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对记忆的影响：认知社会文化理论的视角

记忆是人类认知和生存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文化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对记忆也有着重要的影响。从认知社会文化理论的角度出发，本文将从多个角度分析文化对记忆的影响。

文化对记忆的影响：认知社会文化理论的视角

一、文化对记忆的编码和存储方式的影响

文化是人类认知的基础，因此文化对记忆的编码和存储方式有着重要的影响。不同的文化背景会影响到人们对于事物的认知和理解，进而影响到记忆的编码和存储方式。以语言为例，不同的语言会影响到人们对于时间、空间、颜色等概念的认知和表达方式，从而影响到记忆的编码和存储方式。

二、文化对记忆的内容和特征的影响

文化也会影响到记忆的内容和特征。不同的文化背景会影响到人们对于事物的重视程度、注意力分配、情感体验等，进而影响到记忆的内容和特征。比如，一些文化背景下，人们更注重集体主义、人际关系和人情味，而另一些文化背景下，人们更注重个人主义、竞争和成就感，这些不同的文化价值观会影响到人们记忆的内容和特征。

三、文化对记忆的调取和复制的影响

文化也会影响到记忆的调取和复制。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对于记忆的认知和运用方式也不同。比如，在一些文化背景下，人们更注重口头传统和口耳相传的方式，而在另一些文化背景下，人们更注重书面记载和技术手段的运用，这些不同的文化习惯会影响到记忆的调取和复制方式。

综上所述，文化对记忆有着重要的影响，从编码和存储方式、内容和特征、调取和复制方式等多个角度影响着人们的记忆。因此，在研究记忆和认知的时候，需要考虑文化的因素，以更全面和准确地理解人类的认知和行为。

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和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对现代世界的发展痼疾具有独特的救治作用。

2.对世界未来发展的启迪作用。

3.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

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的的意义：

1.理论形态文化与世俗形态文化的结合。

2.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结合。

3.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

改革开放以来，全社会的价值观、人生观变得更加多样化，亟需在多元之中立主导，多样之中求统一。这就需要确立国家主导的核心价值体系。如果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然就会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扩展资料：

文化发展不能止于传承。创新和传承既非对立，也不能割裂。创新本身就是一种传承手段。事实上，中华文化的继承过程便是创新过程。

以戏曲为例，如果没有元杂剧、昆曲，就不会有明清以后的京剧。彼时，京剧是对过去诸多地方剧种的融合和创新；今日再看，京剧又成了传统文化。因对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要想真正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创新就是手段之一。

对于传统文化，既要忠实地继承，也要根据时代变化，顺应当下的社会需求，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国画大师齐白石曾说，学画要 “寻门而入”，然后再“破门而出”。

门，就是门派、传统，是过去形成的规矩，不走门就难成正统；但只有离开门派，才能创立自己。如果没有创新，就只是“寻门而入”，而未能“破门而出”。齐白石还有一句话是“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即一味模仿，不懂创新，定会没有出路。

创新离不开时代要素。当下社会，审美趣味、生活习惯都发生了变化，艺术样式也需要结合时代变化，呼应时代需求。例如，随着声光电等现代科技对艺术的影响越来越大，艺术展现的物理空间变得越来越小，小剧场越来越多等。社会的发展呼吁具有时代感的创新。

