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写咏怀古迹时的背景是什么(杜甫的诗,望岳,春望,石壕吏的写作背景)

杜甫写咏怀古迹时的背景是什么

作者于唐代宗大历元年即766年从夔州出三峡，到江陵，先后游历了宋玉宅、庾信古居、昭君村、永安宫、先主庙、武侯祠等古迹，对于古代的才士、国色、英雄、名相，深表崇敬，写下了《咏怀古迹五首》，以抒情怀。这组诗是咏古迹怀古人进而感怀自己的作品。

杜甫的诗,望岳,春望,石壕吏的写作背景

杜甫(712～770) 唐代诗人。字子美。祖籍襄阳（今属湖北），生于河南巩县。由于他在长安时一度住在城南少陵附近，自称少陵野老，在成都时被荐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世又称他为杜少陵、杜工部。
生平： 杜甫生长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家庭中，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是武后时的著名诗人，官膳部员外郎；父亲杜闲，曾任兖州司马、奉天县令。他 7岁即开始学诗，15岁时诗文就引起洛阳名士们的重视。他的生活从20岁后可分为四个时期。
漫游时期 从玄宗开元十九年（731） 至天宝四载(745) 。杜甫进行了两次长期的漫游。第一次是在江南一带，他到过金陵、姑苏，渡浙江，泛舟剡溪直至天姥山下。开元二十三年回洛阳应进士考试，未被录取。次年在齐赵一带开始了第二次漫游，他晚年回忆当时的情景是：“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壮游》）他在这两次漫游里，看到祖国秀丽雄伟的山川，吸取了江南和山东的文化，扩大了眼界，丰富了见闻。开元二十九年，筑居于洛阳与偃师之间的首阳山下，可能在这时与夫人杨氏结婚。天宝三载，在洛阳与李白相遇，二人畅游齐鲁，访道寻友，谈诗论文，有时也议论时事，结下深厚的友谊。次年秋，杜甫将西去长安，李白准备重游江东，他们在兖州分手，此后没有再会面，杜甫为此写过不少怀念李白的感人诗篇。
这时唐王朝还强盛，仓廪相当充实，可是玄宗开始好大喜功，开拓边疆，消耗大量人力物力，社会上已经隐伏着不安定的危机。杜甫对此有所预感，但并未正视。他过的是登山涉水、高歌游猎的浪漫生活。他在这时期写的诗,根据他自己的叙述,可能已有数百首，不过只有二十几首流传下来，主要是五言律诗和五言古体诗。其中虽有象《望岳》那样不同凡响的作品,但总的说来,还没有超越杜审言那一时期名诗人的水平。
长安时期 从天宝五载至天宝十四载，杜甫在长安居住10年，他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到长安，目的是求得一个官职，有所建树。天宝六载，玄宗诏征文学艺术有一技之长的人到京都就选，杜甫参加了这次考试，但由于以“口蜜腹剑”著称的中书令李林甫阴谋破坏,应试者没有一人被选。天宝十载,玄宗举行三个盛典，祭祀“玄元皇帝”老子、太庙和天地。杜甫写成三篇“大礼赋”进献，得到玄宗的赞赏，命宰相考试他的文章，等待分配，又没有下文。他不断写诗投赠权贵，希望得到他们的推荐，也都毫无结果。最后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职务，这已经是杜甫在长安的末期，安禄山叛乱的前夕。
玄宗晚年完全改变了他在开元时期励精图治的优良政风，一任宰相贪污骄横，边将穷兵黩武，自己则在宫中寻欢作乐。人民受到的租税与征役的残酷剥削日益加剧。杜甫“尝困于衣食”，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出入贵族府邸，充当“宾客”，陪伴他们诗酒寓游，取得少许资助。同时,他结交一些与他同样贫困的朋友,也比较广泛地接触劳动人民。他的足迹从贫乏的坊巷走到贵族的园林，从重楼高阁互竞豪华的曲江走到征人出发必须经过的咸阳桥畔，仕途要求的失败使他能客观地认识统治阶层的腐败，个人的饥寒交迫使他能体会到人民的疾苦,这两方面截然不同的生活都在杜甫诗中得到反映。天宝十一载以后，他写出《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后出塞》等不朽的名篇，开始给当时的诗歌增添新的内容和新的表达方法。天宝十四载冬,杜甫探视寄居在奉先的妻子，写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表达了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深情，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概括了社会上尖锐的矛盾，又描绘了“入门闻号□，幼子饥已卒”的家庭景况，这是他十载长安生活的总结，也标志着唐朝盛世最后的总结。这时期流传下来的诗约一百余首，其中优秀的诗篇大都是五七言古体诗。
任职左拾遗与流亡时期 从肃宗至德元载(756) 至乾元二年(759)。安禄山起兵后，长驱南下,很快就攻陷了洛阳、长安。杜甫这时正在□州，他听到唐玄宗逃往西蜀，肃宗在灵武即位,便把家属安置在城北的羌村,只身北上，投奔灵武，不幸被叛军截获，送往长安。杜甫陷贼中将近半年，看着庄严整饬的京城一片荒凉，生灵涂炭，听着唐军两次反攻，先后在陈陶、青坂两处都全军覆没的消息,满腔悲愤,写出《悲陈陶》、《悲青坂》、《春望》、《哀江头》等诗。
至德二载(757)四月，杜甫冒着生命危险,逃出长安, 奔赴肃宗临时驻地凤翔，受任为左拾遗。不久因为疏救房□，触怒肃宗，竟遭到审讯。八月，他回到□州探视妻子，完成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先后媲美的长诗《北征》，描绘了旅途上凄凉的惨景和家境的贫穷，表达了对于当前局势的意见。
这年九月，唐军收复长安，十月收复洛阳，肃宗于十月底返京，杜甫也在这时回到长安，仍任左拾遗。次年五月，杜甫受到朝廷内肃宗新贵与玄宗旧臣相斗争的影响，外调为华州司功参军，从此与长安永别。
乾元二年春，杜甫往河南探视旧居，归途上亲眼看到人民在官吏们残酷的压迫下蒙受的苦难，写出著名的《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组诗六首,后人简称为“三吏”、“三别”。
杜甫回到华州，已是初夏。这时关辅大饥，朝廷内李辅国专权，玄宗旧臣房□等被排斥，杜甫对政治感到失望，立秋后毅然弃官,西去秦州。在秦州不满四月,又在初冬赴同谷；在同谷停留一月，走上艰难的蜀道，在年底到了成都。
