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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效应: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

时间: 2023-08-23 11:40:14

贫富差距是当今社会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贫富差距的扩大更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马太效应。马太效应是指“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现象,也就是一种不平等现象,本文将从多个角度来分析这种现象。

马太效应: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

教育

教育是影响马太效应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富人可以投入更多的金钱和资源来提高他们的子女的教育质量,而穷人则往往面临着教育资源的匮乏,这就导致了富人的子女能够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从而更容易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和更高的收入。这种现象会进一步增加贫富差距。

就业

就业也是影响马太效应的因素之一。富人往往有更好的社交网络,这使得他们更容易找到更好的工作机会。而穷人则往往面临着更大的就业压力和更低的薪资水平。这导致了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税收政策

税收政策也可以影响马太效应。由于富人往往有更高的收入和更多的财富,他们可以更容易地避税或者通过合法的税收规避手段来减少自己的税负。而穷人则很难做到这一点。这就导致了富人的税收负担更轻,而穷人则承担了更大的税收负担。

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也是影响马太效应的因素之一。由于富人有更多的财富和更高的收入,他们可以更容易地获得更好的医疗保障、退休保障等社会保障。而穷人则往往面临着医疗保障和退休保障的不足。这就导致了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结语

综上所述,马太效应是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教育、就业、税收政策以及社会保障都可以影响马太效应。要缩小贫富差距,我们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例如提高教育公平性、加强就业机会的平等、改善税收政策以及加强社会保障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切实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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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差距扩大是什么效应

国际上采用基尼系数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贫富差距水平,在0.2以下为高度平均,0.2-0.3为相对平均,0.3-0.4为合理水平,0.4-0.6为不平均,0.6以上为高度不平均。国际上把0.4视为警戒线,认为基尼系数超过0.4则会引起社会动荡。

警戒线下的贫富差距扩大可刺激社会繁荣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基尼系数为0.17,处于高度平均水平。1990年为0.34,2017年为0.467。基尼系数的不断上升意味着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在0.4以下的上升对社会的总体效益体现为正面激励。改革开放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道路”,在改革开放至千禧年以前,社会的普遍认可的价格观为勤劳致富,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财富和理想中的生活。虽然基尼系数在上升,但大部分人在看到周围的人通过努力工作获得了财富后,也就有了动力去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

过度的贫富差距带来了诸多问题

过度的贫富差距将导致严重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体现在以下方方面面,如社会价值观的撕裂、阶级固化、个人不再相信奋斗可改变人生,社会动乱、国家民粹主义的兴起等。

价值观的撕裂

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曾问克法洛斯:“在你看来,拥有大量的金钱给你带来的最大好处是什么?”他回答:“最大的好处,说出来未必有人相信,那就是,金钱可以让一个人更良善。”当马云爸爸们通过捐赠等慈善活动来提升自己的社会价值时,部分底层人民在面对因病入院的亲人时,却只能因为无钱医治而选择抛弃亲人。当王健林们为了节省时间而乘坐私人飞机往返世界各地时,偏远山区的打工青年却为了节省钱在每次返城的时候选择了徒步几个小时。

社会阶层的固化

曾有数据统计了2009年50万大学生的就读和就业情况,发现农民工的子女较多就读于高职高专学校,而管理阶层子女则较多就读于“211”院校。从学生毕业后半年的就业情况来看,农民工子女中有35%未能就业,而管理阶层子女中仅有15%。中国社科院出具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报告中指出,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和企业主家庭出身的人进入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比例是总体结构中比例的6倍(15.4%/2.6%),而农民家庭出身的人进入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比例则只是其总体结构中比例的2/3(46.2%/72.9%)。

个人价值观的改变

当阶层固化加剧,一个人的发展需要“拼爹”、“拼妈”、“拼房子”的时候,普通年轻人发现无论如何奋斗都很难与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人平起平坐时,慢慢地就失去了通过个人努力改善自身生活的动力。而顶层富人生活的穷奢极侈勾起了普通民众对金钱的欲望,在欲望的刺激以及现实生活的无奈中,个人难免会产生对富人阶层的不满,甚至可能演变为“仇富心理”。

