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伤寒派力斥三焦学说的恽铁樵

恽铁樵(1875-1935)，名树珏，江苏武进人。早年曾在商务印书馆主编《小说月报》，以译笔而声于文坛。同时，他又精研医经，数问业于上海伤寒名家汪莲石。中年改操医业，行道二十年，其挽救危逆甚众，以胆识兼优为同道称评。

恽氏以时医多崇尚叶天士《温热论》、吴鞠通《温病条辨》，与《伤寒论》分庭抗礼，另辟门经，遂注意研究三焦学说．研究《温病条辨》、《临证指南医案》、《温热经纬》等书中的用药规律，并留心观察崇叶、吴之学的医生的治病效果，发现温病学说中“有未发明之学理，有江湖术之黑幕”，遂著《温病明理》辟叶吴诸家学说之非，追寻仲景学说之古义。他认为，《温病条辨》之三焦，非《内经》之三焦，而温病从口鼻而入，始于手太阴之说亦不能成立。他说：《内经》言凡热病伤寒之类，凡邪风之害人，皆始于皮毛，今言从口鼻入，由里出外，是必温病在《内经》‘凡热病’，三字范围之外而后可”。又谓：“既言从口鼻入，鼻通于肺，故在手太阴，然则口通千脾，不在足太阴乎?”认为叶、吴于《伤寒论》六经之外别创一三焦之说，是“既未懂得六经，尤未懂得三焦”，基本上否定了温热派的学说。

历史上的伤寒与温病之争，颇为激烈，恽氏认为关键在于病名混淆，概念不消，故首先为之正名。他认为：“温病本是伤寒，因时令之异，六气之殊，病形之变而别名为风温、暑温、湿温。温病之来路，因伤于寒，与伤寒同一方式，故假定为伤寒系之温病，即仲景所言之温病也。其夏秋间习见之热病，不因伤于寒，因于湿者，曰湿温，因于暑者，曰暑温，与前条之湿温．暑温，病理病形绝不相同，故另名为非伤寒系之温病，相当于仲景所言之湿、暍，亦《难经》所言之“四日热病五日湿温之名”。这个湿与暍，恽氏解释道：两病多发在夏秋之交、溽暑之时。暑病汗多，舌绛边润，脉数；湿病舌白润，口渴脉软汗多。无论湿、暍必胸闷。两病还多发于都会人烟稠密之处。基于以上认识，恽氏认为举世聚讼，缴绕不巳的温病不过湿、暍而巳，而吴鞠通等必著为专书，妄引经文，不肯直载爽快说出，致后人不得要领。

关于治疗，恽氏认为凡伤寒系的疾病，皆以《伤寒论》为准则，“伤寒以《伤寒论》为准，温病亦当以《伤寒论》为准。凡《伤寒论》中祖方，用辛凉不参以溫药者、皆是治温病之方”，他遵陆九芝之说，视葛根芩连汤为治伤寒系温病的主方。如溫病初起发热，唇红，舌燥渴，不恶寒，烦躁，无汗而喘者，用麻杏石甘汤；不烦躁，指尖微凉，舌质红、边尖光，下利者，用葛根芩连加麻黄汤；如初起发热形寒喉痛，扁桃腺有白点，而有汗者，可用葛根芩连加石膏合普济消毒饮；若发热有汗，初起微形寒，须臾即罢，骨楚头痛，或咳或否，或自利者，用葛根芩连汤。

关于湿温（湿）、暑温（暍）的治法，恽氏认为比较简单，远不如伤寒复杂，但要辨准，否则误治而成坏病，通常号称难治的湿温，实皆坏病。如发热形寒，脉缓，热不甚高，肌肤津润，舌苔纯白，舌面润，味蕾粒粒耸起，口味淡，欲渴而引饮。躁烦畏光，是真湿温，用茅术白虎汤主之；形寒甚，汗出津润者加桂枝，筋骨疼痛者加防己、秦艽；呕吐或胸闷，加川连、半夏。若此法不误，可以弭患无形，随手而愈。暑温病势急暴，多见壮热无汗，唇舌红绛，银翘散、香薷饮皆效，又以香薷、银花为要。若立秋后天气初凉，感冒发热骨楚头痛，热有起伏，往往如症，一日二三度发，舌红者为伏暑，当以青蒿白薇汤主之。

?浅析《伤寒论》三阴三阳实质

《伤寒论》三阴三阳俗称六经，自其成书以来，有关六经实质的探讨一直是中医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也是研究难点，正如恽铁樵《药庵医学丛书·伤寒论研究》云：「伤寒论第一重要之处为六经，而第一难解之处亦为六经。凡谈伤寒者无不于此致力。凡注伤寒者亦无不于此致力……此处不解，全书皆模糊影响，有何医学可言。」可见深入挖掘《伤寒论》三阴三阳实质内涵对于进一步研究仲景学术有重要意义。
历代医家看法不一
有关三阴三阳实质的认识，历代医家看法不一，仁智各现，大致有经络说、脏腑经络说、气化说、六区地面说、六经形层说、八纲说、正邪相争说、证候群说、病理层次说、阴阳消长说、时空说，其中以脏腑经络学说影响较大，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伤寒学》持此种观点。
《伤寒论》一书本无六经一词，自宋·朱肱首次将《伤寒论》三阴三阳称为「六经」以来，将三阴三阳混同于经络者，不乏人在，如清·汪琥《伤寒论辨证广注》云：「仲景书止分六经，不言手足，其实则合手经两皆病。」汪氏所述有失仲景原意，如《伤寒论》第180条云：「阳明之为病，胃家实是也。」明显指的是胃肠病变，而不是足阳明胃经、手阳明大肠经经脉病变。也有学者指出六经反映了手足经脉与相应脏腑的病变，是脏腑经络的概括，这种看法也有待商榷，太阴病篇共8个条文，其并无涉及手太阴肺经及肺脏病变，如《伤寒论》第273条云：「太阴之为病，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时腹自痛，若下之，必胸下结鞭。」为太阴病篇纲领性条文，主要讲的是脾胃大小肠的病变。