参考资料：人民日报：中华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意味着什么？

人民网：浅析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艺术设计的影响

中国文明网：中华文化的当代价值与意义

社会文化因素 对个人、对社会的影响（管理学）

经济学认为，个人的金融投资行为通常与投资者的消费动机密切相关，其投资的目的是使自己的财富保值增值，从而使自己的消费安排得以实现，使自己的消费效用得到提高。生命周期理论和永久收入假说都把人们的储蓄当作是对于自己收入波动的调节。当收入高于自己所预期的消费水平时，进行储蓄；当收入低于预期的消费水平时，提取储蓄，从而使自己的一生消费效用稳定在预期的效用水平上。当研究者发现仅考虑物质财富方面的消费已无法解释储蓄及投资现象时，便力图通过引入投资者对于社会地位等非物质财富的追求来进一步解释储蓄和投资的形成。一旦经济学家把投资者的投资动机从物质消费扩大到对非物质财富的追求，经济学事实上便开始注重其他非经济因素，尤其是文化因素对个人金融投资行为的影响。
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个人要进行社会推理，解决问题，通常不是花大量的时间去收集相关信息，而是利用已有的记忆信息来分析问题。这些信息被称为“基模”。基模的存在，使得个人的社会推理过程变得自动、快捷。基模的研究有两个基本的结论，其一是所有的人都具有某些基模，他们用这些基模来解释他们的经验。个人如果没有基模，任何新问题、新情况都会让他们无从判断。其二是不同文化体系的人可能具有不同内容的基模，文化会影响个人心理的认知“基模”。中国有句古语：“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从社会心理学层面分析，这就是人们获取“基模”的过程。只有通过读书与实践，才能丰富个人的“基模”，对所遇的社会现象作出贴近事实的决策和判断。
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其中包括知识、道德、风俗等等。文化会影响个人心理的认知“基模”。而个人金融投资行为是基于个人心理的认知“基模”也即经济学中所讲的“偏好”而产生的行为选择。因此，个人金融投资行为这种自货币经济发展和繁荣以来的重要经济活动，与文化有着较高的相关性。
人类在生命周期中必然面临年老体衰，必然会遇到种种困境。如何保障自己的生存，以及针对各种不测的自然灾害进行合理的风险规避，这是每一个个人都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由于文化差异，不同的人会选择不同的解决路径。
文化差异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对个体或集体利益的强调程度。在个体主义文化社会中，个体的独立性、创造性活动是受到鼓励的；与此相反，集体主义文化社会强调个体与社会群体保持联系的重要性，个体服从意识以及个体对群体传统的遵从受到鼓励。在这方面中国的文化特征大体属于后者。在集体主义文化中，个体从众于群体规范要比个体主义文化表现得更为重要。RodBond和Pe-terSmith(1996)对133项关于从众因素的研究，结果发现集体主义文化下的个体更容易从众。从众现象没有好、坏的评判，只是人类一种认识判断的行为现象，但它会影响具有这种文化特征的社会。
中国古代是小农经济社会，对于个体生产者来说，子女就是自己未来的保障，“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这种文化对家庭来讲，实际上就是利用人们内生的生理功能，为自己的未来提供隐性的金融契约，将子女和后代泛化成退休养老金、医疗保险和银行信贷等金融产品的替代品。在这种文化氛围下，从众的心理使得违约者的成本提高，进而保证了这些隐性金融合约的履行。这些隐性金融合约为长辈提供了一个投资保障组合，以实现对长辈未来的生存保障。正如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终身教授陈志武先生在其题为《金融技术与经济增长和文化之间的联系》的演讲中所说，“我们的传统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是为了克服金融的不发展而演变而成的。”由此可见，受传统民俗、文化的影响，中国内地居民的个人金融投资行为，在改革开放以前是缺位的，个人金融投资意识是“钝化”的。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我国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迈进以来，传统民俗、文化中的隐性金融合约思想遭到巨大冲击。实际上，随着我们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的陈旧习俗及落后观念受到了生活现实的挑战。特别是在一些产业结构调整的领域，年青人下岗亦属正常。他们的生活费尚没有固定的来源，如何能保障父母？于是社会上甚至出现了父母反哺成年子女的现象，“多子多福”大有演变成“多子多害”的趋势。因此，利用金融技术和金融产品来保障个人未来生活，在经济发展“转轨”时期的中国悄然兴起，并逐渐形成了一定投资规模。但在“转轨”期，新旧体制的磨合及遗留问题的解决仍需要时间。毕竟中国仍处在有明显城乡二元结构的框架中，占人口80%的农民的行为仍受到传统民俗、文化中隐性金融契约的影响，投资行为的变化还需要有一个渐进式的培育过程，方能产生明显的改进。
金融业的存在与发展，极大地降低了人类社会的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大大提高了经济活动的效率。然而人类社会不同民俗和文化对金融技术的接纳和融入的差异，将导致民俗与文化以不同形式的替代品来排斥金融技术和金融产品。文化因素对个人投资行为的影响来自于历史的积淀，必然会对个人的金融投资行为产生较强的约束力。因此，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虽然金融投资意识被逐渐唤醒的个人有了一定规模的金融投资活动，但相对国民经济的快速、稳健增长和不断增长的个人货币资产来讲，仍处于较低水平。即使在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这种个人的金融投资活动也是有限的，未来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以及世界文化的相互交融，民俗、文化因素对个人金融投资行为的负向约束会逐渐减弱，活跃的个人金融投资活动必将会成为推动我国金融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关于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1780-1950》

