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一部原本儿科学专著——《小儿药证直诀》

我国著名的儿科专家钱乙（公元1032~1113年）是北宋末年东平郡（现山东郓城县）人。他的临床经验和学术思想主要反映在一部流传到现在的《小儿药证直诀》中。《小儿药证直诀》一书是钱乙的门人阎季忠按照钱乙的丰富临床经验加以总结、整理，于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成书，迄今巳有800多年的历史了。尽管在这800多年的时间里，儿科学已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但《小儿药证直诀》的许多论述迄今仍有很大的价值。

我国古代有不少小儿科方面的著作，如《俞氏疗小儿方》等，由于年代久远，兵荒马乱，都早已不存于世了。而目前能看到的中古巫妨作的《颅卤经》一书，原本也已佚，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是清代人的辑本。所以《小儿药证直诀》是我国现存第一本以原本形式保存下来的儿科学专书。世界医学史告诉我们，世界上最早的几部儿科学专书分别是意大利、德国、比利时等国医学家所作，这些书中最早的，也要比《小儿药证直诀》晚351年，其他的就更晚了。因此《小儿药证直诀》是世界上第一部以原本形式保存下来的儿科学专书。

钱乙对小儿生理、病理的见解很高明。他认为大凡有钱人家的孩子，吃的是温香腻滑，穿的是锦绣绒裘。孩子吃得太好了，脾胃阻滞，不想饮食。穿得太好了，缺少锻炼，难御风寒。如果平时不注意调理，就是把孩子的病治好了，还是会再犯的。他还提出：“若要小儿安，须带三分饥和寒”。认为孩子饮食不要顿数太多，不要吃得太饱，以免伤及脾胃。穿着应该轻薄些，让孩子多在户外游戏，活动筋骨，畅通气血。这些论点和医理至今仍可作为做父母的育儿之道。钱乙还十分注意小儿的“体质”特点。他指出有些小儿具有特殊素质，所以对某些刺激比较敏感，就容易得某些病。关于体质，西方古代也有类似论述，如希腊的《希波克拉底文集》中也有类似记载。

古来医者认为小儿病治疗上有三难。因为小儿脉象细微，见了医生又哭又闹又要闪躲，所以按脉辨证就有困难，这是一。小儿不会自述病情，就是会讲，也不能全信孩子的话，所以称小儿科为哑科，这是二。小儿发育不全，脏腑娇嫩，容易受寒受热，用药稍有不当就会过头，这是三。由于这三难，所以古来医生有“宁治十个成人，也不愿治一个小儿”的说法。可是钱乙自幼丧母，父亲又流浪在外30余年，他靠姑父母养大，自小贫苦多病，姑父是个民间土医生，他每看到一些患儿因缺乏照顾，发烧后成为白痴，也有的瘫痪了。还有因感冒风寒而成哮喘，因先天不足而成佝偻病等。钱乙十分同情，认为医生要济世救生，首先要从关心小儿开始，不应该让儿童时期因生病而留下后遗症，以致成为终身残废。尽管儿科确实是当时医学界的难题，钱乙还是知难而进，努力去钻研，用了好几十年的功夫，才摸索出一套适合小儿用的“五脏辨证”法。还研究出了几十种小儿的专用药方，治好了当地许多小儿的疑难杂病。甚至连宋神宗的太子和皇帝姐姐长公主女儿的病也是钱乙治好的。而钱乙因为忙于诊病施医，所以没有写下系统的医学著作，但他的主要经验和学术思想却都已被其门人阎季忠总结到《小儿药证直诀》一书中去了。