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社会政治、经济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政治上，朝廷对内丧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力量，对外抵制不住蕃族的入侵；经济上，由于连年战乱，加上自然灾害，农村一片萧条，而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剥削反而有增无已，造成人口锐减，生产力降低。杜甫也亲身经历了十分错综复杂的变化：流亡、陷贼、在皇帝身边任左拾遗、出贬华州、荒凉的洛阳道上、秦州寄居、入蜀的行程——无论是人事关系或是自然环境，都有很大的悬殊。这样的生活经历比长安时期要丰富得多,也艰苦得多,因此产生的诗歌多种多样，流传下来的有200多首，大部分是杜诗中的杰作。
漂泊西南时期 从肃宗上元元年(760) 至代宗大历五年(770)。11年内,杜甫在蜀中8年，在荆、湘3年。杜甫在夔州时说自己“漂泊西南天地间”(《咏怀古迹》)，实际上他在成都先后住过5年,生活还是比较安定的。上元元年春，他在成都城西浣花溪畔建筑了草堂，结束了四年流离转徙的生活，得到一个栖身的处所。他离开了干戈扰攘、哀鸿遍野的中原，眼前呈现出一片田园美景，花鸟虫鱼都好象对他表示殷勤，使他多年劳苦忧患的生活，暂时得到休息，他也怀着无限的爱写出不少歌咏自然的诗歌。但他并不曾忘记流亡失所、无处安身的人们，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唱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名句。
上元二年末，严武来成都为成都尹兼御史中丞，给过杜甫不少帮助。代宗宝应元年(762)七月,严武应召入朝，成都少尹兼御史徐知道在成都叛变，杜甫流亡到梓州、阆州。
宝应二年春,延续七、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结束,杜甫听到这个消息，惊喜欲狂，以为有希望回到洛阳，脱口唱出《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七律，迸发出内心的欢悦，这是杜甫生平一首最快乐的高歌。但快乐只是昙花一现，国内混乱的局面尚未澄清，西方的吐蕃又大举入侵，十月间一度攻陷长安，杜甫对此表示无限的关切：“西京安稳未？不见一人来。”（《早花》）他写出许多首诗，陈述他的政治思想。
广德二年(764)春,严武又被任命为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杜甫也在三月回到成都。严武举荐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杜甫在成都节度使幕府中住了几个月，因不惯于幕府生活，一再要求回到草堂，最后严武允许了他的请求。永泰元年(765)四月,严武忽然死去，杜甫失去凭依，不得不在五月里率领家人离开草堂，乘 舟东下。“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去蜀》)，结束了杜甫“漂泊西南”的前半个阶段。
杜甫于九月到达云安，因病不能前进，直到次年暮春病势减轻，才迁往夔州。他在夔州居住未满两年，创作十分丰富，成诗四百余篇，占杜诗全部的七分之二强。诗中歌咏了夔州穷苦的劳动人民，描绘了这里险要的山川，反映了蜀中的动乱和对于长安、洛阳的思念，怀友忆旧之作也大量增加。可是他的健康情况越来越坏，疟疾、肺病、风痹、糖尿病等不断缠绕他。
杜甫因为夔州气候恶劣，朋友稀少，便在大历三年(768)正月起程出峡。三月到江陵。他本想北归洛阳,又因河南兵乱,交通阻隔,不能成行。在江陵住了半年，移居公安数月，在年底到达岳阳，写出生动地反映湖南人民疾苦的《岁晏行》。
大历四年至五年是杜甫生活的最后两年，他没有定所，往来于岳阳、长沙、衡州、耒阳之间，大部分时间是在船上度过的。他在大历五年冬死于长沙与岳阳之间湘江上的舟中，终年59岁。他逝世前写出一首三十六韵的长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诗中有句“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仍以国家的灾难为念。杜甫死后，灵柩停厝在岳阳,43年后即宪宗元和八年(813)，才由他的孙子杜嗣业移葬于河南首阳山下。
杜甫在这11年内，写诗1000余首，占全部杜诗的百分之七十三强，大部分是近体诗——绝句和律诗，还有长篇排律。
诗歌创作 杜诗最显著的特点是社会现实与个人生活的密切结合，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杜甫的诗歌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20多年的社会全貌，生动地记载了他一生所走过的路程，在艺术方面也达到唐代诗歌的最高成就。他的诗能使读者“知其人”、“论其世”,起着“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作用。
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可是作为“诗史”的杜诗并不是客观的叙事,用诗体去写历史,而是在深刻反映现实的同时，还通过独特的风格表达出作者的心情。清人浦起龙说：“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读杜心解·少陵编年诗目谱附记》)杜甫的诗大部分涉及玄宗、肃宗、代宗三朝有关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人民生活的重大问题，可是无处不浸透了诗人的真情实感。例如杜甫中年时期的两篇杰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和《北征》，里边有抒情，有叙事，有纪行，有说理，有对于自然的观察，有对社会矛盾的揭露，有内心的冲突，有政治的抱负和主张，有个人的遭遇和家庭的不幸，有国家与人民的灾难和对于将来的希望。这两首长诗包括这么多丰富的内容，作者的心情波澜起伏，语言纵横驰骋，证明他在这不幸的时代面对自然和社会的种种现象都敏锐地发生强烈的感应。这样的诗是诗人生活和内心的自述，也是时代和社会的写真，个人的命运和国家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二者在艺术上也达到高度的融合。又如《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哀江头》等诗，篇幅较短，却也同样具有这种特点。
