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水内伤派的早期代表张元素

张元素，字洁古，金代易州（今河北易水县）人，家世及生卒年月不详。年少于河间名医刘完素。据《金史本传》记载，刘完素病伤寒八日，头痛脉紧，呕逆不食，元素陈以医理，谓误服凉药，当服某某。完素服药遂愈。自此，张元素医名大盛。张氏之学宗《内经》，法仲景，在脏腑辨证、制方造药等方面成一家言，成为易水内伤派的开山祖师。

张元素现存的著作有《医学启源》等。《医学启源》是目前比较完整的张氏著作。共3卷，上卷论述脏腑、经脉、病因、主治等；中卷为《内经》主治备要及六气治法及方剂，其中《内经》主治备要以五运主病、六气主病、五运病解、六气病解为主要内容。卷下论述药物理论，如升降浮沉、归经、制方法等。相传此书为元素课徒之教本。另有反映张氏辨证用药的公式《脏腑标本寒热虚实用药式》，载于李时珍《本草纲目》。《济生拔萃》一书中尚有部分有关张氏药物理论及功用的内容，为张氏药物学专著《珍珠囊》的一部分。

张氏临证，长于脏腑辨证。他引用《中藏经》的话指出：“夫人有五藏六府，虚实寒热，生死逆顺，皆见形证脉气，若非诊察，无由识也。虚则补之，实则泻之，寒则温之，热则凉之，不虚不实，以经调之，此乃良医之大法也。”他的，《脏腑标本寒热虚实用药式》根据《内经》脏腑经络学说，结合前人用药经验，将脏腑诸病分标本、寒热、虚实加以施治，并列入药物，而成其用药的程式。

对药物理论的研究，是张元素之学的重要内容。因他主张“古今异轨，古方新病，不相能”，而提倡自制新方，必然要有一套制方遣药的心法，这个心法，．便是他的药物理论和．制方法。

1.药物性味说张氏有四性六味说，四性即寒热温凉，六味即酸、苦、辛、咸、甘、淡。六味各具其用，苦以泻之，甘以缓之，酸以收之，辛以散之，咸以软之，淡以渗之。张氏还根据《素问·藏气法时论》关于五脏苦欲补泻的理论，分别配合相应气味的药物。例如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一一甘草；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一一川芎，以辛补之一一细辛，

以酸泻之一一白芍。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一一五味子；心欲软，急食咸以软之一一芒滑；以咸补之一一~泽泻，以甘泻之一一黄芪、甘草、人参。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一一白术；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一一甘草，以甘补之一一人参，以苦泻之一一黄连。

2.药性升降说药物性能的升降浮沉，是对药物作用的一种概括。人的疾病部位有上下表里之异，病势有上逆下陷之别，故凡药性向上向表者为升浮，向下向里者为沉降。张元素认为药物的气味厚薄可决定其升降，一般来说，气为阳多升浮，味为阴多沉降，但气味有厚薄，气薄者，阳中之阴亦能沉降，味薄者阴中之阳亦能上升。另外，药用部位、生熟以及配伍等均能影响药物的升降功能。如根升梢降，故甘草梢治尿道涩痛，当归梢破血下行。熟升生降，“黄连、黄芩、知母、黄柏，治病在头面及手梢皮肤者，饮酒炒之。”桔梗味厚气轻，阳中之阴，谓之舟揖，诸药中有此一味不能下沉；柴胡气味俱轻，能引胃气上升，配黄芩能治上热。

3.归经说张元素是归经学说的最早倡导者，在其著作中，几乎每味药都载有归于某经的字样。并有十二经的引经药，如太阳经羌活、黄柏，少阳经柴胡、青皮，阳明经升麻、白芷、石膏，太阴经白芍，少阴经知母等。

以上这些药物理论，为张氏临证自制新方提供了便利。他根据《索问·至真要大论》六气之邪内淫而病的治疗原则制方，列为风制法、恶制法、湿制法、燥制法、寒制法等制方法。例如，风制法：肝、木、酸、春生之道也，失常则病矣。风淫于内，治以辛凉，佐以苦辛，以甘缓之，以辛散之。他解释说：“谓如风淫于内，即是肝木失常也，火随而炽，治以辛凉，是为辛金克其木，凉水沃其火也，其治法皆如此。”张氏这些制方遣药的思想，对后世内伤杂病的调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它能执简驭繁，由博返约，即能从脏腑病机着眼，辨证以标本寒热虚实为目标，施治亦以温凉补泻升降为指归，方便了临床，亦冲击了以《和剂局方》为代表的宋代官方医学守方不变的医学思想。但其中不免带有较多的臆测的成分，也给医学的发展带来一些消极的影响。