《伤寒论》第7条云：「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指出伤寒病发于正气强盛体质，邪正交争有力，则表现为发热恶寒；病发于正气虚弱体质，正气无力与邪抗争，则表现为无热恶寒。第131条云：「病发于阳，而反下之，热入因作结胸；病发于阴，而反下之，因作痞也。」指病发于阳热体质，误用下法，伤寒之邪易化热入里，与体内水饮互结可成结胸病；病发于虚寒体质，误用下法，更伤中阳，外邪入里，中焦气机痞塞可成痞满。可见《伤寒论》中「阴阳」有体质的概念。《医宗金鉴·伤寒心法要诀》云：「六经为病尽伤寒，气同病异岂期然，推其形脏原非一，因从类化故多端。」指六经为病，尽为伤寒变化，但因为人群体质各异，故感受邪气虽一，病情发展、转归也相差甚大。
「三阴三阳系统论」与「三阴三阳体质学说」
笔者导师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赵进喜教授潜心研究《伤寒论》多年，结合临床实际提出「三阴三阳系统论」和「三阴三阳体质学说」。
三阴三阳系统论 「三阴三阳系统论」指人体存在六大系统，即太阳系统、阳明系统、少阳系统、太阴系统、少阴系统、厥阴系统，是有别于五脏系统另外一种人体生理功能分类方法。太阳系统是人体肌表抵御外邪及调和营卫功能的概括，与肺、督脉、足太阳膀胱经脉相关。阳明系统是人体胃肠通降、传导化物功能的概括，与脾、胃和大、小肠相关。少阳系统是人体调节情志，生发阳气、疏利气机功能的概括，与肝、胆、三焦相关。太阴是人体脾胃运化、化生输布水谷精微功能的概括，与脾、胃和大肠、小肠相关。少阴系统是人体内部阴阳固秘、水火交济功能的概括，与心、肾相关。厥阴系统是人体控制情绪、潜藏阳气、平调气机功能的概括，与肝、脾、胃、心、肾相关。
三阴三阳体质学说 人体在生理情况下，三阴三阳六系统的功能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三阴三阳体质类型是因人体三阴三阳六系统生理功能不平衡所形成的，而相对不平衡的这一系统往往代表了该个体的体质类型，即人群体质可分为太阳体质、阳明体质、少阳体质、太阴体质、少阴体质、厥阴体质六个类型。赵进喜教授基于《道德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哲学思想，将每种体质根据机体正气强弱和阴阳偏差再分三个亚型，总共十八种类型，使体质分类更加具体，提高了普适性。太阳体质可分为卫阳充实、卫阳虚弱、卫阳亢盛之人，卫阳充实之人多体质壮实，腠理致密，机体抗邪能力较强，发病多表现为麻黄汤证；卫阳虚弱之人多体质虚弱，腠理疏松，平素易感，发病多表现为桂枝汤证；卫阳亢盛之人多体质较强，阳气过盛，发病多表现为银翘散证。阳明体质可分胃阳亢盛、胃热阴虚、胃寒气实之人，胃阳亢盛之人多形体肥胖，食欲好，精力充沛，容易大便干，发病多表现为承气汤类证；胃热阴虚之人多形体消瘦，食欲可，容易便秘，发病多表现为麻子仁丸证；胃寒气实之人多怕冷，大便易干或不畅，发病多表现为大黄附子汤证。少阳体质可分少阳气虚、少阳气郁、少阳郁热之人，少阳气虚之人多见体弱女子，形体消瘦，易悲观，发病多表现为逍遥散证；少阳气郁之人多见性格内向，体格一般，发病多表现为小柴胡汤证；少阳郁热之人多体质较强，爱生闷气，有时急躁，大便易干，发病多表现为丹栀逍遥散证。太阴体质可分为脾胃气虚、脾胃阳虚、脾虚湿盛之人，脾胃气虚体质之人多表现为纳少，容易乏力，大便溏，发病多表现为参苓白术散证；脾胃阳虚之人多表现为畏寒，喜热食，发病多表现为理中汤证；脾虚湿盛之人多表现为形体肥胖，虽纳少但体重不减，发病多表现为平胃散证。少阴体质可分为少阴阳虚、少阴阴虚、阴阳俱虚之人，少阴阳虚之人平素多畏寒，口不渴，大便稀，发病易表现为四逆汤证；少阴阴虚之人多形体消瘦，爱思考，容易腰酸，大便干，发病多表现为黄连阿胶汤证；阴阳俱虚之人多禀赋不足，不耐寒热，体质较差，多表现为龟鹿二仙胶证。厥阴体质可分为厥阴肝旺、肝旺阴虚、肝旺阳虚之人，厥阴肝旺之人多体格壮实，急躁易怒，发病易表现为天麻钩籐饮证；肝旺阴虚之人多形体消瘦，容易急躁，口乾，发病易表现为滋水清肝饮证；肝旺阳虚之人多平素畏寒，爱发脾气，发病易表现为柴胡桂枝干姜汤证。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伤寒论》三阴三阳的实质有「三阴三阳系统」「三阴三阳体质」之意，三阴三阳辨证实际上为在辨三阴三阳体质及三阴三阳系统病变的基础上再进行辨方证，如此对于《伤寒论》中许多争议较大的条文，迎刃而解。如第276条云：「太阴病，脉浮者，可发汗，宜桂枝汤。」指太阴体质之人患桂枝汤证，可用汗法治疗。再如吴茱萸汤证缘何在阳明病篇、少阴病篇、厥阴病篇均可见到？阳明体质之人发病容易阳明系统病变，但实际上少阴体质之人、厥阴体质之人发病也可以表现为阳明系统病变，故均可表现为吴茱萸汤证。再如318条四逆散为何可以治疗少阴病？实际上少阴阳虚体质之人，一样可以出现情绪异常，气血瘀滞，故用四逆散疏肝清热，行气活血，但因为是少阴阳虚体质，故加减所用干姜、桂枝、附子、薤白均为温热之品，顾护正气。

如何学习伤寒论