《小儿药证直诀》一书中记述了很多小儿身体变化的情况。例如在“黄相似”一节中，就有这样的记载：“身皮目皆黄者，黄病也；身痛膊背强，大小便涩，一身尽黄，面目指甲皆黄，小便黄如屋尘色，看物皆黄，渴者难治，此黄疸也......。”这本书中对黄疸的记述是世界上最早的。西方最早记述小儿黄疸现象是1437年时德国医生麦特林格所为，这比《小儿药证直诀》要晚300多年。《小儿药证直诀》一书还归纳出儿科病症中的六种常见脉象：弦急（气不和）、沉缓（伤食）、促急（虚惊）、浮（风）、沉细（冷）、脉乱（不治）。这些对小儿科的诊断是十分有意义的。而西方古代医学史中对于小儿脉诊，还没有记载，直到18世纪英国医生怀特才对脉搏的变化作了一些研究。《小儿药证直诀》对小儿惊厥作了明确的记述，比如书中认为“急惊风”的病因主要是受大惊，或者高热；而“慢惊风”的病因主要是在泄泻等病后，由于脾胃虚弱而致。国外对小儿惊厥的病因，直到15世纪时还模糊不清。如意大利儿科专家帕累斯·巴吉拉多斯认为小儿惊厥的病因是营养过剩或不足而已。《小儿药证直诀》对“疳“证的描写十分生动，如身体黄瘦、皮肤干燥，体生疮疥、目肿眼涩、下泄或泄血、头大项细、腹大、喜食泥土、喜卧冷地，这是一种小儿慢性消化不良、营养障碍引起的一系列综合症侯群。而如果找一下公元11世纪以前的外国的小儿科专著，根本没有关于小儿慢性消化不良和营养障碍的特征的记载。《小儿药证直诀》全书一共3卷。上卷记载了小儿诊断法；中卷记载了儿科常见病和传染病，共有23种病证；下卷记载了120张方子。由于该书中有许多世界上或我国最早关于儿科方面的论述，所以有人称它为“活动之真谛，全婴之规范”。《小儿药证直诀》在世界医学史上与中国医学史上的地位确是十分重要的。

医学家钱乙

钱乙，字仲阳。祖籍浙江钱塘，后祖父北迁，遂为东平郓州（今山东郓城县）人。约生于宋明道元年（公元一O三二年），卒于政和三年（公元一一一三年）。

钱乙的一生，在治学上最突出的地方，就是“专一为业，垂四十年”。

业医者知道，古代医家称小儿科做哑科，认为治小儿病最难。因为小儿脉微难见，诊察时又多惊啼，靠脉诊难以辨证，这是一；小儿骨气未成，形声未正，悲啼喜笑，变态无常，靠望诊了解病情也有困难，这是二；小儿不能言语，言语亦未足取信，凭问诊了解病情更难这是三；小儿脏腑柔弱，易虚易实，易寒易热，用药稍有不当，就足使病情复杂化，这是四。因此，钱乙在行医过程中，也深感到小儿病难治。他说：“脉难以消息求，证不可言语取者，襁褓之婴，孩提之童，尤甚焉。”为了攻克这道难关，他花了将近四十年时间。欲话说：“功夫不负有心人”。他果然功成业就，为我国小儿科医学专业发展奠定了坚定的基础。”

钱乙自幼就“从吕君问医”，精勤好学，认真钻研《内经》、《伤寒论》、《神农本草经》等。特别是《神农本草经》，他“辨正阙误”，所下功夫很深。有人拿了不同的药请教他，他总是从“出生本末”到“物色名貌”的差别，详详细细地解答。事后一查本草书，果然“皆合”。此外，他把古今有关儿科资料一一采辑，加以研究。在钱乙之前，有关治小儿病的资料不多。据《史记》所载，扁鹊曾为小儿医，东汉卫汛著有《颅囟经》，惜已失传。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孙思邈的《千金方》，也有关于儿科病的记载。到宋初，有人托名古代师巫撰《颅囟经》二卷，谈到了小儿脉法，病证诊断和惊痫、疳痢、火丹（即丹毒）、杂证等的治疗方法。钱乙对这部书反复研究，深有启发，并用于临床，收到疗效。钱乙还借助于《颅囟经》的“小儿纯阳”之说的启示，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在张仲景总结的辨证施治的基础上，摸索出一套适应小儿用的“五脏辨证”法。因此，阎季忠对他“治小儿该括古今，又多自得”。