张氏治病以养胃气为家法，人称“易州张氏学”。元代刘骃说：“近世医有易州张氏学......其为法，自非暴卒，必先以养胃气为本而不治病也”（罗天益《内经类编·序》）他提出“养正则积自除”的观点，治脾胃虚弱、饮食积滞，戒用峻利之药，取《金匮》枳术汤改为丸，重用白术补健，佐枳实泄痞闷而消积滞，又用芳香气清的荷叶及米饭为丸，取升腾脾胃之清气，共奏补消兼施之功。

宋金元时期的医学发展为什么有创新意识

宋金元时期，中医学发展创新因素主要有：

统治者对中医学高度重视，鼓励并支持发展中医，提高医生与中医学地位，建立中医药管理机构，开办中医教育，编纂并校勘中医著作；科举制度与学而优则仕的盛行，加之少数民族的统治，文人知医、文仕通医与儒医大量涌现改变了医学队伍组成结构，提高了学术研究能力；活字印刷技术、指南针导航、造船等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农业经济发展、中外贸易与医药交流等使中医得以普及，并引进外国中药与制剂技术；良好宽松的学术争鸣氛围，知识分子言论自由的大好局面，“宋学”注重考据，怀疑批判精神，勇立新说的学风，以及理学、运气学说、道教、佛教的影响；战争频繁，社会动荡，疾病谱发生改变，疫病、外感热病、脾胃内伤、湿热病、阴虚精亏等增多；中医学发展的客观需要(基础理论发展严重滞后、临床缺乏有效治疗方法与新方剂)；著名医学家(如钱乙、陈自明、王惟一、陈无择、刘完素、张元素、李杲、张从正、王好古、罗天益、朱震亨、戴思恭、危亦林等)敢于疑古，努力实践，勇于创新的精神等；使其在继承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注重基础理论与临床并举，标新立异，争创新说，提出火热论，脾胃内伤学说，攻邪说，脏腑辨证说，药物归经说，阴证论，阳有余阴不足论与相火论，三因说等新理论、新观点。

形成了以刘完素为代表研究外感火热为主的河间学派，以张元素为代表研究脏腑病机的易水学派，以李杲为代表研究脾胃内伤学说的补土派，以张从正为代表研究攻邪理论的攻邪派，以王好古为代表的温补派，以朱震亨为代表研究内伤火热的丹溪学派等学术流派等。

宋金元医家的学术争鸣，开创了学术争鸣的新局面，促进了中医学的发展创新和繁荣。

总之，政府的高度重视，医学家敢于疑古，勇于创新的探索精神，注重基础理论与临床并举的创新思路和研究方法等，对当代与今后中医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

元代医学家王好古

王好古
王好古，字进之，号海藏，元代赵州（今河北省赵县）人，约生于公元1200~1264年，曾经与李杲一起学医于张元素，但其年龄较李杲小二十岁左右，后又从师于李杲，尽传李氏之学。张元素强调脏腑辨证，重视分辨病变所在脏腑的寒热虚实，李杲阐发脾胃学说，尤重脾胃内伤虚证的探讨。在张、李二家的影响下，王好古又着重于《伤寒论》方面，而独重由于人体本气不足导致阳气不足的三阴阳虚病证，另成一家之说。著有《阴证略例》、《汤液本草》、《医垒元戎》、《此事难知》、《斑论萃英》、《伊尹汤液仲景广为大法》等。

王好古论伤寒为病，非常重视内因的作用，认为不论内伤外感，其所以为病，总由人体正气之虚所致。外感寒邪，内伤饮冷或空腹不食，均可导致内伤阴证的发生。但其得病有轻重之不同，预后有可治不可治的区别，全在于人体正气的虚实程度。王氏的这一理论认识，与《内经》中“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不仅如此，王氏在以上文字中，还说明了出现三阴证的病机，与人体内已伏阴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这种从体质角度分析病机，强调体质从化观点，颇有实际意义。王氏论伤寒强调正气之虚为本，李杲论内伤病，亦强调元气不足为根，二者的观点基本一致。可见王氏之学受李杲之学术思想的启迪，是一脉相承的。

