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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水内伤派的早期代表张元素

时间: 2023-11-04 17:25:04

张元素

张元素,字洁古,金代易州(今河北易水县)人,家世及生卒年月不详。年少于河间名医刘完素。据《金史本传》记载,刘完素病伤寒八日,头痛脉紧,呕逆不食,元素陈以医理,谓误服凉药,当服某某。完素服药遂愈。自此,张元素医名大盛。张氏之学宗《内经》,法仲景,在脏腑辨证、制方造药等方面成一家言,成为易水内伤派的开山祖师。

张元素现存的著作有《医学启源》等。《医学启源》是目前比较完整的张氏著作。共3卷,上卷论述脏腑、经脉、病因、主治等;中卷为《内经》主治备要及六气治法及方剂,其中《内经》主治备要以五运主病、六气主病、五运病解、六气病解为主要内容。卷下论述药物理论,如升降浮沉、归经、制方法等。相传此书为元素课徒之教本。另有反映张氏辨证用药的公式《脏腑标本寒热虚实用药式》,载于李时珍《本草纲目》。《济生拔萃》一书中尚有部分有关张氏药物理论及功用的内容,为张氏药物学专著《珍珠囊》的一部分。

张氏临证,长于脏腑辨证。他引用《中藏经》的话指出:“夫人有五藏六府,虚实寒热,生死逆顺,皆见形证脉气,若非诊察,无由识也。虚则补之,实则泻之,寒则温之,热则凉之,不虚不实,以经调之,此乃良医之大法也。”他的,《脏腑标本寒热虚实用药式》根据《内经》脏腑经络学说,结合前人用药经验,将脏腑诸病分标本、寒热、虚实加以施治,并列入药物,而成其用药的程式。

对药物理论的研究,是张元素之学的重要内容。因他主张“古今异轨,古方新病,不相能”,而提倡自制新方,必然要有一套制方遣药的心法,这个心法,.便是他的药物理论和.制方法。

1.药物性味说张氏有四性六味说,四性即寒热温凉,六味即酸、苦、辛、咸、甘、淡。六味各具其用,苦以泻之,甘以缓之,酸以收之,辛以散之,咸以软之,淡以渗之。张氏还根据《素问·藏气法时论》关于五脏苦欲补泻的理论,分别配合相应气味的药物。例如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一一甘草;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一一川芎,以辛补之一一细辛,

以酸泻之一一白芍。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一一五味子;心欲软,急食咸以软之一一芒滑;以咸补之一一~泽泻,以甘泻之一一黄芪、甘草、人参。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一一白术;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一一甘草,以甘补之一一人参,以苦泻之一一黄连。

2.药性升降说药物性能的升降浮沉,是对药物作用的一种概括。人的疾病部位有上下表里之异,病势有上逆下陷之别,故凡药性向上向表者为升浮,向下向里者为沉降。张元素认为药物的气味厚薄可决定其升降,一般来说,气为阳多升浮,味为阴多沉降,但气味有厚薄,气薄者,阳中之阴亦能沉降,味薄者阴中之阳亦能上升。另外,药用部位、生熟以及配伍等均能影响药物的升降功能。如根升梢降,故甘草梢治尿道涩痛,当归梢破血下行。熟升生降,“黄连、黄芩、知母、黄柏,治病在头面及手梢皮肤者,饮酒炒之。”桔梗味厚气轻,阳中之阴,谓之舟揖,诸药中有此一味不能下沉;柴胡气味俱轻,能引胃气上升,配黄芩能治上热。

3.归经说张元素是归经学说的最早倡导者,在其著作中,几乎每味药都载有归于某经的字样。并有十二经的引经药,如太阳经羌活、黄柏,少阳经柴胡、青皮,阳明经升麻、白芷、石膏,太阴经白芍,少阴经知母等。

以上这些药物理论,为张氏临证自制新方提供了便利。他根据《索问·至真要大论》六气之邪内淫而病的治疗原则制方,列为风制法、恶制法、湿制法、燥制法、寒制法等制方法。例如,风制法:肝、木、酸、春生之道也,失常则病矣。风淫于内,治以辛凉,佐以苦辛,以甘缓之,以辛散之。他解释说:“谓如风淫于内,即是肝木失常也,火随而炽,治以辛凉,是为辛金克其木,凉水沃其火也,其治法皆如此。”张氏这些制方遣药的思想,对后世内伤杂病的调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它能执简驭繁,由博返约,即能从脏腑病机着眼,辨证以标本寒热虚实为目标,施治亦以温凉补泻升降为指归,方便了临床,亦冲击了以《和剂局方》为代表的宋代官方医学守方不变的医学思想。但其中不免带有较多的臆测的成分,也给医学的发展带来一些消极的影响。

