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义效应什么意思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语义效应成为了一个热门的话题。那么，什么是语义效应呢？简单来说，语义效应是指语言对人类思维、行为、情感等方面的潜在影响。本文将从多个角度来分析语义效应的意义和影响。

语义效应什么意思

从心理学角度分析，语义效应可以对人们的判断和决策产生影响。在心理学实验中，研究人员发现，当人们被告知某个产品是“新鲜的”时，他们更容易对这个产品感到满意。同样的，如果告诉人们某个产品是“旧的”，那么他们可能更容易对这个产品进行负面评价。这表明，语言的表述对人们的判断和行为有着潜在的影响。

从营销角度分析，语义效应可以对品牌形象和营销效果产生影响。例如，某个品牌在广告中使用了“健康”、“天然”等词语，消费者更容易将这个品牌与健康和自然联系起来。这样一来，品牌的形象就得到了提升。另外，如果品牌的广告使用了一些具有情感色彩的词语，比如“幸福”、“温暖”，则消费者更容易对这个品牌产生好感。这对提高品牌的销售和知名度有着积极的影响。

从文化角度分析，语义效应可以影响到社会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念。例如，某些国家和地区的语言中，男性和女性的称谓不同，导致了不同的性别角色认知和社会规范。同样的，某些贬义词语在不同的文化中可能具有不同的含义和使用情境。语言的使用对文化的传承和社会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从教育角度分析，语义效应可以影响到学生的学习和认知。例如，在学习阅读时，如果教师注重给学生讲解词语的含义和使用情境，那么学生就更容易理解文本的意义。同样的，语言的表达和使用也会对学生产生影响。教师可以通过培养学生良好的语言习惯和表达能力，提高他们的思维、沟通和交流水平。

总之，语义效应在各个领域都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性。语言作为交流的工具，既能够传递信息，也能够对人们产生影响。我们需要注意语言的使用方式和表达能力，以充分利用语义效应的积极影响，同时避免其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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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学与诗歌

语义学与诗歌

语义学一词源于希腊语，本义是“意义学”。语义学一词的现代用法首见于法国学者布雷亚尔的《论语义学》(1897)，然而在布雷亚尔的论著里，语义学一词的定义比我们现在所说的语义学定义要狭窄。

在人类的眼中，意义似乎是无所不在的，而意义总要牵涉到两个术语：一个是指示符号，一个是所指意义。如果所指意义是明确的，或可辨认的，那么也可称为所指事物;如果不是可以确切辨明的，又可称为参照事物。

指示符号可以根据其指意方法分为三大类：自然符号、固定符号、象征符号。

一、自然符号

自然符号，通过真实世界上的某些实际的(通常又是偶然的)联系，指示有关事物或情景;例如，“乌云翻滚的天空”是暴风雨的指示符号。自然符号是一种原始类型的指示符号;而固定符号和象征符号都是由之发展而来的。但是后两种符号在发展过程中又分道扬镳、特征各异了。

二、固定符号

固定符号所指的意义是约定俗成的，适用于了解与之相关的特定语言习惯的人群。例如：对于说英语的人，“tree”(树)就是一种能够指意的固定符号;对于懂算术的人，“10”就是一种能够指意的固定符号;对于汽车司机和行人，交通红灯就是一种能够指意的固定符号。上述第三种固定符号(红灯)也可起信号的作用;第二种(“10”)，在解题时也可起信号的作用。固定符号有四点特征值得注意：

1.由于固定符号与其所指意义之间的关系是由习惯所决定的，所以固定符号所指的意义一般十分明确。以英语词tree为例，如果换到德语里使用了Baum，换到法语里使用了arbre，其语义不变，“树”还是“树”。同样“10”在不同语言的数学描写中，意义也不变。

2.固定符号与其所指意义的关系只能有一种正确的解释。在特定的上下文中，固定符号只能指一种意义;如果所指意义超过一种，那么这些所指意义就应该能够用不同的象征符号清晰地加以表示。此外，固定符号的所指意义应该是确定的;对于特定的论述或特定的科学范畴，这种所指意义应该是不变的。

3.任何固定符号的所指事物都具有下列两种特征之一：(1)根据相似性或类似性而确立的逻辑的普遍性;(2)根据时空连续性而确立的存在的特殊性。这两种常见的意义模式即是桑塔亚那所说的“话语的具体化”和“存在的具体化”。通常用以表示“话语的具体化”的是普通名词(例如“人”);通常用以表示“存在的具体化”的是专有名词(例如“约翰”)或特指化了的普通名词(例如“我昨天见到的那个人”)。

4.固定符号适用于作确定陈述，或命题。这种命题，从逻辑意义上讲，必须具有内在的连贯性(即不自相矛盾)，它所表述的真理也须相应具备潜在的证据。

固定符号明显的实用价值导致了“固定语义学”的产生。固定语义学认为，不论在哪一个抽象层次上，固定符号都能用来表示一般的语义作用。因此，可以用这种语义学来分析各种作品中的语义作用(尤其是宗教作品与诗歌中的语义作用)，鉴别哪些是固定符号作用的变体，哪些是不符合固定符号语义作用的。固定语义学对诗歌的通常解释是否定诗歌的语义功能而强调诗歌的心理效应。莫里斯说：诗歌是“一种鉴赏性、评价性的表述”;理查兹认为，诗歌的作用是影响读者的感情和态度。