钱乙学习时，“不名一师”，善于化裁古方，创制新方。如他的六味地黄丸。由熟地黄、山药、山茱萸、茯苓、泽泻、丹皮组成，原是张仲景《金匮要略》所载的崔氏八味丸，即八味肾气丸（干地黄、山茱萸、薯蓣、泽泻、丹皮、茯苓、桂枝、附子）的加减化裁，作六味地黄丸，用来当作幼科补剂。这对后世倡导养阴者起了一定的启发作用。如金元四大家之一李东垣的益阴肾气丸，朱丹溪的大补阴丸（《丹溪心法》方。由黄柏、知母、熟地黄、龟板、独脊髓组成，都是由此方脱化而来。因此，有人认为钱乙是开辟滋阴派的先驱。此外，钱乙还创制了许多有效的方剂，如痘疹初起的升麻葛根汤，治小儿心热的导赤散，由生地黄、甘草、木通组成，治小儿肺盛气急喘嗽的泻白散，即泻肺散，由桑白皮、地骨皮、生甘草组成，治肝肾阴虚、目鸣、囟门不合的地黄丸，治脾胃虚寒、消化不良的异功散，治肺寒咳嗽的百部丸，直到治疗寄生虫病的安虫散，使君子丸等等，迄今还是临床常用的名方。

钱乙在实践中认识到，小儿的生理特点：“脏腑柔弱”、“五脏六腑，成而未全，全而未壮”。其病理特征：“易虚易产，易寒易热”。所以，要攻克小儿病这道难关，必须对小儿的生理、病理有个正确而全面的认识。他根据多年的临床实践，逐步摸索一整套诊治方法。在诊断上，他主张从面部和眼部诊察小儿的五脏疾病，如左腮赤者为肝热，右腮为肺，目内无光者为肾虚，等等。在处方用药方面，力戒妄攻、误下与峻补，主张“柔润”的原则。

一个姓朱的人，有个儿子五岁，夜里发热，白天无事，有的医生作伤寒治，有的医生作热病治，用凉药解表，始终治不好。病儿的症状是：多涎而喜睡。别的医生用铁粉丸下涎，病情反而更重，至第五天，出现大渴引饮。钱乙说：不能用下法治。他于是拿白术散末一两煎水三升，使病儿昼饮服。姓朱的问道：“饮多了不会泻吗？”钱乙答道：“不渗进生水在里面，是不会泻的。纵使泻也不足怪，只是不能用下法治”。姓朱的人又问：“先治什么病？”钱乙说：“止渴治痰、退热清里，都靠这味药。”到晚上，药估计服完，钱乙看看病儿，说：“可再服三升。”又煎白术散水三升，病儿服完，稍觉好些。第三日，又服白术散水三升，那个病儿再不作渴，也没有流涎了。接着钱乙给其服两剂阿胶散（又名补肺散、补肺阿胶汤），由阿胶、牛蒡子、甘草、马兜铃、杏仁、糯米组成，病就完全好了。

钱乙由于对小儿科作了四十年的深入钻研，终于摸清了小儿病诊治的规律，积累了丰富的临证经验，著有《伤寒论指微》五卷，《婴孺论》百篇等书，但皆散失不传。现存《小儿药证直诀》，或叫《小儿药证真诀》是钱乙逝世后六年，由他的学生阎季忠（一作考忠）将他的医学理论，医案和经验方，加以搜集，整理，于公元一一一九年编成的。此书共三卷，上卷言证，中卷为所治病例，下卷为方剂。该书最早记载辨认麻疹法和记百日咳的证治；也是最早从皮疹的特征来鉴别天花、麻疹和水痘；记述多种初生疾病和小儿发育营养障碍疾患，以及多种著名有效的方剂；还创立了我国最早的儿科病历。此书一为历代中医所重视，列为研究儿科必读之书。它不仅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第一部系统完整的儿科专著，而且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儿科专著。《四库全书目录提要》称钱乙的书为“幼科之鼻祖，后人得其绪论，往往有回生之功”。

总之，他的成就是肯定的，他为儿科学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说他是一位杰出的儿科大家。

