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连达：毕生奉献中医药

李连达（1934~2018年），中国工程院院士，中药药理学专家，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学实验中心主任。中央国家机关“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第七届北京市人大代表，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卫生部甲级科技成果奖。从事中医临床和基础研究60余年，上世纪80年代，在国内建立动物和人的心肌细胞培养方法，并用于中药研究向全国推广，至今仍在国内普遍使用；90年代，在卫生部领导下，负责制定了我国第一个中药药效学评价标准与技术规范，成为我国第一个官方认可的中药药效学评价标准及技术规范，迄今仍为全国遵守的标准；2000年以来，首创中药与自体骨髓干细胞经心导管移植治疗冠心病的新方法。

2018年10月18日，李连达院士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他两度抗癌，置生死于度外，追求知识，不断学习，为我辈之榜样。

出身西医 心向中医

李连达出生在一个医学大家庭，祖父和父母都是医生，兄弟姐妹9个人中有7个是学医的。李连达1956年从北京医学院毕业分配到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工作，参加西学中班学习中医，其后拜老中医赵心波为师，开始从事中医临床工作。

亲身的临床实践使李连达对中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认识到中医不仅有良好的治疗效果，更有完整的理论和独具特点的学术体系，不仅擅长于治疗慢性病及功能性疾患，对于疑难重症、感染性疾患及器质性疾患，也有好的疗效。

有一次李连达随赵老会诊，见一患腺病毒肺炎合并金葡败血症、高烧持续4周的两岁小孩，当时几乎请遍了专家，用了各种中西药，但病情毫无好转，经赵心波诊治，服药两天后体温即开始下降，一周病愈出院。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个被拖拉机撞成严重脑挫裂伤患者，全身瘫痪，神志不清，经半年多治疗，仍无好转，请赵心波治疗两月后，患者竟然逐渐恢复。这两件事给李连达触动极大，他下定决心，努力学好中医，终身为中医事业做贡献。

1958年，国内麻疹流行，病死率很高，患儿多死于急性循环衰竭、呼吸衰竭、休克等，如何治好麻疹肺炎是当时控制疫情最急需解决的问题。

李连达琢磨着：若能把中药做成速效、强效的注射剂，患者来了一针打进去就能争取到进一步治疗的时间，就能把孩子的命保护下来。李连达就用节假日、晚上的时间做实验，没有经费就用自己的工资来买动物做实验。但是刚开始就被命令停止实验，而且大会点名、小会批判，李连达的第一次尝试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医药的尝试就这样以失败告终。

直到1974年，李连达的中医科研梦想才得到新任院领导老红军严荣院长和齐雷书记的大力支持，李连达也放下从事十几年的中医临床工作，从零开始，做中医药科研。

当时实验条件非常艰苦，用一间9平方米的卫生间做实验室，在抽水马桶与洗澡盆上面放了两块木板，便成了实验台。李连达就是在如此的条件下、在无数质疑声中开始了中医药研究工作。他就在这间实验室，在木板搭成的实验台上完成了第1个实验：“冠心Ⅱ号对大鼠应激性心肌小血管内血小板聚集的影响”，中医界的一些领导和中医大夫看到他确实是用实验来支持中医、发展中药，不是反对中医、消灭中药，以后支持的人就比较多了。

李连达回忆当年买实验动物的情景时常说：“买大鼠、兔子，就自己骑着自行车，在后驮架上挂两个铁篮子装着运回来。买狗，就栓根绳，绑在自行车上，狗在车后跑，街上小孩也在后面跟着跑。”科学探索的道路是不平坦的，在研究工作取得一些成果时，人们看到的是撒满鲜花的阳光大道，是胜利的喜悦，是红花与奖状。然而，很少有人知道每一项成果、每一张奖状，凝结了多少血和汗，要付出多么沉重的代价!在宁静的实验室里，虽然没有枪炮声，却同样有着前赴后继的悲壮场面。1981年底，李连达在实验室搬动几百斤重的水泥解剖台，腰部严重损伤，椎间盘脱出，坐骨神经损伤，剧痛难忍，本应立即住院治疗，但由于全国首届中西医结合大会召开在即，他承担了大会专题报道及分题总结的任务，为了中医事业的发展，为了中西医结合工作能够开创新局面，他强忍剧痛，每日靠着杜冷丁止痛带病工作，坐着轮椅参加会议。大会结束时，由于延误治疗，没有合理休息，他病情恶化，立即送进医院，竟然卧床一年多才康复。

