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神派崇尚仲景学说的李可

李可，1933年生，山西灵石县人，毕业于西北艺专文学部。自学考取中医大专学历，受命创建灵石县中医院并任院长，致力于中医临床研究50年，白天看病，晚上攻读医书， 几十年来从未在夜晚2时睡过觉。擅用附子、乌头类峻药救治重危急症，在国内颇有影响，为山西乃至国内颇具特色的名医，全国民间医药学术研究专家委员会委员。

崇尚仲景学说，倡导难症痼疾，师法仲景，以此为一生座右铭。认为仲景方能治大病，救急痛，愈痼疾，是攻克疑难大症的仙丹妙药。仲景学说是中医学活的灵魂，也是破解世界性医学难题的一把金钥匙。

擅长以重剂救治重危急症，尤其擅用附子、乌头类峻药抢救濒危病人，使数以千计的垂危病人起死回生。其中有案可查，被西医下了病危通知书者，也有百余人。毋庸讳言，目前急救一般都是西医的事，然而，在李可任职灵石县人民医院中医科时，急救却是中医科的事，这在全国各医院中可谓绝无仅有。由此被著名中医大家邓铁涛先生称为中医的脊梁，特为其著作题词。

李可大部分时间奔波于穷乡僻壤、缺医少药的山村，面对病人生死存亡之际，他从不考虑个人安危得失与风险，像孙思邈所称道的苍生大医那样，一心赴救，并常以数百克附子， 挽救病人于无何有之乡，使剧毒之品变成了救命仙丹。也因为这种特殊的环境锤炼，使其对内、外、妇、儿、皮肤等科均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这些均体现在其著作《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辑》（山西科技出版社，2004年)中，该书记录了他治疗各种疑难病症和急危重症的独到经验，并辑录了其自创方剂28首，大多可圈可点。

一、推重肾阳，善辨阴证

李氏推崇仲景学说，重视阳气，他说：一部伤寒论113 方，使用附子、桂枝、干姜者即达90方，可见医圣对阳的重视，曰温阳，闩养阳，曰助阳，曰救阳，对生命之本的阳气， 是何等的曲意呵护，关怀备至！他关于阳气的认识系宗于仲景，与郑钦安学说如出一辙，下面引证一些。

阴阳之道，阳为阴根。阳生，阴始能长。阳气一一命门真火，乃生命之主宰。命门位居下焦，乃人身真火，气化之本源（《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辑》）。

气化之理，全在阴阳二字。一切阴(四肢、百骸、五官、脏腑、津精、水液）皆是静止的，古人谓之＇死阴，。唯独阳才是灵动活泼，生命活力。阳为统帅，阴生于阳而统于阳。＇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下焦一点命门真火发动，十二经循行不息，五脏六腑气化周行，生命欣欣向荣。此火一衰，渚病丛生；此火-灭，生命终结。先天之本肾，生命之本原，所凭者，此火。后天之本脾胃，气血生化之源，所凭者，此火。养生若损此火则折寿，治病若损此火则殒命。

正邪交争的焦点，全看阳气的消长进退，阳虚则病，阳衰则危；阳复则生，阳去则死。阳气易伤难复，故阳常不足。暴病多亡阳.久病多伤阳。伤寒三阴多死证，死于亡阳。

李氏重视阳气，对阴证的辨识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他说：阴阳的判别，总以病人的正气强弱为转归。正气强者， 受邪即病，邪正交争，从阳化热，表现为4阴虚血瘀，；正气虚者，卫外不固，无力抗争，病邪长驱直入，由表入里，深伏难出，从阴化寒，表现为＇阳虚血凝＇。阴阳的转化，也以病人正气的修复为转机。阴证，用药得当，正气来复，伏邪由里出表，阴证化阳为向愈；阳证，过用苦寒，损伤脾肾，阳证转阴，则缠绵难愈。

