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在当今心理学中的应用

达尔文的进化理论是现代生物学的基石之一，它认为物种的演化是由自然选择所驱动的。然而，这个理论不仅仅适用于生物学领域，它也可以用于解释人类心理学中的一些现象。本文将从多个角度分析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在当今心理学中的应用。

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在当今心理学中的应用

一、情感的进化

情感是人类心理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进化过程中，情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例如，人类对于食物和性的渴望是由于这些需求在进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些需求的满足可以帮助人类生存并传递基因。此外，人类对于社交互动的渴望也是由于这种互动在进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些社交互动可以帮助人类建立强大的社交网络，从而更好地生存和繁衍后代。

二、行为的进化

人类行为的进化也与进化理论有关。例如，人类对于美丽事物的欣赏可以追溯到进化过程中的评估伴侣的能力。美丽的事物通常与健康、强壮、有能力的个体相关联，这些特征在进化过程中是非常有价值的。此外，人类对于危险事件的反应也可以追溯到进化过程中的自我保护机制。人类对于危险事件的反应通常是快速反应，这种反应可以帮助人类避免危险并保护自己。

三、文化的进化

除了生物进化之外，人类还经历了文化进化。文化进化是指人类文化中的想法、信仰和习惯的演化。进化理论也可以用于解释文化进化。例如，人类的社交网络和文化传承可以帮助文化的演化。这些社交网络和文化传承可以使得文化得以传播和改进。此外，文化进化也可以解释人类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这些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可以在社会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帮助人类建立更好的社会秩序。

综上所述，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在当今心理学中有着广泛的应用。从情感的进化、行为的进化到文化的进化，这个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心理学中的一些现象。通过深入研究进化理论在心理学中的应用，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人类的行为和心理，并为人类的未来发展提供重要的参考。

谈谈达尔文的进化论理论及其产生的影响。有哪些关于进化论的新观点?

在达尔文的进化论发表后，虽然大多数人接受了进化思想，但对自然选择学说仍持有很大异议。直到20世纪30年代，随着居群遗传学研究的进展，发现自然选择可以造成基因库的很大变化，这种把现代遗传学(突变、基因漂移及基因交流)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结合起来作为进化的主要机制的思想被称之为“综合进化论”。
综合进化论使自然选择学说更加精确，它更新了自然选择学说的一些基本概念，简述如下:
1、在达尔文看来，进化的改变仅仅体现在个体上，综合进化论则认为，由于基因分离和重组，有性繁殖的个体不可能使其基因型恒定地延续下去，只有交互繁殖的种群才能保持一个相对恒定的基因库。因此，进化体现在种群的遗传组成的改变上，不是个体在进化，而是种群在进化;
2、在达尔文学说中，自然选择来自繁殖过剩和生存斗争，他是基于繁殖过剩和生存斗争做出的一个推论，而在综合进化论中，则将自然选择归结为不同基因型有差异的延续。在种间或种内的生存斗争中，竞争的胜利者被选择下来，它的基因型得以延续下去，这固然具有进化价值，但除此之外，生物之间的一切相互作用，包括捕食、竞争、寄生、共生、合作等等，只要影响基因频率和基因型频率的变化都具有进化价值。没有生存斗争，没有“生死存亡”问题，单是个体的繁殖机会的差异也能造成后代遗传组成的改变，自然选择也在进行;
3、达尔文还不能区别可遗传的变异和不遗传的变异，他有时还采用了后天获得性遗传的概念。综合进化论摒弃了这些过时的概念，而将自然选择学说和门德尔理论及基因论结合起来。

达尔文的进化论完全适合人类的进化吗？

当然不是。达尔文进化论是将近150年前的科学结论，当时的认识水平相对现在有限得多，即便现在也远未搞清楚进化的本质，因此用进化论解释人类进化也会有一些不足。

达尔文进化论和现代生物进化理论不能解释所有的进化问题，并不是说它们是错误的，而只是人类的认识水平还有不足，还不能完整解释人类的整个进化过程。由于科技的进步，现代科学家获得化石是达尔文年代所无法比拟的，有专业从事这一行的人，通过化石的形态和近十来万化石中残留基因，目前已经确定人类进化的大体路线。

人类是脱离于古猿的其中一支，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由于生殖隔离的出现，不同古猿种群再也无法进行有效的基因交流，难以稳定产生杂交后代，于是不同古猿群体之间的基因差别就越来越大，基因是生物的根本，生物的外部和内在骨骼等特征也就会由于基因的不同而不同，基因差别越大，外形的差异就也越大。再加上人类特有的行为（用火，制造工具）等，就可以判断人类进化迁徙的历程。大约经历了400多万年，古猿演化为现代人类。