(一)选本一般读《伤寒论》的，往往都是读注本的多，很少有从《伤寒论》白文本着手。其实这是研究伤寒论的关键问题，不应该忽略。因为白文本是仲景《伤寒论》的基本面貌各家注本于《伤寒论》的本来面目，或多或少都有所改变了。当然，所谓白文本，亦只是指北宋林亿等的校刊本而言，除了林校本而外，我们不可能再看到更接近仲景原论的白文本宁。北宋刊本，亦为稀世之珍，国内还没有访到是否有这个本子的存在。其次是明代赵开美的翻刻宋本，据《经籍访古志补遗》说：“此本为仲景全书中所收，曰翻刻宋板，其字面端正，颇存宋板体貌，盖伤寒论莫善于此本”。可惜这个刻本，亦流传甚少，不易购得。无已，下列几个本子，还不失为《伤寒论》白文本的善本。第一是民国元年武昌医馆刊本，其次是民国十二年恽铁樵托商务印书馆的影印本，又其次是民国二十年上海中华书局的影印本。这三个本子都是据赵氏翻刻本而校刊或影印的，在古旧书店时或可以买到。1955年重庆人民出版社发行的《新辑宋本伤寒论》，也是据赵刻本排印的，1959年又增附索引发行，仍不失为较好的白文本，只是删节去原本的辨脉法、平脉法、伤寒例、辨痉湿暍病脉证，辨不可发汗病脉证并治、辨可发汗病脉证并治、辨发汗后病脉证并治、辨不可吐、辨可吐、辨不可下病脉证并治、辨可下病脉证并治、辨发汗吐下后病脉证并治等十二篇，以及三阴三阳各篇篇首所列诸法条文，可以称做《伤寒论》的白文节本。
(二)选注注《伤寒论》的，从宋至今，不下四百余家，要想尽读这些注本，既不可能，亦没有这个必要。但是较好的注本，不仅可以帮助对《伤寒论》的理解，还足以启发我们的思路。因此，在阅读了白文之后，选几家较好的注本来看，这是非常必要的。兹选列数家如下，以供参考。
1．《注解伤寒论》宋·聊摄成无己注
书凡十卷，这是通注《伤寒论》的第一部书。汪琥说：“成无己注解伤寒论，犹三太仆之注《内经》，所难者惟创始耳”。的确，没有蓝本可凭，而要注释这样一部经典著作，是不太容易的事。成氏注的唯一特点，基本是以《内经》为主要依据。仲景在自序里曾说：“撰用素问·九卷”。而一般人也说仲景《伤寒论》是在《内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读了成氏注，更可以说明这一点。如《伤寒论》说：“凡用栀子汤，病人旧微溏者，不可与服之”。成注以《素问》标本病传论作解云：“病人旧微溏者，里虚而寒在下也，虽烦，则非蕴热，故不可与栀子汤”。《内经》曰：“先泄而后生他病者，治其本，必且调之，乃治其他病”。这条确是治病的标本先后问题，旧微溏里虚证是本病，栀子豉汤证是标病、新病。里虚者，只能先温其里，这既是《内经》治病求本的精神，亦是仲景最为丰富的经验。又如《伤寒论》说：“脉浮紧者，法当身疼痛
，宜以汗解之，假令尺中迟者，不可发汗，何以知之然?以荣气不足，血少故也”。成注云：“《针经》曰，夺血者无汗，尺脉迟者，为荣血不足，故不可发汗”。凡此都可以说明仲景运用《内经》理论于临床，是非常纯熟的。尽管在《伤寒论》的文字中，很难看到仲景引用《内经》的成语，一经成氏注释，则知仲景立法，往往以《内经》为依据。足见仲景所说撰用《素问》、《九卷》，完全是有来历的。因此可以说，如果善读成氏注，实足以启发我们更好的运用《内经》理论于临床。成氏于晚年还著有《伤寒明理论》四卷，反复分析发热、恶寒等五十个症状的性质，亦大足以启迪我们临床辨证的思考方法，值得一读。
2．《尚论篇》清·西昌喻嘉言著
书凡四卷，本名“尚论张仲景伤寒论重编三百九十七法”。喻氏书是以明代方有执的《伤寒论条辨》为依据而著的，其立论要点有三：首先驳正王叔和叙例，认为多属不经之语；其次是从仲景三百九十七法中循其大纲细目，分别厘订；再次是指出《伤寒论》以冬月伤寒为大纲。六经中又以太阳一经为大纲，太阳经中又以风伤卫、寒伤荣、风寒两伤荣卫为大纲。因而他把《伤寒论》原文重新作了如下的调整：凡风伤卫证列于太阳上篇，寒伤荣证列于太阳中篇，风寒两伤荣卫证列于太阳下篇。太阳阳明证列于阳明上篇，正阳明证列于阳明中篇，少阳阳明证列于阳明下篇。合病、并病、坏病，悉附入阳篇。据腹之或满或痛而当下当温者列于太阴篇。凡本经宜温之证列于少阴前篇，凡少阴经传经热邪正治之法列于少阴后篇。凡肝肾厥热进退诸法列于厥阴篇，并以过经不解、差后劳复、阴阳易诸病悉附入之。总之，喻氏是持错简方法治《伤寒论》的中心人物，前继方有执，后启张璐、黄元御、吴仪洛、周禹载、程郊倩、章虚谷诸家。把《尚论篇》阅读了，诸家之说，便可一以贯之。
3．《伤寒论集注》清·钱塘张志聪著
书凡六卷，是他晚年的定本，未曾完稿，便即死去，后来是由高士宗给他完成的。张志聪认为王叔和叙例自称热病，证候既非，条例又非，大纲与本论且相矛盾，便削去了叔和叙例。他又以成无己阐发风伤卫、寒伤荣之说，而以脉缓、脉紧、恶风、恶寒、有汗、无汗等，分列桂枝、麻黄两大证，与风寒两感、荣卫俱伤的大青龙证鼎足而三诸说，为始差毫厘，终失千里，反足以蒙蔽仲景之学，不足为训。他尤其认为六经编次，自有条理贯通，不容妄为诠次。这一点是和喻嘉言一派持错简论的完全相反，他把六经诸篇三百九十八条，按照原本次序分做一百章，自为起迄，各具精义，决不能把《伤寒论》当做断简残篇，遽然予以条例节割，应该是拈其总纲，明其大旨，从汇节分章，使其理明义尽而后已。至其治《伤寒论》主要思想，期在阐明人体“经气”的变化。他认为，三阴三阳、六经六气，在天地之间有，在人身之中亦有。无病则六气运行，上合于天，外感风寒，便以邪伤正，始则气与气相感，继则从气而入经。懂得“经气”的道理，从而读《伤寒论》，便能因证而识正气之出入，因治而知经脉之循行。他的这个主张，又经张锡驹的继续发挥，陈修园的不断宣扬，于是他便成为维护伤寒旧论一派的中坚人物，并且对后学的影响很大。