张氏治病以养胃气为家法,人称“易州张氏学”。元代刘骃说:“近世医有易州张氏学......其为法,自非暴卒,必先以养胃气为本而不治病也”(罗天益《内经类编·序》)他提出“养正则积自除”的观点,治脾胃虚弱、饮食积滞,戒用峻利之药,取《金匮》枳术汤改为丸,重用白术补健,佐枳实泄痞闷而消积滞,又用芳香气清的荷叶及米饭为丸,取升腾脾胃之清气,共奏补消兼施之功。

宋金元时期的医学发展为什么有创新意识

宋金元时期,中医学发展创新因素主要有:

统治者对中医学高度重视,鼓励并支持发展中医,提高医生与中医学地位,建立中医药管理机构,开办中医教育,编纂并校勘中医著作;科举制度与学而优则仕的盛行,加之少数民族的统治,文人知医、文仕通医与儒医大量涌现改变了医学队伍组成结构,提高了学术研究能力;活字印刷技术、指南针导航、造船等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农业经济发展、中外贸易与医药交流等使中医得以普及,并引进外国中药与制剂技术;良好宽松的学术争鸣氛围,知识分子言论自由的大好局面,“宋学”注重考据,怀疑批判精神,勇立新说的学风,以及理学、运气学说、道教、佛教的影响;战争频繁,社会动荡,疾病谱发生改变,疫病、外感热病、脾胃内伤、湿热病、阴虚精亏等增多;中医学发展的客观需要(基础理论发展严重滞后、临床缺乏有效治疗方法与新方剂);著名医学家(如钱乙、陈自明、王惟一、陈无择、刘完素、张元素、李杲、张从正、王好古、罗天益、朱震亨、戴思恭、危亦林等)敢于疑古,努力实践,勇于创新的精神等;使其在继承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注重基础理论与临床并举,标新立异,争创新说,提出火热论,脾胃内伤学说,攻邪说,脏腑辨证说,药物归经说,阴证论,阳有余阴不足论与相火论,三因说等新理论、新观点。

形成了以刘完素为代表研究外感火热为主的河间学派,以张元素为代表研究脏腑病机的易水学派,以李杲为代表研究脾胃内伤学说的补土派,以张从正为代表研究攻邪理论的攻邪派,以王好古为代表的温补派,以朱震亨为代表研究内伤火热的丹溪学派等学术流派等。

宋金元医家的学术争鸣,开创了学术争鸣的新局面,促进了中医学的发展创新和繁荣。

总之,政府的高度重视,医学家敢于疑古,勇于创新的探索精神,注重基础理论与临床并举的创新思路和研究方法等,对当代与今后中医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

元代医学家王好古

王好古
王好古,字进之,号海藏,元代赵州(今河北省赵县)人,约生于公元1200~1264年,曾经与李杲一起学医于张元素,但其年龄较李杲小二十岁左右,后又从师于李杲,尽传李氏之学。张元素强调脏腑辨证,重视分辨病变所在脏腑的寒热虚实,李杲阐发脾胃学说,尤重脾胃内伤虚证的探讨。在张、李二家的影响下,王好古又着重于《伤寒论》方面,而独重由于人体本气不足导致阳气不足的三阴阳虚病证,另成一家之说。著有《阴证略例》、《汤液本草》、《医垒元戎》、《此事难知》、《斑论萃英》、《伊尹汤液仲景广为大法》等。

王好古论伤寒为病,非常重视内因的作用,认为不论内伤外感,其所以为病,总由人体正气之虚所致。外感寒邪,内伤饮冷或空腹不食,均可导致内伤阴证的发生。但其得病有轻重之不同,预后有可治不可治的区别,全在于人体正气的虚实程度。王氏的这一理论认识,与《内经》中“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不仅如此,王氏在以上文字中,还说明了出现三阴证的病机,与人体内已伏阴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这种从体质角度分析病机,强调体质从化观点,颇有实际意义。王氏论伤寒强调正气之虚为本,李杲论内伤病,亦强调元气不足为根,二者的观点基本一致。可见王氏之学受李杲之学术思想的启迪,是一脉相承的。