三、象征符号

这类指示符号是表意性象征符号，或叫做深度象征符号。这类指示符号对于诗歌以及宗教、神话等有关的领域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对“象征符号”加上了“表意”“深度”这样的修饰语是为了区分这个名词在长期流行的文学传统中的意义和它在逻辑学及数学中的意义。在逻辑学和数学中，“象征符号”这个名词，按我们现在的定义，是属于一种特殊的、抽象类型的固定符号。固定符号和深度象征符号代表着语言的两种互相补充、互相渗透的用法。这两种用法是为了适应两种互相补充的语义(一种是确定表意，一种是充分表意)的需要而产生的。因此，深度象征符号的作用是产生丰富的意义与联想，通常要损失一些习惯意义和实用意义的准确性。例如，表示虔诚的基督徒的十字架，莎士比亚《麦克白》一剧中显示恶兆的血与黑暗这两种意象，神话中用以代表天、地的父母意象原型，都是深度象征符号。很明显，更有趣、更重要的诗歌语义表达均须采用深度象征符号。固定语义学是根据固定符号表意的严格规律来解释诗歌的意义的，而诗歌语义学则不同。它是对各种具体诗歌中的深度象征符号的真实特性与语义作用进行分析，并建立一种正确解释这些诗歌的意义的理论。

与上述提到的固定符号的四点特征相反，深度象征符号(或者说诗歌象征符号)的典型特征有如下七点：

1.深度象征符号虽然表示一种超越符号本身的意义，但在一定程度上符号与意义仍有关联。十字架、塑像以及礼拜动作经过长期传统的作用已经包含了大量属于上天的宗教特征意义。在诗歌和艺术里，象征符号所具有的、与所指意义相关联的特征，表明了诗人和艺术家对于表意手段本身的重视。诗人和艺术家不仅重视他们所要表述的意义，而且重视他们用以表意的手段。如果诗人和艺术家不能同时取得恰当表述意义和采用恰当的表意手段这两个方面的成功，那么这样的诗歌和艺术就会降低到纯粹的抽象主义和实验主义的水平，或降低为讽喻性或宣传性的作品。

2.深度象征符号与表意单一的固定符号不同，它能表示多种意义。然而深度象征符号所表示的多种意义是融为一体的，而与这些意义个体的简单相加有很大的区别;因此不能对合成这种总体意义的各种意义成分作单独的分析。深度象征符号的多义性与简单的双关语或智语也不同。对于基督徒来说，十字架具有殉教和复活这两重意义;这两重意义既表现在基督身上，也表现为基督徒的最终天职。燕卜荪所说的“模棱两可”一般就是指诗歌语言的多义性。可是“模棱两可”这个词用在这里是不恰当的，因为“模棱两可”是说这种意义也行，那种意义也行——二者任择其一，而“多义性”则是同时包含两种意义。

3.多义性中有一种特征十分重要，需要单独加以讨论——即原型特征。在许多深度象征符号里都可能存在隐约的或潜在的原型特征。凡是包含有更广泛、更深远的涵义的形象或特定概念，都会有其原型意义。这种原型，例如上天慈父，大地母亲，死而新生，生命之粮，精神之酒，光明天使，黑暗魔鬼等等，都具有感情和认识方面的联想功能;诗人可以巧妙地利用这些原型的联想功能扩展他的语句的涵义范畴。真正的象征符号的原型事物不应与讽喻诗里的具体事物混为一谈。讽喻诗里的具体事物只是用作普遍事物的一个示例。而象征符号的原型事物则不同，它是黑格尔和维姆萨特所说的“普遍性的具体化”以及歌德所说的“难测事物的一种生动显示”。

4.固定符号所指的意义在一篇话语中，至少在原则上，是确定不变的;而深度象征符号，由于融合有多种意义，则可能随上下文的不同而发生一定的变化。当然，这样一些意义变化都是与其核心意义相联系的，是核心意义在不同语义场合中的延伸。

5.诗歌语言主要追求语义的丰满而不是逻辑的准确，因此特别适合于表达那些没有确定的意义范围和不能用意义固定的词语表达的意义。这种语义特性可以借用摄影术语称作“软聚焦”。如果要追求逻辑的准确性，那就只有系统地略去语言的意义和引喻所包含的、超越了定义范畴的所有扩展意义。可是，这些扩展意义恰恰是深度象征符号之生命。此外，不管诗人如何去控制这些扩展意义，不同的诗歌读者仍可能对这些扩展意义得出不同的理解。美国诗人弗罗斯特告诫他的读者说：“诗歌的意义是含蓄的，不要试图对诗歌的意义作明白的解释。”但是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艾略特的不同见解，艾略特认为：“含蓄意义是围绕于一个明亮的中心之外的一个光环;你不可能只有光环而没有中心。”

6.固定符号的第三个特征是：或指“存在的特殊性”(即个体事物)，或指“逻辑的普遍性”(即种类概念)。“存在的特殊性”表示我们用以分辨世上各个事物的共同方法;“逻辑的普遍性”表示我们用以归纳各种性质和功能的种类概念以便对之作逻辑推论的共同方法。然而深度象征符号则能指示上述两种意义以外的意义。诗人的作用不单是重复通常的对个体事物的分辨和对种类概念的归纳。雷米·德·吉尔蒙指出：“一个人写作的惟一理由就是向他人揭示在他的镜子上所反映出来的那种世界。”要表现这种个人所认识的世界，就一定要做到柯尔律治所说的“不协调的特性之间的平衡或妥协”。为此就需要作意义方面的调整，即如雷弗尔迪所说的那样，“把人们认为相关的两个相差甚远的事物含蓄地联系在一起。”用以完成这种意义调整的语言学手段是艾伦·泰特所谓的“熔合隐喻”。这种隐喻，不是亚里士多德和昆提利安所说的隐喻，也不是语法学家们所说的“缩简的明喻”，而是H·里德所说的“综合了几种所观察到的事物而构成的统一意象”。