天宝后期以来，杜甫写了大量的时事政治诗，不管是陈述政见,如《洗兵马》,在梓州写的《有感》；或是揭发统治者的荒淫残暴，如《丽人行》、《忆昔二首》之一、在云安写的《三绝句》；或是寓言讽兴，如《凤凰台》、《病桔》、《枯棕》、《客从》；或是对穷苦人民的同情关怀，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又呈吴郎》；都是个人的情感与事实相结合的。还有不少长篇，有的记载国家十几年来的大事，如《夔府书怀》、《往在》;有的叙述地方变乱,如《草堂》、《入衡州》；有的回忆往事，如《壮游》、《遣怀》；更是象浦起龙所说的“慨世还是慨身”(《读杜心解·读杜提纲》)，都含有浓厚的抒情成分。
战争题材在杜诗中占有相当大的数量。杜甫对不同性质的战争持不同的态度。他对于朝廷穷兵黩武，消耗人力物力，是反对的，如《兵车行》、在夔州写的《遣怀》、《又上后园山脚》；对于平息叛乱,抵御外侮,是支持的，如安史之乱前期写的《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观兵》，以及吐蕃入侵时写的《岁暮》。这些诗谴责什么，歌颂什么，都很鲜明。也有些关于战争的诗，既有歌颂，也有谴责。著名的《前出塞》、《后出塞》两组组诗，曲折反复地叙述战士在从军过程中的心情变化，实际上是反映诗人从不同的角度对于战争的不同看法。这两组诗都歌颂了战场上的壮烈场面，战士如何善于战斗，勇于牺牲，取得胜利；又谴责了君王无止境的开拓边疆，主将骄横奢侈，使战绩失去积极的意义。这两组诗都是通过一个战士的自白，概括了无数英勇士兵的不幸命运。又如“三吏”、“三别”则更为具体地表达了作者的内心冲突。杜甫在洛阳路上，看见横暴的差吏把未成丁的男孩、孤苦的老人都强征入伍。他替这些人提出控诉，对差吏给以谴责，但是一想到壮丁缺乏，而又大敌当前，便转变了口气，尽可能对被征调的人说几句慰解或鼓励的话。元代鲜于枢书杜甫《兵车行》
杜甫写过许多歌咏自然的诗。他歌咏的对象，往往是既联系自己，也联系时事。历代的诗话、诗评对于杜诗里高度的“情景交融”作过许多论述。但是杜甫的诗不只有高度的情景交融,而且有情、景与时事的交融,作者在写景和抒情时，很少离开现实，随时随地都想到他所处的干戈扰攘、国困民疲的时代。如困居沦陷的长安时写的《春望》、入蜀时写的《剑门》，是最有代表性的。这类诗，杜甫越到晚年成就越大，象五律《客亭》、《江上》、《江汉》，七律《登楼》、《宿府》、《阁夜》、《秋兴八首》等，都是情景与时事交融的脍炙人口的名篇。
此外，杜甫也写了一些歌咏绘画、音乐、建筑、舞蹈、用具和农业生产的诗，同样贯注了作者的感情，具有时代的气氛，可以看作是有声有色的文化史。明代祝允明书杜甫《秋兴八首》
杜集里也有一些诗，时代气氛不浓，个人的感情也较为淡泊，比较突出的是杜甫在成都草堂写的一部分诗。杜甫在长年的转徙流离之后，到了成都，建立草堂，开辟田亩,得到暂时的休息,因此对于花草树木、鸟兽虫鱼的动态进行了细腻的观察，感到无限的热爱，具有深刻的体会。如《屏迹》、《为农》、《田舍》、《徐步》、《水槛遣心》、《后游》、《春夜喜雨》等诗，从诗题上就可以想象出杜甫当时的心境。这类诗当然不能和前边论述的诗篇相比,但也代表了杜甫为人的另一方面,他不只有忧国忧民的深厚感情，也有对于微小生物的爱好。他“幽居近物情”(《屏迹》),喜看“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心》)，感到“花柳更无私”（《后游》）。
杜甫写过一些怀念家属、朋友的诗，大都缠绵悱恻，一往情深。怀念妻子的有陷贼时写的《月夜》，怀念弟弟的有在秦州写的《月夜忆舍弟》；在许多怀念朋友的诗中，以怀念李白的最为突出。杜甫自从与李白分手直到晚年，赠李白、忆李白、怀李白、梦李白、寄李白以及其他涉及李白的诗，有十余首之多，几乎首首都显示出对于李白深厚的情谊、热烈的关怀和衷心的钦佩。
杜甫把诗看作是他终生的事业，认为“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他7岁学诗,直到死亡前夕，没有停止过写诗，他从安史之乱起，至抵达成都前，在最艰苦的岁月里，写出的诗歌思想内容最为深刻；他在夔州身体衰弱多病，写作的数量最为众多。他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充满爱国爱人民的政治热情,在艺术技巧上也狠下功夫，“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新诗改罢长自吟”（《解闷十二首》之七），说明他创作的严肃态度。杜甫还以诗论诗，在《戏为六绝句》和《解闷十二首》（其四至其八）中表达了他继承优良传统、评骘古今诗人的主张。
杜甫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大大开拓了诗歌的领域。明代胡震亨说：“以时事入诗，自杜少陵始。”（《唐音癸签》）这句话不尽符合事实，因为在杜甫以前也有以时事入诗的,但是象杜甫这样深入民间,洞察时弊，把富有社会意义的重大问题都陶融在“惊人”的诗句里，却是少有的。杨伦说：“自六朝以来，乐府题率多模拟剽窃,陈陈相因,最为可厌。子美出而独就当时所感触，上悯国难,下痛民穷,随意立题,尽脱去前人窠臼。”(《杜诗镜铨》卷五)这虽然是“三吏”、“三别”的评语,但也可以概括杜甫大部分重要的诗篇。元稹给杜甫写的《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里说，“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这话说得并不过分。