4．《伤寒来苏集》清·慈溪柯韵伯著
书凡八卷，包括《伤寒论注》四卷、《伤寒论翼》二卷、《伤寒论附翼》二卷。他认为《伤寒论》经王叔和编次后，仲景原篇，不可复见，章次虽或混淆，距离仲景面貌，还不甚远。而方有执、喻嘉言等重为更订，只是于仲景愈离愈远。惟《伤寒论》里既有太阳证、桂枝证、柴胡证等说法，必然它是以辨证为主的，要想把《伤寒论》的理论更好地运用于临床，最实际的就是其中辨证的方法。因此，他主张不必孜孜于传仲景旧论的编次，更重要的是传仲景辨证的心法。例如太阳篇，他分列了桂枝汤、麻黄汤、葛根汤、大青龙汤、五苓散、十枣汤、陷胸汤、泻心汤、抵当汤、火逆、痉湿暑等十一证类，桂枝汤里汇列有关的凭脉辨证十六条，桂枝坏证十八条，桂枝疑似证一条，有关桂枝证的十八方，如桂枝二麻黄一、桂枝加附子等汤统列于此。麻黄汤证里汇列有关麻黄汤脉证的十四条，麻黄汤柴胡汤相关脉证一条，汗后虚证八条，麻黄汤变证四条，有关麻黄汤证五方，如麻黄汤、麻杏甘石汤等统列于此。其他诸证，亦无不按此类分条列。这就是柯氏以证为主，汇集六经诸论，各以类从的方法。他这样分篇汇论，挈纲详目，证因类聚，方即附之，对于临证来说，是比较适用的。同时他在《伤寒论翼》里将全篇大法，六经病解、六经正义、以及合病并病、风寒、温暑、痉湿等问题，都作了系统的分析，足以启发学思不少。童炳麟氏谓柯韵伯能识《伤寒论》大体，就是指这几篇议论而说的。后来徐大椿著《伤寒论类方》，也是以方类证。不过他和柯韵伯的不同点是：韵伯分经类证，以方名证，徐大椿则以方分证，方不分经。这两种方法，在临证时都有现实意义。
5．《伤寒贯珠集》清.长洲尤在泾著
书凡八卷。全书各篇分立正治法、权变法、斡旋法、救逆法、类病法、明辨法、杂治法等，为其组编的骨干。如太阳篇分做太阳正治法、太阳权变法、太阳斡旋法、太阳救逆法、太阳类病法五章。其他阳明、少阳、三阴诸篇亦无不如此辨治立法分条。如治伤寒者，审其脉之或缓或紧，辨其证之有汗无汗，从而用桂枝麻黄等法汗以解之，这是正治法。顾人体有虚实之殊，脏腑有阴阳之异，是虽同为伤寒之候，不得迳用麻桂法，必须考虑到小建中、炙甘草、大小青龙等汤，这是权变法。治疗中常常发生过与不及的流弊，或汗出不澈，或汗多亡阳，因而又有更发汗以及温经等法，这是斡旋法。不幸而误治、或当汗而反下，或既下而复汗，致成结胸、协热下利等证，于是乎有大小陷胸、诸泻心汤等方法，是为救逆法。太阳受邪，绝非一种，如风湿、温病，风温、中暍等，形与伤寒相似，治则不能雷同，而有麻黄、白术、瓜蒂、人参、白虎等方治，这是类病法。说明尤氏是通过临床实践，从伤寒条文中体会出仲景的种种立法的，使人便于掌握，实有惠于后学不少。
（三)阅读方法
《伤寒论》是理论密切联系实践，将辨证施治的方法，贯穿在理法方药之中的最有系统、最有条理的书，因而它是学习祖国医学的必读书籍。我这里所谓读，必须是读得烂熟。最低限度要能背诵六经条文，在读的时候，最好用白文本，不要用注本。
例如谈到桂枝汤证，便能把前后有关桂枝汤证的条文都能列举出来，谈到麻黄汤证，便把有关麻黄汤证的条文都能列举出来，这才基本叫做熟读了。
熟读以后，才来细细地研读注本。前面所列举的几个注本，是最起码的。如研读成注有心得，能帮助我们把《内经》里许多理论与《伤寒论》联系起来，学习张仲景如何运用《内经》理论于临床。于研读成注之后，再研读张注。读张注时，他的凡例、本义、最不要疏忽，因为从这里可以了解他的中心思想。最好是能按照他所分的—百章，扼要地写出提纲来，这样有帮助我们对《伤寒论》的全面分析。读张注后再读喻注，喻注是以三百九十七法和三纲分立说为基础的。姑无论我们同不同意他的分类方法，但三阴三阳、风寒营卫等是研究《伤寒论》的基本问题，我们可以取其经验，更好地来处理这些问题。读喻注后再读柯注，读柯注应先读他的论翼部分，因为这部分都是研究《伤寒论》的基本问题，尤其是“全论大法”、“六经正义”、“风寒辨惑”三篇，最关紧要。从这里识得大体以后，再阅读他的“论注”部分，不仅易于深入，对我们辨识伤寒方证的关系，很有好处。读柯注后再读尤注，尤注是研究《伤寒论》的立法为主的，领悟其阐述伤寒确立治法的所以然，足以启迪我们临证立法施治之机。我之所以介绍这几个注家，并不是说他们可以概四百余注家之全，而是从成注以溯仲景的学术思想渊源，从张注以识伤寒论的立论大法，从喻注以辨阴病阳病传变之奥，从柯注以察辨证立方之微，从尤注以判施治立法之所以。这几方面都下了一定的工夫，庶几可以比较全面地了解伤寒论的辨证论治的法则，对于指导临床实践也有一定帮助。当然，各个注家之间，有许多不同看法甚至还有相互排斥、相互非议的地方，可以不必过于追究这些问题，而是取其各家之长，弃其各家之短。取长弃短的唯一标准，亦以能通过临证实践为指归。如成注“衄家不可发汗，汗出必额上陷脉急紧，直视不能眴，不得眠”条说，“衄者，上焦亡血也，若发汗，则上焦津液枯竭，经络干涩，故额上陷脉急紧。诸脉者皆属于目，筋脉紧急，则牵引其目，故直视不能眴，眴，瞬合目也。”而一般注家均解释为“额上陷，脉紧急”。这不仅是临证时所未曾见，而理亦难通，深藏内在的经脉，称为陷脉，内经固有此说也。成注栀子豉汤方说；“酸苦涌泄为阴，苦以涌吐，寒以胜热，栀子豉汤相合，吐剂宜矣”。这里成氏虽依据内经为说，诸家亦不乏同意成氏之说者，但临证时用栀子豉汤，从未发生涌吐。前者成氏之说，和者无多，但理足事明，我们取之，后者成氏之说，虽注家多有和者，但非临证事实，我们弃之，从不阿其所好。