下面举例证之：

阴盛格阳：赵某，女，29岁。因无故头面阵阵发热，服升阳散火汤1剂.变为心悸、气喘、自汗.头面轰热不止，面色嫩红，烦躁欲寐，足膝冰冷，多尿失禁，脉微细而急，120 次每分。辨为阴盛格阳，误作上焦郁火而投升散之剂致有此变。幸在壮年，未致亡阳暴脱。予白通加人尿猪胆汁汤，破阴通阳为治：附子、干姜各30g，葱白3节，童便、猪胆汁各1杯兑入，2剂。服1剂，心悸喘汗均止，足膝已热，月余之轰热症亦罢。本病病机，为下焦阴寒独盛，格拒真阳不能回归宅窟而浮越于上，故见种种热假象。以白通汤破阴通阳，因有假热在上，以人尿猪胆汁之苦咸寒为反佐，热因寒用，宣通上下， 消除格拒，引浮越之阳归于下焦而病愈。

直中少阴：杨某，女，30岁。患头痛项强，恶寒发热，无汗咽痛，经治3日，注射青霉素800万单位，服银翘汤2 剂，病势有增无已，邀李氏诊视。患者体温39.5度，白睛尽赤，扁桃体微肿，色鲜红。面壁蜷卧，盖两床棉被仍寒战不已。面色青灰，双膝冰冷，腰痛不能转侧。饮些许温橘子汁, 便觉胃寒嘈杂。时时思睡，又难以入寐。苔白润而不渴，脉沉细微。从症状看，为太阳伤寒表实见证；从脉象反沉细、思睡看，又像少阴本证；而目赤，咽痛、高热则又似温邪。前医用银翘2剂，病反加重，颇滋疑惑。乃详询病史，始得悉素有食少便溏、五更泄泻之恙。较常人畏风冷，腰困痛，时欲躺卧等情，可证素体阳虚无疑。肾元虚惫之人，感邪多从寒化。《伤寒论》云：病人身大热，反欲得近衣者，热在皮肤，寒在骨髓也。可见其目赤、咽痛、高热俱属假象。且其咽部之鲜红色.等同面赤如妆（曹炳章云:舌红非常并非火）亦是寒象。乃断为寒邪直中少阴，心肾交虚，妄用寒凉，重伤肾阳， 致正气不支，无力鼓邪外达。患者虚多邪少，亟需顾护下焦元气。乃疏一方：麻黄10g，附子1gg，细辛10g，肾四味（仙灵脾、补骨脂、枸杞、菟丝子）120g，当归30g，仙茅、巴戟各15g，乃麻附细辛合二仙汤去知柏，加肾四味以鼓舞肾气。服后得汗，安睡一夜，次日痊愈，目赤、咽痛亦退。多年缠绵不愈之五更泻竟也获愈，体质增强。

在重视阳气、辨识阴证方面，李氏独到的学术观点和临床经验择要如下：

(一）万病不治，求之于肾

从重视阳气的观点出发，李氏反复强调万病不治，求之于肾，他说：肾为先天之本，为人生命之主宰。内寄命门真火(肾气、元气、元阳)，为生命的原动力，五脏精气的源泉。故五脏之伤，穷必及肾，肾气败亡则生命终结。故凡治病，皆当首先顾护脾肾元气，勿使损伤。若已损伤，则亟亟固脱救肾，醒脾救胃。五脏之伤，穷必及肾，肾伤则生命根本动摇。

由此出发，他对许多疑难病症，都主张从肾论治。例如对过敏性鼻炎类疾病，认为此证之关键，多属肾中元气不固。肾为先天之本，生长发育、强壮衰老之所系。所谓种种4过敏性，疾病，皆责其先天不足，亦即自身免疫力低下。从肾论治，可谓治本之道。益气固表，脱敏止痒，隔靴搔痒而已。

主张投以麻黄附子细辛汤加味，皆获奇效。

(二）无苔舌不尽属阴虚

关于无苔舌的主病，一般认为多主阴虚，似乎已是定论。凡舌面无苔而干，或中心剥蚀如地图，或舌红如柿，或见裂纹，各家皆主阴虚。但李氏认为，临床所见，不少气虚、阳虚甚至亡阳危证中，也出现这样的舌象。此时，无苔舌不主阴虚，并非阴津不足，而是阳虚气化不利，水津失于敷布所致。治疗应该舍舌从证，投以回阳破阴之辛热大剂，在主证解除的同时，舌上可以生出薄白苔，而且布满津液，裂纹亦愈合。这—观点确有新意。

