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苏格拉底做法(如何点评苏格拉底自知其无知)

评价苏格拉底做法

对苏格拉底做法的评价：

苏格拉底出身古雅典一个手工业者家庭，靠自学成才，成为古希腊的著名哲学家，培养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些学生与门人，影响是巨大的。但在年迈时，据历史记载，被古雅典法庭以不信宗教的神和腐蚀青年思想的罪名判处死刑，是历史上第一个哲学殉道者。 苏格拉底经常与人辨论，采取讥讽、助产术、归纳、定义四个步骤，从个别抽象出普通的东西，使人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他的哲学思想。 从哲学思想的发展看，苏格拉底提出‘精神与物质实体的区分’，使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对立脱离了早期哲学的朴素状态；他将

如何点评苏格拉底自知其无知

知道的越多，就知道在知道的之外有更多所不知道的，因此知道所不知道的更多；
知道的越多，但是始终只知道所知道的，不可能知道所不知道的，因此不可能知道所不知道的更多。
这样一个问题的确两面都是成立的，今日偶然读到张志扬老师论“知”的几句话，有同样的道理：
“知”有两层含义：“知得”与“知向”。“知有”者，侧重于对终极本体的“知得”，“知无”者侧重于对终极域的“知向”。同理，“知可知”重在“知得”；“知不可知”重在“知向”，即总在知的界面上“知向”──“不知”的领域，最后在人的界面上“知向”──“不可知”的神的领域。所以，正是“知”的这两重含义，显露出“知”的“有-无”悖论：“知有”即“知无”。
对“知得”与“知向”的区分对我有很大启发。但是，就“知向”来说，我们已经预设了一个终极图式，换句话说，我们设置了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是在“知”的范围之内的。然而，假如说“知向”的真正含义是：终极不可知，那么预设的“不可知”就是错的；因为既然它的实质是不可知，你怎么能说它是“不可知”呢？它可不可知你都不能说，你一说就表示你有“知”了，而它本来不应该被你的理性所设置的。
但是这一悖论不可避免，因为你要“想”，总要有“可想”；如果没有“可想”，你说你在“想”，那就不是“想”，所以“想”必然把方向和目标看作一个整体来“想”。同样，“知”也是如此。
苏格拉底说“自知其无知”，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正是从两个方面同时揭示了“知”的本质。详细看来：“自知无知”的实质是，知道自己是无知的。也就是说，“知”的“知向”不指向对象而指向自身，从而有了“知得”，而这个“知得”则是“无所知”；此“无所知”乃是“自我”的无所知，从而肯定了“自我的存在”；肯定自我的存在，则“自我”因无知而处于一种自在状态，随时去“知”，也就是“知”发出来找到一个对象，从而成就自己。同样，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是在怀疑一切以后发现的真理，这个真理就是“我”在。笛卡尔从“知得”的不可靠，例如认为包括上帝在内的一切外物都是假象，否定了“知得”的实在性，发现了隐藏的“知向”，从而发现了深藏着的“自我”。
“自我”作为西方哲学民主、自由、平等等理念的基础，很多人认为是基督教的上帝所带来，但是古希腊哲学同样为其奠定了基础，只是隐而未发。我们进一步审视苏格拉底和笛卡尔，会发现“知”或“思”是一个重要因素。也就是说“自我”作为本体是很难被发现的，我们所能发现的只能是“用”——知或思（现代汉语中的知或思或许有向外或向内的差别，但就希腊语和拉丁语说，我不知道是否有区别，姑且将它们看作对理性功能的同一词汇）。 也就是说，真正的自我是“自我为体，知思为用”（知或思也包括人的情感、感觉，并不仅仅是理论理性），任何一个人都是体用的合一。
我们接着来审视中国哲学。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其中同样隐藏着深奥的内涵。第一个“道”作为本体，如果“可道”，就是说假如客观本体进入人类的认识范围，那一定不是永恒的“道”，因为永恒的“道”超越了人类理性，人类不可能完全认识这一“道”。不仅如此，第一个“道”也是“不可道”的。为什么？“道”作为本体，它是否规定自身？这是不可知的，因为那是“道”的事。但理论上来说，一方面它不能设定自身，因为一旦设定就成“非常道”了。唯其不设定，才能使“道”遍及万物，成为万物存在的根本理由和绝对本体，同时又保持“道”自身的超越性，不被现实或理性所限定。然而，“道”如果不设定自身，它永远保持客观状态，则对人类毫无意义，所以“道”要设定自身。“道”怎么设定自身？通过“可道”来设定自身。老子既然说“可道”的“道”是一种“非常道”，也就暗示了“可道”，只是它不是“常道”。假如我们就求“非常道”，那么这个“道”就“可道”。老子的这一说法本身就是对“道”的规定，因此这句话的成立有几个前提：道、可道、常道、非常道。这些因素必须是存在的。
