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来古脉学发掘研究工作有如下几个特点:
1、不承认或起码是部分的否认后世脉法的新内容和进步意义明清以来从事古脉学发掘研究者都是对古代医籍亦即中医经典有着深切研究的人。由于他们学识很高,深通经典,所以就对后世之说不够重视,再加上后世的东西亦确实存在某些问题,于是就对后世之说凡不合于经典的就认为失掉古法,面明显存在问题的地方当然更是直斥其非的。于是自《脉经》以下几乎全无是处。他们之中有的态度较绩和有的更为徵进,对后世脉诀的否定在程度上亦就有所不同。
古脉学家并不是复古者,实际上他们是从古籍中找根据找启示,以谋求脉学的发展与前进。他们认为后世脉法不是进步是退步,这亦是为他们的学术主张开阔道路。
2、探求古说古意:既然是要从古籍中寻求发展的途径,就需要对古籍做系统深入的研究,探索古意,通过他们在学识上的优越条件和“信而好古”的治学精神,在不同方面和程度上亦都做出成绩。
3、提新见解从他们的工作和著作就可以反映出他们的主张和见解,如有人独尊《内经》,有人以《内经》、《难经》为主,有人兼采件景等之法,亦有人以遵经为主适当采取后世合理之说。在具体内容中,对古说亦各有不同的理解和主张。
4、影响范围并不甚大进行古脉学研究的人为数不多,但他们学问深湛不是一般的医家,同时亦不是一般的著作家,他们“曲高和寡”,一般人根本学习理解不了,故面这项作为时不短,但影响不大,实际并未形成一股强大的思潮,但这并不说明它不是一股思潮和在学术上没有地位。
5、著作不多但都是高水平的:自明卢子繇著《学古诊则》起,明清两代有关这方而的著作有影响的不越过十种。但由于著者都是极深研几的学者,所以各书都具有高水平,尽管在普及方面存在不足,但在提高上都是当之无愧的。
6、某些说法名为研讨古说,但实际过于新奇不易为人接受在古脉法的研究上,某些说法虽然意在复古,但过分求异于“退说”,于是产生过分新奇乃至诡异之论,不易为人接受,如仲景之“翕奄沉,名日滑”之说,实际是一句无法索解的话,远不如流利如珠等之清楚明白,但有人却一定说这句话才得滑脉的“神”。又如廖平根本否认有“弦”这种脉等等,都是无法使人接受的,亦是不实际的。
我国最早的脉学专著是:《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又称《黄帝内经素问》,是我国古代医学经典之一,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它是中国古代脉学的重要著作,通过对人体脏腑、经络、气血等内外环境的观察和研究,总结出了一套独特的脉学理论和诊断方法。
《黄帝内经》与脉学的关系
1、脉学的重要性:脉学是中医诊断的核心内容之一,通过观察脉象来判断人体的健康状况和疾病变化。《黄帝内经》对脉学的研究给予了很高的重视,将脉象作为判断疾病的重要依据之一。
2、脉学的理论基础:《黄帝内经》中有关脉学的篇章主要包括《卫气象应篇》、《针解篇》、《营卫生会篇》等。这些篇章系统地阐述了脉搏的形态、节律和变化规律,以及与脏腑、经络等内外环境的关系。
3、脉学的临床应用:《黄帝内经》中的脉学理论不仅是对人体生理状况的观察和总结,还将其应用于临床诊断和治疗。通过观察脉象的变化来辨别疾病的性质和病情的轻重,进而制定相应的治疗方案。
对后世的影响:
《黄帝内经》的脉学理论为后世的中医脉学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基础,成为后世医家研究和发展脉学的重要依据。《黄帝内经》中详细记录了大量的临床经验和脉象与疾病的关系,为后世医师在临床实践中提供了重要指导。
综上所述,《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脉学专著,对我国古代脉学的发展和后世中医脉学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拓展资料:
脉学是利用切脉诊治疾病,是中医诊断学中的一项独特方法。我国人民很早便发现了人体血液循环的道理,并且发现通过切脉可以观察内脏器官的病变,有关情况在《周礼》、《内经》等古籍中得到记载。在长期实践的基础上,著名医学家扁鹊总结前人经验,创立了脉学。
中国古代医学。比较著名的成书有战国晚期的《黄帝内经》和汉代的《神农本草经》,标志着中医理论和中医药物学体系的形成。 《皇帝内经》把人体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放在外界环境中加以考察和研究,在病因、诊断、治疗等方面总结了一系列具有指导意义的原则和方法,这种整体观念成为传统医学的重要思想方法。 《神农本草经》产生于公元1~2世纪的西汉,当时西汉成立了专门的官方药物学研究机构,《神农本草经》则代表了这一时期的药物学研究的最高成就。书中第一次把中药分成上、中、下三晶,概述了中药配置的理论原理,书中记载的各种药物有365种,对每味药的产地、性质、采集、功能都做了详细说明。这本书为中药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古代医学的发展在很多情况下是由于战争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三国以后,医药学得到极大的重视。