杜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杜甫最能驾驭诗的各种形式，并能使每种形式都得到新的发展。他在五言古体诗里善于记载艰苦的旅程、社会的万象、人民的生活以及许多富有戏剧性的言谈动作，写来十分生动，使人感到的不是五言的限制，而是语调的自然，最显著的例子是《羌村》、《赠卫八处士》、“三吏”、“三别”、《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等。他在七言古体诗中擅长于抒写他豪放的或沉郁的情感，表达对于政治和社会的意见，如《醉时歌赠郑广文》、《洗兵马》、《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岁晏行》等。杜甫的五、七言律诗功力甚深，达到很高的成就，数量占杜诗的一半以上，五律已见于杜甫的漫游时期，七律名篇多产生在到达成都以后。杜甫深厚的感情在五律中得到凝炼，在七律中得到充分的发扬。五律如《春望》、《天末怀李白》、《后游》、《春夜喜雨》、《水槛遣心》、《客夜》、《九日登梓州城》、《征夫》、《旅夜抒怀》、《宿江边阁》、《登岳阳楼》，七律如《蜀相》、《野老》、《恨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楼》、《宿府》、《阁夜》、《咏怀古迹五首》、《白帝》、《诸将五首》、《秋兴八首》、《登高》等，唐人的律诗很少能超过它们。杜甫还写了许多五言排律，几首七言排律，使排律得到很大的发展，如《秋日夔府 咏怀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竟长达1000字。是除少数比较自然的以外（如五排的《奉送严公入朝十韵》、《送陵州路使君赴任》,七排的《清明二首》）,大都堆砌过多的典故，掩盖了丰富的情感或填补了应酬之作内容的空虚。杜诗中的绝句基本上都是在漂泊西南的最后11年内写的。由于杜甫的古体诗和律诗取得巨大的成就，他的绝句往往不被人注意，但是即景抒情，论诗怀友，反映蜀中的骚乱与人民的生活，吸取民歌的精华，杜甫在绝句方面仍有不少贡献。杜甫诗意图轴 清代张□作
当然，杜甫也写过一些投赠权贵、奉和应酬的比较无聊的诗。当他在长安充当贵族的“宾客”，向王公大臣乞求一官半职的时候，当他漂泊西南，为了衣食，不得不与地方官吏们相周旋的时候，所写的一部分诗，其中有好些五言排律,用大量的典故颂扬对方如何贤明,申述自己如何贫困，以乞求怜悯与恩赐，格调是不高的。宋代淳熙刻本《杜工部诗集》
总的说来,杜甫是以饥寒之身永怀济世之志,处穷困之境而无厌世思想；在诗歌艺术方面，集古典诗歌之大成，并加以创新和发展，给后代诗人以广泛的影响。
杜甫在世时,他的诗歌并不为时人所重视,逝世40年以后，始见重于韩愈、白居易、元稹等人。白居易、元稹的新乐府运动，在文艺思想方面显然受到杜诗的影响。李商隐近体诗中讽喻时事的名篇，在内容和艺术上都深得杜诗的精髓。宋代著名诗人如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对杜甫都推崇备至，他们的诗歌各自从不同方面继承了杜甫的传统。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被元人俘虏，囚居狱中，用杜甫五言诗句集诗200首,在《集杜诗·自序》里说：“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杜诗的影响所及，不局限于文艺范围，更重要的是诗中国爱人民的精神感召着千百年来的广大读者，直到今天还有教育意义。
本集和研究资料 《旧唐书》本传和《新唐书·艺文志》都说杜甫诗集有60卷，但早已散佚。北宋王洙在宝元二年(1039)取秘府旧藏及各种不完整的杜集，去其重复,得1405篇，编为18卷，又别录赋笔杂著29篇为2卷，共20卷，题为《杜工部集》。到了嘉□四年(1059)王琪又重新编定。后世层出不穷的杜集皆以此集为基础，诗的数目也有所增加。体例按古体诗、近体诗分别编次，现有影印本。南宋淳熙八年(1181)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同样是以诗体分编,1940年哈佛燕京学社编的《杜诗引得》以这个集子为底本。南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鲁□曾按年代编次杜诗,嘉泰四年(1204)蔡梦弼会笺,题名《杜工部草堂诗笺》,有影印本。徐居仁则编有《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影印本收入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以上四部是现在易于得到的宋人编的杜集，体例有按诗体编、按年代编、按门类编三种。
后世注释杜集的约在百种以上，较为流行的，如钱谦益《笺注杜工部集》,按诗体编次,对于史实考核较详。仇兆鳌《杜诗详注》(又名《杜少陵集详注》)，汇集了大量前人研究的成果，但有时失之穿凿。杨伦《杜诗镜铨》比较简明扼要，便于初学。《杜诗详注》与《杜诗镜铨》都是编年的。浦起龙《读杜心解》按诗体编次， 有许多独创的见解，并附有《少陵编年诗目谱》，但分析章句，间用评八股文方式。
新、旧《唐书》都有杜甫本传。两宋以后，诗话笔记中评论、解释杜诗的文学非常丰富。中华书局1964年编有《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收集历代有关杜甫的评论、解释，较为详备，但只出了上编《唐宋之部》。此外,明末王嗣□的《杜臆》对杜诗有不少精辟的阐述。清施鸿保《读杜诗说》对仇兆鳌《杜诗详注》表达了一些不同的意见，两书原为手抄本，现均已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华书局1962年还出版有《杜甫研究论文集》3册,汇编了“五四”以来研究杜甫比较重要的论文。传记和新的研究专著则有冯至的《杜甫传》、萧涤非的《杜甫研究》、傅庚生的《杜甫诗论》、朱东润的《杜甫叙论》等。较详实的年谱有闻一多的《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和四川文史研究馆编的《杜甫年谱》。

咏怀古迹五首之三 详细赏析

大历元年，杜甫流落夔州，写下《咏怀古迹五首》。这一首是咏昭君的。相传昭君的家乡，就在夔州以北的秭归附近。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起句突兀奇绝，不同凡响：三峡之水从千山万壑间流过，山势峥嵘起伏，有如万马奔腾，直赴荆门。江之北岸传说依旧座落着昭君村。上半联如高鸟俯瞰，境界宏远；下半联则似电影中的“定格”，具体点明古迹所在，很自然地将昭君的故事安置在“高江急峡”的阔大背景中。一个“赴”字，画龙点睛，使山水充满了生机；一个“尚”字，写出江村古落依然如故的状态。大小映衬，动静相间，不仅使画面显得生动，同时使诗的意境更深一层。因为“尚有村”传达了一种“斯人已去”的寂寞感；自然界无穷的生命力，更加重了“物在人亡”的惆怅情绪，巧妙地为全诗确定了悲壮的基调。陡起直转，必然过渡到下面对昭君命运的咏叹。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颔联概括了昭君一生的悲剧。据《汉书·匈奴传》记载：汉元帝竟宁元年（前33），“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一去紫台”便说此事。“紫台”即紫宫，天子居处；“朔漠”指匈奴所在之地。“青冢”即昭君墓，在今内蒙古境内。据《归州图经》记载：“边地多白草，昭君冢独青。”这两句以极简的文字，写出了无穷的感慨，写出了昭君生前死后的哀怨。