社会动乱和国家民粹主义的兴起

当贫富差距过大,社会失去奋斗动力,群众对未来感到迷茫,对现状感到不满,强者恒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日益显著时,民众必将通过各方面向社会表达自己的不满,2011年发生在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近两年来的英国脱欧和美特朗普当选,在一定程度上是民众情绪的宣泄。在当今全球贫富差距扩大,经济放缓的情况下,社会动乱和国家民粹主义正在兴起。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几千年过去了,孔子的教诲依然振聋发聩。

实用性的经济学(九)——马太效应

事例一,以平台为例。所有在的创作者,其排名是按钻和贝总和而定的。尤其是位于总榜前列的,其钻和贝的总和是小白们望尘莫及的。当然,那些大咖和老师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和付出而换来的。

为什么大咖们的阅读量、评论量、点赞量、打赏量,尤其钻和贝的总和会越来越多呢?

事例二,有些行业或产业,品牌知名度越大,其价值就越高,消费者就越多,势必占有的市场份额就越大。如白色家电,整个市场几乎被海尔、海信、格力、美的等大企业占满了。而那些品牌知名度低,价值不高的企业,生存势必越来越艰难。这是又如何解释呢?

马太效应,源于圣经《新约·马太福音》一则故事:

一国王远行,交给三仆人每人一枚银币,并告知:“拿银币去做生意,我回后再见我。”国王回来后,第一仆人说:“您给我的一枚银币,已赚10枚。”于是国王奖励他10座城邑。

第二个说:“您给我的一枚银币,已赚5枚。“国王又奖励他5座城邑。

第三个说;“您给我的一枚银币,我一直放入口袋存着,担心丢了,一直没有拿出来。”

于是国王将第三个仆人的银币也赏给第一个仆人,并且说:

简单了解这种社会心理现象后,回头简要分析上面的例子。

事例一中,大咖们通过奉献和努力,获得了一定的成功,打造了个人品牌,拥有很高的钻和贝的总量,拥有更多的加成卡,也就意味着有了一定的优势和资源。很多创作者也就争先恐后地去阅读、评论、点赞、甚至打赏其作品。

水涨船高,大咖们取胜的机会就更大,获得的钻和贝就更多。这就是马太效应造成的。当然也含有少许的名人效应,以及羊群效应。

同理事例二中,在品牌资本领域内,更是充满了马太效应,现象也普遍, 强者越强,弱者越弱,一句话,赢家通吃。

至于现实生活中的例子,到处皆是。

福布斯和胡润财富榜上的富豪们,其财富和资产越来越多,而普通百姓的收入和财产,越来越赶不上消费和支出,赶不上通货膨胀。贫富差距愈来愈大。这才是典型的马太效应。

西方的圣经有马太效应的解说,而我中华的国学里也有注释。

马太效应对于个人而言,既有积极的影响,又有消极的影响。

消极的影响,这种效应可能让人产生悲观失望的情绪,唉声叹气,逃离现实生活,堕落,不进取。

积极的影响,人要争取,去努力,让自己变得强大,眼界越宽,境界越高,格局越大,路就越顺,事业就越红火。

用宏观经济学的问题解释为什么他们如此富有,我们却如此贫穷?