他依据个人经验,认为内伤三阴之证的治疗,厥阴之阴盛阳衰,治疗当以当归四逆汤,该方适用于“手足厥逆,脉细欲绝者”。少阴之阴盛阳衰,治疗当以通脉四逆汤,该方适用于“手足厥逆,脉微欲绝者”。太阴之阴盛阳衰,治疗当以理中汤,该方适用于“脉浮沉不一,缓而迟者”。王好古重视伤寒三阴证的研究,提出了“阳证易辨而易治,阴则难辨而难治”的认识,从一个侧面补充了前人研究《伤寒论》的不足,也是王氏将李杲的温补思想在《伤寒论》中灵活的运用,颇有独到之处。

王好古临床用药主张温养脾肾。其用返阴丹(硫黄、太阴玄精石、硝石、附子、干姜、桂心)以治阴毒伤寒,心神烦躁,头痛,四肢逆冷。用霹雳散(附子一枚,细末)治阴盛格阳,烦躁不饮水。用四阳丹(硫黄、木香、荜澄茄、附子、干姜、干竭、吴萸)治阴毒伤寒,面青,手足逆冷,心肠气胀,脉沉细。用正阳散(附子、皂荚、干姜、甘草、麝香)治阴毒伤寒,面青,张口气出,心下硬,身不热,只额上出汗,烦燥不止,舌黑多睡,四肢俱冷。用火焰散(舶上硫黄、附子、新蜡茶)治伤寒恶候。用白术散(川乌、桔梗、附子、白术、细辛,干姜)治阴毒伤寒,心间烦躁,四肢逆冷。用肉桂散(肉桂、赤芍、陈皮、前胡、附子、当归、白术、吴萸、木香、厚朴、良姜、人参)治疗伤寒服凉药过度,心腹胀满,四肢逆冷,昏睡不识人,变为阴毒恶证。以上诸方药中,返阴丹、回阳丹、火焰散、霹雳散、正阳散等均用附子为主要药物。若白术散、肉桂散之类,又多附子、白术并用,脾肾兼顾。

再如,其治内伤饮冷,外感寒邪无汗者,主张用神术散(苍术、防风、甘草、生姜、葱白);对内伤冷物,外感风邪有汗者,用白术汤(白术、防风、甘草);对伤寒内感拘急,三焦气虚无汗,手足自汗,或手背多汗,或肢体振摇,腰腿沉重,面红目赤等阴气盛阳气衰,两脉浮沉不一,或左右往来不定,有沉涩弱弦微五种阴脉形状而举按无力者,用黄芪汤(人参、黄芪、白茯苓、白术、白芍、甘草)。治疗伤寒阴证,又注意内伤生冷而损及脾胃,以人参、白术、黄芪等为主,扶正达邪。除此而外,他对阴证的辨析,具有丰富的经验,如对阴盛格阳、阴证发渴、呃逆、发热、大便秘、小便不通、小便赤及脉象等一一详辨,对自汗、谵妄、下血、四肢振摇等亦一一从阴阳加以分辨,在阴证诊断方面阐述颇详。

王好古论阴证,虽然从《伤寒论》三阴证入手,但其发展已不局限于此。使内伤外感阴寒病证的讨论走向深入,提出了阴证学说的系统认识,其虽师承张元素、李东垣之学,然又为之一变,为后世虚损病证的辨证治疗别开了法门。
王好古(约1200—1264年),字进之,号海藏。金元间赵州(今河北赵县)人。性识明敏,博通经史。举进士不第,遂遣心于医学。曾任赵州医学教授,兼提举内医学。初从易水名医张元素游,元素殁,以年幼于师兄李杲二十岁,复师事李杲,尽传其学。王好古博览医籍,其学术思想受张元素、李杲影响,并多所发挥。其治伤寒证重视内伤“阴症”,认为“伤寒,人之大疾也,其候最急,而阴证毒为尤惨,阳则易辨而易治,阴则难辨而难治。”于阴证鉴别颇精审,为后世医家所重。王氏著述甚富,计有《阴症略例》、《汤液本草》、《本草实录》、《医垒元戎》、《此事难知》、《仲景详辨》、《活人节要歌括》、《斑论萃英》、《痘疹论》、《伤寒辨惑论》、《光明论》、《标本论》、《伊尹汤液仲景广为大法》、《钱氏补遗》、《十二经要图解》等。