标新立异 敢于探索

上世纪70年代，中医药科研刚刚起步，研究方法有限。当时他认为，中医药科研既要注意中医药特点，又要吸收国内外先进方法，在借鉴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心肌细胞培养在中医药研究中的应用”是李连达1978年在国内首次建立起来的培养方法，成功培养了乳鼠心肌细胞，并在培养瓶中连续搏动106天，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后又建立了心律失常、缺血样损伤、免疫性损伤、中毒性损伤及心力衰竭等各种细胞病理模型，并观察了中药复方、单味药及单体对上述病理模型的治疗作用，先后完成十几项研究课题，举办了3届全国学习班，使这一先进技术迅速普及全国。1981年这项研究工作获得国家卫生部的科技进步甲级奖。

1987年我国计划颁布新药审批办法，以推进新药审评工作标准化、规范化。卫生部委托李连达负责这项工作，他克服重重困难起草了四十多种疾病的药效学标准。这个标准使中药研究水平大幅度提高，对整个中药新药的研究及审批都是一个很大的推进。1992年该标准由卫生部印发全国，成为我国第一个官方批准、学术界公认的中药药效学评价标准及技术规范，他在全国十多个城市作二十多次专题报告，进行推广工作，该标准一直到今天还在用。

胸怀坦荡 仗义执言

李连达一生的信念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医事业。”他一生敬君子、恶小人、刚直不阿、敢于讲真话、直言相谏，大义凛然，反对趋炎附势、阿谀奉承、拉帮结伙、不正之风。

2000年以后，当时医患纠纷严重，新闻炒作，激化矛盾，使广大医务人员成为众矢之的，由于当时的舆论导向和舆论压力，没有人敢站出来为医务人员主持公道。

李连达在政协会议上代表医药卫生工作者提出，医患矛盾激化的责任不在医生，主要原因是一些社会矛盾和医疗体制机制的缺欠，不能及时解决，群众把怨气转向医生，医务人员成为代人受过的出气筒、替罪羊，强调绝大多数医务人员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为保障人民健康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希望中央能够采取有力措施，确保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与人身安全，恢复白衣战士的社会声誉，充分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希望从根本上解决某些社会矛盾，改善卫生工作的体制与机制，确保人民健康，并应注意新闻导向，防止新闻炒作，煽动对立情绪，激化矛盾。

中药注射剂是中医药的创新发展，但是在发生一些不良反应事件后，出现了全面禁用中药注射剂的声音。在此严重情况下，李连达据理力争，指出中药注射剂在抢救危重患者时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提出“要实事求是地对待中药（特别是中药注射剂）的不良反应，采取积极而慎重的态度、加强研究工作，改善药品质量，提高安全性及有效性、确保广大病人的用药安全。”并上书卫生部领导提出意见和建议，很快得到了陈竺、高强、王国强、邵明立4位部长的回函，表示完全同意他的意见，大力支持这项工作，并要求有关部门立即贯彻执行，为挽救中药注射剂，保障广大群众健康与用药安全，也为保证中医药事业的健康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李连达认为传统文化（包括传统医学）不应因循守旧、固步自封，要不断发展、创新，应该在继承发扬的基础上大力推进中医药的现代化、标准化、科学化。他认为我国医学的未来发展应该是中医、西医及中西医结合长期共存、同步发展、团结合作、优势互补，共同为我国人民乃至全人类的健康服务。因此，他不同意“西医消灭中医”或“中医吃掉西医”的提法，不同意中西医相互对立、排斥。在学术问题上可以有不同看法，有争论，体现百花齐放，但是不应把学术之争变成人身攻击、派系之争，甚至帮派之争。不应无限上纲上线，扣帽子、打棍子，不要用政治手段解决科学问题，用行政措施干涉学术发展。

两度抗癌 淡然面对

李连达老师在79岁时不幸被诊断为胰头肿物。发病前一周，李连达老师还在参加学术会议，会议一结束就感觉到身体特别疲惫不适，在医院进行了初步的诊断，医生要求他立即停止工作，等待检查结果。但因几月前已答应参加广州会议，他坚持必须言而有信、不可失约，于是带病赴广州参加会议，作完大会报告后，即感体力不支，几乎不能进食，当天紧急回京检查。住院后迅速进行了多项检查，诊断为胰腺癌（胰头癌）。