钱乙，字仲阳，宋代东平人，约生于北宋仁宗至徽宗年间（约公元l035~1117年），享年82年，是我国宋代著名的儿科医家。钱氏治学，当初先以《颅顖方》而成名，行医儿科，曾治愈皇亲国威的小儿疾病，声誉卓著，被授予翰林医学士。曾任太医院丞，在多年的行医过程中，钱乙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成为当时著名医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钱乙幼科冠绝一代”，言不为过。其一生著作颇多，有《伤寒论发微》五卷，《婴孺论》百篇，《钱氏小儿方》八卷，《小儿药证直诀》三卷。现仅存《小儿药证直诀》，其他书均已遗佚。

钱乙认为小儿与成人相比较，在生理、病理上有其自身特点。如小儿在生理上“五脏六腑，成而未全，全而未壮”，在病理上“脏腑柔弱，易虚易实，易寒易热”。因此，其感受邪气之后，往往较成人的抗邪能力降低，易为邪气所伤，多见邪实之证。但另一方面，邪气侵犯人体之后，由于小儿脏腑气血未充而柔弱，邪气损耗正气，又易于使小儿正气受损而转为虚证。其阳气不充盛，被耗伤则生寒；其阴精不充足，被耗伤又可生热，故而病理上虚、实、寒、热变化迅速。钱氏的这一理论认识，为正确掌握小儿疾病的发展变化规律奠定了理论基础。因此，在小儿疾病的具体治疗时，他反对妄攻误下。认为对于儿科疾病，除非必下不可之证，可以根据年龄体质以及正邪情况酌情使用外，一般不宜妄用。

此外，钱乙在《内经》、《金匮要略》、《中藏经》、《千金方》的基础上，将五脏辨证方法运用于小儿，为儿科临床治疗提出了辨证方法。他认为“心主惊”，“肝主风”，“脾主困”，“肺主喘”，“肾主虚”。其中，钱氏十分重视脏腑寒热虚实的辨析，而且针对不同的病症提出了一系列相应的治疗方法。可以说，是较有系统的脏腑辨证体系，虽不十分全面，但已经有其初步框架，对中医脏腑辨证学说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钱乙强调五脏辨证，其制方调剂多围绕着五脏虚实寒热而设，如心实热用导赤散，心虚热用生犀散；肝实热用泻青丸，肝虚热用六味丸；脾虚用益黄散，脾湿热用泻黄散；肺虚用阿胶散，肺热用泻白散；肾虚用六味地黄丸等。其制方原则重视选药柔和，反对过用攻伐之品。他的这种用药原则，是针对小儿特点而设立的。此外，钱乙在处方调剂时，多根据前人经验，并结合自己的体会，灵活加减，创立新方。如其创立的地黄丸，就是在肾气丸的基础上化裁减去桂附而成。此外，钱氏临床用药，还常常根据儿科的特点，选用丸剂、散剂、膏剂等。这些成药，可以事先制备，适应于儿科疾病起病急、变化快的特点，便于及时服用，易为小儿所接受。

钱乙在儿科学方面的成就为后人称许，而且对中医辨证学、方剂学均有较大影响。但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不可能十分完善。诸如其创立六味丸以补肾，仅重视了肾阴亏乏的—面，而忽略了肾阳虚衰的一面。也正因为如此，后世才在其基础上逐渐加以发展，使之不断完善。这也反映出钱乙在中医学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

小儿药证直诀哪个版本好

清代周学海互校本这一版本。《小儿药证直诀》有几种版本，其中清代周学海的互校本是比较好的通行本，反映了宋代多个医家的经验方，具有简练实用的特点，清代周学海互校本这一版本是较好的一个版本，流传最为广泛。《小儿药证直诀》现存仿宋本、聚珍本、互校本、加注本四种版本，该书是一部中医儿科学专著，全书分上、中、下三卷。

