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可塑性：为什么我们需要反思性别二元论

在当今社会，人们对于性别的认知和理解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的性别二元论认为男女只存在两种固定的性别，男性和女性。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对性别的更深入了解，人们开始意识到性别是一种更为复杂的概念，而且性别是可塑的。本文将从多个角度来分析性别可塑性的意义和重要性。

性别可塑性：为什么我们需要反思性别二元论？

首先，性别可塑性意味着性别不应该被绑定在生物学性别上。传统的性别二元论认为，性别是由生物学因素所决定的，而性别可塑性则认为，性别是由多种因素所决定的，包括文化、社会和个人因素等。这意味着，我们不能仅仅根据某个人的生物学性别来决定他或她的性别认同，而应该尊重每个人对性别的自我认同。

其次，性别可塑性也意味着我们应该反思传统的性别角色。传统的性别角色认为，男性应该在家庭和社会中扮演支配和控制的角色，而女性则应该扮演被支配和被控制的角色。然而，性别可塑性认为，性别角色是可以改变的，而且我们应该尊重每个人的自我选择和自我认同。这意味着，我们应该反思传统的性别角色，打破性别角色的限制，让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性别角色。

第三，性别可塑性还意味着我们应该尊重不同的性别认同和性取向。传统的性别二元论认为，只有男性和女性两种性别，而且男性应该与女性结婚，形成传统的家庭模式。然而，性别可塑性认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性别认同和性取向，我们应该尊重每个人的选择。这意味着，我们应该打破传统的性别二元论，尊重LGBTQ群体的权利，让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性别认同和性取向。

综上所述，性别可塑性对于我们的社会和文化意义重大。它意味着我们不能仅仅根据生物学性别来决定性别认同，打破性别角色的限制，尊重每个人的自我选择和自我认同，并且尊重不同的性别认同和性取向。这将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平等和包容的社会。

社会性别的历史来源

“社会性别”一词是由美国人类学家盖尔·卢宾（Gayle Rubin ）最早提出的，这一概念的提出对女性主义的发展及女性解放具有及其重要的意义。

“社会性别”在英语中为“gender”，它与“sex”（性别）是相对的。

Sex 指的是与生俱来的男女生物属性，而社会性别是一种文化构成物，通过社会实践的作用发展而成的女性和男性之间的角色、行为、思想和感情特征方面的差别。

“社会性别”概念的提出极大推动了女性解放运动及女性主义的发展。

20世纪初，女性主义思想初步发展，二战后，女性主义运动随之得到蓬勃发展。

其一，社会性别的提出是对生理性别的批判，提出了雄（male）雌（female）应从社会、文化的背景去理解的问题。

其二，社会性别的提出，强调“后天”对“先天”影响，指出社会制度、法律、价值观对妇女的歧视而造成政治、文化、经济上的压迫。

其三，实现男女平等的道路有待于建设一个平等的社会制度，创造一个平等的文化。

生物的性别有两种：一是生理性别，一是社会性别，其中的社会性别专指动物。

生理性别是指雌雄在生理结构方面的差异，在英文中对应sex一词。

社会性别是指基于生理性别的雌雄两性在社会文化的建构下形成的性别特征和差异，即社会文化形成的对雌雄两性差异的理解，以及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雄性或雌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表现为社会对雌雄在生活、婚姻、文化、教育、经济、政治等领域所扮演的角色的固定期待，在英文中对应gender一词。

例如，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父母、老师、朋友或强制或潜移默化地告诉我们：男孩子应该坚强、勇敢，女孩子应该温柔、娇弱、善解人意等等。

生理性别是动物与生俱来的性特征，不因种族、民族、地域或国别而有所差别，而社会性别则是后天形成的，是社会变迁及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以及不同社会文化传统，会产生不同的社会性别关系。

因此，社会性别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具有历史阶段性、社会性和共塑性等特征。

社会性别的历史阶段性是指不同历史时期对雌雄两性期待不同而导致的性别角色模式的不同；社会性是指不同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形成的对社会性别的建构，即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社会性别制度；共塑性表明社会性别的形成不是某一特殊群体自发或有意识培养的，而是处于同一社会中的两性相互塑造的结果。

但是，随着研究的进展，以上有关社会性别的描述却越来越不能令人满意：有关社会性别的叙述不能揭示社会性别观念之所以被接受的根源。

换句话说，社会性别理论有关性别、性别关系和性别制度的描述只表达了明显的社会学“常识”。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存在不存在社会性别、性别意识和性别关系，而在于社会性别、性别意识和性别关系是如何被构建起来的？正是从这个关键性的质疑开始，西方社会性别理论通过不断审视现实存在的两性世界，得以逐渐找到了自己的逻辑出发点，提出一系列概念和范畴，形成了关于性别问题的新知识系统，并致力于揭示两个方面的核心问题：一是在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漫长的发展史上，性别意识、性别观念究竟是更多地建立在生物学和生理学知识上的科学，还是由历史形成的社会关系所决定的文化叙述和制度建构的结果？二是即使两性在生物学和生理学上的确存在着差别，但是这种差别是否被有意识地夸大了？