这些是从实际获得的证据链中获得的结论，并不是科学理论。科学理论的形成是人类根据自然变化总结的规律性的抽象体系，目前的证据链可以证实现有理论的正确性，但却无法解释所有的问题。就上文所述而言，生殖隔离是新物种形成的机制，但是现代人类仍不能完美解释动物进化历程中染色体数量是怎么变化的，虽然已经知道现代人类的Y染色体在逐渐缩短，未来人类的染色体数量和性别决定方式还可能变化，而其中的具体机制尚未完全破解。

再往远点说，地球历史上有多次的生物大爆发，海洋中的生物种类数量迅速增长，这用现代理论也还不能解释，因此有科学家提出了间断平衡的假说，认为新种只能通过线系分支产生，只能以跳跃的方式快速形成；新种一旦形成就处于保守或进化停滞状态，直到下一次物种形成事件发生之前，表型上都不会有明显变化。

除此之外还有中性突变等假说，分别都针对不同的生物进化现象，但具体机质也仍属未知。所以以现代的生物进化理论，还不足以解释人类完整的进化历程。但过去获得的证据链和生物学技术的应用也证实进化理论体系的正确性，人类只需要按照目前的研究路子持续下去，会越来越接近进化的本质原因。

泡沫世界（四）达尔文生物进化论思想在人类社会的理解-筛选器。

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经过后代学者不断深入研究，但是其核心思想经过反复质疑和修正，简单理解如下：

物种首先是在不断变化中，这种变化都会造成物种扩散，物种扩散的随机性会受到环境制约，环境是物种进化方向的筛选器，使生命进化变得有序，适应环境的物种变化被选择并得以生存，不适合环境的淘汰。这里回避我们中国人经常注解的“优胜劣汰”，因为优的概念不符合达尔文生物学概念本意，达尔文生物学的本意是“可适应的”，这里做出这种强调，是纠正我们概念上的偏见，提醒我们注意其中的差别。

达尔文生物学进化论，从诞生的那一天到现在，一直饱受各种争议。我也认为达尔文的推理建筑于两端，即一个成功的变化阶段开始端，以及这个变化阶段完成端，但是对于中间过程的解释过于简单。后来学者争辩无休，进化方式无论是渐进还是突跃，总是缺少一种解释。比如，射水鱼，从不具备射水捕猎的普通鱼类，到成为出色的射手，只看两端，这种变化是达尔文物种进化论的完美例证，但是，我们进一步思考就会发现问题，这种变化肯定要经过漫长岁月才能完成，我不相信某一夜，突然基因变异，一条刚出生的始祖射水鱼稍微长大后就成功射落一个猎物，突跃性不是这个样子，没有这么夸张。那么，疑问产生，假如这个进化过程需要环境筛选器工作十万年完成，前三万年过程中，射水的功能对原始射水鱼的生存竞争毫无帮助，它喷出的水柱也就是比鱼缸中的金鱼稍稍远一些，如果真的这样，延续这种变化的动力就成为疑问，因为环境筛选器不会做出这种选择。

即使这样，我依然坚信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大体上是成立的，上面射水鱼的问题，可能存在除了环境筛选器以外的其他因素同时发生作用，达尔文理论需要完善补充。

本文重点叙述的是，达尔文理论存在的另外问题，我认为有一个遗憾和一个不足。一个遗憾不应该由达尔文们承担责任，社会学学者应该参照达尔文理论把这种理论推演到人类社会学，而不应该只是肤浅地认为“优胜劣汰”就停止了进一步思考；一个不足是达尔文学者们自身问题，没有把达尔文理论反向思考，即 生物物种的变化对环境的影响，这种对环境的影响反过来对物种本身的影响 。也就是研究伟大的物种筛选器不断改变，造成这种改变不会完全是物种变化造成的，但是物种变化必是重要因素，当人类进化完成后，这种因素立刻成为第一主因。

思考这个问题，第一感觉是如果把理论应用于人类社会，就要面对人类社会性程度的复杂性。同样，人类对环境的影响力也与其他物种不可等同，深入思考，毫无疑问其研究内容会成立一门社会学学科，这里没能力做到深入以及全面，内容过于概略，我知道这样的态度也会是我的认知可能发生错误的原因，但是也只能如此了。

物种变化在物种筛选器的引导下，进行着波澜壮阔的战争，既有同物种个体之间的竞争，也有物种群之间的战争，在人类以外的生物界，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竞争都是统一的，没有根本性的矛盾，比如，雄鹿之间的战斗，确保更强大的雄鹿延续自己的基因，同样也让鹿的各种族在与其他物种之间的竞争中保持活力。

在远古，人类的进化过程中还与其他物种有较大的相似性，但是随着人类文明加快，进化历程变得匆忙不确定，个人力量融入整体社会中，反之，社会力量也可以转化为个人力量，这样，竞争远不是单纯的个人体魄强健程度、力量大小所决定，矮小的拿破仑一样操纵巨大的力量。