他依据个人经验，认为内伤三阴之证的治疗，厥阴之阴盛阳衰，治疗当以当归四逆汤，该方适用于“手足厥逆，脉细欲绝者”。少阴之阴盛阳衰，治疗当以通脉四逆汤，该方适用于“手足厥逆，脉微欲绝者”。太阴之阴盛阳衰，治疗当以理中汤，该方适用于“脉浮沉不一，缓而迟者”。王好古重视伤寒三阴证的研究，提出了“阳证易辨而易治，阴则难辨而难治”的认识，从一个侧面补充了前人研究《伤寒论》的不足，也是王氏将李杲的温补思想在《伤寒论》中灵活的运用，颇有独到之处。

王好古临床用药主张温养脾肾。其用返阴丹（硫黄、太阴玄精石、硝石、附子、干姜、桂心）以治阴毒伤寒，心神烦躁，头痛，四肢逆冷。用霹雳散（附子一枚，细末）治阴盛格阳，烦躁不饮水。用四阳丹（硫黄、木香、荜澄茄、附子、干姜、干竭、吴萸）治阴毒伤寒，面青，手足逆冷，心肠气胀，脉沉细。用正阳散（附子、皂荚、干姜、甘草、麝香）治阴毒伤寒，面青，张口气出，心下硬，身不热，只额上出汗，烦燥不止，舌黑多睡，四肢俱冷。用火焰散（舶上硫黄、附子、新蜡茶）治伤寒恶候。用白术散（川乌、桔梗、附子、白术、细辛，干姜）治阴毒伤寒，心间烦躁，四肢逆冷。用肉桂散（肉桂、赤芍、陈皮、前胡、附子、当归、白术、吴萸、木香、厚朴、良姜、人参）治疗伤寒服凉药过度，心腹胀满，四肢逆冷，昏睡不识人，变为阴毒恶证。以上诸方药中，返阴丹、回阳丹、火焰散、霹雳散、正阳散等均用附子为主要药物。若白术散、肉桂散之类，又多附子、白术并用，脾肾兼顾。

再如，其治内伤饮冷，外感寒邪无汗者，主张用神术散（苍术、防风、甘草、生姜、葱白）；对内伤冷物，外感风邪有汗者，用白术汤（白术、防风、甘草）；对伤寒内感拘急，三焦气虚无汗，手足自汗，或手背多汗，或肢体振摇，腰腿沉重，面红目赤等阴气盛阳气衰，两脉浮沉不一，或左右往来不定，有沉涩弱弦微五种阴脉形状而举按无力者，用黄芪汤（人参、黄芪、白茯苓、白术、白芍、甘草）。治疗伤寒阴证，又注意内伤生冷而损及脾胃，以人参、白术、黄芪等为主，扶正达邪。除此而外，他对阴证的辨析，具有丰富的经验，如对阴盛格阳、阴证发渴、呃逆、发热、大便秘、小便不通、小便赤及脉象等一一详辨，对自汗、谵妄、下血、四肢振摇等亦一一从阴阳加以分辨，在阴证诊断方面阐述颇详。

王好古论阴证，虽然从《伤寒论》三阴证入手，但其发展已不局限于此。使内伤外感阴寒病证的讨论走向深入，提出了阴证学说的系统认识，其虽师承张元素、李东垣之学，然又为之一变，为后世虚损病证的辨证治疗别开了法门。
王好古（约1200—1264年），字进之，号海藏。金元间赵州（今河北赵县）人。性识明敏，博通经史。举进士不第，遂遣心于医学。曾任赵州医学教授，兼提举内医学。初从易水名医张元素游，元素殁，以年幼于师兄李杲二十岁，复师事李杲，尽传其学。王好古博览医籍，其学术思想受张元素、李杲影响，并多所发挥。其治伤寒证重视内伤“阴症”，认为“伤寒，人之大疾也，其候最急，而阴证毒为尤惨，阳则易辨而易治，阴则难辨而难治。”于阴证鉴别颇精审，为后世医家所重。王氏著述甚富，计有《阴症略例》、《汤液本草》、《本草实录》、《医垒元戎》、《此事难知》、《仲景详辨》、《活人节要歌括》、《斑论萃英》、《痘疹论》、《伤寒辨惑论》、《光明论》、《标本论》、《伊尹汤液仲景广为大法》、《钱氏补遗》、《十二经要图解》等。