金朝医家、“脾胃学说”创始人李杲简介,有《脾胃论》等作

人物简介 李杲,字明之,生于金世宗大定二十年(公元1180年),卒于元宪宗元年(公元1251年)。他家世代居住在真定(今河北省正定),因真定汉初称为东垣国,所以李杲晚年自号东垣老人,学医于张元素,尽得其传而又独有发挥,通过长期的临床实践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观点,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脾胃内伤学说。是我国医学史上著名的金元四大家之一。是中医“脾胃学说”的创始人。他十分强调脾胃在人身的重要作用,因为在五行当中,脾胃属于中央土,因此他的学说也被称作“补土派”。

主要经历 李杲自幼天赋聪颖,沉稳安静,喜爱读书。他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父辈们也都是崇文好读之人,与当时的名流雅士有密切的交往。他家是当地的豪门望族,富有钱财,李杲虽生在富贵人家但生活严谨,行为敦厚,令人敬重。李杲二十岁时,母亲王氏患病卧床不起,后因众医杂治而死,李杲痛悔自己不懂医而痛失生母,于是立志学医。当时易水的张元素是燕赵一带的名医,李杲求医心切,不惜离乡四百余里,捐千金拜其为师。凭着他扎实深厚的文学功底,经过数年的刻苦学习,李杲“尽得其学,益加阐发”,名声超出老师,成为一代医家大宗。病人来看病,他总是先诊脉,辨明脉象,而后进行诊断,告诉病人他们患得是什么症,然后从医经里引出经文,加以分析对照,证明自己的诊断与医经的论述完全一致,直到把病人说得心服口服了,才拿起笔处方。经过多年临证,李杲的医技日益精湛,各科疾病均能诊治,当时的人都把他当作神医来看待。

著作 李杲虽非易水学派之起始人,然因在老师张元素的影响下,颇多创见,著述甚丰,故在易水学派中,影响较大。其著述有:《内外伤辨惑论》、《脾胃论》、《兰室秘藏》、《医学发明》、《东垣试效方》《活法机要》等。另有《伤寒会要》、《保婴集》、《伤寒治法举要》、《东垣心要》、《万愈方》、《医学辨论》、《用药珍珠囊》、《五经活法机要》、《疮疡论》、《医方便儒》、《药性赋》等,有些已亡,有的系依托之作,故真伪尚待考。

李杲医书,唯《内外伤辨惑论》,为其生前手定。余皆由门人校定。或据其有关资料所整理。

学术内容 李氏认为脾胃为元气之本,是人身生命活动的动力来源,突出强调了脾胃在人体生命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他说:“夫元气、谷气、荣气、清气、卫气、生发诸阳上升之气,此数者,皆饮食入胃上行,胃气之异名,其实—也。”意思是说,元气虽然来源于先天,但又依赖于后天水谷之气的不断补充,才能保持元气的不断充盛,生命不竭。从而进一步深入认识到脾胃之气与元气的关系,认为胃气是元气之异名,其实一也。人身之气的来源不外两端,或来源于先天父母,或来源于后天水谷。而人生之后,气的先天来源已经终止,其唯一来源则在于后天脾胃。可见,脾胃之气充盛,化生有源,则元气随之得到补充亦充盛;若脾胃气衰,则元气得不到充养而随之衰退。基于以上观点,李杲诊断内伤虚损病证,多从脾胃入手,强调以调治脾土为中心。

李氏认为脾胃为人体气机升降的枢纽。精气的输布依赖于脾气之升,湿浊的排出依赖于胃气之降。这样,李氏对脾胃升降作用的认识,从单纯对消化的作用扩展为对精气代谢的作用。人身精气的转输升降,依赖于脾胃的升降来完成。脾胃的升降作用对人体的作用十分重要。因此,如果脾胃的升降失常,将会出现多种病证,“或下泄而久不能生,是有秋冬而没春夏,乃生长之用陷于殒杀之气,而百病皆起,或久升而不降,亦病焉。”这里,李氏将内伤病归纳为两种病变,一种是升发不及而沉降太过;另一种是久升而不降,而其根本原因均在于脾胃的升降失常。这样,脾胃升降失常则成为内伤病的主要病机之一。对待升降问题,李杲又十分重视生长与升发的一面。因为人的健康,生机的活跃,生命的健壮,主要是正气充足的原因。保护正气,必须重视脾胃之气的升发作用。李氏认为,只要元气充足,则百病不生,而元气虚损,多因脾胃之气不升而致。