中医儿科学的中医儿科学发展简史

中医儿科学的发展历史，可以划分为四个主要阶段。
—、中医儿科学的萌芽期（远古-南北朝）
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原始的医学活动。据考古学家考证，我国69万年前的“北京人”平均寿命大约只有14岁，因而可以说，人类早期的医学活动中，包括了相当部分的儿童医疗保健内容。《山海经》中所载巫方是传说中我国最早的儿科医生。史书中明确记载的儿科医生则始见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扁鹊……人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古代医籍中关于儿科疾病的早期记载见于西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书中有关于“婴儿病痫”、“婴儿瘛”的记述。《汉书·艺文志》载有“妇人婴儿方”19卷，是早期的妇儿科方书。《内经》不仅建立了指导各科临床的中医理论体系，而且提出了有关儿科的不少论述，如小儿生长发育、体质特点、先天因素致病、某些疾病的诊断及预后判断等。《伤寒杂病论》建立的辨证论治体系，特别是脏腑论杂病，对后来儿科辨证体系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时期已有儿科医案记载，如西汉名医淳于意（仓公）曾以下气汤治小儿气鬲病，东汉名医华佗曾以四物女宛丸治小儿下利病。《隋书·经籍志》记载南北朝医药书中专门列出儿科、产科等医事分科，同时也出现了小儿医学专著，如王末钞的《小儿用药本草》2卷，徐叔响的《疗少小百病杂方》37卷等。
二、中医儿科学的形成期（隋朝-宋朝）
隋唐时期，政府重视医学教育，在太医署内由医博士教授医学，其中专设少小科，学制5年，促进了儿科专业的发展。
隋代巢元方主持编撰《诸病源候论》，其中论小儿杂病诸候6卷。该书提出—了“不可暖衣，……宜时见风日，…常当节适乳哺”等积极的小儿护养观。将外感病分为伤寒、时气两大类，内伤病以脏腑辨证为主，详论儿科病因证候255候。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首列“少小婴孺方”2卷，收录儿科用方3m余首，将儿科病分为9门，论其理法方药。
相传至今的最早儿科专著《颅囟经》，流行于唐末宋初，提出婴幼儿体届纯阳的观点，论述小儿脉法及惊。痫、癫、疳、痢，火丹等疾病的证治，北宋钱乙，字仲阳，对中医儿科学体系形成作出了突出贡献，因而被誉为“儿科之圣”。钱乙的主要学术建树，由其弟子阎季忠编集于《小儿药证直诀》一书中。该书归纳小儿的生理病理特点为“脏腑柔弱，易虚易实，易寒易热”，对儿科临床有直接指导意义。钱乙从儿科特点出发，在四诊应用中尤重望诊，对“面上证”、“内证”，痘疹类出疹性疾病的鉴别诊断等，都有较详明的论述。《小儿药证直诀》建立了儿科五脏辨证体系，捉出心主惊、肝主风、脾主困、肺主喘、肾主虚等，成为中医儿科辨证学中最重要的力法。他制订儿科治则治法，从五脏补虚泻实出发，又注意柔润清养，补运兼施，攻不伤正。他善于化裁古方，根据儿科特点创制新方，制剂以成约为主，切合临床应用。
北宋时期，天花、麻疹等时病流行，名医董汲擅用寒凉法治疗，总结撰成《小儿斑疹备急方论》，是为天花、麻疹类专著之始。南宋刘昉等编著《幼幼新书》40卷，是当时世界上最完备的儿科学著作。南宋时还有《小儿卫生总微论方》20卷，对儿科各类疾病厂-泛收录论述，包括多种先天性疾病。书中明确新生儿脐风撮口是由于断脐不慎所致，与成人因破伤而患的破伤风是同一种疾病，提出切戒用冷刀断脐，主张用烙脐饼子按脐烧炙脐带，再以封脐散裹敷，是当时预防脐风的较好方法。
南宋陈文中，著《小儿痘疹方沦》《小儿病源方论》，他力们固养小儿元阳，以擅用温补扶正见长。对痘疹类时行疾病因阳气虚寒而产生的逆证，他擅用温补托毒救急。陈文中主温补，与钱乙、董汲重寒凉，两者相得益彰，促进了中医儿科学的发展，为儿科疾病辨证论治提供了全面的依据和丰富的治疗方法。
