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背景:《岳阳楼记》写于庆历六年(1046年)。因得罪了宰相吕夷简,范仲淹贬放河南邓州,庆历五年(1045年)滕子京重修岳阳楼,请范仲淹作记。并附上一幅《洞庭晚秋图》,写此文时作者并未登临岳阳楼,只凭借此图写出了《岳阳楼记》。
范仲淹,字希文。死后谥号文正,史称范文正公。和包拯同朝,为北宋名臣,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思想家,祖籍邠州(今陕西省彬县),后迁居苏州吴县(江苏市吴县人)。
《岳阳楼记》创作背景:
这篇文章写于庆历六年(1046)。范仲淹生活在北宋王朝内忧外患的年代,对内阶级矛盾日益突出,对外契丹和西夏虎视眈眈。为了巩固政权,改善这一处境,以范仲淹为首的政治集团开始进行改革,后人称之为“庆历新政”。但改革触犯了封建大地主阶级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了他们的强烈反对。而皇帝改革的决心也不坚定,在以太后为首的保守官僚集团的压迫下,改革以失败告终。“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又因得罪了宰相吕夷简,范仲淹贬放河南邓州,这篇文章便是写于邓州,而非写于岳阳楼。
按照宋代人的习惯,写“记”以及散文一类的文章,本人并不一定要身在其地,主要是通过这种文章记录事情、写景、记人来抒发作者的感情或见解,借景抒情,托物言志。古时,邀人作记通常要附带一份所记之物的样本,也就是画卷或相关文献之类的资料,以供作记之人参考。滕子京虽然被贬岳州,但他在任期间,做了三件政绩工程,希望能够取得朝廷的谅解。重修岳阳楼便是其中之一,完成于庆历五年(1045)。滕子京为了提高其政绩工程的知名度,赠给范仲淹《洞庭晚秋图》,并向他求作《岳阳楼记》。
背景:《岳阳楼记》是北宋范仲淹的名篇,因文中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一句而名留史册。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滕子京与范仲淹同榜考中进士,滕子京支持范仲淹的政治改革而提出政治改革主张,触动了朝廷中保守派的利益,被剥夺参知政事(副宰相)的职务。由于范仲淹的举荐,滕子京在西北边境任职,率领军民抗击西夏入侵,因受诬告被贬到岳州任知州。范仲淹很想找机会劝他,恰好赶上第二年六月他请范仲淹为重修岳阳楼作记,并附上《洞庭晚秋图》。范仲淹就借题发挥,写出自己理想的为人处世的态度,勉励滕子京学习古代有修养的人,不计较个人眼前的得失,要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从而于这年九月十五日创作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但是,纵观全文感觉得到范仲淹并没有真正的到过岳阳楼,而是想像着写的。当时,他的处境同滕子京一样,写此文是劝友也是自勉。
目的:劝诫滕子京做一个像自己一样“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人,并抒发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伟大抱负!
据史料记载,滕子京函请范仲淹作记,特附上一幅《洞庭晚秋图》,并说:“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但《岳阳楼记》却超越了单纯写山水楼观的狭境,将自然界的晦明变化、风雨阴晴和“迁客骚人”的“览物之情”结合起来写,从而将全文的重心放到了纵议政治理想方面,扩大了文章的境界。全篇看似闲笔漫叙,实际上却大有深意。滕子京与范仲淹为同榜(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即公元1015年)进士,两人交谊颇厚。滕子京是被诬陷擅自动用官钱而被贬的,他到岳州后,“愤郁颇见辞色”,别人庆贺岳阳楼将落成,他却回答说:“落甚成?只待凭栏大恸数场。”可见他的情绪极为低落。范仲淹正是借作记之机,含蓄委婉地规劝他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试图以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济世情怀和乐观精神感染老友。这是本文命意之所在,也决定了文章叙议结合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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