一方面进化论的原动力驱使人类不断变化并且按着适应性进行筛选，一方面又不断改变筛选器，使得有序的进程渐渐变得无序，动摇其根本。

人类属于生物，具有生物基本属性，但人类的变异性更加复杂，不完全取决于基因变异，因为人类的灵魂或者说思想也会发生变异，在现人类阶段，基因的变异虽然面临人类科技的挑战，伦理道德的影响，但是主要的变化还是思想认识上的变异，这种变异也要经过环境筛选器的选择，更为符合环境（主要是我们的社会）的变化获胜。

思想方式有发展性、民族性、宗教性，具体上决定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当然，这一切都在变化中，思想的变异要比基因变异来得更为随机无常，这使得人类现阶段的变异对比生物基因上变异，既有相同的规则，即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内容，也有特殊性。

思想变异与基因变异的差异，让每个人的竞争之路变得更有目的性，不像其他生物更多是被动的，例如，人类的古代士兵会有目的地训练自己的力量和搏击技巧，选择更为先进的武器，而动物虽然很在意获得更多食物和配偶，但是它们基本不会主动训练自己，儿时的嬉戏虽然获得训练的效果，但这是环境筛选器的结果。这也说明人类在地球上是所有物种中最强大的，无敌的存在。

人类的竞争性复杂性在于个体与个体，团体与团体，国家与国家，种族与种族、宗教与宗教。更为复杂的是，如，个体之间的某种竞争行为，有利于一方战胜另一方，但是与生物界的不同是，这种行为经常不符合团体利益，以此类推。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某村霸任意欺凌村民，凭借霸权做了村长，获得丰厚家产，自己获得社会地位，他的儿子也可以获得更好的社会资源，在竞争中，作为个体获得成功，但是对于全村的综合发展，却是不利的，邻村如果是一个《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安似的村长，那么这个村与邻村的竞争毫无疑问是处于劣势的。继而，如果这类人在生存或生活竞争中频频获得胜利，那么现象所在的区域社会肯定是失败的。东北现象因素很复杂，类似这样的个体竞争成功案例损害整体无疑

是重要因素之一。

不可否认，个体竞争过程中，个体优势因素很多都是正面的，如勇敢、智慧、坚持等，但是负面因素（带有利己排他性的）经常与正面因素相互交融，显示出人性的复杂性，而各优势因素的权重随着社会的发展也不断在改变，促成改变的就是环境筛选器。

这种竞争在生物学角度是不可能抑制的，同样，以思想变异为主体的人类更是无法抑制，这种规则下，决定了通过竞争获得胜利的个体或团体，很多情况下不符合更上一级团体的发展需要，无论人类社会怎样发展，通过书本教育我们的后代如何具有高尚的道德观，但是个体筛选器不以人类道德观作为工作原则，天道不仁以万物为刍狗，高级别的筛选器才支持一个具备道德观的社会。简单地说，个体之间竞争与道德性关系有限，而一个具有崇高道德性的社会或国家更具有竞争性，更简单地说，道德性本质上是高级筛选器工作的产物。

在社会性还相对简单的古代，筛选器优先赋予一些小团体具有更强的团队合作意识，而是总有一些人甚至全部人为了自己的团队的利益、荣誉，轻生死重大义，放弃自己作为个体生存权利，优先帮助自己的团体在与其他团体竞争中取得先机。但是，如果团队竞争不断获胜，团队不断扩大，那么，筛选器的工作也会发生改变，逐步优先向个体竞争优势或内部更小团体竞争优势转化，这样，低级别筛选方式的结果就会与高级别筛选结果发生严重冲突，甚至毁灭高级别团体。

在原始社会，部落团体中的个体，更服从团体利益，公有制证明了这一点，不能很好的解决个体与团体矛盾的部落注定会被淘汰。在我国春秋时代，人类观念已经与古人类有很大不同，但是也保留了远古时代的遗传的思想基因，强调个体的牺牲精神，那时人类重荣誉，轻生死，这样的品质明显有利于团体的竞争力。但是随着时代发展，尤其大一统时代出现，筛选器的工作从倾向团体转向倾向个体，个体与团体的矛盾日益激化，有利于团体的人类有更大淘汰率。所幸，在今天，远古人利于团体的思想基因依然得到相当多的保留，如爱国，如同情，如牺牲，不可否认的是，趋势上，利己主义或家族势力悄然增长，世风不古成为公认。这点，中外都不缺乏例证，当今时代，起码在地球文明这个最大团体与国家这个相对个体的矛盾上，筛选器做出的选择令人类未来悲观。

归纳总结 ： 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主要原则符合人类社会，这是人类社会保持强变化的原动力。思想变异取代基因变异，而且思想变异速率大，不确定性强。筛选器接受人类通过对环境的改变而发生变化，筛选器的工作有阶梯性，随着时间推进，筛选器选择倾向性由上一级逐渐转向下一级，造成上一级竞争力削弱甚至衰败。