清人袁枚论诗曰：“诗如鼓琴，声声见心。”（《续诗品·斋心》）杜甫以“紫台”对“青冢”，一雍荣华贵，一凄凉冷清，在色调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朔漠”对“黄昏”，又烘托出一种肃杀渺茫的凄惨气氛。先从字缝中透出了强烈的悲剧色彩。“连”、“向”二字，更是颇具匠心，前者将“紫台”、“朔漠”连在一起，无形中就把昭君出塞的悲剧和西汉朝廷的昏庸联系了起来；后者使同种色调互相渲染：青冢瑟瑟，面向暮霭沉沉，一片萧条充塞广宇，象征着“此恨绵绵无绝期”。从而给人留下了丰富的联想余地。这两句中的“朔漠”、“黄昏”，又是叠韵双声。这正如《贞一斋诗说》所云：“音节一道，难以言传，有略可成为指示者，亦得因类悟入。如杜律‘群山万壑赴荆门’，使用千山万壑，便不入调，此轻重清浊法也。”可见杜甫确实是“语不惊人死不休”！
“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夜月魂。”杜甫此联虽然紧承上联之意说出，但却由咏古迹转向了咏怀与议论，揭示了造成昭君悲剧的原因。“画图省识”句，本于《西京杂记》的记载：“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按图召幸。宫人皆贿画工，昭君自恃容貌，独不肯与，工人乃丑图之，遂不得见。后匈奴入朝，求美人。上案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帝悔之，而重信于外国，故不复更人。乃穷案其事，画工毛延寿弃市。”对这一句的解释，历来有分歧，或曰：假使汉元帝能从画图察识昭君的美貌，就不会有魂魄空归的遗恨了；或曰：昭君已一去不返，我们今天只能从画图上去辨识她的丰姿了。这都不符合杜甫的本意。根据律诗对仗法则，“省识”对“空归”，“空归”既为偏正词组，“省”字就该修饰“识”字。朱鹤龄认为：“画图之面，本非真容，不曰不识，而曰省识，盖婉词。”（《杜诗详注》引语）；浦起龙也说：“‘省识’只在画图，正谓不‘省’也。”（《读杜心解》）。这才是准确的理解，才符合杜甫咏昭君的根本动机。实际上这两句诗具有内在的因果关系：正因为汉元帝昏庸，“按图召幸”，使小人有机可乘，故而辨识不出美恶真相，才害得昭君遗恨终身。这就把帐算在了昏君、佞臣的头上，含意深广。杜甫自己“窃比稷契”，结果却遭到君王的厌弃，终老江湖。因此，他对昭君的厄运充满了同情，对昭君的故国之思有着充分的理解。然而他深知奇冤已经铸就，纵使昭君魄魂归来也是枉然了。“空归”二字真写得肝肠寸断，把万千遗恨表达了出来。“春风面”与“夜月魂”更是对得惊警：昔如彼，今如此，讽情贬意隐于色彩不同的六字之中。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相传“昭君在匈奴，恨帝始不见遇，乃做怨思之歌”。（《琴操》）此联写得真切率直，说的是千载之下，人们分明能从昭君演奏的琵琶曲中，听到她那无穷的怨恨。
白居易论诗要“卒章显其志”（《新乐府》序），杜甫却说诗要“篇终接混茫”（《寄彭州高适岑参三十韵》）。乍看二语抵牾，而事实上当诗歌“显其志”时，诗思也就达到了高峰。这是诗人对所叙之事的一个总结，又是诗人感情最强烈的抒发，而此时此刻最能发人深醒，这也就是“篇终接混茫”。杜甫在写了昭君的悲剧以及悲剧的根源之后，毫不隐讳地以怨恨作为一诗归宿，正是“卒章显其志”。仅就昭君命运来看，她“一去紫台”，便“独留青冢”；因“画图省识”，而“环佩空归”，怎能不怨呢？她要怨生前不见遇，怨死后的无依，怨君王昏庸，怨小人险诈。茫茫六合有多大，她就有多少哀伤，那琵琶曲中就有她多少怨恨！不过，“看杜诗如看一处大山水，读杜律如读一篇长古文”（黄生《杜诗说》），七律作者是把“一腔血悃”凝铸在五十六字之中，字字精深、不可轻议。这首诗题为“咏怀古迹”，重心是在咏怀上。如果只以昭君之怨作结，只能算是咏史。这不仅理解不到杜甫的情怀，还会产生误解。以前吴若本、《读杜心解》等误把这组诗分为咏怀一章，古迹四首，就是例子。其实只要结合杜甫做诗时的境况和他在政治上的遭遇来看，就绝不会得出这种结论。因为他借古抒怀的动机很明显，五首诗的联系也很密切。他在政治上的挫折，使他深感君臣际会之难；漂泊西南、依人为生的岁月使他痛苦不堪。而中原扰乱他又欲归不得。所以他咏庾信，寄托自己的乡关之思；咏宋玉，慨叹自己的怀才不遇；咏昭君，谴责君王的美恶不分；咏刘备、孔明，仰慕他们君臣无间的关系。他是借古人酒杯浇自己胸中的块垒。那么可见，这曲中倾诉的怨旷之思岂止属于昭君一人，它分明也是杜甫的怨恨；而不辨美恶的君主又岂止是汉元帝一人，后来有多少人才仍在抒发着感世不遇的情怀！这一曲怨恨已流传千载，谁又能断言它不再继续下去？这一结，切中时弊、含意深远，正是“篇终接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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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①鲍照《舞鹤赋》：“雪满群山。”《世说》：“千岩竟秀，万壑争流。”
②《汉书注》：文颖曰：昭君，本蜀郡秭归人也。《汉书》：王嫱，字昭君。石崇《明君词序》：“明君，本昭君，触晋文帝讳改焉。”《一统志》：昭君村，在荆州府归州东北四十里。
③薛道衡诗：“一去无消息。”《别赋》：“明君去时，仰天太息，紫台稍远，关山无极。望君王兮何期，终芜绝兮异域。”李善注：“紫台，即紫宫也。”汉宫名，帝王所居。江淹《恨赋》：“明妃去时，仰天太息。紫台稍远，关山无极。”朱瀚曰：此诗连字，即无极意。青冢句，即芜绝意。谢惠连《雪赋》：“朔漠飞沙。”《尔雅》：“朔，北方也。”《说文》：“漠，北方流沙也。”朔漠：北方沙漠，指匈奴所居之地。
④《归州图经》：边地多白草，昭君冢独青，乡人思之，为立庙香溪。《太平寰宇记》:“其上草色常青,故曰青冢。”《一统志》：昭君墓，在古丰州西六十里。《琴操》：昭君有子曰世违，单于死，世违继立。凡为胡者，父死妻母，昭君问世违曰：“汝为汉也，为胡也？”世违曰：“欲为胡耳。”昭君乃吞药自杀。《淮南子》日至虞渊，是谓黄昏。