7.固定符号的第四个特征是适用于作确定的陈述;然而，深度象征符号则不是用于作逻辑的命题，而是作深度的陈述。正如惠尔赖特指出，深度陈述与纯粹命题之间的区别不仅在于上述六条深度象征符号与固定符号之间的区别，而且在于以下这一点——纯粹命题的意义是严格的陈述，而深度陈述中的陈述因素则与疑问、感叹、劝告和默认等因素中的一种或多种融合在一起。结果，反论成了深度陈述的一个常见特征，这是因为在深度陈述中的非陈述因素(即疑问、感叹、劝告、默认等因素)具有淡化矛盾意义的作用，也是因为不同的意义在深度陈述中合成了假似断言。诗歌里的反论用法不是修辞性的便是玄学性的。修辞性的矛盾组合语可以是一种纯粹的词语表面意义的矛盾组合(例如莎士比亚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所使用的矛盾修饰法：“啊，沉重的轻松，严肃的虚荣”)，也可以是包含在一种意象或一种上下文中的“明是肯定，暗为否定”这样一种矛盾组合。玄学性的矛盾组合语如艾略特的诗行：“因此黑暗将要变成光明，静止将要变为舞蹈”。在这种用法里，矛盾的语言是用来表示一种超越常规经验领域的真理，而这种超验意义是通过嘲讽通常的矛盾法则、借助象征手法表达的。

家长尝试用“语义效应”，怎样轻松化解孩子对着干的行为？

家长尝试用“语义效应”，怎样轻松化解孩子对着干的行为？

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会逐渐开始希望表达自己的很多感受和想法，也希望通过对家长说“不”来表达自己强烈的个人感受。有时候家长希望和孩子进行沟通并且讲道理，但是孩子往往都是更倾向于和家长唱反调而不是去听取家长的建议，很多家长因为这样而感到非常暴躁。这个时候家长可以巧妙使用“语义效应”的原理去和孩子进行沟通，一定会发现这种沟通方式的效果非常好。

1、切勿好高骛远，目标制定要实际

所有父母都希望自身的孩子目标宏大，可是这并不是就是一件好事，并没有可操作性的目标便是妄想、便是空中阁楼，没有人能够真真正正坚持到底，因此，父母在帮孩子定目标时好高骛远是大忌。制定目标的时候需要与孩子一样进行，并且要制定达到目标计划，在目标里需有一个一个的小目标，而且那些小目标都是可以用认真完成的。

与孩子一起制定原因在于，提升孩子对目标的归属感，防止出现大家长作风，让孩子拥有抵触情绪。制订的全过程都是孩子重新认识自己的一个过程，对自身目前时期的状况有一个清晰的认识，那样在今后的实行里才切合实际。一个个小目标相互连接就会产生一个大目标，那样孩子在完成计划的前提下不断增长满足感，孩子不容易怀疑目标的合理化也就不易找借口舍弃。

2、意志力的磨练需要从小事开始

意志力有可能是孩子最大的一个”对手“，若想击败这一对手那就需要从每一件小事开始，一件事不断地做就会产生习惯，习惯坚持不懈时间长了就会变成恒心。自然，过度极端化的形式并不可行。以前一位国内外的爸爸为了能锻练孩子的意志力，让孩子在冬季赤着的身上站在户外，这种方法看上去是在磨练孩子，实际上极有可能给孩子造成危害，因此，不建议家长效仿。

意志力的磨练必须从简单的琐事开始，例如每日按时吃饭入睡、每天就记一个单词、只练一个字，无论是不是假日都需要进行，当这些小事变为习惯时，意志力也就会逐步增加。有一些孩子本身自己就会有一些小习惯，例如喜欢读书，那父母就协助孩子维持这类习惯，每天看一个小时就能，也不是说一次需看很长一段时间，只需每天都可以坚持不懈看就可以达到效果。

3、及时鼓励与奖励是保持动力的源泉

鼓励与奖励对每一个父母而言都是一种很合理的方法，自然，这一前提条件是一定要真心实意与诚实守信。孩子在学习过程中一定会造成疲倦，不论是身体上或是精神上的，这表明以前的推动作用现在开始消散，迅速就会丧失作用了。这个时候就需要父母及时给予一定的鼓励与奖励，让孩子再次造成驱动力，更强投入到了学习的过程中。

那么是不是简单鼓励一下就有效了啦？毫无疑问没有用，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父母认为我鼓励孩子了，归还奖励如何没有用呢。父母需要根据孩子如今心理状态调节方法，不可以轻易一说就以为出效果。此刻一定要先和孩子交心，掌握孩子的念头，掌握怎么会造成疲惫不堪的情况，然后对症治疗。

读《别做正常的傻瓜-损失规避》

有一天，正常的傻瓜走在路上捡到了100块钱，他很高兴，回到家中看到漂亮的老婆和可爱的孩子，很快就将捡到100块钱的事给忘到脑后了。之后有一天，在上班的路上，正常的傻瓜发现口袋里的100块钱不翼而飞了，可能是在什么地方掉了，也可能是在挤车时被人顺走了。虽然掉了100块钱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那种懊恼和愤怒却一直萦绕着正常的傻瓜。丢失100块钱的痛苦远远大于捡到100块钱的快乐。

心理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之为 损失规避 ：相同的一样东西，人们失去它所经历的痛苦要大于得到它所带来的快乐。

测试

从概率上来讲，这种玩法是可以赢钱的，只要玩得次数够多，输赢比例将会持平，是可以赢钱的。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理性的决策者，你应该选择玩这个游戏。但现实是，大部分人都不愿意玩，因为失去400元的痛苦远远大于得到500元的快乐。