中医学派的形成过程

中医学派是在实践中不断创新而产生的，各学派都有自己的风格和特长，明代王肯堂在《明医杂著》中就曾说：“外感法仲景，内伤法东垣，热病用河间，杂病用丹溪，一以贯之，斯之大全矣。”中医的学派有明显的继承性，大的学派像医经学派、伤寒学派，能够千余年一代一代继承发展下去而不衰，甚至传到国外，例如在日本流传有伤寒学派和丹溪学派医学。一个学派群体的发展创新能力是个人能力的高倍放大，而且通过学派间的学术争论扩大了认识的广度与深度。例如伤寒学派与温病学派间的争论，河间学派与易水学派之间的争鸣，以及丹溪之学与宣和局方之争论等，促使各学派的认识能力进一步放大，各学派不断吸收他派之长，互相渗透交叉，此起彼伏，汇流成干，形成中医学继往开来的一条长河。
医经学派　致力于基础理论方面研究的一派。《汉书·艺文志》叙述医经家时说：“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并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至齐之得，犹慈石取铁，以物相使。”汉代时曾有医经七家，其代表著作有：《黄帝内经》、《黄帝外经》、《扁鹊内经》、《扁鹊外经》、《白氏内经》、《白氏外经》、《白氏旁经》，但仅有《黄帝内经》(简称《内经》)一书承传下来。它从脏腑、经络、病机、诊法、治则、针灸、制方等方面对人体的生理活动、病理变化，以及诊断治则等进行了系统而综合的叙述，《内经》从此成为中医学理论的基础。历代均有研究《内经》、发挥《内经》的医学家及其著作，主要有：梁代全元起著《内经训解》；唐代杨上善著《黄帝内经太素》，王冰著《素问释文》；宋代林亿等著《素问释文新校正》；元代滑寿著《读素问钞》；明代吴昆著《素问吴注》,马莳著《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与《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李中梓著《内经知要》,张景岳著《类经》；清代张志聪著《素问集注》、《灵枢集注》，沈又彭著《医经读》等。
经方学派　重视运用经验方的一派。《汉书·艺文志》说：“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中医学从用单味药物发展为组合成复方治病，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很普遍了，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医书《五十二病方》，即是先秦时代的经方著作。前人在长期医疗实践中，为了不断提高疗效，很重视经验的积累和搜集，如《孔丛子》一书所载：“夫三折股而后为良医，梁丘子遇虺毒而获瘳，虑有与同疾者，必问所以已之方焉，众人为此之故各言其方，欲售之以已人疾也，凡言其方者，称其良也，且以参据所以已方之优劣也。”《汉书·艺文志》载有经方十一家，其中包括《汤液经法》、《泰始黄帝扁鹊俞拊方》、《妇人婴儿方》、《金创?瘛方》等，说明西汉时代，经方已成一大派别。经方学派在六朝和唐代成为主导学派，当时著名医学家都有经验方的著作。例如，六朝有陈延之的《小品方》、阮炳的《阮河南药方》、范东阳的《范汪方》、葛洪的《肘后方》、释僧深的《僧深药方》等。唐代经方家三大著作有甑权的《古今录验方》、孙思邈的《千金要方》、王焘的《外台秘要》等。北宋的三大经方家有陈师文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许叔微的《普济本事方》、严用和的《严氏济生方》等；因经验方的盛行，北宋徽宗也曾主持编纂《圣济总录》二百卷，所集有效方剂约2万首，其搜集之富是空前的。元代有危亦林撰著的《世医得效方》。明代有朱棣撰集的《普济方》。清代著经验方的传人仍不绝如缕。 围绕东汉名医张仲景所著《伤寒论》，探讨张仲景论治伤寒(古代外感发热性疾病的总称)的学说和辨证论治规律，以及研究张仲景本人、《伤寒论》版本流传的一批医学家。
自从汉末张仲景著《伤寒论》以来，历史上对它研究的有四五百家之多。该书最早的编次者是晋代的王叔和，他尤其重视从治法研究《伤寒论》。唐代医学家孙思邈晚年才得见张仲景的著作，他在六经分类条文的基础上，又采取突出主方，以方类证的办法整理《伤寒论》，以利临床验用。同时他认为凡疗伤寒，不出麻黄汤、桂枝汤、大青龙汤这三方三法的范围，希望以简驭繁把握《伤寒论》的精髓。但当时张仲景的医著、医术流传不广。《伤寒论》广泛传播并得到深入研究始于宋代。
北宋校正医书局校正的《伤寒论》为学者提供了定本。整理者之一的林亿，率先提出《伤寒论》113方、397法之说。宋代的朱肱、韩祗和、许叔微、庞安时等，均有著述，各抒心得。例如朱肱《类证活人书》认为，《伤寒论》的六经，就是足三阳、足三阴六条经络，这种以经络论六经的见解最先触及了《伤寒论》六经实质这一重要问题。在这一时期，《伤寒论》研究厥功甚伟的是金代的成无己。成氏《注解伤寒论》，首次博引《内经》诸说，以释仲景辨证施治的道理，开引经析论、以经解经的研究法之先例。