三、中医儿科学的发展期　（元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金元四大家各有特长，在儿科方面也各有贡献。刘完素主张用辛凉苦寒，泻热养阴法治疗小儿热病主张从正治热性病善用攻下。李呆重视凋理脾胃。朱震亨认为小儿“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以用养阴法见长。
元代曾世荣编著《活幼口议》《活幼心书》。曾氏详论初生诸疾，是中医新生儿学较早的集中论述。他议证论候翔实，对多种儿科常见病证候分类治法均作了精炼而具有指导意义的论述，如归纳惊风四证八候，提出镇惊、截风、退热、化痰治法，立琥珀抱龙丸、镇惊丸等疗惊方，均沿用至今。
明代薛铠、薛己父子精于儿科，善采众长，著《保婴撮要》。薛氏发扬五脏辨证学说，每篇首引钱乙辨证论治纲目，继陈张元素五脏相关之阐述，旁征博引，演绎成篇。他们重视脾、肾二脏，治脾宗陈文中而偏温，治肾既宗钱乙养元阴滋生化源，又效陈文中温元阳阴中求阳。《保婴撮要》论小儿各科病证221种，列医案1540则。其中论及小儿外科。眼科、耳鼻咽喉科、口齿科、肛肠科、皮肤科、骨伤科病证达70种以上，脏腑、经络辨证用药，内治、外治、手术兼施，对中医小儿外科学专科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
明代名医万全，著儿科专著《幼科发挥》《育婴秘诀》《片玉心书》等。他就不同阶段的儿童，提出了预养以培其元，胎养以保其真、蓐养以防其变、鞠养以慎其疾的“育婴四法”。
在朱震亨的基础上，系统提出了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肝常有余、脾常不足，心常有余、肺常不足、肾常不足。“三有余、四不足”的小儿生理病理学说。他特别重视调理脾胃，并认为“调理之法，不专在医，唯凋乳母、节饮食、慎医药，使脾胃无伤，则根本常固矣”，有重要的临床指导意义。
此外，明代还有李时珍《本草纲目》，收集了很多治疗儿科病的药、方。鲁伯．嗣《婴童百问》，详究儿科病源与证治，论述平达，切合实用，，王肯堂《证治准绳·幼科》，集众书之长，又参以己见，容广博。张景岳《景岳全书·小儿则》，提出了儿科辨证重在表里寒热虚实，小儿“阳非有余”、“阴常不足”，治疗上“脏气清灵，随拨随应”等观点。
清代儿科医家夏禹铸著《幼科铁镜》，认为“有诸内而形诸外”，可从望面色、审苗窍来辨别脏腑的寒热虚实，重视推拿疗法在儿科的应用。《医宗金鉴·幼科心法要诀》是清朝廷组织编写的儿科专书，条理分明，立论精当，适用于临床和教学。吴灿《济婴撮要》十七卷，搜集了多种儿科著作撮其精要对小儿病的诊治、推拿法及辨证治疗等作了概括的归纳整理。谢玉琼《麻科活人全书》足一部麻疹专著，详细阐述了麻疹各阶段及合并症的辨证与治疗。王清任《医林改错》汜载厂作者观察小儿尸体的解剖学资料，明确提出“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的观点，阐发活血化瘀治法，介绍了该法在紫癜风、疳证、小儿痞块等病证中的应用。
陈复正是清代儿科名家，著《幼幼集成》。他倡导指纹诊法，概括了指纹诊的方法和辨证纲领。《幼幼集成》除采用脏腑辨证外，更重视八纲辨证在儿科的应用，陈氏创制厂集成八方，沿用古方，还大量收录各类简便方，使该书更具实用价值。
吴瑭不仅是温病大家，在儿科方面也卓有成就。他鲜明地提出“小儿稚阳未充、稚阴未长者也”的生理特点，易于感触、易于传变酌病理特点，稍呆则滞、稍重则伤的临床用药注意点。论小儿温病，六气病因，三焦分证，治病求本，与叶桂的卫气营血辨证学说相辅相成。
明清寸期，天花、麻疹等时病流行，儿科在产；生大量痘、麻专著的同时，应用人痘接种预防天花已广泛传播《博集稀痘方论》（1577年）载有稀痘方，《三冈识略》（1653年）载有痘衣法。俞茂鲲《痘疹金镜赋集解》（1727年）说，在明隆庆年间（1567—1572年），宁国府太平县的人痘接种法已盛行各地。我国的人痘接种法后来流传到俄罗斯、朝鲜、一本、土耳其及欧非国家，成为世界免疫学发展的先驱。