舌诊在温病的辨证中具有重要意义，热病所伤者津液，故在卫气营血的辨证中有特殊的价值。但在杂病中，则又有种种异常变局，不可一概而论。舌苔的生成，乃由胃气之蒸化。胃虚则蒸化无权，舌苔便不能反应真相。李氏指出：人身气化之根，在下焦肾中命门真火，此火一弱，火不生土，则胃气虚＇； 金水不能相生，水液便不能蒸腾敷布全身，故舌干无苔。明得此理，则对干红无苔舌的主病，便会了然于胸。除温热伤阴之外，在杂病中阳虚气化不及，津液不能蒸腾上达，便是病根。他并引用郑钦安的案例证明这一点。郑氏治一唇焦舌黑、《不渴少神之疾，断为真阳衰极，不能黨蒸津液于上，用四逆汤治之而愈。郑氏指出：当知阳气缩一分，肌肉即枯一分，此舌黑唇焦所由来也。四逆汤力能回先天之阳，阳气一回，津液升腾，枯焦立润。

受之启发，治疗此种无苔舌应该投用附子，附子味辛大热，经云辛以润之，开发腠理，致津液通气也(左李云《伤寒类方汇参》)，认为附子致津掖，气能升水之理，实发前人所未发。李氏总结：我一生所遇此类舌证抵牾的病例，不下200例，全数按主证以相应的方药而愈。经长期观察，凡亡阳之格局已成，兼见阴虚舌者，一经投用四逆加人参汤，少则4个小时，多则一昼夜，干红尤苔舌(其中包括部分绛舌）全数生苔、生津。

凡气虚渐及阳虚，而出现阴虚舌者，倡用大剂补中益气汤加附子30g、油桂10g， 3剂后舌象改观。肺痨、骨蒸潮热而见阴虚舌者，补中益气汤重用黄芪60g，加乌梅、山萸肉、生龙牡各30g,甘温除大热，补土生金，一周而潮热退，舌象亦改变。这些均是其十分宝贵的经验，兹举其案例如下：

一老妇，76岁，右半身麻木，膝以下冷，脚肿不能穿鞋，渴不思饮，漱水即唾。睡醒一觉，舌干不能＇转动，心悸头眩， 难再人睡，脉迟细，舌干红无苔。予大剂人参真武汤，三剂后肿退，寐安，舌上生出薄白苔，津液满口。

一友人，45岁，舌中有5分币大之光红无苔区，尿热而频，令服知柏八味丸5日不效，无苔区反扩大，且干裂出血， 又见齿衄，诊脉沉细，不渴，膝以下冰冷，询知近年异常发胖，又见面色发暗，断为上假热，下真寒，予四逆汤1剂，附子用30g，干姜改姜炭，煎成冷服(因上有假热，故用热药冷服，偷渡上焦之法)，于子时顿服，次口渚症均退，舌上生出薄白苔。

一女教师62岁，患干燥综合征8年，先用激素疗法无效。口干无津，饮水愈多，干渴愈甚，终致舌干不能转动， 不仅无唾液，亦无涕汨，阴道干皴，大便干结如羊粪球，舌光红如去膜猪腰子，唇干裂，口舌疮频发。曾服省内及洛阳名医中药数百剂.大率皆养阴增液之类，或辛凉甘润，或养胃阴、存津液，历年遍用不效。诊脉沉细微弱，面色萎黄无华，四肢不温，双膝以下尤冷。遂以大剂参附汤直温命火， 以蒸动下焦气化之根，令阳生阴长，附子通阳致津液，使水升火降，佐以大剂引火汤大滋真阴以抱阳，小量油桂，米丸吞服，引

体内明明有热，为何却总是畏寒怕冷？

总是上火，身体燥热，失眠多梦，烦躁不安，会自认为内热，吃一些凉东西舒服些，甚至喝点绿豆粥有的会好转，为何医生给了滋阴清热的药，身体总是不能康复呢？

怎么搞清楚自己到底是寒还是热？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怎么就总是搞颠倒呢？可是，让人迷惑的是，同样一个病人，你找寒凉派刘元素看和找火神派郑钦安看，可能用药上是冰火两重天，一个用凉药，一个用热药，奇怪的是病都会好，那你说你是热还是寒？