⑤《庄子》：“宋元君将画图。”《西京杂记》：元帝后宫既多，使画工图形，按图召幸之。宫人皆赂画工，昭君自恃其貌，独不与，乃恶图之，遂不得见。后匈奴来朝，求美人为阏氏，上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帝悔之。穷按其事，画工韩延寿弃市。瀚曰：省，乃省约之省，言但于画图中略识其面也。
⑥江总《和东宫故妃》诗：“犹忆窥窗处，还如解佩时。若令归就月，照见不须疑。”瀚曰，环佩句，乃总括其语。《史记》：“南子环佩，玉声璆然。”汉章帝诏：“想望归魂于沙漠之表。”
⑦庾信《昭君词》：“胡风入骨冷，夜月照心明。方调琴上曲，变入胡笳声。”瀚曰：琵琶句，乃融化其语。汉刘熙《释名》“琵琶，本边人马上所鼓也，推于前曰琵，引却曰琶。”石崇《明君词序》：“昔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尔也，其造新曲，多哀怨之声。”《琴操》：“昭君在外，恨帝始不见遇，乃作怨思之歌，后人名为《昭君怨》。”《昭君怨》诗云：“秋木凄凄，其叶萎黄。有鸟处山，集于苞桑。养育毛羽，形容生光。既得升云，上游曲房。离宫绝旷，身体摧藏。志念抑沉，不得颉颃。虽得委食，心有徊徨。我独伊何，来往变常。翩翩之燕，远集西羌。高山峨峨，河水泱泱。父兮母兮，道里悠长。呜呼哀哉，优心恻伤。”
⑧《史记·始皇纪》：“贵贱分明。”《前汉·郊祀志》：“天下怨恨。”庾信诗：“终是曲中啼。”韩子苍《昭君图叙》：《汉书》：竟宁元年，呼韩邪来朝，言愿婿汉氏，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昭君字嫱妃之，生一子株累，立，复妻之，生二女。至范氏书，始言入宫久不见御，积怨，因掖庭令请行单于。临辞，大会，昭君丰容靓饰，顾影裴徊，辣动左右。帝惊悔，欲复留，而重失信外夷。然范不言呼韩邪愿婿，而言四五宫女，又言字昭君，生二子，与前书皆不合。其言不愿妻其子，而诏使从胡俗，此自乌孙公主，非昭君也。《西京杂记》又言：元帝使画工图，宫人皆赂画工，而昭君独不赂，乃恶图之。既行，遂按诛毛延寿。《琴操》又言：本齐国王穰女，端正闲丽，未尝窥看门户。穰以其有异，人来之，不与。年十七，进之，帝以地远，不幸。欲赐单于美人，嫱对使者，越席请往。后不愿妻其子，吞药而卒。盖其事杂出，无所考证。自信史尚不同，况传记乎。要之，《琴操》最牴牾矣。按：昭君，南郡人，今秭归县有昭君村，人生女，必灼艾灸其面，虑以色选故也。张綖曰：代宗尝以仆固怀恩之女，号崇徽公主，下嫁回纥，欧阳公咏其手痕云：“故乡飞鸟尚啁啾，何况悲笳出塞愁。青冢埋魂知不返，翠崖遗迹为谁留？玉颜自古为身累，肉食何人与国谋？行路至今空叹息，岩花野草自春秋。”朱文公谓玉颜肉食一联，以诗言之，第一等诗，以议论言之，第一等议论。文公盖亦感伤时事，故有契于欧公之作耳。
钱塘瞿佑《诗话》：诗人咏昭君者多矣，大篇短章，率叙其离别怨恨而已。唯白乐天云：“汉使却回凭寄语，黄金何日赎蛾眉。君王苦问妄颜色，莫道不如宫里时。”此不言怨恨，而倦倦旧主之思，过人远甚。
赏析：
《咏怀古迹五首》是一组七言律诗，作于大历元年（766），是杜甫在夔州和自夔州赴江陵途中陆续写成。此为第三首，是杜甫离开夔州东下、途经荆州府归州东北四十里的昭君村时所作。
首联：千山万壑逶迤不断奔赴湖北荆门山，这里遗留有明妃生长的秭归香溪村。引出歌咏对象王昭君，点出昭君村所在的地方。
这里用一个“赴”字，就表达出群山奔赴的气势，突出了三峡山势的雄奇壮丽。《唐宋诗醇》评为“破空而来，势如天骥下坂，明珠走盘”。这样气象雄伟的起句，本来是用来烘托生长英雄的地方，诗人为了抬高昭君这个“窈窕红颜”，借高山大川的雄伟气象来烘托王昭君的不同凡响。清人吴瞻泰的《杜诗提要》指出：“发端突兀，是七律中第一等起句，谓山水逶迤，钟灵毓秀，始产一明妃。说得窈窕红颜，惊天动地。”意思是说，杜甫正是为了抬高昭君这个“窈窕红颜”，要把她写得“惊天动地”，所以才借高山大川的雄伟气象来烘托她。杨伦《杜诗镜诠》也说：“从地灵说入，多少郑重。”这种烘托渲染的手法,不乏先例,如《诗经·大雅·崧高》:“崧高维岳,骏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之后的元稹《寄赠薛涛》诗:“锦江滑腻峨眉秀,生出文君与薛涛。”手法也如出一辙。对于这种写法，明人胡震亨评注的《杜诗通》说：“群山万壑赴荆门，当似生长英雄起句，此未为合作。”但昭君决不仅仅是一个明眸皓齿、秀发冰肌的柔弱女子，而是一位不向恶势力低头，能承受巨大痛苦的女中丈夫，这一点也是杜甫最钦佩的，所以诗的背景伟岸阳刚。这两句诗，大小映衬，动静相间，不仅使画面显得生动，同时使诗的意境更深一层。自然界无穷的生命力，加重了“物在人亡”的惆怅情绪，巧妙地为全诗确定了悲壮的基调
颔联：一别汉宫便与北方的荒漠连在一起，最后只留下孤独青冢向着漠漠黄昏。写昭君悲剧的一生，竭力渲染昭君生前及死后的凄凉。前两句写昭君村，这两句写昭君本人，形成生地和死地的对照。这简短而雄浑有力的两句诗，写尽了昭君一生的悲剧。当年王昭君孤独地离开汉宫，远嫁到北方大漠之地，就再没回来；最后身死异域，只留下青色的坟墓，笼罩在昏黄风沙中。江淹《恨赋》:“若夫明妃去时,仰天太息。紫台稍远,关山无极。摇风忽起,白日西匿……望君王兮何期,终芜绝兮异域。”可以作为这两句诗内容的补充。清人朱瀚《杜诗解意》说：“‘连’字写出塞之景，‘向’字写思汉之心，笔下有神。”此联可谓字字有神。“黄昏”一词在这里，不仅是指时间，似乎更是指空间了，它指的是那和无边的大漠连在一起的、笼罩四野的漠漠无边的黄昏天幕。“青冢”，指王昭君墓，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南二十里。据传塞外草白，唯昭君墓上草色常青，故称“青冢”。“紫台”与“青冢”的色彩对照，“朔漠”与“黄昏”的意境渲染，营造出浓浓的悲凉萧瑟的氛围，透出了强烈的悲剧色彩。这轻轻两句，给人一种天地无情、青冢有恨的无比广大和沉重之感。具有大巧若拙的艺术匠心。