鉴于有人认为收入分配差距有利于调动积极性(从而带动经济发展),本文在此讨论收入分配差距导致的积极性与经济发展的辨证关系,并且针对我国的过度悬殊的贫富差距来分析应有的取向。一、过度贫富差距和收入分配差距下收入分配差距及其激发的积极性对于经济的副作用有观点认为均贫富会降低效率,导致无法提高积极性(从而不利于经济发展)。这个看法对于极端情形-按照人口进行绝对平均分配(而非按劳分配)是适用而且正确的,但是当走向另外一个极端-贫富悬殊和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就未必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当贫富和收入分配差距过度时,首先大众平均的消费能力将会下降,消费能力的下降将会导致许多产品没有出路,企业没有效益,必然带来失业。失业者虽然有积极性,可是没有就业岗位等于空有积极性。即使投资者的积极性和劳动的积极性也需要以消费来拉动,没有消费拉动的投资和生产,给社会带来的是资源的浪费和经济的泡沫,而且在这样的情况下积极性越高,浪费越严重。投资者即使产品有销路,也是挤压着有限的消费市场,导致其他行业的利润相应下降,因而经济会衰退。先富是否代表可以带动全国富裕呢?其实未必,因为有些致富是以占有市场和其他的超广义资源为基础的,一旦推广整个市场上的利润都会下降,比如旅游经济、能人经济等都未必具有很好的推广性。这也可以用系统观点来解释,本身经济是一个巨大且复杂的系统,各个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非常复杂,实际上一些企业和个人赢利的同时损害了大家的共同利益,在分析中不应当以片面取代全面,以局部来考察整体。贫富差距和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拉大,且在我国社会保障的缺失导致在波动和激烈竞争下的市场经济中存在很大的风险,失业等无法获得经济来源的人员不仅无法消费,而且生存权无法得到保障,为了生存他们自然就积极性非常高涨,可以不惜采取一切手段、不惜牺牲利益来挣钱获得生存,这样的积极性本身是严重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初衷,给社会带来众多惨痛的悲剧,也导致犯罪率上升,社会风气变坏,一些人从精神上堕落。同时为了防止意外他们还需要加大风险储备,导致他们消费的积极性不高,从而一些产品没有销路。产品供大于求必然导致经济萧条。此外没有社会保障情况下的市场经济也导致人对于金钱的绝对依赖,同时也是对于企业主和就业机会的依赖,导致了他们被迫接受低下的工资、不惜牺牲健康甚至出卖人格等。由于金钱对于生存的重要性,整个社会对金钱的期望和依赖增加,可能形成拜金主义并进一步导致人们拼命追逐金钱,而富人则凭借财力更加有能力使财富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另外也导致了许多在职的人员为了获得高收入却拼命加班加点和兼职,企业也为了高额利润一边裁员,一边让雇员超长时间劳动,占用了失业人员的就业空间,进一步导致就业情况的恶化,而且一些人超长工时工作也导致他们没有时间进行消费,制约了内需。拜金主义还是腐败和暴利的动力,加剧了贫富差距的加大,贫富差距的加大也导致拜金主义更加严重,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就业的恶化也导致了人力资源的浪费,失业人员无力消费也会压缩内需,内需不足导致失业增加,互为因果形成恶性循环,产生类似经济危机的现象。一边是积极性过分利用而牺牲身心健康,一边是人力资源失业导致的浪费,形成鲜明而且不和谐的对比。显然失业与提高劳动积极性以及促进经济发展的初衷又相违背。贫富差距不仅在经济上造成恶果,而且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减轻人民生活负担和心理压力上都起到了巨大的副作用,造成社会不和谐。可见这样的情况下贫富和收入分配差距和积极性不利于经济发展,更不利于提高生活水平和社会和谐。贫富差距和社会保障的缺失导致贫困人口没有消费能力来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而富人的消费增加有限,导致总体消费能力下降。消费能力下降导致一些生产产品销售没有出路,影响了一些企业的效益,导致这些企业的职员部分失业。失业导致就业市场供大于求,从而人力资源易于贬值的地位。失业和人力资源的贬值又将导致贫富和收入分配差距的加大和消费能力的进一步降低,如此形成恶性循环,出现一损俱损的局面,最终导致类似经济危机的状况。十六大确立了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来看经济过程中涉及的积极性可以分为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和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投入的积极性。它们在分配中好比分蛋糕,是互相排斥的,而对于贡献的衡量没有确定的标准,而且从技术上来讲很难于衡量,那么就产生了另外一种积极性,就是如何从已有的蛋糕中分得最大的份额。我国人力市场上供大于求,造成人力资源的贬值,因此分配上不可能按照贡献进行分配,而是以劳动者获得的报酬低于应有的,而投资者则获取很高的利润。由于贫富差距中的富人只要是投资者,贫困者往往是失业或者劳动者,因此人力资源的贬值在总体上造成贫富和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加大。这一加大必然又加剧上述的失业问题和经济的恶性循环。在我国的现状就是物价在上涨,但是工资却没有涨,有的还在下降,也显示了这一点。贫富差距也导致富人钱太多而进行浪费性的消费,可能出现类似“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景象。相对于富人的浪费性消费而言,贫困人口的消费更加具有效用,因此贫富差距导致消费效用的下降和资源的低效、无效利用增加。发展是硬道理,有人主张不要对治贫富差距,任贫富差距的拉大,采取发展经济的方法自然贫困会消除。但是上面已经提到了,贫富差距导致消费能力下降、失业,并且最终形成类似经济危机的恶性循环。可见如果忽视了贫富差距的控制,即使积极性高涨,也最终有可能导致经济倾向于共同贫穷的倒退而不是发展。即使有投资者具有投资的积极性,可以看到短暂的经济发展,但是没有内需带动迟早一天会成为经济泡沫和资源浪费。