这是在传播理论研究课堂第五章文化研究开篇就被提到的一本书，就像任何追溯文化研究发展历程的学术性探讨，都不可避免地由《文化与社会》一书入手，对于刚刚入门的研一学子更不例外。

当我们阅读散文小说时，目录只是书中一个微乎其微的元素，作用是开启阅读和某些情节记忆的索引，抑或到了最后，目录也成了情节的一部分，至于能否记忆深刻无关紧要。而当我们阅读理论书籍时，目录却是阅读前有必要印刻在脑中的重要框架，潜意识里，我们会按照目录设定自己的阅读计划，并且需要这样一个框架来构建阅读时形成的认知脉络。

初读《文化与社会》的目录，清晰可见威廉斯将1780至1950年间的英国思想史划分为三个时期，并有各类代表人物排列其中，乍一眼让人觉得框架可以轻易掌握，但当阅读进入正文部分时，会渐渐发现作者的行文是以经验式描述为主的，看似分块明确，细究起来却令人感到枝蔓丛生，难以把握其主导脉络。以至于几次读到全书最末时还是要忍不住回头翻阅，如此反复几遍，方入佳境。本文从主要内容和论证过程这个两方面对《文化与社会》一书进行解剖，并就“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这一核心观点，结合威廉斯自身的“文化与社会”背景试作分析，探讨其价值与争议。

一、主要内容

书中发掘和整理了18世纪到20世纪中叶英国社会思想史上“文化与社会”的传统，以及处在这一传统中的人物，包括这一百多年间大部分艺术家、作家、文学批评家、社会改良家。从英国现代政治保守主义的始祖、以《法国革命论》一书而驰名的爱德蒙?伯克开始，直到20世纪的左翼作家乔治?奥威尔，威廉斯所梳理的文化研究脉络很靠谱地与法国结构主义、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等理论控实现了不卑不亢的对接。他对不同历史时期在文学、艺术上对文化有影响的思想家及其作品进行了分析，最终提出了他自己的文化理论——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是社会内容的载体。

（一）“关键词”阐释

威廉斯在导论中指出，从18世纪最后几十年到19世纪上半叶这段时间里，一些现在看来非常重要的词汇首次进入英语常用语的行列，或者原本已经普遍使用的词汇在此时期获得了新的重要意义。事实上，这些词汇有一个总体变化范式，而这个范式在威廉斯眼中就是一幅特殊的地图，它涉及小说、戏剧、文化机构等各种形式，它们记载了我们对社会各种变革的反应。

纵观历史，其中“民主”、“工业”、“阶级”、“艺术”和“文化”这五个关键词汇得到了作者的强烈关注，在他看来，这几个词的用法和意义屡经变化，透过其词义变迁，可大约看出英国社会生活和思想的变迁轨迹，而在这个五个词汇中，又属“文化”一词的变化最为显著，它记录了我们对社会、经济、政治生活领域的这些变革所做的一系列重要而持续的反应，其本身就可以看作是一幅特殊的地图，且借助它，我们可以对这种种历史变革的本质进行探索。

1、关于民主

谈及民主时，威廉斯首先把民主的词义发展作了简单的梳理。民主一词源自希腊语，意为“由人民治理”，但在当时社会没有成为常用词汇，直到美国独立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时代，这个词才成为英语中的常用词汇，且不再只是一个文学词汇，而是成为政治词汇的一部分。而在英国人争取“民主代议制”的阶段，把“民主”视为危险性词汇的现象在英国思想界和文学界的作家作品中都有所反映。