颈联：画工曾经辨识美女昭君娇丽的面容，只有死后魂灵徒然在月夜独自归来。先讲汉元帝的昏庸，后写昭君不忘故土，魂魄夜归。这里用一个“空”字，以突出昭君遗恨之深，并深寄诗人的同情。由咏史转向了抒情与议论，揭示了昭君悲剧的根源：汉元帝只看画图不看真人的昏庸，造成了昭君抱恨天涯，葬身异域的悲苦命运。这两句从昭君命运的转折点说起，写她自从踏入宫门的那刻起，就注定了她这一生的孤独。毛延寿的一颗丧父落泪痣，让昭君做了三年冷宫人。然后，一纸和亲书，她的美便终老在了单于父子的怀抱。朱鹤龄认为：“画图之面，本非真容，不曰不识，而曰省识，盖婉词。”（《杜诗详注》引语）；浦起龙也说：“‘省识’只在画图，正谓不‘省’也。”（《读杜心解》）“空归”一词，突出昭君遗恨之深，并深寓诗人的同情。“月夜”二字则传神地渲染出魂归时凄凉清冷的环境气氛。“春风面”、“月夜魂”，将生前的青春美貌和死后的月下幽魂比照着写。一状姿容秀美，一写冷月孤魂。同一个昭君，昔如彼，今如此，讽意与同情隐于色彩不同的六字之中。两句因果相生，明暗相伴，写得有声有色，情景交融。文字对仗工巧，又蕴含着无穷感慨：生前已经错过知遇的机会，死后魂魄归来也是枉然。宋人姜夔在《疏影》词中,直接翻用杜诗:“昭君不惯胡沙远,但暗忆江南江北,想佩环月夜归来……”可谓深得杜诗韵致,同样风流摇曳。萧涤非在《杜甫诗选注》中说：“二句刺元帝之昏庸。上句承第三句，追述所以远嫁异国之故。下句承第四句，言昭君死犹不忘故国。”当然，诗人写昭君，也是写自己。在对昭君埋没宫中，葬身塞外，一生孤苦独幽的际遇深表同情之时，借以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
尾联：千百年来琵琶弹奏异乡的哀怨乐曲，分明倾诉着她内心不止的怨恨情怀。最后两句以琵琶乐曲将昭君的怨恨传之千载收束全诗。正面写昭君的怨恨，点明全诗主旨。昭君虽死，其怨难平，千年以来，胡地琵琶曲中倾诉的分明是她的满腔怨恨。“怨恨”，就是怨自己远嫁，恨汉元帝无知遇之恩。“千载”，则点出乐曲流传时间之长，以见昭君怨恨之深。据《琴操》:昭君在匈奴,恨帝始不见遇,心思不乐,乃作怨思之歌。“怨恨曲中论”,即怨思之情从弹奏琵琶的乐曲中诉说出来。宋郭茂倩所编的《乐府诗集》卷五九“琴曲歌辞”有《昭君怨》一首,卷二九“相和歌辞”有《明君词》、《昭君叹》等吟叹曲。所谓“怨恨曲中论”就是指这类咏昭君的曲子。“怨恨”,就是怨自己远嫁,恨汉朝无恩。“千载”,则点出乐曲流传时间之长,以见昭君怨恨之深,且与首联“尚”字遥相响应。“分明”则说明乐曲主题鲜明,怨恨之情,溢于言表。宋人欧阳修《明妃曲》:“身行不遇中国人,马上自作思归曲。推手为琵却手琶,胡人共听亦咨嗟。玉颜流落死天涯,琵琶却传来汉家。汉家争按新声谱,遗恨已深声更苦。”不啻是这两句诗的最好注释。杜甫亦借琵琶之怨表明对朝廷的不满, 杜甫的一生境遇与昭君相似, 所以昭君的不幸, 正是杜甫的不幸； 昭君的怨, 正是杜甫的怨。
这是杜甫经过昭君村时所作的咏史诗。诗歌的主旨实际上是咏古迹以感己怀。虽表面写昭君的“怨恨”，写昭君生于长江美域，殁于塞外荒漠，去国之怨，难以言表。但联系写作背景就可知道，在抒写昭君的怨情中，寄寓自己的身世之慨。杜甫一生，济世之志甚高，但终其身，也未得一展抱负。肃宗朝虽任职京师，也只不过是一左拾遗。就这，还因忧国惜才，疏救房琯，而触怒肃宗，差点获刑。虽然获救，却终被疏远，终于郁郁辞官，漂泊西南。而昭君也是因汉元帝昏庸，不辨美丑而远嫁异乡，流离而不得归，身死而遗长恨。二人的遭遇、经历、处境，无处不相似。显然作者在怀古伤己，在咏叹昭君不幸的同时也在感慨自己的不幸，在表达昭君千载之怨的同时也在暗中表达自己的深沉怨恨，《唐宋诗举要》所谓“此自喻其寂寥千载之感也”。诗写得含蓄委婉，耐人寻味。《唐宋诗醇》评价这首诗说：“咏明妃者，此为第一。”清代唐汝询《汇编唐诗十集》中说：“此篇温雅深邃，杜集中之最佳者”。清代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也说：“咏昭君诗，此为绝唱。”《网师园唐诗笺》亦说：“奔腾而来，悲壮浑成，安得不推绝唱？”确实如此。《杜诗胥钞》里说：“子美既竭心思，以一身之全力，为庙算运筹，为古人写照，一腔血烟，万遍水磨。”才真正是读懂了杜甫。

杜甫 历史背景 最好能列出杜甫的简历（如招聘时递交的那种）

姓名：杜甫（712－770），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
民族：汉族，巩县（今河南巩义）人
个人基本信息：杜甫是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世界文化名人。经历了唐代的由盛到衰的过程。因此，与诗仙李白相比，杜甫更多的是对国家的忧虑及对老百姓的困难生活的同情。故他的诗被称作“诗史”。杜甫与李白合称“李杜”，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　
诗歌成就：在杜甫中年因其诗风沉郁顿挫，忧国忧民，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他的诗词以古体、律诗见长，风格多样，以“沉郁顿挫”四字准确概括出他自己的作品风格，而以沉郁为主。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其诗多涉笔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他的诗反映当时社会矛盾和人民疾苦，他的诗记录了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巨变，表达了崇高的儒家仁爱精神和强烈的忧患意识，因而被誉为“诗史”。杜甫忧国忧民，人格高尚，有吏夜捉人
诗艺精湛。杜甫一生写诗一千五百多首，其中很多是传颂千古的名篇，比如“三吏”和“三别”，并有《杜工部集》传世；其中“三吏”为《石壕吏》《新安吏》和《潼关吏》，“三别”为《新婚别》《无家别》和《垂老别》。杜甫流传下来的诗篇是唐诗里最多最广泛的，是唐代最杰出的诗人之一，对后世影响深远。杜甫作品被称为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
创作经历：杜甫生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家庭中，是著名诗人杜审言之孙。7岁学诗，15岁扬名，一生不得志，只做过一些左拾遗等小官，虽然被后世称为“诗圣”，诗歌被称为“诗史”，可在唐朝当时并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有一首《戏为六绝句（其二）》就是写“初唐四杰”的：“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其中不乏也有诗人的自比，杜甫的经历和诗歌创作主要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一、读书和漫游时期（三十岁以前）
所谓“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