由于贫富差距的扩大也会成为新一轮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这种互为因果造成恶性循环违背了邓小平共同富裕的思想,形成“马太效应”,而贫富差距的恶果也因此而不断加剧。经济中的积极性也是一个两面的问题,一方面是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是消费的积极性,一般而言,生产积极性高与金钱欲有趋向正比的关系,消费的积极性则是趋向反比关系,因此只有生产的积极性并不一定带来经济的发展,还需要有消费的积极性配套,而消费的积极性与贫富差距和社会保障有很大关系,只有基本的生活有保障,人民才敢于进行消费。此外古人云:“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过度的富裕未必利于富人,富贵往往伴生腐败、堕落、为富不仁、丧失艰苦奋斗精神和斗志,而且富人由于生活的富裕还容易产生富贵病。而过度的贫困则给贫穷者带来的是惨痛的经历和社会的不和谐。贫富和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要拉动积极性还取决于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有合理致富也有非法致富,有合法致富也有非法致富。有些贫穷是因为丧失土地等不公平、沉重的不合理负担、分配不合理、价格不合理等不合理、不平等的因素造成造成的,有些则是由于自身懒惰造成的。合理致富所导致的贫富差距拉大是有限的,而实际上有些暴发户则利用不合理手段以出乎意料的发展速度暴富。可见要让贫富差距真正提高积极性还需要解决这其中的不合理因素,不合理致富造成了社会的不公平、伤害了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人们对提高效率采取消极态度,也在民众中滋长了不公平感与不满情绪,产生相对剥夺感和仇富心理,导致犯罪,影响社会稳定,最终导致对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的负面影响。这违背了市场经济提高经济效率和积极性的初衷。此外,积极性未必代表了进步,比如古人的积极性应当是很高的,因为那时技术落后,为了生存他们必须积极地辛苦劳动。当积极性是出于人民非常渴望满足的没有得到满足时,我们需要审视经济发展的质量问题。市场经济中,所有的企业和个体都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的复杂系统,不应当通过孤立其他利益相关企业和个体而仅仅考虑交易各方,而现在的市场经济中往往简单地仅考虑交易各方来认定经济活动的效益和简单进行利益分割。分配的不合理性还在于实际上生产销售等环节中存在在超广义资源的利用问题,超广义资源具有公有性的一面,应当给予征收税赋,这些税赋可以用于社会保障、公共福利和公益事业,也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依据。二、积极性的作用局限这里提到的积极性是以经济和金钱驱动为主(源头)的,应当看到人们的需要在许多时候是无法获得经济回报的,比如一些基础研究和环境保护,虽然得到政府的支持,但是还有许多是无法得到政府支持的。而另外则有些行业可以既危害社会又获得高利润,比如毒品贩卖是一个极端的、被法律禁止的高危害、高利润的行为,但是还有许多不在法律的禁止之列的。由此可见经济学中的这种积极性具有很大的片面性。科技的发展使得许多人力可以被取代,这给高科技行业带来高利润的同时,也使得更多的人失去了就业机会。政府应当通过社会保障和对高科技研究开发投入更多的人力和资金来减少因为技术进步带来的失业问题,将高科技带来的高利润反哺给基础研究和研究于开发。实际上由于经济学中的积极性是以逐金钱为基础的,许多的基础研究都往往没有短期的回报,而且难于通过专利法获取回报,因此具有这样的积极性并不一定就对社会和经济发展有利,没有这样的积极性未必对社会和经济发展不利。我国现在众多的大学生经过培养已经到了可以发挥巨大社会效益的时候,需要有发挥用武之地的岗位,但是就业市场不景气,需要将失业的大学生转入到科研和基础研究的行列。这需要有科研和基础研究的投资,但是由于投资的积极性是以经济效益为驱动的,而这样的投入往往无法获得短期的回报,造成经过政府投资、父母高额投入、学校辛苦培育而产生的人才资源被浪费,而且经过高等教育的人才能够创造巨大的价值,特别是让他们加强科研,能够让国家的科技实力、军事实力、经济实力迅速增强。投资者追逐利润,但是科技发展历史告诉我们,许多重大的发现和创新源于非功利的研究,还有其他许多对于社会具有重大意义的活动的展开都不能过度地依靠经济意义上的积极性提高。可见政府需要更加强化调控和掌握更多的财政收入来为科技、公益等市场鞭长莫及的地方,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功能。三、经济发展及其指标的局限以GDP为例,一些数字和需求越多,说明社会问题越严重,不是进步而是退步,比如医院的收入、房地产,它反应了人民的基本需求都没有得到满足。经济增长未必就是生活水平的提高,比如病人越多,虽然拉动了经济的发展,但是对于社会是巨大的损失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这些是无法记入GDP的。在GDP的衡量上应当更加精确,比如医院就诊量的某一些指标可以认为是社会退步的表现。再比如环境污染,环境污染越严重,那么就可以带动环境保护产业,是否环境污染越严重,以此带动经济发展就说明社会进步了。还有科技对于经济长期推动作用,军事对于经济有长期的保护作用,人民生存幸福感,这些都不可能用GDP来衡量。一些经济指标如GDP应当是要乘以系数的,而且某些系数还应当是负的,而许多经济学家把经济数字不加以区分和理解的崇拜而且完全抛开其他科技、军事、生存等因素是非常错误而且误国误民的,所以这里谈到的收入和积极性就具有不反映真正的生活水平和进步的一面。四、结束语由于过大的贫富差距对于经济的上述危害,因此应当加以有效控制,特别是对于不合理的因素造成的贫富差距扩大要坚决禁止。此外,提高提高就业和社会保障,不仅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障人民的基本生存权利,维护社会的和谐和稳定,而且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共同繁荣。