然而我们怎么使“道”成为“可道”？换句话说，“非常道”的存在是因为“可道”；那么“可道”的存在因为什么？只有一种原因，就是对“道”的限定。谁来限定？在目前不知道万物是否有理智的情形下，我们说是“名”（其实即使万物有理智，老子同样否定了它们对“道”的限定）。“名”是人类对外物的认识和把握，人类通过“名”使“道”得以呈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名”为“用”而“道”为“体”，如“吾未知其名，字之曰道 ”。
不仅如此，在这里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的互换：“可道”也就成了“名”。如果“可道”不是“名”，则它依然没有进入人类的认识，保持其本原状态。而当“道”成为“可道”，则“名”追求的是“常道”，不再是“道”了。“道”与“常道”，正在于“名”的介入，也就是人类理性的介入。“名”既是通过对“道”的设定来求“常道”，则会使“道”与“名”同一，这样就会使“体”趋于用而非“体”，而且这种“道”不是“常道”。所以老子又说“名可名，非常名”，也就是说，把握或认识“道”的“名”，如果可以用另一种“名”来把握或认识此“名”（因为认识或把握理性的永远还是理性自身，不可能有其它），则第一种“名”就不是“常名”。换句话说，对本体的认识，认识到的已经不是本体；如果还对这种认识进行认识，就连认识都不算了。这里还有一个更关键的问题：常名和道、常道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对老子的话进行改写：道可以名，就不是常道；名可以再次名，就不是常名。可以看出：道名常道之间和名再次名常名之间有同构关系。如果将“常道”看作“道”的核心，“常名”看作“名”的核心，而“可道”又成了“名”，那么“可道”就是“常名”的核心。如果说“常名”是人类自我理性设定的真理，那么这种真理不是不对，只是说它是人设定的，并不是“常道”，更不是“道”了。老子的深刻是多么让人惊叹啊！
不仅如此，老子还解出了人类作为本体与道之间的关系。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则人、地、天、道、自然是相通的，所谓“天人合一”。则“自我”也是“非常我”，即“自我”之“不可道”。此“自我”之“不可道”，也就是回归了“自我”的未知-自在状态；这种自在状态就是一切由自己，即自由。这一点正是康德“实践理性批判”最终肯定“自我意志是自由的”的近两千年前的中国哲人解释。
如果说苏格拉底、笛卡尔是通过知肯定了“自我”的绝对存在，则老子是将一切存在归于“道”，“体”显而“用”不显。一方面他肯定万物是“道”的体现，从而警示人类尊重他者；另一方面，归于“道”很容易转换成现实权威，例如韩非子的法家哲学就是通过“解老”来证明其本体的，非常遗憾。尽管人们一直说儒家是封建社会的国家意识形态，但道家其实和儒家在“大一统”这个层面有相通。一个是现实的“定于一”，一个是抽象的“道生一”。都未能从个体的角度承认万物之本体的绝对地位。
佛教的传入，相对来说打破了一些这种局面。尤其是后期如“无情有性”等理论，从本源意义上承认了万物存在的意义。然而遗憾的是，同样回归于“一”（所幸佛教如华严讲“一念三千”、“一多不二”）。中国哲学的这些背景其实是马克思主义能够得以在中国成功的一个历史原因。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因为“国家”的至上性，从根本来说是“定于一”“道生一”“众生心即摩诃衍体”的现代翻版，所以我们无法走向真正的民主。在我看来，民主的前提是肯定一切的绝对本体地位，但这与我们的“传统”似乎是相反的。其实并非如此。我们的传统中有很多民主因素，老子的“道”肯定万物，儒家的“性本善”肯定“人皆可以为尧舜”，佛家的“闻一切众生，皆当作佛”，都为民主铺平道路。然而由于其“用”不彰，而马克思主义恰恰胜在“阶级斗争”的手段上，所以我们今天成了这个样子。
如果说我对未来有一种使命，我想这使命就是：树立万物的绝对存在地位，即一切皆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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