二、困居长安时期（三十至四十四岁）
三、为官时期（四十四至四十八岁）
四、西南漂泊时期（四十八至五十八岁）
作品：　杜甫诗“有集六十卷”[1]，早佚。北宋宝元二年（1039年）王洙辑有1405篇，编为18卷，题为《杜工部集》。钱谦益编有《笺注杜工部集》。杨伦说：“自六朝以来，乐府题率多模拟剽窃，陈陈相因，最为可厌。子美出而独就当时所感触，上悯国难，下痛民穷，随意立题，尽脱去前人窠臼”[2]。 代表名句： 1．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2．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3．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4．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绝句四首（其三）》 5．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五言古诗·《佳人》 6．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五言律诗·《月夜忆舍弟》 7．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8．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春望》　 9．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江南逢李龟年》　 10．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月浮。《登岳阳楼》　 11．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佳人》杜甫《咏怀古迹五首》
12．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登高》 13．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春夜喜雨》 14．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 . 15．大江东流去，游子日月长 五言古诗。《成都府》 16．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秋兴八首》 17．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旅夜书怀》 18．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丹青引赠曹将军霸》 19．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绝句四首（其三）》 20．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绝句二首（其一）》 21．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其四）》 22．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23．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戏为六绝句》 24．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六）》 25．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柴门送客》
[3]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26、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心二首（其一）》　 27．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江村》 28．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 29．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秋兴八首（其一）》　 30．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 31．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饮中八仙歌》 32．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春日忆李白》 33、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兵车行》 34．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前出塞（其六）》春望诗意画
35．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赠花卿》 36．林花著雨燕支湿，水荇牵风翠带长。《曲江对雨》 37．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阁夜》　 38．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夜月魂。《咏怀古迹五首》 39．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兵车行》 40. 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兵车行》 41.娟娟戏蝶过闲幔，片片轻鸥下急湍。《小寒食舟中作》 42.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咏怀古迹五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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