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莹医治台湾

姚莹（1785—1853年），字石甫，号明叔，安徽桐城人，清代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出身书香门第，祖父姚鼐为桐城派大师。姚莹聪慧好学，博览群书，富有才华。21岁时以府试榜首中秀才，后中举人、进士，曾入两广总督百龄幕府。嘉庆二十一年起，任福建平和、龙溪知县。嘉庆二十四年及道光元年赴台，历任台湾县（今台南市）知县、噶玛兰厅（今台湾宜兰县）通判等。道光三年，应新任台湾府知府方传穟之邀同往协理政务。值得一提的是，英人启衅，形势紧迫，经两江总督陶澍和江苏巡抚林则徐推荐，姚莹于道光十八年再赴台湾，任台湾道加按察使衔。鸦片战争期间，姚莹与总兵达洪阿领导台湾军民多次击退来犯敌船，毙敌俘虏百余人，“诏嘉奖，加二品衔。”在台湾地区履职近10年，姚莹兴利除弊，关注民生，革除社会领域之顽症，救治百姓身体之痼疾，颇具政声。

古时，台湾地区为蛮荒之地，疫情频发。土著居民以痘疹多见，外来人群则以瘴疠为主。此外，尚有霍乱、痢疾等肆虐。史料载，康熙至光绪之212年间，台湾地区曾发生过88次大规模的疫病流行。对百姓生命健康造成巨大威胁，亡故者甚众。清政府采取设立医局、延聘医生诊治、免费给百姓发送避疫解瘴的中药制剂、广赠中医方剂、增设机构收留患病的行旅之人、改善居住环境的卫生条件等一系列措施加以防治，民众亦嚼食槟榔（或用扶留藤叶、蛎灰等包裹）、鼻涂雄黄以及进行“送瘟祈神”甚至是“求巫”活动御之。

道光元年六月，噶玛兰遭台风袭击，“雨甚，伐木坏屋，禾大伤，继以疫”。姚莹“闻灾驰至，周巡原野，倾者扶之，贫者周之，请于上而缓其征。”同时，亲自部署、组织抗击疫病，广备医药。“制为药而疗其病，疫以止，民大悦。”

姚莹通晓中医理论，深知医理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适用性，并熟练地运用医理来治吏理政。他针对社会上存在的盗贼、械斗、谋逆等弊端，提出精辟见解和治理方略。指出，“善治国者，如理一身。气血流通，官骸运动，乃可以无病。苟一支一节，气滞血凝，则病作矣。然投剂者必审其秉体之强弱，与受病之深浅。有同病之异药者，其奏效一也。”“凡此皆台之病也。知其病而药之，则投剂必有其方矣。捍隔而不入者和解而通导之，虽扁卢无以易此……文武同心，官民一体，则血脉自尔流通，百骸无所壅滞，尚何病之不治哉？”

在台湾地区的吏治生涯中，姚莹加强海防，查禁鸦片，兴办教育，体察民情，救灾疗疾，破除迷信，推进中医药的普遍应用。深得民心，“民番大和”。为保卫台湾、建设台湾做出了重大贡献，彰显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于道光九年撰写的《东槎纪略》，内容涵盖台湾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山川道里、风俗民情等，为后人治理台湾留下了极具价值的第一手资料。“后之从事台湾者，必取其言以为鉴”。

中国近代史上姚莹,徐继畲的字号分别是什么

姚莹，清朝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字石甫，号明叔，晚号展和；因以十幸名斋，又自号幸翁。
徐继畲晚清名臣、学者，《纽约时报》称其为东方伽利略。字松龛，又字健男，别号牧田，山西代州五台县人。