在住院检查期间，李连达老师也在体会自身病情发展和变化，有天李连达老师说想要一本肝胆胰外科学的书，让我去图书馆借回来一本。拿到书后，李连达老师根据自身病情，对照书中的内容，画出了肝、胆囊、胆管、胰管、胰、食管、胃、十二指肠、小肠的图片，有些地方还是用红色标记。分别标注出了几张手术示意图。

手术治疗可能会争取到较好的结果，但是手术的风险极大，很可能死在手术台上。当时主管医生和家属都在犹豫。此时，李连达老师向医生提出，手术要作为第一治疗方案，并特别交代：“术前、术中、术后发生任何意外情况，均由本人负责，不由医务人员承担责任。”

在李老师一再明确要求下，主管医生终于下定决心尽快安排手术治疗。准备手术的前几天，李连达老师还拿着这几张亲手画的手术示意图，给我讲了手术方法，需要切除哪些器官，做哪些器官吻合。记得他当时讲胰头、胆囊、胆管、十二指肠需要进行全部切除，胃需要进行部分切除，需要做器官吻合的是胃肠吻合、胆管肠吻合、胰肠吻合。老师讲解有如上课讲学，似乎与己无关，说明他早已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在进手术室前的早上，李连达老师早早地起床，伏案写东西，起初以为他在写遗嘱，安排后事。在他进手术室前10分钟将手稿留给了我，原来是对一位院士的研究工作提出意见与建议。他为了安慰大家，竟然开玩笑说：“我已万事俱备，只欠一刀，回头见。”所幸手术顺利，术后一年身体逐渐恢复。

两年后李老师又患淋巴瘤，有了上一次的经历，这次的诊疗过程和治疗方案的确定，都是及时和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终于经过8个疗程的化疗和23次放疗及中药治疗，淋巴瘤得到控制，化疗的后期胃肠道系统有些明显的反应，李连达老师也都顽强地坚持下来。他再一次死里逃生，身体逐渐康复，仍坚持日常勤奋的工作，术后已写作发表了200多篇科学网博客文章，大到国家社会现象、医药行业发展，小到大学生、幼儿园的问题。同时李老师对中药发展及新药审批的建议等10多篇文章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今年3月份，老师淋巴瘤复发，他对我说：“此次确诊意味着已失去治疗时机，我将在几个月后，走到生命旅程的终点。”

李连达老师的一生是甘于奉献的一生，是不断进取的一生，更是追求人性圆满的一生。斯人已去，风骨犹在，我们会沿着前辈的路，继续开拓属于中医药的美好未来。

中国中药杂志的组织机构

《中国中药杂志》编委会拥有以肖培根、王永炎、姚新生、李连达等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为首的118位中医药领域权威专家，并拥有6名国际编委。主 编为肖培根（中国工程院院士），社长为李禾。