在书中，威廉斯认为对民主持批判态度的主要是伯克、科贝特、卡莱尔、罗斯金、马洛克、萧伯纳这六位，但他们对民主的批判的角度也是各不相同的。比如在作者的眼光中，伯克认为民主的趋势是暴政的，他对民主所持有的态度是坚决的抨击；而科贝特也是持反对态度，但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意见；卡莱尔对民主的批判则对错参半，有不当之处，亦有合理之处。总的来说，威廉斯能够从他们对民主的强烈态度中汲取到他们认知的可取之处，同时也能够冷静地分析其观点中的局限，客观地给出自己的评价。

2、关于阶级

谈及阶级，作者认为就该词最重要的现代意义而言，可追溯至1772年前后。在1772年之前，英语中的“class”特指学校或大学里的一个组别或群体，即逻辑和哲学的惯常班级。直到 18世纪末“class”一词的社会含义才开始具有现代架构，随后依次出现诸如“下等阶级”、“上等阶级”、“中产阶级”等说法。

工业革命后，已经变更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情感使得统治阶级不可避免地与其他各阶级之间出现了矛盾冲突，同时也接连暴露了各自的丑陋面目，对此，作者选择科贝特、阿诺德、萧伯纳、托尼、利维斯这几个人物给出了他们从不同角度的批判内容，呈现出19世纪人们对阶级的理解。

3、关于工业

谈及工业，威廉斯明确道：“其意义的改变就发生在我们现在所说的工业革命时期”。而“工业革命”这个短语首先是法国作家在19世纪20年代使用的，此后的几十年间逐渐为英国作家所采用，作者认为“显然这个说法是仿拟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而来”。现实的情况也的确如此，法国大革命改变了法国，工业革命改变了英国。这样的时代巨变，带给当时英国社会各阶级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不同的利益群体对这一变革自然也会作出不同的反应。而在这一阶段，批评家们普遍强调文化与工业主义之间的对立，诸如骚塞、欧文、浪漫主义派、卡莱尔、劳伦斯、托尼都对工业的发展予以批判的态度，作者选取他们的主要观点分别作了铺陈与分析，致力于通过这些内容使读者看出“工业”这个词语的意义在发生变化。

4、关于艺术

在谈及艺术时，作者选取了罗斯金、莫里斯、王尔德、休姆、理查兹这几位作为代表人物，从一个个活生生的整体上寻找到极易被忽视的缝隙、肌理，详略得当地剖析这几个人对“艺术”的认识，威廉斯从中批判地吸收了他们的观点，丰富了“艺术”一词的含义，艺术的本质、目的、与其他人类活动的关系、与整个社会的关系等相关观念所发生的显著变化也由此得以呈现。

5、关于文化

而在谈及文化时，威廉斯概括了该词的意义演变过程，从起初的“培育自然物的生长”，到后来18世纪到19世纪初期的自成一义，通常指某种事物的文化，这是它的第一个含义是“心灵的普遍状态或习惯”，第二个含义是“整个社会里知识发展的普遍状态”、第三个含义是指“各种艺术的普遍状态”，其后又有第四个含义：“文化是一种物质、知识与精神构成的整个生活方式”。

在此所涉及的文化与教育、文化与文明、文化与整个生活方式及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作者都分别综述了相关人物的主要观点来论证自己对其含义演变的概括。

（二）理论总结

威廉斯想通过《文化与社会》一书表明一种立场，表达其对工业文明及其文化和思想中已经发生和当时正在发生事件的感受。此后他的看法可能有所发展，某些观点和看法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但他始终相信一点：这两个非同寻常的实际带来了世界巨变，也处于重大危机之中，要充分认识和理解它们，一个主要方法便是详尽全面地思考文化问题，因为在每个阶段文化都发挥着积极活跃的作用。

在实际学习过程中，我们也认识到，我们通过作品观察到的世界，与我们所处的世界相似，却并不相同。我们从这个传统中继承了一套意义，但如果将这些意义回归至这些直接经验中就会发现，它们的意义发生了改变。基于这样的认知态度，也才有了全书最后的总结。

结论部分由“大众与群众”、“大众传播”、“大众观察”、“传播与共同体”、“文化与何种生活方式”、“共同体观念”、“一种共同文化的发展”为主要内容，总的来说，也就是威廉斯对“大众”一词在观念上的重构和对“共同文化”的探讨。他对“大众”一词偏见的反驳以及“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观念的提出，让人读完全书后感到这是一本给予人写作灵感的书，且其与大众传播的联系紧密，也引发了更多共鸣。