损失规避在股市的表现尤为明显。股市有涨有跌，由于损失规避，人们在“得”的时候，也就是赢利的时候往往处之泰然，觉得应该得到的；而在“失”的时候，也就是亏损的时候却心急如焚。

正常的傻瓜对于同样一个东西，往往在得到的时候觉得不怎么值钱，而一旦拥有后再要放弃时就会感到这样东西的重要性，索取的价格要高于不拥有时愿意购买它愿意支付的价格。

就好比你书架上的一些你不怎么喜欢的书，可能现在给你五块钱一本你都不会买它，但如果让你把它卖掉，你却希望能卖到十五块。

赋予效应也常常被商家用作销售的手段，比如商场里的彩电可以7天无理由退货，正常的傻瓜盘算着把彩电搬回家，然后过了7天再退掉，好白白享受一周的电视节目。然而到了7天的时候，要把这件彩电再从家里搬走会比较痛苦，正常的傻瓜通常会选择留下它。

把一件事情描述成“得”或“失”就可以改变人们的行为。

牧师问主教：“我可以在祷告的时候吸烟吗？”
主教：“当然不可以！祷告是神圣的事情，要心无杂念，全神贯注。”

牧师问主教：“我可以在吸烟的时候祷告吗？”
主教：“当然可以了！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候祷告。”

这和“屡败屡战”与“屡战屡败”有异曲同工这妙，只是简单改变了语义，却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

语义效应也常常被商家们作为销售手段，比如商场里面卖打印机有两种销售方案可以选择：
A.打印机价格700元，如果要送货上门的话，再收50元上门费。
B.打印机价格750元，可以免费送货上门，但如果不需要送货上门的话，可以退50元。

正常的傻瓜大都会觉得方案A中没有必要再付50元钱送货上门，宁愿自己搬回家。而方案B中，因为没有什么损失，于是高高兴兴地付750元让商家送货上门。

可见，商家只要稍微修改一下语义，就可以轻易地改变人们的支付方式。

由于人们倾向于对“失”表现出更大的敏感性，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要学会使用换位法，将自己带入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情形中考虑自己可能的决定，学会从“得”和“失”两个角度来看问题，从而平衡损失规避心理造成的影响，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决策。