应当看到经济发展和积极性的提高最终是为了满足人民的需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科技进步和军事实力的加强。这其中短期的效益应当要以满足人民需求为出发点,长远的发展还依赖于科技和军事实力,而且改革开放的经验告诉我们科技和军事实力的增强不应当寄厚望于引进,而应当采取政府加大人力和资金投入、加强政策扶持等措施充分发挥我国人力资源丰富的优点,将人力投入到科技研究和创新行列中,形成创新产业。由于经济上也存在物极必反的许多现象(如竞争、压力)和存在需要兼顾的矛盾(如公平与效率),所以始终要综合考虑,把握最佳的量与度,绝对不能以牺牲过多的幸福和以降低生活水平来调动积极性以此来推动经济发展,调动积极性还要与人民的需求相应,防止经济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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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二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紧紧围绕改革发展稳定中的重大问题,紧紧围绕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工作,不断增强人大工作的实效。三要发挥人大工作的特点和优势,坚持民主集中制,严格依法按程序办事,集体决定问题。要坚持走群众路线,以人为本,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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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真正为群众做实事!
摘要:我国贫富差距在城乡间、地区间、行业间和不同社会阶层间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影响到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和文化建设。文章分析了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指出需要从确立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模式;完善经济体制,发展壮大经济实力;统筹城乡发展,加快新农村建设;优化分配机制,实现收入分配公正;健全法规制度,加大反腐败力度等方面努力缩小贫富差距,推动和谐社会建设。
关键词:贫富差距;和谐社会;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但与此同时,我国已成为一个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国家。贫富差距扩大,会引发和激化许多社会矛盾,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推动和谐社会建设,必须努力缩小贫富差距,真正使广大人民群众在科学发展中共享经济社会进步的成果。
一、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表现
2005年世界银行研究报告指出,我国的基尼系数在改革开放前为0.16,2004年为0.465,2005年逼近0.47,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城乡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是我国社会中的两大利益群体,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1995年,国际劳工组织对36个国家城乡收入差距进行了研究,认为我国是城乡收入差距超过2∶1的三个国家之一。有学者研究表明,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看,1985到2002年期间,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是农民收入增长速度的1.68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绝对值,1978年为209元,1992年突破1000元,1994年突破2000元,1997年突破3000元,2000年突破4000元,2002年突破5000元。另据历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有关资料分析,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之比,2002年为3.11倍,2003年3.23倍、2004年3.21倍、2005年3.22倍、2006年3.29倍,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比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至少落后17年。
(二)地区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有关数据分析,从1978年到2001年,东部与中、西部居民人均收入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都在不断扩大。1978年,东中西部人均收入分别为214.3元、184.6元、165.7元,东部为中部的1.16倍、为西部的1.37倍,1990年,东部地区人均收入1156元,中部地区797元,西部地区797元,东部分别为中、西部地区的1.63倍、1.45倍,2000年,东部地区人均收入5277元,中部地区3107元,西部地区2707元,东部地区为中部1.69倍、西部的1.69倍。