张际亮的人物生平

张际亮生于清仁宗嘉庆四年（1799），家境清贫，“三族无仕宦者，亦无富人。”从小父母早逝，由继母吴氏养成。幼颖异，十六岁中秀才，作《童言》一卷，“词理警辟”，被同县熊藉亭选入其所著文集。十八岁，李古山梓其诗集《蚕缫集》。际亮生性伉直负气，有奇才伟志，敬慕古代奇伟之士，朋集酒酣，论事慷慨，“有如昔人，所谓生当封侯，死当庙食者。”“其为文章，长于议论，能举前世政治得失，治乱之故，其辞气俊伟动人，而于诗尤多激壮。”际亮两度就读于福州鳌峰书院，书院山长、福建声望最高的著名学者兼诗人陈寿祺对张际亮颇为器重。他在写给好友高雨农的信中说：“吾闽近日著作之盛，无过邵武朱梅崖之文、张亨甫之诗，皆足以雄视海内。”
道光三年（1823），台湾噶玛兰通判姚莹至福州，际亮献诗，姚莹赞道：“何李（白）之流也！”道光四年（1824），督学沈维峤拔贡试第一。次年赴京朝考不中，与徐宝善、郑开禧、黄爵滋、汤鹏、潘德舆等友善，凡“言诗者，无不知亨甫矣。”盐运使名曾焕，“闻亨甫名，召饮，同座皆名士也”，张际亮笑他“不知自爱”，“有负天下望”。曾焕大怒，“毁之于诸贵人，亨甫以是负狂名”。留居京都三年，使他有机会更深广地观察、研究当时社会的种种积弊，以探求改革积习、“蠹政”之方。他说：“余居都门三载，深观当世之故，颇能言其利而救其弊”。道光八年(1828)，在《金台残泪记》中，他进一步提出：“今天下之计，在用申、韩之法，核名实，严刑赏；用管、商之法，理财用，强军国；若家习节俭，人怀教富，则本振而末无不举，源澄而流无不清，蠹政者皆将自革。”
道光九年（1829）始，张际亮参与重修《福建通志》，任分纂。就在志稿即将付印时，爆发了有关志稿内容的争议，张际亮坚持自已的见解，因“与当事不合”，愤然离去。
道光十一年（1831），张际亮再一次赴京应试，又落第。落第后，张际亮住西山寺读书，常与龚自珍、魏源、姚莹、汤鹏等人交往，相互商讨国计民生，评论“当世利弊得失”。这其间，张际亮曾致书河东河道总督林则徐，表示愿为其写作有关治理河东方略的书。他说，此书“博采前人之论列，审于今日之情形，将东河前后治河之迹，勒为一书”；“其著书之体，惟执事裁定，成书之速，亮可自信也。”
道光十三年（1833）上书两广总督卢坤，表明自己对鸦片泛滥深恶痛绝。他在《上卢厚山宫保书》中说：“粤省则有曰窑口者，为之包买，曰快蟹者，为之包送”，“其行迅疾，其势凶悍，即遇巡哨兵船，无如之何”，致使“禁鸦片入口，纹银出口之令，皆虚设矣”，即使巡哨兵船拿获一、二快蟹，而快蟹失土(鸦片)，夷人则已得银矣，其用心，尤为险毒也!” 他希望卢坤坚定禁烟的信心，采取果断措施，“先拿快蟹，密缉窑口。” 卢坤虽然欣赏张际亮的才识，但对严禁鸦片，并不热心。他没有采纳张际亮的建议。
道光十五年（1835）参加福州乡试，更名为亨辅，中举人。次年赴京都会试又落第。他在京都，与黄爵滋、陈庆镛、臧纡青、吴嘉宾等人唱和诗文，议论时政，颇有社会影响。他抨击当时吏治腐败，尤其激烈。“为大府者，见黄金则喜；为县令者，严刑非法，以搜括邑之钱、米，易金贿大府，以博其一喜。至于大饥，人几相食之后，犹藉口征粮，借名采买，驱迫妇女逃窜山谷，数日夜不敢归里门，归而鸡、豚、牛、犬一空矣。”道光十八年（1838年）闰四月，黄爵滋向道光帝提出变更旧章，严禁鸦片，“重治吸食”的著名奏摺。《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摺》，就是由张际亮所起草。后来，林则徐《哭张亨甫》诗中，也有“修文定写生平志，犹诉苍苍塞漏卮”之句，肯定、赞扬他生平坚持禁烟的贡献。
道光二十年（1840）五月 ，鸦片战争爆发后，张际亮力主抵抗侵略，反对妥协。他写下了《传闻》、《芑川有诗枉赠酬和》、《寄姚石甫三丈》、《东阳县》、《迁延》、《邹钟泉太守招饮剧谈时事辄赋》、《陈忠愍公死事诗》等一系列反帝爱国诗篇，怒斥侵略者“五月妖氛暗虎门”，给中国人民带来“千室困苦”的罪行；强烈抨击投降派“金戈玉勒无颜色”的嘴脸，热情歌颂三元里等“义民争自起东山”的抵抗精神。同年，任台湾兵备道的姚莹邀请张际亮赴台。张际亮很高兴，立即动身前往，到厦门时因风浪太大无法过海，他便请人画下自己的像，题上诗，寄给姚莹。姚莹在台湾率领士民严守海关，盘查走私，严禁鸦片入境，“犯者刑，再犯者死”，令英国鸦片商望而生畏。道光二十一年（1841），姚莹与总兵达洪阿密切配合，两次击退英军的进犯。道光二十二年三月，英国舰艇阿安号入侵台湾大安港。姚莹依靠渔民诱敌深入，一举歼敌100多人，缴获大炮13门。张际亮闻悉后欣然题诗，向老朋友庆贺。但是，《南京条约》签订后，姚莹受到侵略者的讹诈和投降派的迫害，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三月被解押内渡，送京都入狱治罪。
当时，张际亮正重病在家。得悉姚莹“为英夷愬江南奏劾”，便至吴中，“栖迟以待”。七月，姚莹解京过淮上，张际亮陪同姚莹上京都，并代姚莹作《狱中辨冤疏》。姚莹事白出狱，张际亮大喜，并与姚莹寓居炸子桥杨椒山故宅。不幸，病复发，十月初九日卒，年仅43岁。张际亮逝世后，姚莹为他主持奠祭，办理殓殡，并“携柩至桐城，使人往闽召其子来以丧归。”张际亮的灵柩运回建宁后，安葬于建宁县蓝田保坪上。姚莹又特地为他书写生平传记，如实澄清当年京都名辈显宦对他诋诽的真相，阐发其身负“狂名”而胸怀远志，尤其称赞他“力振颓风，可谓矫矫矣。”著名诗人、书法家何绍基写了一幅挽联：“是骨肉同年，诗订闽江，酒倾燕市；真血性男子，生依石甫，死傍椒山。”
张际亮一生未入仕，又与庸俗士大夫格格不入，以敢于讽刺权贵，得“狂名”。他自己说：“十年倦游，半生负气，而甘为道途仆仆，触风尘之扰扰哉？然而不得已，命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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