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认同理论：为什么我们会对不同群体产生不同态度

在社会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各种不同的群体，如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族群、不同的职业等等。对于这些群体，我们会产生不同的态度，有些甚至是偏见和歧视。这种现象可以通过社会认同理论来解释。

社会认同理论：为什么我们会对不同群体产生不同态度？

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人们会将自己划分到某个特定的群体中，以此来建立自己的身份认同感。这个群体可以是国家、族群、职业、兴趣爱好等等。当人们加入一个群体后，就会开始与其他群体产生区别，同时也会开始对自己所在的群体产生认同感。这种认同感会影响到人们对其他群体的态度。

首先，群体认同会影响到人们对其他群体的态度。当人们对自己所在的群体产生认同感时，就会开始对其他群体产生偏见和歧视。这是因为人们认为自己所在的群体是优越的，其他群体则是劣等的。例如，在国际足球比赛中，球迷们会为自己国家的队伍加油，同时也会对对方国家的队伍产生负面情绪。这种情况也可以在国家之间的政治争斗中看到。

其次，媒体也会影响到人们对不同群体的态度。媒体是影响人们态度的重要因素之一，它可以通过报道、评论等方式影响人们对不同群体的看法。如果媒体对某个群体进行负面报道，那么人们就会对这个群体产生负面印象。例如，在一些国家，媒体会对一些族群进行歧视性报道，这会导致其他人对这些族群产生偏见。

最后，个人经历也会影响到人们对不同群体的态度。个人经历是人们对不同群体看法的重要因素之一，它可以通过亲身经历来影响人们对不同群体的看法。例如，如果一个人在工作中遇到了某个职业的人员，发现他们工作认真负责，那么这个人对这个职业的看法就会变得更加积极。

综上所述，社会认同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会对不同群体产生不同的态度。这种态度是由群体认同、媒体影响和个人经历等多个因素共同决定的。我们应该尽可能地避免对其他群体产生偏见和歧视，以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

社会心理学第八章-群体影响

群体动力学家肖认为所有的群体都有一个共同点：群体成员额存在互动。因此，他把群体定义为 两个或更多互动并相互影响的人 。

随后的实验也以不同的方式验证了这个规律：无论优势反应是正确反应还是错误反应，社会唤起都会促进这种优势反应。

拥挤能增强唤起状态，而唤起能够促进优势反应

有证据表明可能是以下三个因素：评价顾忌、分心以及纯粹在场

如果人们认为自己正在受在场的人评价，那么他们的优势反应提高的最明显。
受评引发的自我意识也会干扰我们熟练掌握的自动化行为。

注意他人和注意任务之间的矛盾冲突使认知系统负荷过重，于是就引起了唤起。有时其他非人分心无的出现，也会产生这种效应。

即使在任务中答案没有对错好坏之分，别人也无从评价，他人在场仍然有唤起作用，包括非人类的动物社会也存在社会助长效应，暗示我们天生的社会唤起机制在动物界是十分普遍的。

在社会懈怠实验中，个人认为只有在他们单独操作时才会受到评价，群体情境降低了个体的评价顾忌。
所以：一旦受他人观察，个体的评价顾忌会有所增强，社会助长作用就发生了；一旦消失在人群中，个体的评价顾忌就会减小，社会懈怠就发生了。

激励小组成员的一种策略就是使个体作业成绩可识别化。

当任务具有挑战性、吸引力、引人入胜的特点时，群体成员的懈怠程度就会减弱。面临挑战性的任务时，人们可能会认为付出自己的努力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小组成员彼此都是朋友而非陌生人或成员都很认同自己的群体，那么懈怠就会有所减少。

社会助长实验表明群体能引发人们的唤起状态，社会懈怠实验表明群体能扩散责任。一旦唤起和责任扩散结合到一起，常规的约束就会变小，后果可能令人震惊。

失控行为有一个共同点：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群体引发的。群体能产生一种兴奋感，那是一种被比自己更强大的力量吸引住的感觉。在某些群体情境中，人们更可能抛弃道德约束，以至于忘却了个人的身份，而顺从于群体规范——简言之，也就是变得去个体化。

什么环境会引发这种心理状态呢？

一个群体不仅能引发成员们的唤起状态，也能是他们的个体身份模糊化。暴徒团伙的规模越大，成员越有可能失去较多的自我意识，个体的评价顾忌都降低到了最低水平。所有人都会把其行为的责任归因为情境而不是自己的选择。

匿名性使人们的自我意识减弱，群体意识增强，更容易对情境线索作出回应，无论这线索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

群体表现出攻击性之前长城会发生一些较小的引发人们唤起状态或者分散其注意力的事件。集体喊叫、高歌、鼓掌、跳舞既可以令人们热情似火又能减少其自我意识。

当人们看到别人和自己做出同样的行为时，会对自己做出冲动型的举动产生一种自我强化的愉悦感。

能弱化自我意识的群体体验通常能分离个体的行为和态度。无自我意识、去个体化的人更不自控，更不自律，更可能毫不顾及自己的价值观就做出行为，对情境的反应也更强烈。

自我觉察是去个体化的对立面，自我觉察的人也不太可能做出欺骗行为，会更加自控。

群体讨论通常可以强化其成员最初的意向。

讨论中不同的看法会趋于统一。但奇怪的是，人们趋于统一所得出的观点往往比他们原始观点所得出的平均值更倾向于冒险。

在数年的研究之后发现风险转移并不是普遍适用的。

群体现象的结果并不是一昧朝着冒险的方向偏移，但是却倾向于使群体成员的初始观点得到加强。这种观点被莫斯科维斯和扎瓦罗尼称为 群体极化概念：讨论通常可以强化群体成员的平均倾向。