南北朝刘宋政权设置了太医署,医学科目出现了内、外、五官、小儿科之分。 中国古代医学的突出成就,当属脉珍。脉诊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它是我国古代医学家长期医疗实践的经验总结。《史记》中记载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名医扁鹊,便是以精于望、闻、问、切的方法特别是以脉诊著名的。传说中的上古医生僦贷季、鬼臾区等已经讨论了脉诊。到春秋战国时期,脉诊已经达到相当水平。当时开始出现的重要医学著作《黄帝内经》和稍晚的《难经》中,已经对脉诊有许多详细论述。到了汉代,脉诊就更加普遍了。在东汉名医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可以看出脉诊已经广泛用于临床,并且有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到了晋代,名医王叔和综合前代有关脉学的知识和经验,写成了《脉经》一书,成为我国现存最早的脉学专著。书中把脉分为二十四种,对每种脉象作了说明,并且叙述了各种切脉方法和多种杂病的脉症,把脉诊和病症进一步结合起来,使脉学成为更加实际的学问。此后,我国古代脉学著述不断增多。许多名医都精通脉学,例如,明代的李时珍对脉学也有深入的研究,著有《濒湖脉学》(公元1564年)等书。据不完全统计,清代以前脉学著述已不下一百多种。其中虽有重复,但是仍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我国古代脉学的发展。 二、中国古代农学。三千多年前的殷代甲骨文中,已经有稻、禾、稷、粟、麦、来(大麦)等农作物名称,还有畴、疆、甽、井、圃等有关农业生产土地整治的文字。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有十多篇专门叙述农事的诗,说明周代的农业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了。商周时代,我们的祖先已经注意到利用施肥、除草、轮耕等技术提高农作物的产量。春秋时期,铁器和畜力的使用,形成了精耕细作传统,农学作为整理和总结农业生产知识的专门学问便相应产生。 悠久的农业历史积累了丰富的农学和农业技术知识理论。传到现在的最早的农学论文和农书,距今至少有两千多年。两千多年来,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的古农书,包括现存和已经散失的,总数共有三百七十六种。这三百多种农书,大体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综合性农书,一般以作物栽培、园艺、畜牧和蚕桑作为基本内容,而又以大田生产为主。有的还包括水产以及农具、水利、救荒、农产品加工等等。另一类是所谓专业农书,包括关于天时、耕作的专著,各种专谱,蚕桑专书,兽医书籍,野菜专著,治蝗书等。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战国时期的专门农书有《神农》、《野老》两种,可惜它们早已散失了。只有《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四篇,是专讲农业的,它们可以说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农学论文。《吕氏春秋》是秦相吕不韦手下的门客集体编写的一本书。战国时期,作为新生产关系的体现者地主阶级,认识到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提出了“上(尚)农”的理论,推行以农业为本、工商为末的“崇本抑末”政策。 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农书,得数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这本书写于北魏孝武帝永熙二年到十三年间(公元533年到544年间)。从《齐民要术》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当时农业生产工具比西汉又大有增加,使用方法也大有改进。如耕作就有锄、耙、劳、锋、耩(jiǎng)五种农具。贾思勰写作《齐民要术》的态度是很严肃认真的。据他自己说,从古今书籍中收集了大量材料,又收集了许多口头传说、民间谚语,请教了有经验的老农,自己再在实践中体验过。《齐民要术》内容丰富,资料记述详细正确,系统全面地总结了公元六世纪以前我们祖先在农业生产技术方面所积累的大量知识,有许多项目,比世界其他各先进民族的记载要早三四百年,甚至一千多年;它的取材布局,也为后来的许多农书作者所借鉴。 除以上详细介绍的的,还有我国最早专门总结江南水田耕作的一部小型综合性农书《陈旉农书》。综合了黄河流域旱田耕作和江南水田耕作两方面的生产实际写成的《王祯农书》等。 三、中国古代数学。