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手术是什么

1954年，美国波士顿的一家医院里，一位24岁患了晚期肾炎的病人接受了一个新手术。医生从病人的孪生兄弟身上取下一侧活肾，将它移植到病人的体内，手术获得成功，病人得以痊愈。肾脏移植术，是器官移植的一种，而且是较为简单的一种。

器官移植，就是将另外一个人身上的健康器官取出来，移植到病人的身体上的手术，就如同植物学的“移花接木”一样。器官移植可抢救某些危及生命的组织器官，是极其重要的治疗途径，往往可以达到起死回生的目的。

人体器官移植是比组织移植复杂得多的一种手术。人体组织的移植较为简单，如眼球的角膜移植，皮肤移植（植皮）和血管移植，目前来讲难度并不太大。而器官移植则要复杂和困难得多。以肝脏移植为例，从健康人的身体中取出的肝脏，在移植到病人身体内的过程中，移植肝的细胞会大量坏死，移植后的肝脏制造白蛋白和纤维蛋白的能力显著下降，病人每天要输入大量的白蛋白和纤维蛋白，其存活时间也很有限。

医学专家告诉我们，器官移植并不像坏了的机器更换零件那样简单，即使是自行车更换零件，也要考虑零件的规格是否合适。在器官移植中，这一问题同样地重要。这就是器官移植中的大敌：“排异反应”。

目前，器官移植还无法解决排异反应这个难题。最好的办法是采用“相同型号”的器官。上面提到过的肾脏移植手术，肾脏是从其孪生兄弟身上取下的，器官之间具有极大的亲和力，可以有效地排除排异反应。因此，手术的技术只是一方面，被移植的器官是否发生排异反应才是影响器官移植手术成功的最大因素。1999年不幸病逝的约旦国王侯赛因就是因为在骨髓移植中发生了排异反应。

值得庆幸的是，医学正在不断地取得突破。近年来，在基础医学研究和高分子合成材料发展的基础上，人工脏器取得了重大突破。医学家利用现代生物技术和特殊材料制造人工脏器，可以有效地减少发生排异反应。

1997年，英国克隆“多莉”绵羊的成功为这一领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曙光。人们乐观地预测，克隆技术将为器官移植开辟光明大道，将排异反应的可能性降低到零。

可以设想，如果心脏病患者急需得到一个好的心脏，但他人的心脏移植极有可能发生排异反应。那么可以让医生从病人的心脏中取出一个细胞，利用克隆技术在短时间内“培育”出一个与病人原来的心脏一模一样的心脏。人们完全不必为可能发生的排异反应而担忧，克隆器官比人体原来的器官要好得多。

目前，可移植器官的种类不断增多，除了人的大脑以外，几乎所有的重要器官都有人工移植的记录，从早期的肾脏移植发展到现在的心脏移植、肝脏移植、骨髓移植、胰腺移植和肺移植。在科学日益昌明的今天，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人的一切器官都可以移植。也许到了那时，人真的可以“长生不死”了。

　　又叫脑移植
　　尽管目前头和躯干还不能实现真正意义的连接，但还是被人认为可以发挥实际效用。怀特医生的好友维托威茨就是第一个要求“换头”的志愿者，这名潜水员由于在一次潜水事故中造成身体高位瘫痪，他要求换一副躯干以提高生活质量。医学专家分析，由于患高位瘫痪者的躯干难以满足全身的正常需要，他们的寿命往往比正常躯干下短出许多，换一个质量高的躯干维持生命，成了这种“换头”术的潜在用武之地。

　　陈忠华教授认为，怀特医生的“换头”术只是将头与躯干的血液循环部分相连，人类要实现头与躯干的完全融合，还需要在神经系统的连接（即脊髓连接）上做更多的探索。

　　陈忠华教授的博士研究生周鸿敏介绍，以前人们认为神经细胞是不能再生的，但是最新研究表明并非如此，近年来有人在脊髓断裂的小白鼠身上成功地实现了脊髓的修复和连接。脊髓连接上的这一重大突破，将使“脑移植”后的神经控制成为可能。但是，除了技术障碍之外，“脑移植”仍然面临着许多伦理问题。

　　首要问题是移植后的新个体以头为主还是以躯干为主，新个体可能会保留大脑的原有记忆，但是新的躯干反作用于大脑，可能使大脑的记忆发生一些改变，新个体可能最终脱离头和躯干的原有供者，成为一个独立的“新人”，这个“新人”如何被他们原有的家庭和社会接受呢？

　　其次是“全躯干移植”可能造成器官移植中的不公平现象，在常规器官移植下，一个完整提供的躯干可以满足肾、肝、心脏等移植的需要，可以救活好几个人，而“全躯干移植”却把整个躯干提供给了一个人，这可能加剧人体器官供应短缺的现状，造成新的不平衡。

　　陈忠华教授强调，目前要实现“全躯干移植”临床上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现在探讨伦理问题有些为时过早。等到“脑移植”技术成熟时，人们的观念可能早已发生了变化。世界上第一个给病人做心脏移植的医生由于伦理和法律的原因，曾经被判入狱，但如今心脏移植已经相当普遍。伦理和法律从来都是随着科学的进步而发展的，伦理最终不会是“脑移植”的制约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