金朝医家、“脾胃学说”创始人李杲简介，有《脾胃论》等作

人物简介 李杲，字明之，生于金世宗大定二十年(公元1180年)，卒于元宪宗元年(公元1251年)。他家世代居住在真定(今河北省正定)，因真定汉初称为东垣国，所以李杲晚年自号东垣老人，学医于张元素，尽得其传而又独有发挥，通过长期的临床实践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观点，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脾胃内伤学说。是我国医学史上著名的金元四大家之一。是中医“脾胃学说”的创始人。他十分强调脾胃在人身的重要作用，因为在五行当中，脾胃属于中央土，因此他的学说也被称作“补土派”。

主要经历 李杲自幼天赋聪颖，沉稳安静，喜爱读书。他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父辈们也都是崇文好读之人，与当时的名流雅士有密切的交往。他家是当地的豪门望族，富有钱财，李杲虽生在富贵人家但生活严谨，行为敦厚，令人敬重。李杲二十岁时，母亲王氏患病卧床不起，后因众医杂治而死，李杲痛悔自己不懂医而痛失生母，于是立志学医。当时易水的张元素是燕赵一带的名医，李杲求医心切，不惜离乡四百余里，捐千金拜其为师。凭着他扎实深厚的文学功底，经过数年的刻苦学习，李杲“尽得其学，益加阐发”，名声超出老师，成为一代医家大宗。病人来看病，他总是先诊脉，辨明脉象，而后进行诊断，告诉病人他们患得是什么症，然后从医经里引出经文，加以分析对照，证明自己的诊断与医经的论述完全一致，直到把病人说得心服口服了，才拿起笔处方。经过多年临证，李杲的医技日益精湛，各科疾病均能诊治，当时的人都把他当作神医来看待。

著作 李杲虽非易水学派之起始人，然因在老师张元素的影响下，颇多创见，著述甚丰，故在易水学派中，影响较大。其著述有：《内外伤辨惑论》、《脾胃论》、《兰室秘藏》、《医学发明》、《东垣试效方》《活法机要》等。另有《伤寒会要》、《保婴集》、《伤寒治法举要》、《东垣心要》、《万愈方》、《医学辨论》、《用药珍珠囊》、《五经活法机要》、《疮疡论》、《医方便儒》、《药性赋》等，有些已亡，有的系依托之作，故真伪尚待考。

李杲医书，唯《内外伤辨惑论》，为其生前手定。余皆由门人校定。或据其有关资料所整理。

学术内容 李氏认为脾胃为元气之本，是人身生命活动的动力来源，突出强调了脾胃在人体生命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他说：“夫元气、谷气、荣气、清气、卫气、生发诸阳上升之气，此数者，皆饮食入胃上行，胃气之异名，其实—也。”意思是说，元气虽然来源于先天，但又依赖于后天水谷之气的不断补充，才能保持元气的不断充盛，生命不竭。从而进一步深入认识到脾胃之气与元气的关系，认为胃气是元气之异名，其实一也。人身之气的来源不外两端，或来源于先天父母，或来源于后天水谷。而人生之后，气的先天来源已经终止，其唯一来源则在于后天脾胃。可见，脾胃之气充盛，化生有源，则元气随之得到补充亦充盛；若脾胃气衰，则元气得不到充养而随之衰退。基于以上观点，李杲诊断内伤虚损病证，多从脾胃入手，强调以调治脾土为中心。

李氏认为脾胃为人体气机升降的枢纽。精气的输布依赖于脾气之升，湿浊的排出依赖于胃气之降。这样，李氏对脾胃升降作用的认识，从单纯对消化的作用扩展为对精气代谢的作用。人身精气的转输升降，依赖于脾胃的升降来完成。脾胃的升降作用对人体的作用十分重要。因此，如果脾胃的升降失常，将会出现多种病证，“或下泄而久不能生，是有秋冬而没春夏，乃生长之用陷于殒杀之气，而百病皆起，或久升而不降，亦病焉。”这里，李氏将内伤病归纳为两种病变，一种是升发不及而沉降太过；另一种是久升而不降，而其根本原因均在于脾胃的升降失常。这样，脾胃升降失常则成为内伤病的主要病机之一。对待升降问题，李杲又十分重视生长与升发的一面。因为人的健康，生机的活跃，生命的健壮，主要是正气充足的原因。保护正气，必须重视脾胃之气的升发作用。李氏认为，只要元气充足，则百病不生，而元气虚损，多因脾胃之气不升而致。