(三)行业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行业间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以及垄断行业和非垄断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上。我国的企业主要分为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外资、私营企业等,目前外资、私营企业内职工的收入明显高于集体企业。另外,垄断性行业职工收入增长很快,各种福利、奖金很多,而一些传统产业的职工收入增长相对缓慢。据统计,2004年前三季度,石油天然气开采、烟草制造、铁路、航空、电信等行业企业的景气指数,高于各行业平均水平25%-60%。
(四)不同社会阶层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掌握经济、权力、文化资本的阶层收入增长明显快于普通工人、农民。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研究指出目前我国居民存款余额高达l0万多亿元人民币,其中80%的储蓄被社会高收入者掌握,另外20%储蓄由占社会的其他80%人员所有。
二、贫富差距扩大对构建和谐社会的负面影响
贫富差距扩大,社会利益结构两极化是和谐社会建设的最大隐患,会带来方方面面的不利影响。
(一)贫富差距过大影响群众生活
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现在大多数人生活水平得到了明显改善,但有一部分群众的生活水平变化不大,还有百分之十几的居民认为生活水平出现下降。贫富差距扩大,直接影响到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使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教育、就业、医疗、住房、社会保险等民生问题得不到有效保障,使贫困者的处境更加恶化。
(二)贫富差距过大影响政治稳定
贫富差距扩大,会使更多老百姓感受到一种相对剥削感,对社会发展丧失信心,对较富裕群体充满敌意,对政府及其政策失去认同,导致社会无法有效融合,产生引起社会震荡和政治不稳定的因素。
(三)贫富差距过大影响经济发展
城乡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强化了劳动力单向流动,导致农村空虚、农业生产力削弱,危及粮食安全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农业基础。贫富差距过大还会限制内需扩大,导致国内市场有效需求不足,影响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四)贫富差距过大影响社会安定
贫富差距过大会导致高失业率和高犯罪率,带来群体事件频发、社会治安恶化等一系列社会风险,严重危及整个社会的安全运行。20世纪90年代的高上访率、乡村治理失序等现象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五)贫富差距过大影响文化建设
权力寻租、行业垄断、城乡分割等破坏公平原则导致的贫富差距扩大严重破坏了社会公平正义,强化了人们的社会不公平感,不利于整个社会对公平正义价值的追求,不利于弱势阶层和穷困家庭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的接受、文化生活的开展和子女的优质教育。
三、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
造成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十分复杂。实践中对国家发展理念的识读、各种制度的不完善、转轨时期的阵痛、权力腐败等导致了贫富差距迅速扩大。
(一)误读国家发展理念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和我国客观情况,目的是要抓住机遇,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改善民生。但是,在实践中,一些人错误将效率与公平割裂开来,只讲经济发展,不注重社会建设和发展成果的公平分配,对贫富差距问题缺乏应有的认识和解决办法,导致社会收入两极化越来越严重,公平成为当前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
(二)市场机制不完善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必然使部分企业发展壮大,另一些陷入亏损甚至破产的境地,两种企业职工的命运和收入出现了不同的格局。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经济运行秩序混乱,一些信用差、品质差的个人与企业,以偷税漏税、制假贩假、敲诈勒索等非法手段迅速暴富。
(三)城乡二元分割体制的束缚
城乡二元分割体制,使城乡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建设方面长期以来处于两个不同世界,各种资源主要集中于城市,并刺激民工潮的形成和人才单向流动,导致“三农”问题日益严峻,城乡差距不断扩大。
(四)收入分配制度不健全
20世纪80年代以后,分配制度调整克服了平均主义分配现象,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极大调动了不同阶层的积极性,但同时居民因素质和占有资源不同,出现收入差距多元化局面,尤其资本参与分配后,产生“滚雪球”现象,资本所有者的财富越积越多,促使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同时,政府收入再分配手段和功能严重不足。改革初期,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税收体制不完善,国家税收有限,不可能有实力解决各种社会问题,有效防止收入差距拉大。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财政有所改善,但相应的税收体制、社会保障体制不完善,政府再分配能力不强,难以对已经形成的贫富差距进行有效调节。
(五)腐败导致财富非法积累
我国经济社会体制处于转轨时期,法规制度还不完备,国家监管能力有限,许多经济活动和权力行为缺乏应有监管,给权力与资本的结合和不法分子牟取非法收入提供了机会。腐败还使市场主体处于不平等的竞争地位,甚至被地方恶势力和和腐败官员排挤出市场,无法合法致富。