当筛选器的工作方式倾向团体的时候，团体获得竞争优势，倾向个体的时候，团体有可能面临危机。动态地分析，随着时间流逝，筛选器发展历程是逐渐由团体向个体转化，高级别向低级别转化，高级别团体不断瓦解，低级别团体泡沫般涌起，形成高级泡沫，然后破灭。

结合本主题：达尔文生物进化论揭示的生物变化原则是促使人类社会高度发展的原动力，思想变异主导，使人类经济政治技术高度发展。但是筛选期的工作原理造成个体竞争力与团体竞争力之间的矛盾，无解的矛盾有极大可能毁灭团体竞争力。在我们星球上，最大的团体是地球人类文明，也许我们没有机会与其他星级文明发生竞争，姑且把地球人类文明当做最高级团体，最高级团体的生存发展明显会受到次一级团体发展的影响，也就是国家之间、种族之间、宗教之间的矛盾都会之间威胁地球人类文明的生存发展。当然，国家的竞争力也会发生与次一级团体之间矛盾，成为自身的威胁，次一级团体如阶级、家族、地域、民族等等，以此类推直到每个个体。这种关系是团体发展变化的内因，外观表现是人类历史上波澜起伏的新生、兴盛、衰败、消亡的老套故事。

说说我们身边的事，一个企业，在管理上，核心思想就是更好的处理企业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如果两者之间方向趋同，那么企业可以获得更好的发展，反之，企业会陷入泥潭，举步维艰。企业的兴衰和朝代的更换都在演绎相同的一个故事，就是个体竞争力与团体竞争力共生对立的过程。

一个陌生人消亡只要不是你，你不会在意，势力或者国家消亡可以当做历史欣赏，要是地球人类文明消亡了，当然也不用在意，你已经不在了。

人类消亡的内因无时不在，也许只差一个外因。如果再认真讨论达尔文生物进化理论的另一个缺陷，没有研究生物进化对环境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对物种进化的反馈。这样我们的思路就更清晰了，这种致命的矛盾很可能就是外因，我在前文论述过科技发展与人类命运的相互影响，这里就不重复叙述了。

附件 ： 筛选器工作模型：

这是一个简化的演化模型，只有团体和个体二级模式，实际上人类社会是一种复杂的阶梯式多级模型。

初始阶段：在一个星级文明范围内，有10000个高级团体，每个团体有10个个体，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筛选器工作倾向于团体，相互竞争的团体中，适合筛选器筛选原则的团体获胜，也就是个体之间协作、牺牲、利他等属性占据主导地位的团体。在这个阶段，我们忽视团体内部个体竞争的影响。团体竞争优势表现羸弱的有更大几率被淘汰。变化的结果，高级团体减少为1000个，生存团体规模逐步扩大，团体中个体增加为100个，

第三阶段：在这个阶段，筛选器工作倾向性处于团体与个体中间阶段，个体在保持协作、牺牲、利他等属性外，侵害、利己等有利于个体不利于团体属性开始增强。在这个阶段，团体内部个体竞争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但团体竞争优势依然保持更大惯性。变化的结果，高级团体减少为100个，消亡的团体大多因是原团体优势属性相对较弱，少数是由于团体内部个体竞争的负面影响加大，每个团体中个体增加为1000个。

第四阶段：在这个阶段，筛选器工作倾向性处于团体与个体中间阶段，但开始倾向个体，个体竞争加剧，影响力成为主要因素。变化的结果，高级团体减少为10个，消亡的团体大多因是由于团体内部个体竞争生负面影响加大，是内部因素，在外部因素引导下，团体不断消亡，但每个团体中个体增加为10000个。

最终阶段：在这个阶段，星际文明是最高级团体，10个团体为相对个体，团体内部继续存在相对个体。筛选器的工作即削弱10个团体的竞争力，也开始严重打击最大团体星级文明，因为10个团体之间的竞争与星级文明生存发展产生越来越尖锐的矛盾，最后，一旦个体的破坏力有能力打破星球生存环境底线，星级文明消忘。