问语言学的一个问题

你好，心理语言学初期发展的理论基础
心理语言学的初期发展受到三大理论的影响：一是以华生(J.B.Watson,1878～1858)和斯金纳(B.F.Skinner,1904)为代表的行为主义理论；二是以布隆菲尔德(Bloomfield,1933)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三是以珊南(C.Shannon,1948)为代表的信息理论。
首先，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华生所创始的行为主义理论，在俄国生理学家伊凡.巴甫洛夫(Ivan Pavlov:1870～1932)“经典条件反射”理论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客观功能主义”的学说。他认为，学习就是一种刺激代替另一种刺激建立条件反射的过程。在华生看来，人的大多数行为都是通过条件反射建立新刺激—反应(S-R)联接而形成的。继华生之后，斯金纳又在华生的研究基础之上提出了“可操作性条件反射”的理论。1957年，斯金纳出版的《言语行为》(Verbal Behavior)一书对言语行为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尽管斯金纳的《言语行为》后来受到了乔姆斯基的批判，但行为主义的“刺激—反射”和“可操作性条件反射”等的心理学理论不但影响着心理学和语言学的研究，而且也为后来发展起来的心理语言学的研究提供了部分的理论根据。
除了行为主义理论，以布隆菲尔德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理论也为心理语言学的初期发展奠定了基础。布隆菲尔德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建立在华生行为主义理论的研究基础之上。其特点是用行为主义的原则研究意义，在确立语言单位时坚持严格的发展程序，总体上关心语言学的自由地位和科学性。尽管他的理论受到语义学家里奇(Geoffrey Leech)的批评并成了乔姆斯基生成语法的“牺牲品”，然而，布隆菲尔德的研究方法不但在语言学的研究领域被广泛采用，而且也成了心理语言学研究“句子加工”的重要方法之一。
心理语言学的初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以珊南(Shannon)为代表的“信息论”的研究。信息论的研究牵涉到信息的计量、传送、变换、处理和储存。在语言的研究方面，信息理论认为语言的输出表现为一系列的信息符号，依次地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转换。信息论的研究成果向语言学家对语言信息分布的分析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考和仿照的依据，同时也向心理学家和语言教育工作者在学习理论的研究方面提供了一个实用的框架。自1948年信息论问世以来，信息理论中很多的研究方法都被心理语言学家所采用，用来研究“语言的感知”、“语言的产生”以及“语言信息的统计”和“信息分析”。特别是在“语言的编码”和“解码”的研究方面，大量语言信息的分析和研究均采用了信息论的研究方法。
三、心理语言学中期发展的理论基础
心理语言学的中期发展大体可以从1960年算起至1975年，共15年的时间。这主要是以西方心理语言学专著的大量问世为根据的。无论该划分是否准确，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无疑是心理语言学发展壮大的“酝酿期”，而这个时期心理语言学的发展基本上是以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和勒考夫(Lakoff)的“生成语义学”的研究理论为“动力源”的。
首先，乔姆斯基于1957年出版了《句法结构》(Syntactic Structures)一书，提出了“转换生成语法”的理论。乔姆斯基对语言学研究的主要贡献可归结为以下4点：一是他强调语言使用的“创造性”；二是他针对行为主义的“刺激—反应”的学习理论提出“语言习得机制”，强调了语言习得的“遗传”因素：三是他提出了“语言模块”论，区别了语言系统的规则和表征与认知系统的规则和表征的不同；四是他提出了语言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这也是影响此后语言研究最为重要的新的语言理论。然而，正当乔姆斯基在努力修正自己的理论并试图提出新的研究模式之时，以勒考夫(Lakoff)为代表的“生成语义学派”与以乔姆斯基本人为代表的“解释语义学派”又在深层结构的“深度”问题上发生了争议：勒考夫认为深层结构还不够“深”，而乔姆斯基则认为深层结构已经“太深”。此后，尽管有人又提出“格语法”或“功能语法”或“交际语法”等的理论，但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和勒考夫提出的“生成语义”的理论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当时语言学的研究。
四、心理语言学研究的三大主题
1.言语产生
“言语产生”是心理语言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主要包括4个方面的研究：(1)言语产生模型的数据来源；(2)言语产生中的语言单位；(3)言语产生过程中的言语失误；(4)言语产生模型。首先，“言语产生模型的数据来源”主要通过对“言语失误”、“言语停顿”、“言语障碍”的数据分析，研究言语产生的过程及其影响言语产生的因素。第二，在“言语产生中的语言单位”的研究中，主要通过人们在“音素段”、“语音特征”、“单词”、“词素”和“短语”5个方面的语言行为以及对言语者所表现出的“言语失误”现象的分析，研究言语的产生过程。第三，在“言语产生过程中的言语失误”的研究方面，主要包括3个方面的研究：(1)言语计划；(2)词汇组织；(3)口误和言语失误的特征和起因。在“言语计划”的研究方面，主要以莱施勒(Lashley,1951)的“词语产生表现”和佛恩尼(Fournie)的“词语层级组织”等的研究理论为基础，专门探究语言产生模型中“言语表现”和“言语失误”的阶段和言语失误的预测。在“词汇组织”的研究方面，主要以弗洛姆金(Fromkin,1988)和戈莱特(Garrett,1988)有关同音异义词和近似音词所造成的言语失误的论说为基础，揭示“语义替换”、“音位替换”以及“语义／音位混合”等现象并以此研究词汇组织的过程以及造产言语失误的原因。在“口误”和“言语失误的特征和成因”的研究方面，主要以戈莱特(Garrett,1988)和卡特勒(Curler,1980)有关“词缀”和“功能词”在句中“换位”现象的分析为基础，探究言语失误的规律、成因以及言语产生的过程。第四，对言语产生以及言语加工模型的研究，主要以弗洛姆金(Fromkin,1971)提出的“话语生成器模型”、由戴尔(Dell,1986)提出的“扩散激活模型”和由莱沃尔特(Levelt,1989)提出的“信息构成器”分别代表的“串行模型”、“并行模型”和以莱沃尔特的“信息构成模型”的研究为基础，从语音的辨听，到单词的提取以至到语意的联接和确认，讨论言语产生的过程以及影响言语产生的各种因素。