本身这个问题在中医界内部都存在极大的争议，有的中医看病总觉得病人内热，总是用凉药，有的中医总觉得病人体寒，总是用热药。对这个问题，我一度也十分的迷惑，这怎么矛盾起来了，到底听谁的？听仲景的！

阴阳是平衡的，世间万物阴阳失衡就会离散，我自己的理解：把阴阳先分为，正向的阴阳和负向的阴阳，正向的阴阳和合是正气，负向的阴阳和合是邪气，这样就好区分了。也很好理解寒凉派，火神派这两个明显对立的理论，

正向阴阳和合则正气足，人体是春风和煦的，不偏于热也不偏于寒，而邪气即便在阴阳和合的状态，对人体的正气还是处于消耗状态，当人体正气恢复的话，则邪气的阴阳和合状态就被打破，邪气就会离散，离散的状态既有热也会有寒，表现的强弱不同罢了，邪热出来多则热，寒邪出来多则寒，清热或者驱寒都没有问题，所以，刘元素和郑钦安都在中医 历史 中赫赫有名。

那么，后世中医这样用为何就不行了呢？或者效果达不到老师的水平了呢？一个派别的形成，总会强调自己特色的东西，过度地强调自己的特色，就会失去医学的本源，刘元素不用附子吗？老先生用附子用得留熟，郑钦安不用凉药吗？一样的用。中医派别基本都起源于仲景，华佗一派因为传承的问题，理论基础丢失，导致很多东西失传。从根源上找就不会有矛盾，寒凉派 火神派都起源于仲景学说。

所以，派别之争是无意义的，补土派李东垣和补肾派张介宾同样是没有争论的意义的，入手的角度不一样。那么，回头再看寒热之争论，仲景是如何处理的，仲景是寒热药并用，没任何违和感，仲景略偏于热药，温热药多于寒凉药。

再回到前面的解释，身体有状况，一定是有邪气，邪气无论是寒还是热，正气是不是都会受到损失？正气不足是不是需要考虑温热药多些？有的说了，那正气虚，需要滋阴啊？不错，正气也是需要阴阳和合，那么，你在滋阴的时候，是否考虑到了你补的这个阴是需要阳气抓住他的吧？仲景用滋阴的药是不是会同时加温热的药？

如果人体受邪表现出来的都是热证，比如瘟病，此时当然需要先解决这个温热的问题，但是如果人体已经虚弱，不仅仅后续需要补足阳之不足，甚至，有的病例需要在解决温热的同时，既要补阳。这在最近的瘟病治疗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瘟病忌用大热之药，这是瘟病大家的定论，可是，实际临床发现，一旦病人出现虚弱症状，仍然需要附子这些热药，以补足病人正气之不足。只是在用解热药的同时使用。

正常人都会有些小毛病，平时并不会有什么大的反应，这时候正邪双方都是阴阳和合的，也就是邪气阴阳并没有处于离散的状态。黄帝内经说的治未病，实际上就是指这种情况，而一旦用对药，正气就会加强，平衡状态就被打破，邪气一方阴阳开始分离，这时候病人开始表现出病了，你再根据寒热分离的状态考虑用热药还是凉药。

实际上人体当下状态 健康 与否并不代表一个人的真实 健康 状态，一些癌症，到了医院检查的时候，才被发现，有的一发现就是中晚期，实际上就是当时的状态处于正邪的平衡状态，疾病没有表现出来。

但这种平衡是一种伪平衡状态，你仔细观察你的身体的话，一定有很多信号，是完全可以察觉的。很多时候是因为病人不把一些轻微的症状当回事，能忍则忍造成的后果。

那么，回到题目要找的问题，身体已经觉得内热，是寒还是热呢？那一定有热，也一定有寒。虚热的病人一样是正气不足，虚热需要考虑滋阴的问题，但往往虚不受补，这个后面写文章专门论述，这里暂且不表。就来说说，你是清热还是驱寒？

命题看似对立，实际上是统一的，清热和驱寒的最终目的都是让正气恢复，表现的热多则先清热，寒多则先驱寒，不要一条道走到黑，阴阳是随时在变化的，你把邪热清掉了，寒气失去邪热的力量，则寒气自动离散，你驱寒，则寒去热自然留不住。