二、论证过程

（一）确立一种“关键词”研究视角

在表达态度上，冷静、敏锐、慈悲，可以说威廉斯在这三个面上都做到了极致。我们在前面提到，威廉斯在书中通过五大关键词意义的变化来反映社会的总体状况，尽管这些词条在全书中所占比例不是很大，但显而易见的是，威廉斯在对这些词语的历史演变进行梳理、词义变化进行分析的时候，已经把自己的文化思想渗透到对这些词语的解读上，连同他所选择的主要代表人物共同表达着他自己的文化研究思想。

值得一提的是，他对关键词的考察，不是作纯粹的语言学分析，而是将重点放在社会和历史的层面。这就要求研究者不仅要追根溯源到词语最初的意义，而且要将着力点放在研究这些词语为什么会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成为关键词，重视分析它在历史变迁中发生变化的来龙去脉，去考察当其所处的历史语境发生变化时，它们是如何被形成、被改变、被重新定义、被影响、被混淆和被强调的，由此来探寻社会文化的复杂性。

除此之外，把关键词作为线索，也成为阅读本书的新思路。常规的阅读思维是将三个历史时期当做一个整体，依次连续地阅读，或是可以把它们当作一些分散的实体，将不同时期进行单独划分阅读。而事实证明，用前文所提到的五大关键词来归类文本，更容易把握文章脉络，也更能把握全书主旨。

（二）运用对比的写作手法

纵观全书，威廉斯在写作过程中运用对比手法的例子很多，例如将伯克与科贝特、骚塞与欧文、边沁与柯尔律治、纽曼与阿诺德等人的不同观点进行比较，尤其是在第一编第一章节就以对比为标题，且拿来作比较的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位现代保守主义”伯克和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工业无产阶级的捍卫者”科贝特放在一起进行对比考察。将两者的观点进行对照、比较后，推导出他们之间的差异点，从而使结论映衬而出。就如同作者自己分析的那样，“如果彻底追循伯克和科贝特的思想，就会发现两人是截然不同、几乎是势不两立的任人物”，这样的对比具有极大的鲜明性，也很容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同时经过对比，作者想要表达的观点也能够更加深入人心。

（三）选取英国思想家作为研究对象

其他语言和文化中有那么多明显相关的作家，为什么作者偏偏集中讨论英国作家？威廉斯在1987年再版序言里称“这是一个好问题”，并予以了详尽解释。他相信在阅读此书以及此书论及的作家作品的同时，的确应该阅读一些其他以或异或同方法展现出的别样文化传统，但与此同时，他仍然确信本书依照其特殊方法，只能围绕此类特殊经验，形成此种传统。最终横扫或者说冲击了大半个世界的工业革命是始于英国，因此这个决定性历史转型期的一部分便是基本全新的社会和文化关系及问题，而正是处于英国文化中的人们以无比强烈的前所未有的直接方式首先感受到了这一点。

事实上，最初的两三代人所面临的问题主要也就是如何找到恰当的语言来表达这些社会和文化关系及问题。因此，尽管其他社会中也发生了类似变化，也创造出了新思想和新艺术来应对这些变化，但是考察这些变化的初始发源地，却具有永久而普遍的重要意义。

《文化与社会》一书先后被译为意大利语、日语及德语，这些译本本身所体现的热烈反应以及本书在北美读者中间引起的强烈反响，都有力证明了威廉斯的这一看法。

三、价值与争议——关于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

文化精英论者贬低大众的一条重要理由是，大众是劣质艺术、八卦新闻、低级娱乐和花边广告的消费者，而威廉斯则反驳认为狭义的文化概念被摒弃，文化不应该仅仅是一个时代高级的精神和艺术产品，从根本上来说它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文化不再局限于艺术、文学和其他知识生产形势之中，而是存在于大众的日常生活、生产过程、家庭结构和社会组织等现实活动中。