2.语言习得
“语言习得”，不但是心理学和语言学共同关心的话题，而且也是心理语言学重点研究的课题之一。该领域的研究主要包括：(1)语言发展的研究方法；(2)言语感知的发展；(3)儿童语言词汇；(4)句子的学习及理解；(5)语言的交际用途；(6)儿童语言习得理论。
首先，在语言发展研究方法的探索方面，利奥颇尔德(Leopold,1948)提出的“日记和家长报告”为研究儿童语言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途径。利奥颇尔德通过对其女儿希尔得嘉德(Hildegarde)在英语和德语学习方面所取得的进步的观察认为，观察和研究儿童日记的语言发展有助于对儿童语言发展的有效研究。但后来贝茨(Bares,1991)却认为更有效的途径是家长对其子女语言表现的观察。因此，儿童日记和家长报告就成了研究儿童语言发展的一大途径。除此之外，观察数据、采访和实验也是研究语言发展的重要方法。第二，言语感知发展的研究包括3个方面的研究：(1)家长的语言输出和儿童语言学习的关系；(2)儿童早期言语感知；(3)语言特化。第三，儿童语言词汇研究包括：咿呀学语、单词学习、双词学习、语法联接、词语和词义联接。在这方面，其研究的重心集中在“词汇和语法知识的获得”、“使用语言能力的获得”和“词语与语义的连接”3个方面。第四，句子学习和理解主要包括4个方面的研究：(1)单词和短语向简单句的过渡过程；(2)语法在造句方面所起的作用；(3)句子的形成和理解策略；(4)简单句向复杂句的过渡以及对较为复杂语句的理解和使用。第五，在语言交际用途的研究方面，贝茨(Bates,1976)和韩礼德(Halliday,1975)提出的“语用学功能”、奈尔森(Nelson,1973)提出的“指涉和表达功能”成为研究语言功用的主要理论基础。特别是韩礼德提出的7种语言功能，不但成为语言学研究的一个经典，同时也为心理语言学在语言习得理论的研究方面提供了一条重要的思考线索。第六，儿童语言习得的过程和方式为语言习得的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考途径。但就儿童语言习得理论的研究而论，以斯金纳和布龙费尔德“刺激—反应”或“强化”论为代表的行为主义理论、以乔姆斯基“天生论”为代表的“遗传”或“传递”理论构成了儿童语言习得理论研究的两大分支。此外，以皮亚杰(Piaget)和布鲁纳(Bruner)为代表的“认知”理论、由贝茨(Bates)和麦克威尼(MacWhinney)提出的“竞争模型”和由波特提出的“交互作用模型”代表了儿童语言习得模型研究的主体内容。由此可见，行为主义的“刺激—反应”理论，心灵主义的“内在”理论，交互作用理论的“认知”、“信息处理”和“社会交互作用”理论构成了研究儿童语言习得理论的核心，是研究儿童语言习得理论的重要基础。
3.语言理解
“语言理解”是心理语言学集中讨论的话题，其研究包括：(1)言语感知；(2)词汇提取；(3)句子加工；(4)语篇理解。简而言之，就是研究人们是如何理解语言的。
首先，“言语感知”牵涉到“言语感知的研究手段”、“言语感知的条件”、“言语信号的产生和语音的声学特征”、“元音和辅音的听辨”、“连续性的语音听辨”、“书面语言的感知”和“言语感知模型”共7个方面的研究。语言感知的研究手段最早是用达得立(H.Dudley,1939)发明的“声音记录仪”(vocoder)记录和分析语言的输出信息的。后来，制造“声音记录仪”的原理又促使“声音摄谱仪”(sound spectrogram)的出现和发展。这是按照声音频率的分布，专门用来分析语言信号的“二战”期间的生成物。到了20世纪60、70年代，受声学语音学和发音语音学的影响，又出现了“电子肌动记录仪”(electromyography)和“电子记波仪”(electrokymography)，分别用来记录肌肉收缩时所产生的电压变化和说话时口、鼻腔的气流变化。当然，最新的研究手段当属“摄影摄像技术”(cineradiography)，人们用该技术记录发音的动态变化。在语言感知条件的研究方面，“语境”是影响言语感知最为重要的条件。语言信号产生方面的研究，大都与“声学特征”、“元音和辅音的听辨”相关。这是一项较为复杂的研究，是一项以英语语言为研究对象的“音素”听辨研究。语言感知研究的另一个领域是“书面语言理解”的研究。这牵涉到“视觉感应”、“字母辨认”、“词意确定”以及“信息记忆”和“信息组织”等方面的探索。当然，语言感知研究最为重要的领域当属“言语感知模型”的研究。到目前为止，利博曼(Liberman,1967,1970)及其同事提出的“肌动模型”理论(Motor Theory)、史蒂文斯(Stevens,1960)提出的“合成分析模型”(Analysis-by-Synthesis)、马塞罗(Hassaro,1987,1989)提出的“模糊逻辑模型”(Fuzzy Logical Model)、马斯伦和威尔森提出的“交股模型”(Cohort Model)和爱尔曼(Elman,1984,1986)提出的“轨迹模型”(Trace Model)成为语言感知研究的5大模型，是影响心理语言学在语言理解方面研究的5个重要的“模型”理论。
第二，在“词汇提取”的研究方面，其探索主要集中在“词的基本元素”、“心理词汇的研究方法”、“影响词汇提取和组织的因素”和“词汇提取模型”等4个方面。研究词汇提取，离不开对词的基本原素的分析，因为词的基本原素与词意直接相关。心理词汇的研究方法直接关系到语言理解研究，是语言理解研究中的重要一环。心理词汇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反应时实验”、“命名／词汇检索”和“言语错误分析”3种。其中，“言语错误分析”和“命名”是研究词汇提取最为重要的两种方法。人们可以通过“嘴边现象”、“词语换位”以及“失言”等的言语错误以及对造成这些错误的分析搞清人们是如何理解词意或提取语言信息的。在“影响词汇提取和组织的因素”的研究方面，目前的研究集中在“词汇性效应”、“语义性效应”和“语境效应”3个方面。词汇提取模型的研究，是一项卓有成效的研究。到目前为止，以福斯特(Forster,1976)词汇提取的“自动搜索模型”为代表的“串行搜索模型”(Serial Search Models)和以摩顿(Morton,1969,1979)提出的“词汇发生模型”为代表的“并行提取模型”(Parallel Access Model)已成为词汇提取研究的两大主流。尤其是摩顿的“词汇发生模型”，在“词汇激活”的研究方面为后来词汇提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考线索。此外，另一个加入“并行提取模型”行列的是“连接主义模型”。这是一个由心理学、哲学和计算机科学界中的连接主义者提出来的解释词汇提取的一个重要的学说。连接主义认为，一个词的最终理解是从信息的“输入”→“特征”→“字母”→“单词”的递增连接完成的。除“连接主义模型”外，还有一个被称之为“交股模型”(Cohort Model)的听觉词辨认模型。马斯伦和威尔森(Marslen-Wilson,1987)提出，当一个人听到一个词的时侯，该词所有的语音邻词都会被激活。当然，无论是哪一种理论，都很难适用于解释语言理解复杂过程的全部。但是，每一种“模型”都强调的“激活”理论对解释语言理解的复杂过程仍是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索的话题。