社会性别把两性关系作为最基本的社会关系，认为它是社会关系的本质反映，从分析两性关系入手可以发现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根源和本质，从而将社会性别理论变成强有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分析工具。

首先，社会性别揭示了两性关系的经济本质，认为作为基本社会关系的两性关系实质上是生产关系的反映。

就像阶级、民族、国家这些概念一样，社会性别关系是经济生活中两性在占有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方面的不平等关系。

这种不平等关系由于与阶级、民族、国家等诸种关系相交叉重叠而长期沉默在人们的视线之外。

其次，社会性别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深入揭示了两性关系的政治本质，即“性的政治”或“性别政治”。

西方政治思想的一大特点是源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二元论”和“两分法”。

在社会性别理论看来，西方政治理论绵延至今的“二元论”和“两分法”，不但制造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对立、自然和文化的对立，而且制造了雌雄世界的对立。

在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二元对立中，公共领域表现的是理性、克制、秩序与和谐，而私人领域则代表了伦理、情感、无序与混乱，因而公共领域在本质上优越于私人领域，并制约私人领域。

同样，在自然与文化的对立中，文化表现的是对自然的征服力，文明的进化就表现为科学技术等人类智慧对自然王国的征服。

雌雄世界的对立，只不过是前两种对立关系在社会生活中的反映，因而，雌性世界对应的是私人领域，是自然领域，而雄性世界对应的是公共领域，是文化领域，这种理论也不完善，举个简单的例子对于多数动物来说，私人世界与公共世界与性别无关。

除了种族、等级制度或阶级之外，性别也是西方社会中的一种基本政治形式。

政治是利用一切可能的形式来运用权力，而父权制是所有其他权力形式的根源，我们的社会和其他所有的历史文明一样，都是父权制社会。

大猩猩、狮子、河马也属于这种父权制社会，但是他们的父权制不如人类这样先进，相反，蜜蜂、黄蜂、胡蜂、蚂蚁、狼、斑鬣狗、裸鼹鼠、大象则是母权社会。

第三，社会性别理论还是一种新的社会文化分析工具，其独特之处在于从两性的角度看待社会性别关系是怎样在历史中被不断叙述和塑造的。

社会性别理论在承认性别的生物性基础上，更加注重与此相伴生的社会性。

也许作为分析工具的社会性别理论过多地显示了自己的批判锋芒，但是这样的批判和解构却使我们深入认识了社会性别的本质，从而准确界定了雄性与雌性问题的关键。

职场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真的在变好吗？

不是如今，任何朝代都会有职场性别歧视，不然的话，你看看重要岗位的男女比例

1.在工作中，性别差异带来的影响已经在慢慢减少，但生活中还是或多或少的会接触到一些因为性别差异带来的工作差异。 就业的相关专业中，不出意外地一些工科类专业是性别歧视的重灾区。而且已经蔓延到管理类的专业，即便是同职位，男生工资也会更高一些，女生的晋升通道相对封闭，大多数女生工作几年还在基层摸爬滚打，基本没有被重用的可能，可悲可叹！就连很多985学校的理工科专业女生也不能幸免。竞争同一个岗位要比男生优秀一大截才有面试可能，有的甚至连简历都递不上前。究其原因无非就是工作环境差，怕女生吃不消

2.再有就是结婚生育的家庭原因。先说第一点，很多女生都很能吃苦，不比男生差，但是很多企业就这么一竿子打翻一船人，难道男生就都是能吃苦不贪图安逸的么，女生就没有想拼搏想奋斗能吃苦的么，难道事业心和雄心抱负是男生的专利？再说到家庭问题，就因为女生未来面临着生育和照顾家庭的责任，那些好的资源就要这样粗暴的被掠夺？

3.同样处于理工科地位的计算机行业情况稍好一点，但是在薪资待遇上还是有差距。数据显示，北上深杭四地的男性与女性薪资差异大约保持在13%左右，广州地区则仅有3.29%。同时数据还显示，在活跃度最高的5座城市中，广州的平均面邀薪资也最低：2016年夏季，广州互联网公司平均面邀薪资约为19.6万/年，而其它四地则在25万以上。在有关互联网企业技术人员的调查中，有多数的工作人员表示，在需要加班的情况下，男程序员一般会分配给组里的女程序员相对较少的工作量，或者干脆把最轻松的工作分配给她们。很难解释这是对女程序员格外的关照还是歧视，有时就连女程序员自己也说不清楚。敲代码不是男生的专利，同样，吃苦耐劳也不是男生的标签，IT女在行业内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但这也是一个机会，既然真正选择了这个行业，接下里需要做的就是好好发挥自己的优势，认真细心、与人沟通、勤奋好学，再加上努力的工作，一定会为自己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