达尔文及进化论在今天的意义

达尔文的进化论已经创立140余年了，在其诞生之初，是作为一种假说被提出来的。除达尔文本人从对一些植物，动物形态的观察得出的推论外，并没有什么化石证据。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书中论及化石时，标题为“不完美的地质记录”。他承认在当时的化石研究中并未有证据显示有物种间过渡类型的存在，并指出这可能是最易于检验而又具有杀伤力的反进化论的理由。他看到了进化论的先天缺陷，并希望后人能予以验证。但是时至今日，进化论已成为一个公理；一个信仰；甚至一个宗教。不能讨论，更不能批判，只能无条件接受，否则就将招致无情的围剿，甚至被贴上“伪科学”，“反科学”的标签而断送自己的研究前程。在当今任何一本生物学杂志上，已经找不到任何质疑进化论的论文了。SCOTT和COLE在八十年代初，检索了当时的4000多种学术刊物，未发现任何一篇反进化论的论文，在68种与生物起源有关的学术期刊中，也未发现任何一篇是质疑进化论的。GEORGE W. GILCHRIST在1997年调查了世界上最大的五种期刊数据索引，也未发现反进化论或非进化论的论文。进化论者自豪地宣称，进化论对神创论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似乎进化论的合理性及不言自明性又得到了一次证明。
事实真的如此吗？进化论已是绝对的真理了吗？其实不然，SCOTT和COLE的工作还发现，在1985年提交的135000篇论文中，确有18篇论文是反进化论的和非进化论的。而这18篇论文无一例外地遭到拒绝发表。进化论并非无懈可击，而是它的维护者不允许任何针对它的挑战。这更加给人一种印象：进化论并非确立于自身学说的科学性和完美程度，而是确立于众多崇拜者的信仰。进化论并非KARL POPPER意义上的“经验科学”(EMPIRICAL SCIENCE)，而是一个假说，信仰和并不完美的证据的杂合体。
事实上，我们今天科学研究所发现的东西，已经足以让人们重新考虑进化论的正确性了。但这些事实要么被回避，要么被抹杀，人们在思维定式的驱使下，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盛行理论的卫道士，而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这是不符合理性的科学精神的。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应正视旧理论的缺陷及其面临的挑战，并勇于摆脱束缚。只有这样，科学才能向前发展，人类才能向前推动。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曾这样说明进化论的先驱、法国杰出的博物学家拉马克〔拉马克（1744—1829）〕法国生物学家，现代进化论的奠基人之一。主要著作有《法国植物志》《动物哲学》。对进化论的贡献，“他的功绩是伟大的，他第一个使人认识到这样一个假定的可能性：有机界和无机界的一切变异是根据自然界的规律而不是由于神的干涉而发生的”。我们又看到，列宁在总结达尔文进化论的意义时说：“达尔文的著作最后把上帝从自然界赶走了，生物科学便站立起来了。”这些论述首先表明了进化论在打击神学中的作用。

西方社会，从文艺复兴开始，自然科学受到哥白尼“日心说”的鼓舞，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到18世纪，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力学已经从神学统治中解放出来，但是生物学仍然禁锢在神学之中。神学世界观在生物学中具体表现为物种特创论和物种不变论。这两种观点主张：上帝是创造主，一切生物均为上帝所创造，地球上的各种生物从造物主那里获得永恒不变的构造与功能，包括生活习性。显然，所谓物种特创论与物种不变论实质上就是搬到自然科学中的基督圣经。当时的生物科学只能是对圣经的注释，是“神学的婢女”。在这样一种不容置疑的社会思潮当中，进化思想是怎样占据了拉马克和达尔文等一批科学家头脑的呢？我们知道，从18世纪末开始，不仅有拉马克和达尔文，而且有一批自然科学家树立了进化论的思想。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有：法国科学家布封，法国动物学家圣提雷尔〔圣提雷尔（1772—1844）〕法国动物解剖学家、胚胎学家，现代进化论的先驱者之一。曾任巴黎历史博物馆脊椎动物学教授。主要著作有《解剖学的哲学》。，英国博物学家兼诗人伊拉兹马斯·达尔文（达尔文的祖父），英国自然科学家华莱士，德国植物学家卡尔·尼古拉·弗腊斯（18101875），俄国动物学家路里耶（18141858）等。推动这么多自然科学家挣断神学束缚的力量来自何处？

看一下进化思想在他们头脑中萌发的经过，我们便可以清楚了。例如，达尔文的祖父，伊拉兹马斯·达尔文曾这样谈道：“动物的变形，如由蝌蚪到蛙的变化，……人工造成的变化，如人工培育的马、狗、羊的新品种，……气候与季节条件造成的改变，……一切温血动物结构的基本一致，……使我们不能不断定它们都是从一种同样的生命纤维产生出来的”。这表明，物种在人工培育条件下和在不同外界环境作用下所发生的改变这些自然界的事实启发他产生了物种变化的思想。再拿德国的卡尔·弗腊斯来说，马克思誉他为“达尔文以前的达尔文主义者”，他于1847年发表了《各个时代的气候和植物界二者的历史》一书。书中他利用古希腊作家对植物的形态、生态的描述，与他30年代在波斯、埃及等地的实地考察情况对比，得出结论说：“对植物物种不变的信念，也已为我们所动摇，我们甚至指出，这是自然造成的”。不难理解，正是与自然事实的直接接触导致他摒弃物种不变和物种特创的神学观点。