第三，句子理解是语言理解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该领域的研究分为：(1)句子结构的性质；(2)句法加工；(3)句子分解和句法的模糊性；(4)句子分解模型；(5)语言加工与记忆；(6)句子理解的加工模型。心理语言学家认为，人之所以能够理解语言是因为信息接收者和信息输出者的心目中有着共同的语法规则或“约定”。然而，句子理解研究并非如此简单，这里还牵涉到句子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的问题。仅以A说的"It's too cold here"一句为例，如果B从该句的字面意思去理解，那么，他很可能就没有理解A的真正指意。因此，句法加工便是心理语言学在语言理解方面所探讨的第二个问题。句法加工的研究涉及到“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的关系”、“语言能力和语用能力的关系”、“句子结构的分解”和“从句的加工”共4个问题，主要探讨人们是如何通过句法加工来理解复合句及其指意的。在句子分解和句法的模糊性的研究方面，心理语言学家将注意力集中在“局部模糊”和“永久模糊”两个方面的讨论之上。由于语言的“模糊性”是非人工语言的本质特征，所以利用“句子分解模型”研究模糊语句的理解方法也就成了心理语言学研究语言理解的一大手段。在分解模糊语句的研究方面，克立森(J.B.Cleason,1998)将其模型分为两种：一种是“花园小径模型”，另一种是“强求圆满模型”。花园小径模型以“结构优先”或“词汇优先”的原则讨论语句的理解过程。然而，要正确理解语句，句子记忆也是重要的一环。在该方面，心理语言学家将注意力集中在“意义和表层结构的记忆”、“语义推理和句子记忆”、“命题和句子记忆”3方面的研究上。当然，要了解人们是如何记忆语言信息的，“句子理解的加工模型”便是研究语言理解的根本。到目前为止，由弗德(Fodor,1974)等人提出的“感知策略”、由贝弗尔(Bever,1970)提出的“非转换策略”、由基姆鲍尔(Kimball,1973)“表层结构句法分析7原则”和以弗雷兹泽(Frazier,1978)提出的“灌肠机”理论已成为句子理解加工的四大主体模型(22)。特别是基姆鲍尔的“7原则”(23)，基本上概括了句子理解的大体过程和研究思路。
第四，“语篇理解”的研究而论，基本上可概括为3个方面：(1)语篇连贯和理解策略的研究；(2)语篇记忆的研究；(3)语篇处理的研究。就语篇连贯的研究而论，由韩礼德和海森(Halliday & Hasan,1976)提出的“上指”(anaphora)和“下指”(cataphor)成为语篇连贯研究的一大主题。杰基米克和格兰博格(Jakimik & Glenberg,1990)在言语感知的研究中也将“上指”和“下指”视为语言理解的重要前题。但无论是“上指”还是“下指”，讲的都是语句紧密连结与语篇连贯的关系。在语篇理解策略的研究方面，由克拉克和海威兰德(Clark & Haviland,1977)提出的语篇信息的“已知／未知策略”、“直接匹配策略”、“搭桥策略”以及“回顾已知信息策略”成为讨论语篇理解的重要思考线索。有关语篇记忆方面的探索，由巴特莱特(Bartlett,1932)提出的有关人类认知系统的“组织计划构架”仍影响着当今心理语言学有关语篇记忆的研究。他认为，记忆是活跃的、有创建性的，是有计划的。就语篇的记忆而言，“命题”和“推理”成为研究的中心。心理语言学家认为，不仅话题的辨认和句子的组合与语篇记忆密切相关，语篇理解也有助于语篇记忆。在语篇处理的研究方面，“语篇处理模型”成为研究语篇理解的中心内容。诸如“语境模型”、“连接主义模型”、“建构与结合模型”等，均从各个角度阐述了语篇理解的过程。
五、心理语言学的研究成果
心理语言学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从目前已出版的作品来看，仅在1975～1997短短的21年间，已问世的有关心理语言学研究的专著和论文就多达600多种。在这些专著和论文中，除了回顾乔姆斯基、里奇、布隆菲尔德和韩礼德语言学理论以及20世纪70年代以前其他语言学家有关语音学、语言符号学、语法、语义学、语言逻辑学等方面的研究和回顾巴甫洛夫、桑代克、斯金纳、艾里克森、皮亚杰、托尔曼、奥苏贝尔等心理学家的研究的专著和论文之外，出现了一大批专门研究和探索心理语言学有关“言语感知”、“语言理解”、“语言产生”、“语言习得”、“言语错误”、“语言记忆”、“话语分析”、“语言本质”以及“语言的生物和心理基础”和“语言信息”等方面的专著和论文。
1.有关言语感知的研究及成果
首先，在“言语感知”的研究方面，Lindblom就“听觉语音学”的问题专门探索了听觉模型用于解释语音学的应用问题，并于1984年发表了题为“论声音形式中离散性和恒定性的起源与目的”一文。两年后，即1986年，Ohala就言语感知的听觉研究发表了“驳言语感知的直接现实观”的文章，提出5种证据并以此支持有关“听觉客体”的论说。此外，Liberman(1971)、Samuel(1981)、Remez(1987)、Jusczyk(1986)、Klatt(1989)、J.L.Miller、(1990)、Stevens(1991)和Nygaard(1993)等人出版了相关的著作或发表了论文，从各个角度阐述了言语感知研究中有关声音和语音听辨的不同立场。在言语感知模式的研究方面，Liberman(1973)、Fowler(1980)、Massaro & Hary(1984)、Fowler & Rosenblum(1991)和Eimas & Miller(1992)相继发表文章，阐述他们有关视觉、听觉、感观和直觉方面影响言语感知的言语形式。在言语感知的组织的研究方面，Bregman & Campbell(1971)、Laekner & Goldstein(1974)、Dorman,Cutting & Raphael(1975)、Gould & Lewontin(1979)和Steiger & Bregman(1981,1985,1990)等人均从格式塔心理学、认知心理学、声学、语音学、发音语言学等角度阐述了他们有关言语感知的组织的研究及论点。在言语感知的组织策略的研究方面，Goldstein和Bregman两人的研究成果可谓是“鹤立鸡群”，而在言语感知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人包括Bernstein、Bregman、Fowler、Liberman、Remez、Stevens、Massaro、Marslen-Wilson和Elman。迄今为止，Liberman在言语感知研究方面于1970年提出的“肌动模型”、由Stevens及其同事已于1967年提出的“合成分析模型”、由Massaro于1987年提出的“模糊逻辑模型”、由Marslen-Wilson于1987年提出的“交股模型”和由Elman和McClelland于1984年提出的“轨迹模型”都成了心理语言学在言语感知研究方面的经典。当然，上面所列出的人名单只能算是从事言语感知研究并成绩卓著者队伍中的“凤毛麟角”，诸如Blumstein、Borden、R.A.Cole、H.Dudley、J.L.Miller和W.Strange等一大批的学者在言语感知的研究方法、言语感知模型、言语感知合成以及在语言经历和言语感知的关系等的研究方面，其成就是巨大的。他们都为言语感知的研究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2.有关言语产生的研究及成果