经过一些实验，观点相似的人群进行的讨论确实可以加深两个群体之间观点的差距

学校中的群体极化、社区中的群体极化、互联网上的群体极化

有两种理论已被科学实验所证实：

从最受支持的解释出发，群体讨论可以产生一系列观点，而大多数观点都和主导性观点一致。
但是，态度的转变并不仅仅由于听到他人的观点，讨论中的积极参与会比消极聆听更容易导致态度的转变。
人们的大脑并非像白板那样供说服者填写，在核心路线的说服中，人们怎样看待某条信息很关键。

第二种解释涉及到与他人的比较。我们人类希望能对自己的观点和能力做出评价，当我们发现其他人和自己保持相同观点时，为了使其他人喜欢我们，我们会将观点表达得更为强烈。

当要求人们预测在类似海伦困境一类的问题中其他人的反应方式，他们通常表现出 人众无知 ，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其他人在多大程度上支持社会普遍认同的倾向。

贾尼斯认为酿成大错的原因是由于在群体决策中人们为了维护群体和睦而压制异议，他把这种现象称为 群体思维 。

这些症状集中反映了对异议的拍出，会努力保持他们的群体感。前两条群体思维症状表现往往导致群体成员高估群体的力量和权利：

群体思维的各种症状会阻止群体成员对相反信息以及问题的各种可能性的探寻以及讨论。当领导主张某种观点而整个群体又排斥异议时，群体思维可能就会产生错误的决策。

研究表明：

但是安全和高度团结的群体会为成员提供自由的氛围来提出异议。凝聚力比较高的群体规范既能够导致意见统一，也可以进行批判性地分析，以避免出现群体思维。

贾尼斯提出了预防群体思维的建议：

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几个头脑的相互批评碰撞可以使群体能避免某些形式的认知偏见并且产生出一些奇思妙想。

在群体中产生想法时，人们会更有成就感；但是单独工作的人们通常会比团队中产生更多更好的想法，头脑风暴法只有在被高度激励和多样化的群体中才十分有效，并且这些群体要事先准备好可能的观点。

布朗和保卢斯提出了三种促进群体大脑风暴的方法：

社会影响这一编的每一章都提醒我们个体所具有的力量：

少数派影响的几大决定因素：一致性、自信和叛离。

坚持自己立场的少数派更有影响力，但是结果往往很痛苦，可以用来解释 少数派缓慢效应 ：相对于多数派而言，少数派往往更慢地表达他们的观点。

一致性和坚持性是自信的标签。

如果少数派中的某个人是从多数派中投奔过来的，那么他会比那些自始至终居于少数派的人更有说服力。

同样的社会力量对多数派和少数派都起作用，信息和规范影响同时可以增强群体极化和少实拍影响。任何立场的社会影响力取决于它的力量、即时性以及支持者的数量。

领导分为：

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人们可能会讨厌任务型领导，但不知道的人们也许会对此表示欢迎。

人格测验显示有效的领导大多是外向的、充满活力的、正直的、易于相处的、情绪稳定的和自信的个体。

根据知信行模式理论影响态度转变的因素包括

知信行模式是一种用于解释人们态度转变的理论模型。根据该模式，一个人的态度转变取决于他对于某一行为的知识、信念和行为之间的一致性。

1. 知识：知识是影响态度转变的第一个因素。一个人对于某一行为的知识程度越高，他就越有可能转变自己的态度。例如，如果一个人了解到吸烟会导致多种疾病和健康问题，他可能会改变自己对吸烟的态度。

2. 信念：信念是影响态度转变的第二个因素。信念是人们对于某一行为是否有益或有害的主观看法。如果一个人相信某一行为会对他的利益产生积极影响，他就有可能改变自己的态度。例如，如果一个人相信参加体育锻炼对于身体健康有益，他就可能转变自己对于运动的态度。

3. 行动：行动是影响态度转变的第三个因素。行动是一个人实际参与某一行为的表现。如果一个人通过自己的行动来体验某一行为的好处，他就有可能改变自己的态度。例如，如果一个人开始每天早上骑自行车上班，他可能会逐渐转变自己对于环保出行方式的态度。

除了上述三个因素，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也可能影响态度转变：

4. 社会认同：社会认同指的是一个人对于某一群体或社会价值观的认同程度。如果一个人认同某一群体的价值观或行为准则，他可能更容易改变自己的态度。例如，当一个人加入一个环保组织并与其他成员共同参与环保行动时，他可能会更容易转变自己对于环保的态度。

5. 个人经验：个人经验指的是一个人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来获取的知识和信念。如果一个人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发现某一行为对于自己有益，他可能更容易改变自己的态度。例如，当一个人亲身参观一个垃圾处理中心并了解到垃圾分类可以减少环境污染时，他可能更容易转变自己对于垃圾分类的态度。

总体而言，知信行模式认为，知识、信念、行动、社会认同和个人经验等因素共同作用，影响一个人对于某一行为的态度转变。当这些因素之间达到一定程度的一致性时，一个人的态度转变可能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