至明末，不仅研究《伤寒论》的学者倍增，而且在伤寒学派中又分成许多流派。明代学者治《伤寒论》强调学仲景非拘执其“方”，而是致力于阐扬他的“法”，也就是辨证施治的原则。为了不走因循旧时随方衍义的旧套路，便于阐发《伤寒论》的精华，明末的方有执推出了“错简”说，认为通行的《伤寒论》年代久远，简编错乱，虽经王叔和编次，仍存在不少人为的错乱，因此他提出了自己的重订编次主张。他在《伤寒论条辨》中，削去《伤寒例》，把卫中风、寒伤营、营卫俱中伤风寒立说，并作为仲景原书要旨，其实与孙思邈的麻、桂、青龙三方三法名异而实同。清初喻嘉言附和“错简”说，将方有执的主张又演为“三纲鼎立”说，即“冬月伤寒”为大纲，伤寒六经中以太阳经为大纲，太阳经中又以“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为大纲。喻氏更重视“法”的整理，在方氏《伤寒论条辨》基础上，订正伤寒397法。此后张璐、吴仪洛、程应旄、章楠、周扬俊等，更从而和之，后世称这一派学者为“错简重订派”。他们对王叔和、成无己持非议态度，引起了另一些医家的反对。例如，明末清初张遂辰及其弟子张志聪、张锡驹与错简派针锋相对，认为王叔和、成无己所做的编次注释工作均有助于仲景的《伤寒论》；该书皆仲景原文，绝非错简，不主张随意取去重编；在阐释仲景方法上张氏及弟子亦多有心得。清末陈修园基本上同意这种观点，故现代多称他们为“维护旧论派”。
在《伤寒论》六经的实质及如何更好地归纳《伤寒论》精义方面也有不少争议。如宋代朱肱曾以六经为经络，清代汪琥在《伤寒论辨证广注》中响应：“伤寒之病，必传经络，仲景分六经，不出‘灵枢’经脉。”因此他对六经证候从经络角度予以增删。属于维护旧论派的张志聪和属于错简派的黄元御，在六经的实质上看法倒是一致的，即以六气来分析六经，以脏腑来联系六气。清代的柯韵伯对朱肱的六经为经络之源也持有异议。他认为六经是“经界之经，而非经络之经”，且反对喻嘉言的三纲鼎立说及397法的划分，主张按方类证，如有关桂枝汤的各条文统归桂枝证。其后徐大椿亦仿而行之，谓仲景著书不过是随证立方，本无一定次序可言，于是他以桂枝汤、麻黄汤等12类汤，来归类《伤寒论》113方，从而形成以方类证派。与以方类证不同的是以法类证，代表人物是清代的钱潢和尤在泾。尤氏《伤寒贯珠集》不像其他伤寒家那样拘泥于条文字句，而是另辟蹊径，以正治、权变、斡旋、救逆、类病、明辨、杂治、刺法这八法来概括三阳篇，谓诸法如珠，贯通全论。此外，沈明宗、包诚等则主张分经类证。伤寒学派中的学术主张争奇斗艳，各派通过争鸣，从不同角度对《伤寒论》的理论构架、六经实质、辨证方法、论治精髓等进行了讨论，从而大大提高了中医临证水平，活跃了医家辨证论治的思路。 因创始人刘完素系河北河间人而命名的学派。刘完素生于宋金对峙时期的北方金国，以阐发火热病机，善治火热病证，著《素问玄机原病式》、《宣明论方》、《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三消论》、《伤寒标本心法类萃》、《保童秘要》等学派开山之作。其学派内又有张从正与朱丹溪等人，不仅继承了河间之学，又有自己的创新而卓越成家，后人甚至将张从正、朱丹溪与刘完素、李东垣并列，称金元四大家或四子学派。
以刘完素为代表的河间学派，是以阐发火热病机为中心内容的一个医学流派。开始于研究外感病之火热病机，继而演变为研究内伤之阴虚火旺病机。它促进了中医学病机学说的发展，亦为后来温热学派奠定了基础。
刘完素的火热学说思想，渊源于《素问·热论》和《素问·至真要大论》病机十九条。火热论的主要论点是“六气皆能化火”说。临床运用则分为表里二证，火热在表，则用辛凉、甘寒之法以汗解；火热在里，则用承气诸方以下解；表里俱热，则用防风通圣散、凉膈散以两解之。自完素以后，讨论火热病的理法方药乃自成体系，成为火热论派。
直接承传完素之学的有穆大黄、马宗素、荆山浮屠，浮屠传之罗知悌，罗知悌传之朱丹溪，丹溪传之赵道震、赵以德、虞诚斋、戴元礼、王履、刘叔渊等人，而以朱丹溪最著。私淑完素之学的有张从正、葛雍、镏洪等，以张从正的影响最大。张从正虽言“风从火化，湿与燥兼”，临床亦多采用完素所制诸方，但不都强调“兼并同化”。而谓凡非人体所自有以致病者，不论其为火热与否，概属邪气。主张祛邪务尽、攻邪从速，而倡汗吐下三法以攻邪之说。三法亦分表里，在表汗之，在里或吐或下之，特别是用吐法有得心应手之妙。说明从正师河间而又发展了河间之学，便成为攻邪论者的宗师。
朱丹溪为刘完素的再传弟子，受到完素火热论的启示，发挥为“阳有余阴不足”之说，变六淫之火邪，为内伤之火热。所谓“阳有余”，乃指相火之易于妄动而言，相火妄动，则阴精易伤，是为“阴常不足”，于是提出养阴泻火之法。使河间之火热论一变而为滋阴说，这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纵观河间学派，刘完素、张从正、朱丹溪是该派最具代表性的三大家。其火热论、攻邪论、养阴论三家立说同，各有发明，各尽其妙用，皆足资取法。 易水学派肇始于金代，因创始人张元素是河北易县(金之易州)人而称其为易水学派。该派以张元素著《洁古珍珠囊》、《医学启源》、《洁古家珍》，李东垣著《脾胃论》、《兰室秘藏》、《内外伤辨惑论》，罗天益著《卫生宝鉴》等为代表。该派传人及私淑者还有王好古、薛己、李中梓、张璐、赵献可等名家。易水学派与河间学派之间既有学术争鸣又互相尊重，成为中国医学史上的美谈。