在你选择清热或者驱寒的时候，正气恢复的速度决定了你的治疗效果，正气如果恢复速度跟不上，则邪气的阴阳就不会发生离散，不发生离散，你清热驱寒都无法打破这种平衡状态，所以，治疗的第一部，是让邪气发生离散。也就是让身体发生自主排异的反应，又回到了郭生白的理论对不对？

还有一种治疗方法是用寒远寒，用热远热，就是寒因寒用，热因热用，治疗的奥妙有很多，需要彻底理解清楚，每一只能够方法都会发挥出独特的疗效。也证明了以上分析在临床上是可以验证的。热证也可以用热药，寒症也可以用寒药，这个原理中医大学课本上的解释有点错误，并不是真热假寒，或者真寒假热的原理，是确实寒症，但寒症里有一些热证，我先用药把这一点热去掉，起到以小博大的作用。和张锡纯用阳和汤的原理一样——解实症里面的虚症，已达到解决实症的目的。

我已经尽最大努力想把这个问题写明白，奈何文字功夫有限，大家如果看不明白就多看几遍吧，很抱歉。

最后把李中梓《医宗必读》中的这句话放在这里：见痰休治痰，见血休治血，无汗不发汗，有热莫攻热，喘生毋耗气，精遗勿涩泄，明得个中趣，方是医中杰。

别人短短一句话，就抓住了问题要害，文字功夫我辈望尘莫及！

吴谦的《医宗金鉴》总修官———吴谦

吴谦是清雍正、乾隆年间的名医，曾任太医院右院判。作为御医，吴谦经常随侍于皇帝身边。乾隆五年（1740年）早春二月，乾隆帝患了感冒，吴谦、陈止敬等御医“敬谨调理，甚属勤劳，……且奏效甚速”，使乾隆帝很快就痊愈了。吴谦等因而受到了嘉奖。在为宫廷服务期间，吴谦多次受到这样的恩赏。
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乾隆帝诏令编纂医书，命吴谦、刘裕铎为总修官。作为总修官，吴谦为《医宗金鉴》的成书做出了重要贡献。吴谦认为，医经典籍以及历代各家医书，存在着“词奥难明、传写错误、或博而不精、或杂而不一”等问题，应予以“改正注释，分别诸家是非”。
吴谦崇尚仲景学说。在撰著《医宗金鉴》时，他参考引用清乾隆以前研究《伤寒论》、《金匮要略》 的20余位医家的著述，对这二部经典著作的原文逐条加以注释，汇集诸注家之阐发，撰成《订正仲景全书?伤寒论注》17卷、《订正仲景全书?金匮要略注》8卷，列为《医宗金鉴》全书之首。
《医宗金鉴》是清乾隆帝敕命编纂的大型综合性医学丛书。清朝前期，社会经济发展，国力鼎盛，宫廷医学也达到顶峰阶段。乾隆皇帝务求标榜文治，于乾隆四年（1739）下谕太医院编纂医书：“尔等衙门该修医书，以正医学”。由大学士鄂尔泰和亲王弘昼督办，任命御医吴谦、刘裕铎担任总修官（相当于主编），陈止敬担任该书的经理提调官。为保证医书的质量，选派有真知灼见、精通医学、兼通文理的学者共同编纂，设纂修官14人，副纂修官12人，武维藩等作为纂修官参加了编写。此外，还有审效官、誊录官等人员，共70余人参加了编写工作。编撰中，不仅选用了宫内所藏医书，还广泛征集天下新旧医籍、家藏秘籍和世传良方。
1742年，《医宗金鉴》纂修完成，乾隆帝赐名为《医宗金鉴》，并御赐编纂者每人一部书、一具小型针灸铜人作为奖品。自1749年起，清太医院将《医宗金鉴》定为医学生教科书；这部书还广泛流传于民间，深受读者的欢迎。
《医宗金鉴》是作者们对18世纪以前的历代医学著作加以校订、删补，并节录编辑而成书的，是宫廷医家集体智慧的结晶。《医宗金鉴》一书，从医学文献校订整理的角度体现了宫廷医学的学术水准和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