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医德发展概况

明代由于对外贸易的扩展，不但是经济得到了繁荣，也扩大了人们的眼界，同时促进了中外医药的交流和医德的发展。

我国的医德规范、医德教育、医德理论发展到明代已日趋完善、成熟。明代大医药学家李时珍(1518—1593年)的巨著《本草纲目》，吸取了历代本草著作的精华，纠正了前人的错误，并冒着违犯当时统治者意志的危险，列举服食丹药的害处，告知群众，食服丹药只能是愚昧的自杀道路。《本草纲目》不仅是学术价值高，而且是道德价值也很高的一部医学典籍。明代名医陈实功(1555—1636年)著有《外科正宗》共四卷，书中提出的医德守则《五戒十要》，是医学伦理学重要文献之一，被美国列为1978年出版的《生命伦理学百科全书》世界古典文献之一，与《希波克拉底誓言》和《迈蒙尼提斯祷文》并列。另外，李中梓(1588—1655年)的《内经知要》、《医宗必读》，张介宾(1563—1640年)的《景岳全书》，徐春甫(公元1520—1596年)的《古今医统》，龚廷贤(1522—1619年)的《医家十要》，李木延(公元?—1619年)的《习医规格》等著作中阐述的医德规范，均对我国的医德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清代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代医家在医德规范的探索与实践方面，既继承了前人医德学说的精华，又有新的发展。这时影响最大的是喻昌(约1585—1664年)所著的《医门法律》一书。在书中“治病”篇中较为详细地论述了医生应遵守的职业道德原则和规范。该书突破了过去医家用“五戒”“十要”等箴言式地说教方法论述医德原则的传统，而以临床四诊、八纲辩证论治的法则作为医门的“法”，以临床诊治疾病时易犯的错误提出的禁例作为医门的“律”，两者结合称为“医门法律”。这种把医德寓于医疗实践之中的论述，被后人称为“临床伦理学”，这在我国医德史上又是一次重大的突破。

人道主义的医德观在什么时期产生?

人道主义的医德观在春秋战国时期产生。

医学人道主义是指以救治病人的苦痛与生命，尊重病人的权利和人格为中心的医学道德的基本原则之一。医学人道主义与医学同时存在，经历了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从不完整到比较完整的发展过程。古代的医学人道主义，基本上建立在个体病人义务论和唯心主义因果报应论的基础上，许多医学家在医疗实践中建立起了对病人的关心、同情、仁慈、“救人活命”的纯朴观念，古希腊著名医学家希波克拉底在他的誓言中说:“无论至于何处，遇男或女，贵人或奴婢，我的唯一目的是为病人谋幸福。

古代的医德人道主义

古代的医德人道主义大致存在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历史时期。它建立在朴素的生命神圣论的基础之上，“以为人命至重，有重千金”，因此医生对病人要同情、关心和解救，“先发大侧隐之心，誓愿善救含灵之苦”。这种没有受到阶级偏见污染的直观的原始道德的: 纯朴感情，是人道主义的朴素思想，也可称为朴素的人道主义。

古代的医德人道主义具有反抗等级制度的进步意义。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存在着严格的阶级差别，等级森严，待遇悬殊，在医疗权利的分配上，也是如此，这就难免不同程度地反映在医德观念和医德原则规范中，表现为不合理的医疗差别。古代医德人道主义则鲜明地否定病人在医疗上的等级差别，坚持平等的原则，具有进步的人民性。北宋医学家唐慎微，“其于人不以贵贱，有所召必往”。东汉医学家郭玉，对于贫贱和服劳役的仆人，治病“必尽其心力，而医疗贵人，时或不愈。”这不不说是对统治者的一种反抗。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对病人也是不分“贵人及奴婢”，一视同仁。可见，古代医德人道主义对于坚持医学科学的全人类性，维护劳苦群众的健康，起到了积极作用。

古代的医德人道主义基本上是建立在生命神圣论、个体病人义务论和唯心主义的因果报应论的基础上的。由于受到当时医学发展状况、社会条件以及人们整体认识能力的限制，古代的医患关系仅仅是医生和个体病人的关系，医生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绝对维护病人的利益和生命，而不考虑其他因素。古代医德人道主义就是履行这样的医德义务的。同时，对于实行医德人道主义的因果，古代医学家也基本上信守了唯心主义的鬼神报应论。为什么要行善、顾救世人的生命和健康?阿拉伯名医迈蒙尼提斯在《祷文》中说:是“永生之上天既命予”。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引用老子的话说:“人行阳德，人自报之，人行阴德，鬼神报之，人行阳 恶，人 自 报之，人行阴恶，鬼神害之。”这种唯心主义的哲学基础是非科害的，因而是不牢固的，经不起非医德人道主义的攻击。

古代医德人道主义受当时的社会有关因素以及医学发展水平的限制和影响，具有时代的局限性。由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阶级对立的存在，由于受当时阶级性伦理观念的影响，由于对疾病的认知和防治还处于经验医学阶段，因此，实行医德人道主义的内容、范围和程度，都受到相当的影响和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