以张元素为代表的易水学派，以研究脏腑病机及其辨证为中心内容。元素之学，先后传于李东垣与王好古，李东垣之学传于罗天益。私淑李东垣的学者，有薛己、张景岳、李中梓诸家。赵献可又私淑薛己。传献可的学者，有高鼓峰、董废翁、吕晚村诸人。张璐对薛己和张景岳二家之学均有所承受。李中梓之学一传沈朗仲，再传马元仪，三传尤在泾。易水学派的师承关系，大体如此，而以张元素、李东垣、张景岳、薛己、李中梓、赵献可六大家最著名。张元素在《灵枢》、《素问》、《中藏经》的脏腑辨证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临证实践，以脏腑的寒热虚实论点来分析疾病的发生与演变，探讨脏腑的虚实病机，在当时的诸医学家中是最有成就的。在制方遣药方面，又发明性味归经和引经报使之说，实不愧为一代宗师。李东垣创立“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论点，以脾胃为元气之所出，相火为元气之贼，“火与元气不两立，一胜则一负”，因而发明升阳泻火和甘温除热的用药法度，后世称之为补土派的先导者。张景岳理论上属医经学派，临床则信服张元素、李东垣之学，倡“阳非有余，阴常不足”论，制左归丸、右归丸、左归饮、右归饮诸名方，而为阴阳两补之巨匠。薛己为明代一大临床家，学术思想渊源于张元素、李东垣，同时又遥承王冰、钱乙之说，而重视肾中水火，因而临床多脾肾并重；李中梓重视先后二天，既酷似东垣，又酷似景岳。赵献可虽私淑薛己，而对肾命水火说，独具匠心，提出“两肾各一寸五分之间”为命门，并对六味丸、八味丸大加阐发，广泛应用，以肾命概括脾胃，但又与薛己的学术思想略异。王好古师事张元素、李东垣，而于阳虚的三阴证独有发挥。易水学派还特别留心于精气虚损一面，尤以脾肾虚损最为突出。其临证治疗，多偏于温补，故时人称之为温补学派。 研究温病学而演成的学术流派。温病指起病较急，热象较盛，传变较快，容易化燥伤阴的一类外感热病，包括风温、温热、温疫、温毒、春温、暑温、伏暑、湿温、秋燥、温疟、伏气温病等。温病的研究是在“诸医以伤寒法治之不效”的事实，经实践积累、理论升华而发展起来的。其代表人为叶天士及薛雪、吴鞠通、王孟英等，代表作有《温热论》、《湿热条辨》、《温病条辨》、《温热经纬》等。因温病范畴也属于外感热病，但又与伤寒有所区别，故温病学派在崛起时就有着学术上的争论。温病学家主要研究温病特有的传变规律、察舌验齿等诊断手段和辨证方剂等。但温病学说的理论还不仅限于治疗温病，对杂病辨治也有一定指导价值，温病学派把中医学理论推向了一个新的台阶。
金元时期的河间学派在温病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自刘完素倡“热病只能作热治，不能从寒医”之说后，其门人马宗素《伤寒医鉴》、镏洪《伤寒心要》、常德《伤寒正统》都对此大加阐扬，认为治热之法惟表里二途，力主寒凉药物发表攻里的优点，从而形成“寒凉派”。此后，元末明初王履在《伤寒溯洄集》中，亦提到温病“感天地恶毒之气”，“温暑及时行寒疫、温疟、风温、温毒、温疫等，决不要以伤寒六经诸病通治”。此时对外感热病诊治通行的说法是：“外感宗仲景，热病用河间”，表明外感伤寒和温热病的治疗已逐渐分离。事实上河间学派是温病学派的先驱。
明代末年，温热病流行，诸医用伤寒治法不效，这一新问题促进温病学说在理论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吴又可在实践基础上，指出当时流行的是温疫，而非伤寒，按疫施治，大获奇效。于是他撰成《温疫论》，提出温疫是戾气所感。他对戾气所入之门(口鼻)、所受之处(客居膜原)及特殊的传变途径均有论述。主张温疫与伤寒应严格区分，治法当以疏利(疏达膜原)和分消(祛邪逐秽)为要务，还提出温病下不厌早，汗不厌迟，总宜顾存津液为原则。这些主张给后世温病学家以很大的启发。此后清初的戴天章，以吴又可之源为基础，详言温疫病状，以分辨气、色、舌、神、脉等诸方面来区别温疫与伤寒，其治法则有汗、下、清、和、补五法。清代乾隆年间，瘟疫又复流行，当时余师愚认为温疫乃运气之淫热，内入于胃，敷布于十二经所致。因此他创制清瘟败毒饮，重用石膏，泻诸经表里之火，对斑疹的辨析亦有说明。这一时期，研究温病的学者逐渐增多，学者们对温热病的病因、症状已有一定的认识，但在其病机理论上尚未能统一，还缺乏更明晰的研究。
清代中叶以后，医家对温病的认识进一步提高。其中核心人物有叶天士、薛雪、吴鞠通、王孟英等。临床大师叶天士提出，新感温邪，上受犯肺，逆传心包。又提出肺主气属卫，心主血属营。他把温邪进入人体的病理过程分为卫、气、营、血四个阶段。提出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邪在卫，可汗解，在气乃可清气；初入营分，还须清气透营，即入血分，方可凉血散血等一系列辨治温病的见解。他的言论反映在由其弟子整理的《温热论》中。卫气营血的辨证体系从此确立。此外，叶氏在察舌、验齿、辨斑疹白?等方面也有许多卓见。与叶氏同时的薛雪，对温热病之一的湿病，在病因、病机、病证、治法等方面亦有专题系统认识，进一步完善了温病学说。