李连达的论文造假

最近，在互联网上搜索“浙大”，出现了很多有关浙江大学药学院院长李连达涉嫌论文造假的帖子，甚至有网友用了很极端的词语：“李连达院士的研究成果=剽窃+造假+一稿多投。”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昨天，记者就此事展开了调查。 浙大校长收到两封信 “李连达院士论文造假”
第一封信：李连达署名的三篇论文学术造假
11月18日，全欧中医药联合会中药特别专家小组的祝国光教授在芬兰给浙江大学的杨卫校长发去了一封题为《提倡严谨治学，反对学术造假》的信。
信中祝国光告诉杨卫：有浙江大学药学院院长李连达署名的三篇论文有学术造假问题。
经全欧中医药联合会中药特别专家小组认真研究认为，论文作者不仅一稿多投，而且还存在严重造假。曾经刊登该研究小组论文的德国《NSA药理学杂志》、荷兰《人种药理学杂志》、英国《本草疗法研究》、波兰《药理通报》等先后公开发表声明，称这是“科学的欺诈行为”，并将这些已发表“学术论文”删除，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目前，国际上深入调查正在进行中。
祝国光教授在信中表示，“浙江大学一直以严格治学著称于世，我们一直引以为荣，想不到会发生这论文造假之事，并出于中国工程院院士之名下。”
第二封信：一稿多投，损害我国中医药在欧洲声誉
正当浙江大学对此事展开调查之际，12月6日晚，祝国光教授又给浙大杨卫校长发去一封信。
信中说，我们又发现李连达院士以第一作者名义发表的两篇文章，先以英文发表在国外期刊，然后隔数月或年余，又在国内以变换第一作者为李连达院士的名义发表，并且中文的论文没有提及任何该文已经用英文在国外期刊上发表，甚至在其参考文献中也未列上。“说明作者是有意避开已经发表的相同文章！”
祝国光教授表示，李连达院士研究组的造假论文一案，已经严重损害我国科学技术人员在欧洲的声誉，损坏了我们中医药产品在欧洲市场的形象，影响了我们的中医药市场。 论文造假是其所带的博士后所为
浙江大学新闻发言人以书面的形式就此事对媒体公布了学校的调查结果和处理决定。称“论文造假事件”主要是李连达院士所带的博士后贺海波个人行为，其他作者并不知情。
文中说，“2008年10月16日，浙江大学药学院常务副院长收到某教授的邮件，投诉他已经毕业的博士生、原浙大博士后、时任浙大副教授贺海波在论文中末经他本人同意使用了他的研究组的数据，属剽窃行为。浙江大学药学院和学校相关职能部门十分重视，当即开始了调查。贺海波已向学院承认了自己所犯的错误，并向他的博士导师当面作了检讨。
“贺海波于2006年6月进入浙江大学药学博士后流动站进行博士后研究，2008年7月被浙江大学聘为副教授。浙江大学药学院和相关职能部门查明：贺海波在浙大进行博士后研究期间，其论文存在剽窃、一稿二投、擅署他人名字，擅署基金支持、捏造知名专家帮助修改英文的事实等学术不端行为。11月13日学校召开校长办公会议，决定依据《浙江大学学术道德行为规范》，撤销其副教授职务和任职资格，如发现任何与此相关的学术不道德的行为问题，都将一查到底。”
浙大方面还表示，国外的这些期刊并没有刊登，只是录用。
新闻发言人表示，抵御学术腐败，维护学术道德，是包括浙江大学在内的高等学校的共同责任。浙江大学一贯十分重视学术道德规范建设。学校把此事作为学术不端行为的反面教材，加强对博士后和新进教工学术道德和学术诚信的教育，采取进一步措施严惩学术不端行为。 调查结果有疑点
不过，也有专家对该处理结果不满意。有专家认为：几篇论文中，其科研设计、思路、检测方法及项目，实验选择及搭配都有一定水平、英文水平也很好，不像出自博士后学生一人之手。而且，一个如此多项目的药学试验，并非一个人所能完成。而且，论文立项必须通过层层审批，其他作者不可能不知道，所获科研经费也不可能被某个人所用。而前三篇论文的中心课题，是李院士近几年最核心、最重要的课题，“不知情”有点说不过去。
不少专家认为，从学术规范来说，只要论文的作者对用自己的署名没有异议，一旦论文出问题任何人都难逃其责，而非一人承担。 与高校教授考核体系有关
事实上，有知情人士称，之所以造成这样的不良后果，是高校对旗下老师的考核体系造成的，老师发表论文数量直接跟收入、晋升等有关。
在浙江某高校的考核体系上看见，申报正教授要求的论文基数是：文科8篇以上，理工科6篇以上，其中权威核心刊物2篇以上。其中，每一类刊物的发表都被分别记分。此外，主持完成国家级科研课题、省、部级科研课题等也被分别记分。最后的总分将决定该教授在学校里的升迁。
因此，国内高校的普遍做法是，学生在一些核心期刊上刊登论文，老师会要求学生带上自己的名字，有时候还是第一作者。“每学年论文数量这么多，教授根本无法仔细查看每篇论文，涉及一些试验数据等更无法短时间内核实真伪。”浙江某高校的负责人向记者透露说，也正因为如此，国内高校有不成文的规定，如果论文主要是学生完成的，无论指导教授名字放在什么位置，出了问题均只处理学生不处理教授。

中国中药协会的理事成员

中国中药协会会长
房书亭
中国中药协会常务副会长吴宪（中国药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中国中药协会名誉会长
张洪魁
中国中药协会执行副会长
王瑛
中国中药协会副会长
张世臣
闫希军（天津天士力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梅群（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赵超（山东步长制药有限公司总裁）
郝非非（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振江（神威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楚源（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萧伟（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马兴田（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吴相君（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修涞贵（修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国中药协会高级顾问
闫洪礼
王永炎（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名誉院长）
陈可冀（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
肖培根（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名誉所长）
李连达（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张伯礼（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
李大鹏（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康莱特集团董事长）
吴以岭（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金世元（北京中医药学院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