最先却是元祐党人。
毕竟乌台诗案，最后的处理，除了苏轼被贬黄州，并没有牵扯到更多的人，寥寥几个也只是象征性地罚铜了事。而到了车盖亭诗案的时候，元祐党人对新党却是斩尽杀绝，除“恶”务尽。

据传蔡确被贬新州时，只有一个叫琵琶的爱妾相随，此外他还养了一只鹦鹉。这只鹦鹉善学人语，每当蔡确呼唤琵琶时，只要敲一下小钟，鹦鹉就会呼唤琵琶的名字。而到新州不久，琵琶就死于瘟疫，从此蔡确再也没有敲过小钟。一天，蔡确因事偶然将小钟击响，鹦鹉闻声，竟又呼琵琶的名字。蔡确忍不住内心悲痛，赋诗一首:

鹦鹉声犹在，琵琶事已非。堪伤江汉水，同去不同归。

此后不久，蔡确郁郁成疾，殒命岭南。这就是史称“车盖亭诗案”的始末。

作为新党要员的章惇，也因此案受累，被一贬再贬，饱受颠沛之苦。

而苏辙却乘着此案对新派的打击青云直上，最后位至宰相。

苏轼原本已经厌倦了这些没有原则的相互倾轧，要么新党和旧党的东风西风，要么党内的你来我往。他真的是剪不断，理还乱。索性潇洒地挥一挥手，自请外放。爱重他的太后就遂了他的心愿，准他去了杭州。

本来已经超然事外的他，是可以置此事而不理的，但他在临行前，竟给太后上了一道密札，来谈自己对此事的意见。

在札子中，他竟满怀天真地给太后出了一个油滑的主意，请皇帝下旨治蔡确的重罪，然后太后再下旨赦免。这样既可以申明法纪，也可以显示太后的皇恩浩荡。

作为文坛大家的苏氏兄弟，他们当然知道蔡确的诗是怎么回事，讥刺太后之意是完全的子虚乌有。如果说苏辙罔顾事实的弹劾是出于党争的需要，要借此来打压新党，以伸张自己的终极正义。而苏轼这样的不辨是非，就实在说不过去，毕竟他也是这一类冤案的受害者。

身为受害者，他自然深知这其中的痛苦，按道理也就应该痛恨这些为党争的胜利而不择手段的伎俩。而现在他不仅没有阻止这样的恶，相反还出了这样的一个馊主意。

是出于报复的心理，要让新党也要尝尝自己曾经受过的苦呢？还是真的为皇家着想，替皇家解决难题呢？假若这个主意他是在为太后的声名着想，却又将皇帝置于何处呢？

无论是在做人之道还是为臣之道来说，这个主意都欠缺“诚心”。

而眼里不揉沙子的章惇，当知道苏轼在此案中的作为时，能做何想？

恐怕除了鄙视，还是鄙视！

如果说他从前对苏轼还有那么一点残存的美好的回忆，那么现在的苏轼就让他愤怒和心寒。

这样的苏轼不是友人，也不配做敌人！只会是路人！

作为坡草的我，在看到此处的时候，也不免失落。实际上这才是一个人真实的样子。有他豁达光明的一面，也就有他软弱暧昧的一面。

曾经把手同游的好伙伴，相约一起田园垂钓的好朋友，在大宋王朝党争的漩涡里就这样渐行渐远，最后竟背道而驰。

哲宗亲政后，章惇掌权，曾饱受旧党打击的他，心已又冷又硬。对元祐党人的清算自然是从前元祐党人的加强版。大笔一挥，苏辙就被贬去了岭南，而苏轼在他的笔下，就像他从前一样天涯四处飘零，最后竟漂洋过海到了海南。

他到最后，对苏轼可能已经没有了恨，因为恨也是一种感情。更多的也许是失望。因为失望，也就冷漠，因为冷漠，下手也就无情。但也并不比对别人更无情，看看他对其他旧党的所作所为，你就会明白这一点。

只是风水轮流转，元符三年，年仅25岁的宋哲宗，英年早逝。当向太后和宰辅们说端王当立天子之时，耿直的他直言极谏 “端王轻佻，不可临天下。” 但没有获得其他大臣的支持。于是端王继位，是为宋徽宗。

能够这样直言极谏，本身就已经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了。这在他是最后一次对国家忠诚，也是对自己忠诚。

历史不幸被他言中，北宋果然因宋徽宗玩物丧志而亡。也因此南宋统治者为尊者讳，章惇后来竟名入宋史奸臣传。引得无数史家为此唏嘘。

昔日曾经一起“二”过的小伙伴，身后却是如此迥然不同。

人生若只如初见，会是什么样子？

没有人知道，因为确是故人心易变。

好在苏轼的那封回信可以证明，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即使因为苏轼病逝于遇赦的路上，两个人没有能够再见，曾经的恩怨是非，也已经风过了无痕。

声明： 我们致力于保护作者版权，注重分享，被刊用文章因无法核实真实出处，未能及时与作者取得联系，或有版权异议的，请联系管理员，我们会立即处理，本站部分文字与图片资源来自于网络，转载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立即通知我们(管理员邮箱：daokedao3713@qq.com)，情况属实，我们会第一时间予以删除，并同时向您表示歉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