我们知道，在进化论的先驱者中，拉马克和达尔文曾直接受过神学教育，并可能以神职为终身职业。拉马克的双亲希望他成为一个牧师，因此让他在中学时代入教会学校受了几年神学熏陶。达尔文在剑桥大学神学院毕业，并获得了学位和当牧师的资格。然而，又恰恰是他们两人给物种神创论与不变论以沉重的打击。神学观念的灌输并没有挡住进化论思想在他们头脑中的萌芽，其根本原因也正是由于观察大自然得来的事实。拉马克曾用一句话概括了这一问题，他说：“观察的材料已经明显地证明了种的不变理论的荒谬。”至于达尔文，大自然对他的启示作用就更加明显了，我们不妨多说几句。1935年，厄瓜多尔政府在距其海岸1000公里的加拉帕戈斯群岛上设立了达尔文纪念碑，纪念达尔文考察这一群岛一百周年，碑文写着：“查理士·达尔文于1835年在加拉帕戈斯群岛登陆。他在研究当地动植物分布时，初次考虑到生物进化问题，从此开始了这个悬而未决的论题的思想革命。”达尔文在他当时的考察日记中是这样写的：该群岛“四周都是新的鸟类、新的爬行类、新的软体动物、新的昆虫、新的植物……。为什么这些岛屿上的土著生物，无论在种类上或者在数目上都和大陆上的生物有不同的比例的联系，并且互相以不同的方式起作用呢？为什么它们也按照美洲的生物组织形式被创造出来呢？”“在地质史的近代时期里面，这里还是一片空虚无物的茫茫大洋。因此，无论从空间上或者从时间上看来，我们好像都会得出一个略为接近于那个巨大的事实的见解来，这就是一切秘密当中的秘密：地球上的新的生物第一次出现的问题”。达尔文认为，他的全部思想起源于加拉帕戈斯群岛。对整个贝格尔号舰上的考察生活，他是这样回忆的，“贝格尔旅行是我平生最重要的一件事，它决定了我今后的整个事业”。这里有一段插曲很能说明自然事实对达尔文的启迪。在贝格尔号旅行前，达尔文十分钦佩的剑桥大学植物学教授汉斯罗建议达尔文把地质学家赖尔〔赖尔（1797—1875）〕又译为“莱伊尔”，英国地质学家，地质学的奠基人。主张地质渐变论，其主要著作《地质学原理》标志着经典地质学的成熟。的《地质学原理》一书带在身边，说：“你这次旅行必须将赖尔的新著作带在身边，随时翻阅它，因为它十分有趣，但是你除了它所记载的事实以外，千万不可注意它，因为它的理论都是荒唐到极点的。”原来，赖尔在书中阐述了地球地层是缓慢变化的，而地表环境的变化使生物也逐渐发生变化。赖尔的理论是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灾变说”的批判，而汉斯罗是相信“灾变说”的。达尔文在途中仔细阅读了这部著作。在旅途开始时，他相信“生物是根据上帝的计划而创造出来的”——在旅途中，他曾这样回答军官们向他提出的这类问题。但是，当他刚刚考察了第一个地点——佛得角群岛的圣特雅哥岛，发现地层越深，生物化石的结构越简单；地层越浅，生物化石越复杂，生物的演变不是记录在地层的发展史中吗？在事实面前，达尔文不能不为赖尔的理论所征服。因此，他写道：“这次调查使我相信赖尔的观点远远胜过了我所知道的其他任何著作中提倡的观点。”

综上可见，观察、搜集、分析大自然的事实，这是进化论思想萌芽的一个首要的因素。同时，我们知道，也正是这些客观事实，给一代又一代的自然科学家以坚定的信念，使他们不顾宗教势力的迫害和社会愚昧势力的歧视、打击，承先启后、不断地提出生物进化的观点。同样，正是依靠了大量的事实，进化论才赢得了成功。正如大家今天都清楚看到的，不管人们对进化原因如何解释，不管进化论可能怎样改变自身的形式，自然界中生物进化的事实总是抹杀不了的。

理论的升华

人类的理智从来不满足于“知其然”，总要弄明白“其所以然”，所以任何科学理论不可能停留在对经验事实的描述，必须对事实何以如此发生给予合理的解释。实际上，早于达尔文很多年，人们发现生物演变的事实，就提出了生物进化的思想，恩格斯指出：“卡弗·沃尔弗〔卡弗·沃尔弗（1733—1794）〕德国胚胎学家。他详细观察鸡的胚胎发育，证明鸡的血管是逐渐形成的，为生物体各种器官的“渐成论”提供了有利的证据。主要著作是1759年发表的《发生论》。在1759年对物种不变进行了第一次攻击，并且宣布了种源说。但在他那里不过是天才的预见的东西，到了奥肯〔奥肯（1779—1851）〕德国自然哲学家。认为人是整个宇宙的缩影，是自然界发展的顶峰，精神规律与自然规律有相同之处。、拉马克、贝尔〔贝尔（1792—1876）〕又译为冯·贝尔，德裔俄国生物学家、人类学家和地理学家，比较胚胎学的创始人。最大贡献是1827年发现了哺乳动物的卵。主要著作《动物发生史——观察与思考》，指出所有脊椎动物的胚胎都有一定程度的相似，关系越近，相似程度越大。在发育过程中，门的特征最先出现，然后是纲、目、科、属、种的特征。这一点后来在胚胎学上被称为“贝尔法则”。那里才具有了确定的形式，而在整整一百年之后，即1859年，才被达尔文胜利地完成了。”那么，为什么进化论到达尔文手里才初告大成？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提供了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从理论上正确地阐明了生物进化的机理。