在言语产生的研究方面，其成果主要表现在言语产生的研究方法、言语失误分析、言语计划和言语产生模型4个方面。对言语产生的研究方法和言语失误分析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包括Fromkin(1973)、Butterworth(1980)、Cutler(1982)、Garrett(1988)、Shattuck-Huffnagel(1986)、Garnham(1985)以及Lashley(1983)、Levelt(1983)和Maclay(1959)等人。研究言语产生，主要数据来自对言语失误的观察和分析。Fromkin之所以在言语失误的研究方面大名鼎鼎，一是由于他首先从心理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言语失误；二是由于他建立了“语料库”；三是由于他提出了“重音也可以错位”的独特看法。Fromkin的研究成果累累，仅1973～1988年间，他就出版了《言语失误的语证》(Speech Errors as Linguistic Evidence)并发表了诸如“造成言语失误的语法面面观”等8篇学术论文，在言语失误的研究方面颇具影响力。Butterworth是研究语言产生和言语失误的专家。仅在1980～1982年的3年间，他就发表了3篇较有影响力的学术论文：一篇是有关“语言产生模型”的研究，两篇是关于“言语失误”的研究。但他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对语料所采用的自然的观察方法，这就使言语产生的研究摆脱了语言理解研究常采用的实验研究方法的束缚。Cutler是研究重音和口误的专家。仅在1979～1982年间，他就发表了有关“言语失误”和“言语的音系和超音系表现”等4篇学术论文并编辑出版了《口误与语言产生》(1982)一书。1980年，Cutler在其“重音和语调失误”一文中指出，不仅词缀词素在说话时会产生移位现象，原词、动词的人称变化和名词所有格也会发生移位现象并扭曲词组的原形。Garrett是研究句子加工和语言产生的专家。仅在1975～1988年间，他就有7篇学术论文分别被7本较有影响力的学术著作所收入。此外，他和Shattuck-Huffnagel在研究言语失误方面所建立的“MIT语料库”为研究言语失误现象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第一手资料。Garnham的著述虽不像Fromkin和Cutler那样丰富，但他提出的“现代语音格律理论”(1988)为统一语言学理论和心理语言学理论在关键问题上保持的一致性却做出了不小的贡献。更值得提及的是，Garrett对在言语失误4个方面有规律的特征的归纳不但为其后的言语失误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考途径。在言语失误的研究领域，另外三两个值得提及的人是Lashley、Levelt和Maclay，因为他们分别在“语言行为与大脑构造”、“言语失误的监察与自我更正”和“言语支吾和口吃现象”等的研究方面都有其各自的独到见解。特别是Maclay有关“首字母对调”(spoonerism)的研究和发现，为后来的言语失误研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参考。当然，Levelt的贡献不仅在于他在言语失误的自动更正方面的卓有成效的探索，他在“言语计划”和“言语信息生成”的阶段划分方面也作了具有开创性的探究，其成果已成为心理语言学研究领域中的一颗不小的璀璨明珠。
在“语言计划”和“语言产生的模型”的研究方面，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仍是Levelt(1989)、Fromkin(1971,1973)、Garrett(1975)以及Dell(1985,1986,1988)和McCkellandd & Elman(1986)等人。首先，在语言计划的研究方面，Levelt可算得上是“一代大师”。他在“意念的信息转换”、“信息向言语计划的转化”、“言语计划的执行”和“言语行为的自我监察和更正”的研究方面成绩显著。Levelt将交际中讲话人的意图作为执行语言计划的开始，因此他认为，一个人要想实施言语行为并达到预定的目标状态，他就必须首先对意图进行编码。这就涉及到“思想信息向言语计划的转化”或“言语计划的制订”过程了。言语计划的制订包括“宏计划的制订”和“微计划的制订”。宏计划的制订包括“计划的出发点和依据”、“语篇计划的制订”和“宏计划的信息资源控制”。在这方面，尽管Beattie(1980)提出了“信息传达周期与连贯语段的关系”并强调讲话人的言语行为呈新的信息传达目标→新的信息加工周期→新的连贯语段的模式，但Levelt则认为，如果一个说话人的注意力在宏计划和微计划之间波动，这些波动只有在宏计划起作用时才会导致轮换。在言语计划的执行的研究方面，“言语的肌动控制研究”和“自我监察”是讨论言语产生的两个重要的环节。首先，言语的肌动控制主要是指语言计划执行过程中的发音控制。发音包括词语音素的重读或弱读，还包括升调和降调。此外，语速也是言语肌动控制的研究对象。在言语计划执行过程中，自我监察是一种心理行为。讲话的人在进行语言交流时时常按照语言和社会标准对自己的言语进行监控。Levelt(1983)将这种行为称为“自我纠正”(seif-repair)。“自我监察”或“自我纠正”包括3个内容：一是发现言语失误；二是自行打断话题；三是插入新的语言内容。对此，Levelt(1983)将描述具体颜色的语言行为作为研究对象，结果证实了“自我监察”过程中的发现错误→中断话题→纠正话语的“自我纠正”模式的必然性。在“言语产生模型”的研究方面，Fromkin(1971,1993)提出了“话语生成器模型”，从而把言语产生分为6个阶段。尽管Garrett(1975)对Fromkin的“模型”多次作了补充，但Fromkin的“模型”已经成为言语产生研究领域中的一大“概念化”的突破。 32579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