临床应用 李东垣脾胃论的核心是:“脾胃内伤,百病由生。”这与《内经》中讲到的“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的论点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十分强调胃气的作用。同时,他还将内科疾病系统地分为外感和内伤两大类,这对临床上的诊断和治疗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对于内伤疾病,他认为以脾胃内伤最为常见,其原因有三:一为饮食不节;二为劳逸过度;三为精神 *** 。另外,脾胃属土居中,与其他四脏关系密切,不论哪脏受邪或劳损内伤,都会伤及脾胃。同时,各脏器的疾病也都可以通过脾胃来调和濡养、协调解决。但他绝对不主张使用温热峻补的药物,而是提倡按四时的规律,对实性的病邪采取汗、吐、下的不同治法。他还十分强调运用辨证论治的原则,强调虚者补之,实者泻之,不可犯虚虚实实的错误,这样就使得他的理论更加完善,并与张子和攻中求补,攻中兼补的方法不谋而合了。

李氏重视脾胃,探讨脾胃内伤病的病因病机,强调了脾胃气虚,元气不足,阴火内盛,升降失常是产生多种内伤病症的病机。因此,在治疗时,李氏将补脾胃,升清阳,泻阴火,调整升降失常作为其治疗大法。补中益气汤是他创立的名方之一,也是其遣药制方的代表。全方由人参、黄芪、白术、陈皮、升麻、柴胡、当归、炙甘草组成。在用药上有三个特点,其一,人参、黄芪、白术等补脾胃之气,以助肺气固皮毛;其二,用升麻、柴胡,引清气上升,助长脾气升发之力;其三,用炙甘草既可补中又可泻火热,以防止阴火炽盛耗伤正气。其中益气升阳为主,泻火为辅,适用于以气虚清阳不升为主者。若阴火炽盛之象较为明显,李杲又补充说:“少加黄柏以救肾水,能泻阴中之伏火。如烦犹不止,少加生地黄补肾水,水旺而心火自降。”

对于苦寒泻火,或解表散火诸法,李杲有时也不放弃,甚至单独应用。但其应用是十分慎重的,认为不可久用,因为寒凉大过,可以耗损阳气。而苦寒太过,更易于伤胃,可导致脾胃更虚。而且非阴火炽盛时,不可选用。其选用泻火之法的目的,是用泻火之品将炽盛的阴火清降,以防止过炽的火热损伤元气,具有保护照顾元气的作用。选用泻火之品使浊阴下降,又有利于脾胃之气的升发。当然,选用时—般应适当加入益气和中之品,使人身正气有所补充。李杲在治疗时围绕益气升阳泻火三个方面遣药制方,但具体选用时又根据不同临床表现有所侧重,其目的却是为了保护和恢复元气,使之充盛,体现了其脾胃为元气之本,元气为健康之本的指导思想。

人物评价 李杲对脾胃的生理、病理、诊断、治疗诸方面,形成了个人独成一家的系统理论,故而后世称其为“补土派”。由于其学说来源于实践,具有重要的临床念义,故后世宗其说者大有人在。传其学者,不仅有其门人王好古与罗天益,明代以后私淑者更多,如薛立斋、张景岳、李中梓、叶天士等人,都宗其说,而又各有发展。这充分体现了李杲的学术思想在历史上的地位。

后世影响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医家之门户分于金元”。河间学派和易水学派为中国医学史上承前启后影响最大的两大学派,李杲为易水学派的中流砥柱,他学医于张元素但对后世的影响可谓在元素之上。朱丹溪虽为河间学派的三传弟子,但其学说在某些方面也受李杲学说某些启示。明代以后,薛立斋、张景岳、李中梓、叶天士等医家都曾对李杲的学说敬仰、研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自成一家。此外,龚廷贤、龚居中、张志聪等均受李杲学说很大影响。尽管李氏学说的继承者们己经明确,医学史上仍不失为划时代的一个里程碑,作为一名伟大的医学家,他将永远名垂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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