四、缩小贫富差距,构建和谐社会
正确认识和处理贫富差距问题,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改变发展模式,完善各种制度、增强国家经济实力、注重城乡社会建设,使人民群众共建共享和谐社会,走向共同富裕和全面小康。
(一)确立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模式
要坚持以人为本,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要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原则,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又注重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全面与协调发展,注重人与生态可持续发展。要坚持“五个统筹”根本要求,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
(二)完善经济体制,发展壮大经济实力
必须不断完善经济体制,并进行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真正建立起法治市场经济,为所有人提供公平、透明的游戏规则和竞争体制,防止权力资本化,压缩权力寻租的空间,使所有人凭能力在经济活动中取得报酬。同时,要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加国家经济实力,为人民群众生活保障和社会事业发展奠定雄厚的经济基础。
(三)统筹城乡发展,加快新农村建设
要按照中央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思路和新农村建设的战略部署,统筹城乡发展。要建立城乡均等的公共财政体制,不断增加对乡村的投入,为乡村发展打好财力基础。要进一步通过政策、科技、人事等手段,使各种资源投入乡村,推动农业经济的现代化。要发展农村社会事业,改善农村生活条件,保持农村社会稳定。要保护农民在乡和在外的各种权益,提高农民的文化和民主素养。要完善基层治理机制和党群组织,使乡村建设有可靠的组织依托。乡村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既要做立竿见影的事情,也要打好长远发展的基础,使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不断改善,城乡差距不断缩小。
(四)优化分配机制,实现收入分配公正
多种要素参与分配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但是要合理确定各种要素参与分配的权重及其税收负担。目前,中低收入者负担了所得税的大部,而高收入者所得税所占比重较小。这就需要完善个人所得税政策,进一步提高起征点,加大和完善对资本收益的征税。同时,国家财政收入应更多向落后地区、弱势群体倾斜,向医疗、养老、住房、教育、社会保障与救助等民生领域倾斜,通过转移支付和二次分配,促进均衡发展,防止贫富差距扩大。
(五)健全法规制度,加大反腐败力度
完善的市场经济法规制度,能使市场规范、有序运行,为阻止权力对经济不当干预和各种经济主体违法行为打好基础。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能够在制度设计层面严格政府职能和行为方式,努力增强政府的效能、公开性与公共性。但是,要保证好的市场和行政制度有效运行,除了持之以恒的制度完善以外,最主要的是要通过有效监管,始终对各种腐败和严重经济犯罪保持高压态势,使制度不被扭曲,能够点点滴滴渗入社会和人们的意识与生活,能够不断转化为现实的规范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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