据《易·系辞》记载:“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卜辞中有很多记数的文字。从一到十,及百、千、万是专用的记数文字,共有13个独立符号,记数用合文书写,其中有十进制制的记数法,出现最大的数字为三万。算筹是中国古代的计算工具,而这种计算方法称为筹算。算筹的产生年代已不可考,但可以肯定的是筹算在春秋时代已很普遍。讲述阴阳八卦,预言吉凶的《易经》已有了组合数学的萌芽,并反映出二进制的思想。 西汉末年[公元前一世纪]编纂的天文学著作《周髀算经》在数学方面主要有两项成就:(1)提出勾股定理的特例及普遍形式;(2)测太阳高、远的陈子测日法,为后来重差术的先驱。此外,还有较复杂的开方问题和分数运算等。 《九章算术》是中国古代数学体系形式的重要标志。这是一部经几代人整理、删补和修订而成的古代数学经典著作,约成书于东汉初年[公元前一世纪]。全书采用问题集的形式编写,共收集了246个问题及其解法,分属于方田、粟米、衰分、少广、商功、均输、盈不足、方程和勾股九章。就《九章算术》的特点来说,它注重应用,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形成了以筹算为中心的数学体系,对中国古算影响深远。它的一些成就如十进制值制、今有术、盈不足术等还传到印度和阿拉伯,并通过这些国家传到欧洲,促进了世界数学的发展。 南北朝时期的社会长期处于战争和分裂状态,但数学的发展依然蓬勃。《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就是这个时期的作品。 隋朝大兴土木,客观上促进了数学的发展。唐初王孝通撰《缉古算经》,主要是讨论土木工程中计算土方、工程的分工与验收以及仓库和地窖的计算问题。唐朝在数学教育方面有长足的发展。656年国子监设立算学馆,设有算学博士和助教,由太史令李淳风等人编纂注释《算经十书》[包括《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孙子算经》、《张丘建算经》、《夏侯阳算经》、《缉古算经》、《五曹算经》、《五经算术》和《缀术》],作为算学馆学生用的课本。对保存古代数学经典起了重要的作用。 此外,隋唐时期由于历法需要,创立出二次内插法,为宋元时期的高次内插法奠定了基础。而唐朝后期的计算技术有了进一步的改进和普及,出现很多种实用算术书,对于乘除算法力求简捷。 四、中国古代天文学。中国是世界上天文学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几千年来积累了大量宝贵的天文资料,受到各国天文学家的注意。就文献数量来说,天文学仅次于农学和医学,可与数学并列,是构成中国古代最发达的四门自然科学之一。 中国古代天文学萌芽于原始社会,到战国秦汉时期形成了以历法和天象观测为中心的完整的体系。在此期间,我国天文学得到了稳步的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我国古代天文学的成就大体可归纳为三个方面,即:天象观察、仪器制作和编订历法。 我国最早的天象观察,可以追溯到好几千年以前。无论是对太阳、月亮、行星、彗星、新星、恒星,以及日食和月食、太阳黑子、日珥、流星雨等罕见天象,都有着悠久而丰富的记载,观察仔细、记录精确、描述详尽、其水平之高,达到使今人惊讶的程度,这些记载至今仍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我国古代在创制天文仪器方面,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创造性地设计和制造了许多种精巧的观察和测量仪器。我国最古老、最简单的天文仪器是土圭,也叫圭表。它是用来度量日影长短的,它最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已无从考证。 古人勤奋观察日月星辰的位置及其变化,主要目的是通过观察这类天象,掌握他们的规律性,用来确定四季,编制历法,为生产和生活服务。根据观测结果,我国古代上百次地改进了历法。郭守敬于公元1280年编订的《授时历》来说,通过三年多的两百次测量,经过计算,采用365.2425日作为一个回归年的长度,比欧洲的格里高列历早了300年。 我国古代观测天象的台址名称很多,如灵台、瞻星台、司天台、观星台和观象台等。现今保存最完好的就是河南登封观星台和北京古观象台。 我国还有不少太阳黑子记录,如公元前约140年成书的《淮南子》中说:“日中有踆乌。”公元前165年的一次记载中说:“日中有王字。”战国时期的一次记录描述为“日中有立人之像”。更早的观察和记录,可以上溯到甲骨文字中有关太阳黑子的记载,离现在已有3000多年。这是我国和世界人民一份十分宝贵的科学遗产,对研究太阳物理和太阳的活动规律,以及地球上的气候变迁等,是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两千多年过去了,中国古代的实用科学体系在现今的社会生活依旧发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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