清朝后期，随着西医传人我国，儿科界也开始有人提出宜中西医合参。何炳元《新纂儿科诊断学》中就在传统四诊之外，引人检诊一项，用于检查口腔、温度、阴器、便路等的变化。民同时期儿科疾病流行，许多医家寻求古训，融会新知，救治了大批患儿。例如，在治疗重症热病时，徐小圃擅用温阳药物回阳救逆，奚咏裳善取寒凉药物清热保津，就是这一时期外感病寒、温两大学派的杰出代表。
四、中医儿科学的新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国家发展我国传统医学的政策支持下，在现代科学技术飞跃进步的学术氛围中，中医儿科学和其他中医学科一样，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时期。
20世纪50年代开始了现代中医中等和高等教育，70年代开始中医儿科学硕上生教育，八十年代开始中医儿科学博士生教育，90年代又开始进行在职医师的继续教育，这种现代的完整教育体系，不仅为中医儿科界输送了大批人才，而且使中医儿科队伍素质不断提高，成为学科发展的保证。
建闷以来，整理出版了历代儿科名著，发掘了一大批对临床具有理论指导和实践应用价值的可贵资料。就中医儿科学若干基础理论问题进行了学术争鸣，认识渐趋一致。儿科诊法应用，丰富了传统四诊内容，在四诊客观化如色诊定量、舌诊微观化、闻诊声音分析、脉图分析等方面都进行了研究，而月。尝试把利用血液化学、超声影像等现代技术方法取得的微观辨证资料，与应用传统四诊手段取得的宏观辨证资料相结合，发展了儿科辨证学。
在预防医学方面，我国古代养胎护胎的经验得到总结推广，对促进优生发挥了积极作用。通过孕妇服药，预防新生儿胎黄、胎怯等的发病，取得了有创新意义的成果。对体弱儿童辨证给药，调整体质，增强脏腑生理功能，减低，厂反复呼吸道感染儿和脾胃虚弱儿的发病率，延长了哮喘、肾病综合征等复发性疾病的缓解期。中药保健药品、保健食品、保健用品的开发应用，对增强体质，保护易感儿，降低发病率，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临证医学方面，随着临床诊断技术的进步和科研方法的应用，研究成果不断涌现，诊疗水平大为提高。应用小儿暑温理论指导流行性乙型脑炎的辨证论治，降低了病死率和后遗症发生率；应用胎怯理论指导低出生体重儿的治疗，提高了生长发育速度，增强了体质，降低了死亡率。对哮喘、肺炎喘嗽、泄泻、癫痫、胎黄等儿科常见病的研究不断深入；对厌食、儿童多动综合征、病毒性心肌炎、皮肤粘膜淋巴结综合征、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等疾病的辨证论治总结出了规律；对肾病综合征、维生素D缺乏性佝偻病、急性白血病、流行性出血热、新生儿硬肿症等疾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研究取得成果。一批儿科新剂型药物，如口服液、注射液等投入临床使用。在临床科研中引进了实验手段，通过临床检验、动物实验，不仅证实了中医药的临床疗效，说明了药效学原理，而且为进一步提高疗效、筛选方药、改革剂型等，提供了科学的方法。
中医儿科学的形成和发展已有数千年的历史，目前正在向着学科现代化的方向前进。中医儿科学的现代化，就是要建立起一整套源于传统中医儿科，适应未来社会需要，与各现代科学学科自然衔接、协调发展的全新理论和实践体系。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科学研究是其必由之路，人才培养是其基础工程。相信经过长时期的努力，中医儿科学的现代化，将会随着整个中医学的现代化而逐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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