值得肯定的是，把文化看做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表明文化是普通的，它就存在于经济、政治、意识、语言和符号等多因素所组成的社会总体之中，它应该是超越了阶级对立和阶层区分的。从某种层面上来说，威廉斯的这一观点深刻揭露了工业文明所产生的社会恶果，批判了上层阶级文化所具有的虚伪和欺骗本质。同时，也充分强调了工人阶级作为文化主体的地位，指出了大众文化的发展方向和主导作用，将文化概念从高雅艺术、精英阶层延伸到了电视、报纸、舞蹈、足球和其他日常事物等多元的通俗文化、流行文化之中，为文化研究开劈了更为广阔的天地。

然而，将文化理解为“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也存在着一定的理论缺陷，毋庸置疑，它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1981年，威尔士大学出版社出版了J?P?沃德研究威廉斯的一本小册子《雷蒙德?威廉斯》，在重点论述了威廉斯强调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的完整性和统一性，也批评了他忽视革命决裂的必要性。在这一点上，汤普森也曾对威廉斯做过类似的批评，他认为威廉斯的文化概念考察只是一种平面的、线性的概述，没有关注历史发展中的种种冲突和斗争，忽视了社会生活中不平等、剥削和权力关系。在文化的阶级对立中，“整体的生活方式”遮蔽了不同生活方式之间的斗争，使大众丧失了阶级立场和革命意识。也就是说威廉斯在拒绝资产阶级的“大众”定义时，同时坚定地拒绝了其革命的定义。而20世纪60年代之后，劳工运动消沉，工党逐渐右转，事实也证明了威廉斯的共同文化理想最终落空。

归根结底来看，我们关注《文化与社会》，就不能不去关注威廉斯自身所处的“文化与社会”。威廉斯的学术研究与他的政治信仰和社会参与是紧密相关的，我们将他毕生从事的文化研究与他对工人阶级的深厚情感联系起来看，就不难理解他为工人阶级争取平等的生存机会而斗争的初衷了。

威廉斯1921年出生于威尔士乡间的工人阶级家庭，1939年进入剑桥大学，于威廉斯而言，从威尔士普通工人阶级家庭和社区到英格兰世界著名大学，其间心理上的跨度其实远远超过了地理上的距离。他的学生伊格尔顿就与他有着相似的家庭背景，出于深切的同感，伊格尔顿在回忆60年代的威廉斯时这样写道：“他的长相和说话不像一个大学教师，更像乡下人，热情而质朴，与上流中产阶级一贯的那种乖巧而简单的作风形成很大的反差”、“他很快就感觉到，与他所谓文明的剑桥所遭遇到的那些冷眼恶语相比，哺育他长大的那种文化更为可贵”、“他经其一生的政治追求实际上都得益于早年经历的团结互助的工人阶级生活留下的形成性影响”。也正是这样一种跨度，使得他对英国阶级社会以及维护阶级特权的精英文化保持清醒的、毫不妥协的批判态度，这不可不谓十分难得。

有时候会思考了解和学习这些理论，于文科青年而言，除了满足求知欲、好奇心，还能够有什么实质的意义？我们获取了知识资本，变成硕士、变成博士，是为了谋生的饭碗？还是说为了坚持与自由主义、保守思想磨嘴皮、耍笔杆？

或许正如威廉斯在全书最末写的那样：“我相信书中所记录的传统，对于促进我们共同理解是一个重大贡献，对于共同理解的必要扩展也将是一个重大动力。有些观念和思维方式包含着生命的种子，有些则包含着致命的种子。能不能辨识这些种子、逐个点名，让人们能够获得共同认识，可能正是我们衡量未来的标准所在”，从经验上汲取意义，并使这些意义具有活力，这就是我们成长的过程。从单纯的求知，到获取知识资本的过渡看似水到渠成，能够体现一个学生学习生涯的稳步成熟，越是读到结论部分，才越发觉得现在阅读最大的收获应该是一种知识论的扩充，而非仅仅是其分析本身。大可不必进入思维的悖论。

参考文献

[1][英]雷蒙?威廉斯.文化与社会1780-1950.高晓玲译.吉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版.

[2][英]丹尼?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张卫东、张生、赵顺宏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3]赵国新.新左派的文化政治：雷蒙?威廉斯的文化理论.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版.

[4][美]伊莱休?卡茨、约翰?杜伦?彼得斯、泰玛?利比斯、艾薇儿?奥尔洛夫编，常江译，媒介研究经典文本解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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