临床应用 李东垣脾胃论的核心是：“脾胃内伤，百病由生。”这与《内经》中讲到的“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的论点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十分强调胃气的作用。同时，他还将内科疾病系统地分为外感和内伤两大类，这对临床上的诊断和治疗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对于内伤疾病，他认为以脾胃内伤最为常见，其原因有三：一为饮食不节；二为劳逸过度；三为精神 *** 。另外，脾胃属土居中，与其他四脏关系密切，不论哪脏受邪或劳损内伤，都会伤及脾胃。同时，各脏器的疾病也都可以通过脾胃来调和濡养、协调解决。但他绝对不主张使用温热峻补的药物，而是提倡按四时的规律，对实性的病邪采取汗、吐、下的不同治法。他还十分强调运用辨证论治的原则，强调虚者补之，实者泻之，不可犯虚虚实实的错误，这样就使得他的理论更加完善，并与张子和攻中求补，攻中兼补的方法不谋而合了。

李氏重视脾胃，探讨脾胃内伤病的病因病机，强调了脾胃气虚，元气不足，阴火内盛，升降失常是产生多种内伤病症的病机。因此，在治疗时，李氏将补脾胃，升清阳，泻阴火，调整升降失常作为其治疗大法。补中益气汤是他创立的名方之一，也是其遣药制方的代表。全方由人参、黄芪、白术、陈皮、升麻、柴胡、当归、炙甘草组成。在用药上有三个特点，其一，人参、黄芪、白术等补脾胃之气，以助肺气固皮毛；其二，用升麻、柴胡，引清气上升，助长脾气升发之力；其三，用炙甘草既可补中又可泻火热，以防止阴火炽盛耗伤正气。其中益气升阳为主，泻火为辅，适用于以气虚清阳不升为主者。若阴火炽盛之象较为明显，李杲又补充说：“少加黄柏以救肾水，能泻阴中之伏火。如烦犹不止，少加生地黄补肾水，水旺而心火自降。”

对于苦寒泻火，或解表散火诸法，李杲有时也不放弃，甚至单独应用。但其应用是十分慎重的，认为不可久用，因为寒凉大过，可以耗损阳气。而苦寒太过，更易于伤胃，可导致脾胃更虚。而且非阴火炽盛时，不可选用。其选用泻火之法的目的，是用泻火之品将炽盛的阴火清降，以防止过炽的火热损伤元气，具有保护照顾元气的作用。选用泻火之品使浊阴下降，又有利于脾胃之气的升发。当然，选用时—般应适当加入益气和中之品，使人身正气有所补充。李杲在治疗时围绕益气升阳泻火三个方面遣药制方，但具体选用时又根据不同临床表现有所侧重，其目的却是为了保护和恢复元气，使之充盛，体现了其脾胃为元气之本，元气为健康之本的指导思想。

人物评价 李杲对脾胃的生理、病理、诊断、治疗诸方面，形成了个人独成一家的系统理论，故而后世称其为“补土派”。由于其学说来源于实践，具有重要的临床念义，故后世宗其说者大有人在。传其学者，不仅有其门人王好古与罗天益，明代以后私淑者更多，如薛立斋、张景岳、李中梓、叶天士等人，都宗其说，而又各有发展。这充分体现了李杲的学术思想在历史上的地位。

后世影响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医家之门户分于金元”。河间学派和易水学派为中国医学史上承前启后影响最大的两大学派，李杲为易水学派的中流砥柱，他学医于张元素但对后世的影响可谓在元素之上。朱丹溪虽为河间学派的三传弟子，但其学说在某些方面也受李杲学说某些启示。明代以后，薛立斋、张景岳、李中梓、叶天士等医家都曾对李杲的学说敬仰、研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自成一家。此外，龚廷贤、龚居中、张志聪等均受李杲学说很大影响。尽管李氏学说的继承者们己经明确，医学史上仍不失为划时代的一个里程碑，作为一名伟大的医学家，他将永远名垂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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