物种是演变的，这是事实，可演变的原因是什么？物种为什么会变异？为什么物种竟然呈现出一种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进化呢？在达尔文之前，已有一些进化论者试图解答这个问题，但他们的解答或偏离事实，或过于牵强附会。达尔文总结、扬弃了前人的学说，并注意从其他学科的学术思想中吸取养料，经过多年辛勤的探索和紧张的思考，提出了自然选择学说，以此来解释生物进化的事实。自然选择说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和谐统一的内容：

（1）生存斗争的理论。生殖过剩与生存条件的有限这一矛盾是地球上的物种被淘汰的外在原因之一。

（2）遗传性发生变异的理论。虽然变异的机制并不清楚，但普遍发生变异的事实不容否认，达尔文以此说明物种演变的内在原因。

（3）适者生存的理论。生存条件一直在变化，如果物种的变异适合于变化的环境，那么就在生存斗争中取得胜利而发展；如果物种的变异不适宜于它当时生存的条件，那么就趋于衰减或灭亡。

这样，达尔文基于自然界本身的事实和矛盾，为我们大致描绘了生物进化的机制，各种关键的问题在他这里都有了比较合理的、有事实佐证的回答。新的物种怎么出现的呢？因为旧的物种会变异。很多物种为什么灭绝了？因为它们承受不住生存斗争的压力。为什么现存生物与环境的关系是那么和谐呢？因为无数变异之中的某些变异恰好符合环境的选择。至于为什么低等类型的生物到处存在，达尔文写道：“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自然选择即最适者生存，不一定包含进步性的发展——自然选择只利用有利于处在复杂生活关系中的生物的那些变异。”

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达尔文在论证观点时，巧妙运用事实的能力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他没有像拉马克那样，把自己的学说大量建立在猜测之上。这样说是否意味着达尔文用事实解答了一切问题？不是。他巧妙运用事实的能力在于：一方面，当他并不能提供事实何以如此发生的机制时，他便声明，目前的科学尚不能解开事实之谜；同时，他动用各方面的大量材料来证明这是事实。这样，虽没有解释“所以然”，但使大家还是容易相信他所说的是符合事实的。例如，关于变异的机制和遗传的机理，达尔文都无法给予合理的解释，他承认：“我们对于变异规律深深地无知。我们能提出这部分或那部分为什么发生变异的任何原因的，在一百个例子中还不到一个。”关于遗传，他说：“遗传的法则是不可思议的，这是未来科学的事情。”自己无法回答的，就不轻易猜测和下结论，以避免让无把握的猜测降低理论的可靠性。但变异和遗传的事实是客观存在、抹杀不了的，于是达尔文就将丰富的材料摆在读者面前，这就使人读来不能不信，而把对原因的探讨寄希望于未来的科学。另一方面，当他解释事实发生的原因，说明自己的理论时，尽量搜集各方面、各种学科的研究成果来佐证自己的观点，这样做无疑增加了新理论的可信性。看一下他1859年发表的《物种起源》一书，其材料的丰富和翔实充满字里行间，不难想见达尔文驾驭事实的功力深厚和用心良苦。

达尔文的科学气质

达尔文回顾一生的道路时，曾谈到两种气质对他的帮助。

首先是“保持思想自由”。1881年，他告诉人们，自己遵循这样一条治学原则：“我曾坚定地努力保持我的思想的自由，以便一旦事实证明这些假说不符合事实时，就丢掉我无论多么爱好的假设（而我不能反对每一问题成立一种假设），除此之外，我并没有别的办法。”考虑到当时宗教的社会习惯势力和神学的影响，考虑到研究进化论这一问题本身的难度，我们可以体会“保持思想自由”对达尔文是特别有意义的。