此后对温病学说发展做出贡献的还有吴鞠通、王孟英等。吴鞠通在深研叶天士医案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心得，写成《温病条辨》，为系统论温热证治之始。他按温热病的传变情况，自上而下地划分为上焦、中焦、下焦三个阶段，建立了三焦辨证纲领。三焦辨证实质上结合脏腑来讨论病位、病势，揭示了温病病程中脏腑病机之间的联系和影响。他将清络、清营、育阴三法作为治病的大法，总结出了桑菊饮、银翘散等一系列与治法相适应的名方，从而确立了温热学派包括病因、病机、诊断、治疗的理论体系。王孟英对温热学派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温热经纬》一书中。此书汇集温病名家学说最多，以《内经》、《伤寒论》为经，叶天士、薛雪诸家论说为纬，广征清代温病学家之论，附以王氏自家评议，淹贯各家之长，不抱门户之见，对温热学说的总结及普及起了较大的作用。温病的研究至此则进入了成熟时期。 清末民初主张将中西医学汇聚沟通的一派医学家。在此主旨下，有试图从理论上汇通者；有在临床上中西药物综合使用者；也有主张借以改进中医或中医科学化者，因他们对中西医为不同理论体系尚缺乏深入了解，致使该派的学说和实践只展现于一时，没能流传下来。但因该派的学者们在一个时期内，致力于兴办学校，创立期刊，意在通过接受新知，取长补短发展中医，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也起到了培养中医人才和传播中医学术的作用。此外，汇通学派还成为其后中西医结合的先声。
中西医汇通思潮是在19世纪中后期西洋医学大量涌入中国而逐渐形成的。西方列强获得自由出入中国各通商口岸的特权后兴办了一些医院、医学校、药厂；传入包括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在内的各种西医书籍，吸收留学生，派遣传教医士来华。两种医学体系的思维方法、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的迥异，必然给传统医学的发展前景带来影响。由于不同的动机、不同的方法，中西医汇通派又有着不同的思潮和方法，在汇通的进程上也有不同的深度和广度。
有一派的思潮认为中医传统的体系是一个完善的系统，是优于西医的体系。但是，他们又不能不承认西医体系中有些值得学习的内容，而学习这些东西，主要是为了保持住中医固有的体系，不至于湮没在西洋医学浪潮的冲击之中。这一派的主要代表是唐容川。他虽然也说过“西医亦有所长，中医岂无所短”的话，希望“不存疆域之见，但求折衷归于一是”，但他认为中医已发展到“气化”的阶段，超越了解剖学的阶段。这种汇通是比较初级的，甚至可以说是貌合神离的。
另一种思潮则认为，中西医这两种体系各有长短，需要互相学习，互相吸收对方的优点，这样才能使中医学继续发展和提高，达到一个新的阶段。也有人认为可以贯通两者之长，形成一个新的体系。这种思潮在中国近代医学发展史上占主导地位，代表人物有朱沛文、恽铁樵、杨则民和张锡纯等人，他们都不同程度地深入学习了西医的知识。
朱沛文主要从生理解剖学的角度出发，认为两个体系各有短长，“各有是非，不能偏主，有宜从华者，有宜从洋者。大约中华儒者精于穷理而拙于格物，西洋智士长于格物而短于穷理”。他反对“空谈名理”，重视“察脏腑官骸体用”，主张把二者结合起来。但他的汇通还没有深入到临床应用阶段。
恽铁樵对西医作了较深入的学习、研究，从理论上阐明了中西医汇通的重要意义。他一方面在著作中与全盘否定、消灭中医的谬论开展论战，维护中医的生存权益；另一方面又主张“欲昌明中医学，自当沟通中西，取长补短”，“吸取西医之长，与之化合，以产生新中医”。认为这种中医是一种“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医学。代表作有《群经见智录》、《生理新语》、《脉学发微》等。
张锡纯不仅从理论上进行中西医学汇通的尝试，更进一步从临床上，尤其是中药与西药的结合方面身体力行，付诸实践，创制出一些中西药结合的治疗方剂。他的代表作是《医学衷中参西录》。杨则民《内经哲学之检讨》则主要从哲学的高度探讨中医理论之提高、中西医辨证和辨病之互通。
汇通派的理论，形成了近代中医发展史上一股强劲的、不容忽视的潮流。近代中医学者大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这股思潮中。

声明： 我们致力于保护作者版权，注重分享，被刊用文章因无法核实真实出处，未能及时与作者取得联系，或有版权异议的，请联系管理员，我们会立即处理，本站部分文字与图片资源来自于网络，转载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立即通知我们(管理员邮箱：daokedao3713@qq.com)，情况属实，我们会第一时间予以删除，并同时向您表示歉意,谢谢!