巴勒特想要解构或批判的是怎样一种性别观念

性别主要是指自身所在的生存环境对其性别的认定，包括家人、朋友、周围人群、社会机构和法律机关的认定等，是人基本的社会属性之一。社会性别理论从分析两性关系入手可以发现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根源和本质，从而将社会性别理论变成强有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分析工具。社会性别理论作为一种历史和文化的产物，它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迁而不断变化和发展，如何运用它来指导鲜活的实践活动也应是一个不断探索的问题。
首先，社会性别揭示了两性关系的经济本质，认为作为基本社会关系的两性关系实质上是生产关系的反映。就像阶级、民族、国家这些概念一样，社会性别关系是经济生活中两性在占有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方面的不平等关系。这种不平等关系由于与阶级、民族、国家等诸种关系相交叉重叠而长期沉默在人们的视线之外。女性在生产、再生产（生育）领域中的贡献，只是被当作是男权社会中的附属价值而不被承认，这导致女性自身价值长期被贬抑、被排斥。同时，在经济领域，由于社会分工的存在，妇女长期被束缚在家庭领域（私人生产领域），而父权制社会分工的制度化，也迫使妇女放弃外出工作的权利，即使在法律和名义上获得这种权利，但在激烈的职场竞争中，由男权控制下的社会梯级分工结构，也使得女性鲜能与男性一较高下，只能屈就于低级、下层的工作。这种经济生活中制度化的不平等，反过来从文化上强调了女性在智力和体力方面的劣势，又成为强化父权制的借口。就像马克思、恩格斯早就十分清楚地看到的那样，女性社会平等的获得只能伴随着整个人类解放的到来而到来，只有在消灭了私有制和社会分工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妇女解放的开始一步，就是要从私人领域走向公共领域：“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社会分工导致的经济上的不平等是两性关系其他方面不平等的深刻根源，这是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共识。
其次，社会性别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深入揭示了两性关系的政治本质，即“性的政治”或“性别政治”。西方政治思想的一大特点是源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二元论”和“两分法”。在社会性别理论看来，西方政治理论绵延至今的“二元论”和“两分法”，不但制造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对立、自然和文化的对立，而且制造了男人世界与女人世界的对立。在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二元对立中，公共领域表现的是理性、克制、秩序与和谐，而私人领域则代表了伦理、情感、无序与混乱，因而公共领域在本质上优越于私人领域，并制约私人领域。同样，在自然与文化的对立中，文化表现的是对自然的征服力，文明的进化就表现为科学技术等人类智慧对自然王国的征服。男人世界与女人世界的对立，只不过是前两种对立关系在社会生活中的反映，因而，女人世界对应的是私人领域，是自然领域，而男人世界对应的是公共领域，是文化领域。女人天然是伦理、情感、无序和混乱者，而与理性、克制、勇敢和秩序无关，因而与私人生活、情感和伦理联系着的女性是不适合过公共生活的，换句话说，是应该被政治所排斥的。正如学者们所观察到的那样， “把女性和男性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中区分开来，并把他们分别置于私人生活与公共世界中，这种分离的方式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是，形成这一复杂现实的基础是人们相信女性的本质属性就是恰当地从属于男性，她们合适的位置是在私人的家庭领域。男人则适当地存在于两个领域中，并统治着两个领域。”激进女权主义的代表人物米利特据此断言，除了种族、等级制度或阶级之外，性别也是西方社会中的一种基本政治形式。政治是利用一切可能的形式来运用权力，而父权制是所有其他权力形式的根源，我们的社会和其他所有的历史文明一样，都是父权制社会。
第三，社会性别理论还是一种新的社会文化分析工具，其独特之处在于从两性的角度看待社会性别关系是怎样在历史中被不断叙述和塑造的。社会性别理论的深刻之处就在于不断深入追问，在人类文明中，对女性观念特征和行为模式的期待，也即不同文化的共同的性别意识和性别观念是怎样形成的？社会性别理论提出的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就是，现实存在的性别关系是由历史过程中某一特定阶段形成的男性霸权得以持续巩固的结果。这种男性霸权的巩固有赖于一套话语和符号的灌输，其根本是因为男性在政治经济上占据了优势地位，从而把自己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作为了整个社会必须信奉的价值和观念。并且，这样的性别意识形态，不但会通过文化演化，而且还通过法律和政治制度不断地强化，使得人们理所当然地把既存性别差异当作一种宿命来接受。这种深刻的社会文化分析，使社会性别理论在承认性别的生物性基础上，更加注重与此相伴生的社会性。也许作为分析工具的社会性别理论过多地显示了自己的批判锋芒，但是这样的批判和解构却使我们深入认识了社会性别的本质，从而准确界定了男性与女性问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