“保持思想自由”在达尔文身上具体表现为富有怀疑精神和不自满、不保守。

无须说，他的进化论是对当时宗教神学观的叛逆，是大胆怀疑的产物。

他一生最感谢和尊重两位导师，一个是汉斯罗，一个是赖尔。他恳切地接受导师的指导，但这并不妨碍他保持自己的风格，具有自己的思考。例如，汉斯罗认为缠绕植物的运动是由于它们本身具有一种盘旋生长的自然倾向，可是达尔文根据自己对花房中栽培的攀缘植物的观察，提出：“卷须植物或攀缘植物的运动是一种对生活环境的适应，以获取较大的阳光面和较多的空气，利于生存和生长，不这样的话，它们很难生活下去。”又例如，赖尔关于珊瑚礁的形成，曾提出一个火山口理论。人们相信赖尔，谁也不去怀疑。可是达尔文根据自己的观察提出了疑问：“新的事实似乎不像赖尔所说的那样。”他认为珊瑚礁的形成与火山没有必然的联系，它是珊瑚虫长年累月筑成的。

后来他自己成了权威，但这并没有使他变得保守和谨小慎微起来，而是仍然富有怀疑和进取心。有一次，他读着刚出版不久的《血族婚姻》一书，作者引用比利时一位学者发表在权威杂志《比利时皇家学会会报》上的一段实验资料：用近亲的兔子交配许多代，丝毫没有发生有害的后果。人们对权威报刊上的文章，习惯于不去怀疑。但达尔文认为，这一实验报告是站不住脚的，于是写信给那家杂志，提出自己的见解，询问实验是否真实。果然，不久他得到回复，那个实验报告是伪造的。

达尔文从来不以伟人自居，他知道虚怀若谷对科学的价值。因此，他不能接受任何吹捧自己、贬低旁人的做法，面对别人的这种行为，他会直言相告：“反对您加在我们那些伟人身上的巨大重要性；我惯常认为：第二、三、四流人物都极为重要，至少在科学家方面是这样的。”

对自己的理论，他决不抱守一隅，而是不厌深思，反复琢磨。关于遗传的机制，他曾提出“泛生论”的假说，认为从身体各部输出一种名为“pangen”的粒子聚向生殖细胞，以此解释身体的变化即获得性状向子代的遗传。这一假说发表后，有些学者提出异议，达尔文很注意这些批评。例如对意大利植物学家菲得利克·德尔宾诺（18331905）的批评，他表示：“他反对这个假说，但批评得公正；我发现他的批评很有用处。”此后，他们经常通信，讨论植物学问题。也正是在认真考虑批评意见的基础上，达尔文在《物种起源》第六版中，删去了有关泛生论假说的论述。从这个事实，我们可以略见他虚心、严谨的治学之风。当然，从他1842年整理出“物种起源草稿”，直到1859年才发表《物种起源》一书的事实，我们更能体会到他的“不厌深思”之“深”。

达尔文的第二个重要素质是他的观察能力。这似乎是他惟一那么自信的。他说：“我既没有突出的理解能力，也没有过人的机智，只是在觉察那稍纵即逝的事物并对其进行精细观察的能力上，我可能在众人之上。”这是没有疑问的。从他发表的许多著作中对动植物生态习性的描写，从他对物种与变种在形态与结构上微细差异的比较，我们不禁为他的观察能力叹服。当然，这一素质对达尔文的重要性也是不难理解的。对每一个博物学家和当时的进化论者来说，精细观察是进入研究的一个首要的、也是起码的条件。在达尔文，这真是个人能力与工作需要的巧妙适应。

达尔文还谈到，一个科学家应有的另一重要素质，那就是兴趣，一种探究自然奥秘的兴趣。正是这种兴趣，使童年与少年时代的达尔文热衷于与哥哥去采集标本、旅行、打猎和研究化学。他对功课不感兴趣，因而成绩不好。他在自传里说：“学校对于我的教育来说，是一个空洞的场所。”正是这种兴趣，致使他在爱丁堡大学学医时心不在焉，以后转入剑桥神学系，一边学神学，一边却跟着汉斯罗等生物学教授、地质学教授学习了许多地质学、植物学、动物学知识，并参加植物与地质考察队进行学术探险。正是这种兴趣，使他虽然在神学系毕业，但不愿当神甫，而情愿去参加艰苦的环球考察。也正是这种兴趣，使他后半生虽疾病缠身，还是不懈地研究。兴趣，给了科学巨匠源源不断的动力，激发出忘我工作的热情。

在自传中，达尔文这样总结自己为创立进化论奋斗的一生，“最重要的是，爱好科学——不厌深思——勤勉观察和收集资料——相当的发明能力和常识”。达尔文的经验之谈，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1858年7月1日，达尔文和华莱士在伦敦林耐学会上分别宣读了他们的关于物种起源的论文，科学的进化论由此诞生。1859年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一书，成为进化论的创立者。进化论从根本上否定了“神创论”“物种不变论”的传统观念，在哲学、社会学、伦理学、经济等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

本文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达尔文进化论萌芽、产生、发展、确立的思想历程，并从达尔文自身的科学气质上揭示了他成功的奥秘，高度评价了达尔文及其《物种起源》一书在人类历史上的杰出贡献。阅读时，可以将本文与《〈物种起源〉导言》相参照，加深对进化论思想的认识，对导言内容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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